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2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单环节、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服务”。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逻辑遵循。2023年5月，第三届中国农业服务者大会揭示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农业生产性服务是推进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迫切需要，是实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有效路径，更是将普通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重要途径”。然而，传统高人力、高成本、低流通的发展模式引致区域失衡现象，阻碍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使得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较为迟缓。因此，以乡村振兴为重要目标实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迫切。那么，当前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如何？如何对其进行精准测度？各区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空间分异特征？厘清这些问题有利于充分明晰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情况，探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对于优化区域产业升级政策、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加，并逐步形成丰硕研究成果，相关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测度分析。潘锦云等(2022)从准备度、使用度、影响度与实现度四大维度着手，构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展评价指标并对26个省份展开测度分析，指出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区域差异[1]。马菲和余国新(2023)以新疆为例，借助锡尔指数测度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发现新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二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效应。张恒与郭翔宇(2021)基于省际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效果，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可显著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乔保荣等(2023)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剖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指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可显著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且该作用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随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进程的持续推进，其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核心举措。为此，部分学者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展开相关论述。芦千文与丁俊波(2021)基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认识误区，提出营造有序市场环境、提升市场主体质量、加快服务业态模式机制创新等推进策略[5]。邓少华(2021)从生产、分配、消费等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表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资产投入是影响山西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6]。

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但有关高质量发展领域的研究仍存在部分优化空间：首先，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分析领域，且多从发展主体、国家战略等维度进行探索，缺乏可量化的分析比较。其次，有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测度多从某一省市、某一地域等细分维度进行阐释，以全国、经济区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最后，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选取过程中，多从服务流程、服务领域、产业结构等维度展开探究，对于产业全面发展维度的分析较为欠缺。而从产业全面发展维度出发，建立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展开测度，已成为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7]。有鉴于此，文章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以新发展理念为研究视角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可在提升发展评价指标全面性基础上，提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水平对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第二，将中国划分为八大经济区，对2006—2022年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空间差异进行测度分析，科学揭示造成区域非均衡分布格局的差异来源与贡献度情况。第三，基于文章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建议，为深入解析区域发展优劣点、完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选取

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厘清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科学、合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根本前提，可提升测度结果的客观性和精准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以现代服务业发展趋势为导向，具有中间投入品服务功能的相关行业。从这一角度出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国家农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既包括以生产者为使用主体的纯粹型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以生产者与消费者为服务主体的混合型生产性服务业[8]。“十四五”规划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核心，提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攀升的战略方针，并表示要“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关键组成部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以现有文献得出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内涵释义为基础[9]，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界定为提升农业产业链服务功能的服务行业，包括农产品批发零售业、农业金融业、农产品流通服务业以及农技服务业。根据这一理论逻辑，在借鉴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基础上[10,11,12]，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2. 数据选取

文章基于数据有效性、可得性、可比性以及代表性原则，选取2006—2022年中国31个省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关样本数据。其中，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难以获取，故上述地区予以剔除。进一步地，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区域划分标准，将31个省份划分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以及东北综合经济区八大经济区。相关统计数据多取自历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城市官方统计年鉴以及各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同时，对于涉及价格因素的指标，以2006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此外，运用分段插值法补全部分缺失数据。

表1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三、研究方法

1. 熵权法

由前文可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存在正负属性和单位量纲差异。为消除相应指标间数量级单位误差、提升数据分析精准程度，文章拟借助归一化公式对涉及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进一步计算各指标权重指数。

首先，创建数据矩阵。依据文章采集到的相关数据，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S=(Xij)mn,i=1,2，…，m;j=1,2，…，n；。其中，Xij表示第j个城市在第i年的原始数据。

其次，标准化处理。以上述原始数据矩阵为基础，结合文章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依托指标正负属性对选取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max Xij代表第j个城市中三级指标xi的最大值；min Xij表示第j个城市中三级指标xi的最小值；Y+ij、Y-ij分别为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无量纲处理后的标准化数据。

最后，计算各指标权重。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可知，学术界有关权重计算方法聚焦于熵权法、AHP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领域[13,14,15,16,17]。其中，与其他权重计算方法相比，熵权法具有结果精准性高、分析客观性强等特点，可显著弥补指标降维失真问题[18]。有鉴于此，文章选定熵权法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进行赋权，计算公式如下：

第一，计算信息熵ej:

其中，,ej表示指标信息熵，可反映出指标重要性程度，该值越大，指标重要性越高。

第二，计算指标权重Wij:

式中，1-ej代表指标xi的差异系数。

第三，计算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Iij:

式(5)中，Wij与Yij均取自前述公式。Iij为第j个城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该值越大，表明第j个城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

2. Dagum基尼系数分析法

由于Dagum基尼系数在分析空间非均衡问题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有效缓解区域间研究数据的交叉重叠现象，故下文采用该方法对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加以分析。总体基尼系数G计算公式为：

其中，Gw表示地区内差距，Gnb指代地区间差距，Gt代表超变密度。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各地区内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平均发展水平进行排序：

第二步，计算区域内差距Gw:

其中，Gjj为第j个地区的区域内基尼系数，计算方式为：

第三步，计算区域间差距Gnb:

式中，Gjh为第j个地区的区域间基尼系数，计算方式为;Gt代表区域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贡献率的影响程度，由Djh=(djh-pjh)/(djh+pjh)计算而得。其中，，代表区域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贡献率差值；，代表超变一阶矩。

第四步，计算超变密度Gt:

四、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1. 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

依据式(5)计算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知悉，截至2022年，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均值由2006年的0.21增长至0.28，整体呈现逐步上涨态势，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低。2008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下跌。原因可能在于，2008年中国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暴露出农业调整主体错位、区域结构失衡等问题，严重制约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而后，中国以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导向，出台一系列发展战略培育新型农业服务型主体，使得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所回升。

表2 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从五大评价维度来看，创新发展指数整体处于较低水平，2010—2014年呈现缓慢降低趋势。但在2015年国家提出的“互联网+农业”行动引导下，以“互联网+农技、互联网+农地、互联网+农产品”为主的新型农业模式逐步成型，促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进一步跃升。协调发展指数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但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样本期内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发展失衡问题逐渐凸显，亟须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以提升协调发展水平。原因可能是，“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起，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纷纷加大发展投入力度。在此背景下，各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囿于地区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政策支持以及市场化条件差异，加之人才、技术等因素影响，产生发展失衡现象，使得均衡发展水平降低。绿色发展指数在2006—2022年整体处于波动性上涨态势，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稳步向好，逐渐向“绿色生态化”方向靠拢。原因可能是，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提出以来，国家越发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着力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旨在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值此形势下，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日趋向好。开放发展指数在2006—2011年呈现出显著的波动性态势，经2012—2014年短暂提升后又持续下降。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开放发展战略下，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面临显著的外部负向冲击。加之开放性量化指标拟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评价基数较大，存在较强增速，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规模具有一定时滞性。这意味着提升开放水平是实现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共享发展指数相对最高，整体呈明显增长走势，说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收入分配、教育投入与网络设施建设水平稳中向好。呈现这一态势的原因可能在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逐步衍生出共享经济，形成以农机共享、土地共享、生产资料共享、劳动力共享、农技共享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共享发展业态。得益于共享经济的飞速崛起，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共享发展水平始终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且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呈现出增长态势。

2. 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

为进一步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情况，以八大经济区为研究视角，利用式(5)测度2006—2022年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演变态势（见表3）。对比来看，八大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最高，均值为0.44；东部沿海与东北综合经济区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较为领先，其均值分别为0.40、0.36；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以及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三大经济区次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依次为0.35、0.33、0.31；大西南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0.30与0.24。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深入分析发现，中国各区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未来，我国应深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结合地区发展特点与资源禀赋优势，打造区域联动机制，以优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驱动地区均衡、协调发展。

表3 八大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五、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研究

由上文分析结果可知，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呈现出显著区域非均衡化分布态势。有鉴于此，以八大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析法进一步揭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差异来源以及成因。

1. 空间分异特征

(1）区域内差异

借助式(8)计算样本期内八大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内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不难看出，2006—2022年间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尼系数值略有上升。就八大经济区的区域内差异而言，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差异显著高于其他经济区，均值为0.37。原因可能在于，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存在显著的两极分化现象。其中，北京、天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而山东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致使区域内差异居高不下。与此相对的是，东部沿海以及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内差异相对较小。就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演进趋势而言，八大经济区均在样本期内呈现出波动变化态势。其中，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内差异在2006—2022年间的变动幅度较小；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内差异呈现升降交替的变动态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存在经济同质化程度较高、农产品附加值较低、产业生产效率较弱等现实阻滞，东北综合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内差异表现出轻微浮动态势。

表4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内差异  

(2）区域间差异

运用式(9)计算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间差异（见表5）。可以知悉，北部沿海—大西北综合经济区间的差异均值为0.30，处于较高水平。其次是东部沿海—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区域间差异均值为0.26。此外，北部沿海—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水平也位于前列，均值为0.24。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大西南、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依据西部开发战略、利用自身区位优势打造特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地，从而逐步拉大与其他经济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表5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间差异情况  

2. 差异来源

为准确分析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贡献，分别计算八大经济区区域间、区域内以及超变密度差异所占总体差异的比率（见表6）。从空间差异贡献度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内差异贡献度均值为6.7%，在2006—2022年间略有波动；超变密度差异平均贡献度为11.7%，整体走势较为平稳；区域间差异平均贡献度高达81.6%，是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从区域内差异贡献来看，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间差异平均贡献度高达3.2%，在八大经济区中处于首位。综上可知，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现象。有鉴于此，相关管理层需立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分化特征，积极探索特色化发展路径，通过增强区域协调联动性有力缩小空间差异。

表6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贡献 

六、结论与建议

文章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五大发展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法测算得出2006—2022年全国以及八大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进一步选取Dagum基尼系数分析法对样本期内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但总体呈上涨趋势。就五大发展维度而言，协调与共享发展指数较高，创新发展指数在样本期内整体处于波动上升态势，开放与绿色发展指数相对较低。就八大经济区而言，北部沿海、东部沿海与东北综合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以及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三大经济区次之，大西南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发展水平较为滞后，走势相似。第二，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分异现象。从区域内差异来看，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差异最高，东部沿海以及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相对较低。从区域间差异来看，北部沿海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间的差异最为显著，其次是东部沿海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与大西南综合经济区。第三，深入探究八大经济区空间差异贡献度发现，区域间差异平均贡献率显著高于区域内差异、超变密度差异，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全面发展。由上述结论可知，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非均衡分布态势，五大维度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地区需结合周边地区发展趋势，以新发展理念为根本导向制定发展规划，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全面发展。创新发展层面，国家可通过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创建技术交流研发平台、加快产学研结合进程，促使科学技术内嵌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相关产业集约式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层面，政府可统筹组建资源与信息交流平台，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释放空间集聚效应、深化产业分工等举措，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水平。绿色发展层面，国家需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趋势，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推动农业服务数字化转型、打造农业产业链智能服务中心等方式，助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健康发展。开放发展层面，国家需紧握国际分工体系改革机遇，以优进优出的双向开放理念为目标重塑产业发展格局。共享发展层面，相关管理部门可结合电子商务运行优势，着力打造现代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综合平台，通过提升服务信息共通共享水平，逐步探索产业链延伸路径。

第二，深化产业链改革，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发展。国务院于2021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指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化方向延伸是契合居民消费升级需要、促进价值链攀升、产业链改革的重要载体。深入到农业领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发展是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链改革、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路径。显然，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有鉴于此，相关企业需立足产业转型升级趋势，以产业链改革为指向提升服务附加值，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发展。一方面，应结合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展走向，通过强化业务关联度、提升产业链条延伸性、优化技术渗透率，打造智能化产业链，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另一方面，应基于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通过扩大服务供给覆盖面、促进产业链跨界融合、创新服务模式，打造多样化产业链，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职业化发展。

第三，打造区域联动机制，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特色发展。前文述及，八大经济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现象。因此，政府需立足地区发展特点与资源禀赋，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为核心要义打造区域联动机制，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特色发展。对于资源禀赋相对丰裕的沿海地区而言，相关企业需在保持领先优势的基础上，持续探索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升级路径。一方面，需立足高效化、规模化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点，通过加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投入力度，不断吸引社会资本，为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夯实基础。另一方面，需瞄准高效益、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突破点，通过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产出机制，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为健全区域联动机制提供保障。对于资源禀赋相对匮乏的内陆地区而言，相关企业需以赶超发展为目标，稳步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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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成康康,杜赫.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12):10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