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双碳”目标，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提出对建筑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在“双碳”目标下，需大力发展以绿色化、智慧化、工业化为代表的新型建造方式，助力建筑业绿色发展。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来约束企业的排污行为。那么，中国建筑业绿色发展成效如何？政府出台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促进了建筑业绿色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及时研判建筑业真实发展情况，深入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助力建筑业绿色转型及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充分考虑了环境成本，符合新时代绿色发展的理念，因此本文将GTFP作为绿色发展的代理变量进行研究。现阶段，关于环境规制与GTFP的关系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环境规制对GTFP有促进作用。龚新蜀和李梦洁[1]通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工业GTFP;Franco&Marin[2]发现能源税可有效提高7个欧洲国家制造业生产力。第二种认为环境规制会对GTFP产生消极影响。Simoes&Marques[3]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葡萄牙城市垃圾公用事业的生产力呈抑制作用。第三种认为环境规制与GTFP呈非线性关系。马国群和谭砚文[4]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出环境规制对农业GTFP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Sanchez-Vargas等[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墨西哥环境法规和制造生产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第四种认为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Lanoie等[6]通过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实施存在时间效应，环境规制对当期生产力的影响为负，但对滞后期产生积极影响；Li&Wu[7]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地方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并指出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由于城市政治属性不同，存在时空差异；除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外，环境规制类型不同，也会对GTFP产生不一样的效应。吴磊等[8]借助面板Tobit模型，分别讨论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对环境规制与GTFP关系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且围绕建筑业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较少，未发现系统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及间接影响机制的研究,且现有研究大多基于静态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忽视了GTFP的动态惯性，可能导致模型结果出现偏差。鉴于此，本文创新之处在于：①研究机制上，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及影响机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补充。②研究对象上，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效应。③研究方法上，借助系统GMM估计分析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既可反映出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延续性，又能避免内生性问题。

1、环境规制影响建筑业绿色发展的机制分析

1.1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机制

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取决于企业在“环保成本”与“优胜劣汰”之间的权衡[9]。

(1）面对环境规制约束时，企业会投入更多的成本，从而制约建筑业绿色发展。

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实施势必会增加建筑企业的负担，为了符合环境规制的要求，企业需引入先进的工艺技术、设备材料及管理经验，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约束可能会促使建筑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或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来弥补增加的环境成本，但这种做法无助于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2）严格的环境规制会直接影响企业进入或退出建筑业的决策，促使建筑业绿色转型。

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实施会淘汰污染严重的企业，筛选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从而提高建筑业绿色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政府会对发展节能环保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使企业获得绿色竞争优势，利于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入，从而让企业更有能力进行绿色生产。

1.2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间接影响机制

环境规制不仅会直接影响建筑业绿色发展,而且还可通过间接渠道对其产生影响。借鉴张峰和宋晓娜[10]、蔡乌赶和周小亮[11]、孙振清等[12]的研究，本文考虑了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及能源结构的间接作用。

1.2.1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创新补偿效应”[13]，也有消极的“遵循成本效应”[14]。其中，“遵循成本效应”认为，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减少企业生产性投资支出，从而抑制产业绿色发展。而“创新补偿效应”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并能补偿规制成本，进而加快绿色发展进程。因此，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取决于两个效应的叠加作用。

1.2.2外商直接投资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倾向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至环境规制较弱的发展中国家[15]。因此，一方面，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抑制部分外商投资的进入，并会增加外资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进而对研发和管理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削弱了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管理知识、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不利于外资溢出效应的发挥；但另一方面，严格的环境规制有助于筛选出清洁环保的企业，避免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进入，有助于建筑业良性发展。因此，环境规制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筛选效应来影响建筑业绿色发展。

1.2.3产业集聚

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一方面，建筑业有动机通过集聚区内的竞争效应、资源共享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来优化生产技术，从而促进建筑业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但另一方面，企业在紧凑的空间布局下，可能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等方式来弥补环境成本。此外，污染密集型企业受环境规制的影响会转移至弱环境规制地区，致使转入地污染严重，转出地集聚规模严重缩小。因此，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改变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来影响建筑业绿色发展。

1.2.4能源结构

消减煤炭消费量、提升清洁能源比重是打造建筑业绿色生产模式的重要途径。环境规制的实施可以鼓励企业降低对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需求，提升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引导企业建立合理的能源消费模式，这对建筑业实现绿色发展尤为重要。因此，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来提高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图1作用机制框架  

2、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2.1测度方法

绿色发展水平常见的衡量方式有以下两类：一类是基于熵权法[16]、熵权TOPSIS模型[17]、层次分析法[18]、因子分析法[19]等进行测算；另一类是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20,21,22]。本文选取SBM—GML模型来测度建筑业GTFP，并以此衡量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Oh[23]提出的GML指数，具有可传递性的优点，同时还能避免线性规划无可行解等问题。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若，则说明GTFP得到了增长；反之，则表示GTFP有所下降。GML指数还可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GEC）和技术进步指数（GTC），其中GEC代表管理方法、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变化，GTC体现了生产工艺、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改进。具体如下：

2.2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模型中选取资本、劳动、机械设备及能源作为投入指标。资本投入以建筑业总资产衡量；劳动投入以建筑业平均从业人员数衡量；机械设备投入以自有施工机械设备年末总功率衡量；能源投入依据表1中的标准煤折算系数将原油、电力、煤油、天然气等10种能源折算成“万吨标准煤”汇总计算。期望产出以竣工面积及建筑业总产值衡量，非期望产出采用CO2排放量衡量，参考金柏辉[24]、冯博和王雪青[25]的研究，将建筑业CO2排放确定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表1折标准煤系数及碳排放系数 

2.3测度结果分析

由图2可知，2004—2019年我国建筑业GTFP大多大于1，其均值为1.03，数值波动较小。说明在研究期间内，我国建筑业绿色发展速度较为缓慢，但呈稳步上升态势。分阶段来看，2005—2006年建筑业GTFP出现下滑，可能是由于我国建筑业过去存在“三高”违法现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时间的调整，环境治理效果存在滞后性，2006—2007年建筑业GTFP出现了回升。2007—2008年建筑业GTFP再次下降，可能是由于灾害频繁、气候异常等外部因素所导致，如重庆的最强暴雨、东北和华北的暴风雪、南方七省的超强台风等。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不断重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环境污染问题，2008年之后建筑业GTFP呈稳定增长趋势，基本保持在1左右，可见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可以对我国建筑业绿色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值得关注的是，2016—2018年建筑业GTFP再次出现下滑，可能是因为2016年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期，建筑业必定会面临产能过剩等问题，短期内会压缩建筑业利润空间，使建筑业绿色发展受阻，但政策的实施可以为建筑业谋取更为长远的发展。

图2 2004—2019年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3、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3.1模型建立

考虑到环境规制与建筑业绿色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本文将环境规制的平方项纳入模型。此外，考虑到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动态惯性，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项，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来探究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

式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Green表示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Er表示环境规制强度，包括命令型、市场型及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X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劳动力素质、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建筑业发展程度这四类指标；ui为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εit为随机扰动项。

同时，为衡量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间接作用，构建如下模型。

式中：Erjit×Techit、Erjit×Fdiit、Erjit×Aggit、Erjit×Esit分别表示表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及能源结构的交互项。

3.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3.2.1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Green），采用SBM—GML指数来测度建筑业GTFP，以此衡量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由于GML指数为环比指数，因此需要对GML指数进行累计转换处理。具体方法如下：令2014年的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为1，则2015年的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为2014年的发展水平乘以2015年的建筑业GML指数，依此类推，即可得到2014—2019年各省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

(2）解释变量。

命令型环境规制（Er1）指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等强制措施，采用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受理数来度量。市场型环境规制（Er2）指利用市场力量影响企业的排污行为，激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实现排污目标，采用各地区排污费征收额来衡量。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Er3）指公众通过多种渠道表达自身对环境问题的建议及诉求，借助公众力量提升环境治理成效，采用人大、政协环境提案数衡量。

(3）其他变量。

技术创新（Tech）用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表示；产业集聚（Agg）采用就业人数的区位熵表示；能源结构（Es）用建筑业电力消费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表示；劳动力素质（Edu）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经济发展水平（Pgdp）以地区人均GDP表示；城镇化水平（Urb）采用城镇人口比重度量；建筑业发展程度（Cd）以建筑业总产值与GDP的比值表示。

3.2.2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建筑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3.3直接效应检验

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模型均通过AR(1)、AR(2)与Sargen检验，表明模型设定相对合理。此外，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均显著为正，表明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具有动态惯性。

表3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估计结果  

命令型规制的一次项系数为0.649，二次项系数为-0.097，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该环境规制与建筑业绿色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经计算拐点为3.35，而目前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平均水平为3.29，表明当前提高该环境规制可进一步提升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原因在于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可以控制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并且促使企业提升工艺、改进技术，从而有助于实现建筑行业绿色发展。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建筑业绿色发展之间同样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经计算拐点为4.41，而目前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平均水平为4.60，表明当前该环境规制抑制了建筑业绿色发展。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当前绿色生产及绿色消费的观念不足，尚未形成良好的绿色建筑市场环境，此外，排污费的征收无疑加重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不利于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公众缺乏环保意识，对诉求途径缺乏了解及公众参与作用具有滞后性等原因造成。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劳动力素质和建筑业发展程度与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与其负相关，城镇化水平与其关系不显著。具体而言，劳动力素质越高，对新技术、新理念的掌握就越快，从而会正向影响建筑业绿色发展。建筑业发达的地区，市场较为规范，能够实现有效竞争，可以促使建筑业生产率的提升，有利于实现建筑业绿色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增加对能源、资源的消耗，会对建筑业绿色发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3.4间接效应检验

进一步采用环境规制与各中介变量的交互项来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间接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间接效应估计结果  

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Er×Fdi）为正，意味着环境规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发挥门槛筛选作用，引入清洁环保的企业，从而加速推进建筑业绿色发展进程。从不同环境规制角度进行分析，除市场型环境规制外，公众参与型和命令型环境规制均通过了检验，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需制定有效的市场激励政策。

环境规制与能源结构的交互项（Er×Es）为正，意味着环境规制通过能源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建筑业提升清洁能源的使用比重，从而提高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从不同环境规制角度进行分析，除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外，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均通过了检验，原因可能在于建筑业能源结构的优化主要出发点是政策的要求和市场的引导，公众的影响较小。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Er×Tech）为负，意味着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没有对建筑业绿色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原因可能在于，环境规制加重了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了对绿色科研的投入。同时，当前尚未形成绿色建筑市场化发展机制，消费者缺乏对绿色建筑的理解，企业所能获得的收益有限，环境规制的约束会更加弱化企业技术创新的意愿。表明我国建筑业主要依赖于传统技术，想要转变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面临许多困难，需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从不同环境规制角度进行分析，公众参与型和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了检验，但市场型环境规制未通过，说明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Er×Agg）为负，意味着环境规制通过产业集聚对建筑业绿色发展起到消极作用。原因可能在于，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产业集聚使企业间产生恶性竞争，无益于建筑业绿色发展。同时，不合理的环境规制会致使转入地污染严重，转出地集聚规模严重缩小，会制约建筑业绿色发展。表明环境规制没有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应根据每个地区建筑业发展程度采取合理的规制措施。从不同环境规制角度进行分析，公众参与型、命令型及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均通过了检验，其中，政府层面的约束作用最为明显，可以更好地起到调节作用。

4、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BM-GML指数测度了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并运用系统GMM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双重效应，得出以下结论：①我国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增长速度具有阶段性特征。②环境规制与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非线性关系。其中，命令型对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影响呈倒“U”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未体现出显著影响。当前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了建筑业绿色发展，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其产生了抑制作用。劳动力素质和建筑业发展程度与建筑业绿色发展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与其负相关，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③环境规制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及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建筑业绿色发展，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间接影响效应也具有差异。

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紧抓时代发展机遇，加快建筑业绿色转型升级。在“双碳”目标之下，建筑业要将低碳节能理念贯穿于规划设计、施工建造、运营全过程，要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发展的老路子，在全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加快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推动建筑业向绿色化、工业化、智慧化的新型建造方式发展，增强政府、企业、居民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协同参与，推动我国早日实现“双碳”目标。

第二，合理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作用。正确把握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拐点，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加强环保执法力度，进一步发挥政府层面规制工具的激励作用。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应当通过完善排污费征收制度及排污权交易市场来进行扭转，正确运用市场力量激励企业调整排污行为，逐步实现绿色转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作用虽不显著，但其作用仍不容忽视，不仅要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还需拓宽公众投诉、揭露环境问题的通道，使得公众力量成为提升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第三，重视间接效应的发挥，打破建筑业绿色发展的提升障碍。首先，应加大建筑业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提升建筑业自主创新能力，为建筑业绿色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源。其次，将环境规制设为外资进入的门槛，既可以保障外资质量，也有利于吸收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绿色技术，有助于建筑业良性发展。再次，促进建筑业形成合适的集聚规模，有效地发挥集聚效应，即以合理的规制强度为基础，从合作共赢、协同发展的角度规划建筑业集聚规模，避免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聚集。最后，需深化能源价格改革，构建高效、清洁的能源消费体系，加强对风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的有效应用及推广，助力构建建筑业绿色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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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白芙蓉,闫俊茹.“双碳”目标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J].生态经济,2023,39(06):7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