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处于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之路复杂冗长,科技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打下新基础,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融合的新形势和重要性,然后立足于当前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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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正在改变传统产业赖以存在的基础,森严的产业壁垒日渐松动,产业融合的趋势不可阻挡。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服务业引导制造业变革,新的技术体系支撑起兼具制造和服务特征的新业态,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更加深化。
1、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融合的新基础
1.1 资产通用性创造产业融合的物质基础
随着信息技术这一通用目的技术的普及,企业信息技术产品投资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大幅增加,支撑企业业务的底层物质基础正发生变化。早在20世纪这一趋势就已经显露出来,从1977年到1996年,美国商务类机构的资本支出中,电动和机械类设备的投资下降5个百分点,卡车等运输工具类投资下降2个百分点,办公家具等投资下降3个百分点。与此相反,信息技术设备类投资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某些领域,如电信、保险和证券经纪等行业,信息技术设备投资占所有设备投资的比例在80%以上。1994年,在美国53个产业部门中,有15个部门的信息技术装备资本存量达到或超过40%,有l3个部门的信息技术装备占全部资本存量的25%-39%,只有5个部门的信息技术装备占全部资本存量的比重不足10%[1]。信息技术装备投资的显著增加说明以信息技术为外壳的知识资产成为企业业务重要要素,表明生产同样价值的商品所需的实物资本比重显著下降,消除了实物资产专用性对产业融合造成的障碍,产业底层构造这种重要变化和产业同构化趋势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创造了新的基础[2]。
1.2 组织平台化创造产业融合的空间基础
信息技术引发生产组织方式的平台化变革。平台搭建多主体、多要素和多产业共同参与的互动空间,承载信息汇聚、产品贸易和知识交易的多种功能,打造一种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当前,平台化进程正处于从以产品交易为典型特征的电商平台向以知识交易为典型特征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过渡阶段。GE、西门子等领军企业围绕数据、算法、模型等技术功能架构,整合“平台提供商+应用开发者+用户”生态资源,构建了一个以服务为核心特征的平台生态体系,实现了从单机、产线、车间、企业的全面拓展,打通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的全生命周期价值环节,实现价值创造从封闭的价值链向开放的价值网络拓展,推动企业从产品生产商向客户运营商转变,开发出状态监测、故障诊断、预测预警和健康优化等各种新型智能服务[3]。平台模式以服务作为核心功能,集成生产组织、服务调用和方案供给,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典型的生产组织方式,不断培育出具有产业融合特征的一系列新业态,涌现的平台化组织为产业融合打造新空间。
1.3 数据驱动创造产业融合的动力基础
数字经济时代,万物互联全面重构数字化生活、生产和社会场景,尤为重要的是万物互联推动数据这一核心要素呈几何级增长,据IDC预测,全球数据总量预计2020年达到44个ZB,我国数据量将达到8060个EB,占全球数据总量的18%。企业数据的横向集成和纵向集成,数据汇聚不断加快,数据质量显著提高,数据完整性、及时性、准确性和可执行性支撑数据资源化得以实现。富集的数字资源结合集成算法和模型的新一代软件工具,实现了人和机器的解耦,真正实现生产过程自检测、自诊断、自决策的数据智能。未来那些依赖硬件为主的制造业和依赖软件为主的服务业,通过标准、协议和接口的通用化得以实现数据的自由流动和无缝连接,驱动制造和服务的无限组合形式,开发出更为柔性的商业模式,为用户提供更开放、灵活的系统管理服务。
2、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现状
由于存在信息化基础薄弱、产业发展滞后和政策支撑不足等问题,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现实情况并不理想。
2.1 制造业主动融合的需求不足
一是过度依赖国外高端服务业,融合动力不足。我国制造业日益嵌人全球分工体系,单一、低端的发展方式不断被强化,导致我国制造业过度追求生产规模和产能释放,而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等高端服务领域以被动吸收和模仿为主,企业自主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需求不足。
二是长期依赖低成本优势,挤压融合空间。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国际分工过程中过于依赖人口红利,伴随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往往是低技术生产眭服务的投入,导致以密集劳动投入替代附加值更高的高端服务投入,严重挤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空间。
三是主要依赖内部化服务,抑制融合需求。目前我国制造业缺乏服务外包观念,更多采用封闭式的自我服务模式,以此作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途径,压缩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外部需求,束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端服务业渗透到制造业的过程缓慢,导致融合进程受阻。
2.2 服务业支撑融合的能力不强
一是服务业的专业化能力不足。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不高,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等高端专业化服务业发展欠缺。生产性服务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技术水平低、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导致服务成本较高。
二是综合配套能力不足。我国制造业本身集群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产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偏低,制约生产配套的服务效应和外溢价值的有效发挥。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不足,高端要素集聚能力比较薄弱,制约传统的产业配套向更高水平的配套能力跃升,支撑融合的体系化和服务配套能力不足。
2.3 政策推动融合的机制不畅
一是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一方面融合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服务的可交易性,知识产权保护,定价机制都在探索过程中。另一方面合作体系还未形成。制造企业、服务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的协作与联盟较少,利益共同体,共同研发创新,共同规划产业链,共同分享收益等合作方式缺失。
二是行业垂直管理与融合需要不适应。当前我国垂直分工管理的行业管理体制下,不同部门对不同产业形态进行功能切割式管理和扶持,导致“政出多门”,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政策体系和政策合力,很难打造出高效的融合发展政策支撑方案。
三是支持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供给不足。支撑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政策效果不佳,导致熟悉跨行业流程,具有高度商业敏感性的复合型人才缺失。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效度较低,难以跨越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死亡之谷”,一般工业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可达30%。40%,目前我国仅有10%左右。
3、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
3.1 以数字技术赋能融合
要牢牢把握新工业革命演进规律,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黏合剂”作用,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能力。
一是要同步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的数字化转型。抓住以数字技术及其框架变革为基础的技术经济变革机遇,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打通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通用技术语言、标准和体系,实现以数字化为典型特征的业务变革、模式优化和结构调整,建立以数据为基本要素的融合通道,全面提升融合新能力。
二是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技术体系日益成熟,已进人应用部署和价值实现的关键阶段,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为工业互联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发展面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开发标准,创新培育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新型应用,打造支撑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大幅提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利用的水平和能力,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步伐。
3.2 以业务新价值引领融合
全面创新业务模式,扩展价值创造环节,推动融合发展取得实效,才能切实增强企业主动拥抱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是推动制造业发展融合新业务。加快发掘制造业多年沉淀的数据潜力,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通用技术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制造企业向网络化协同研发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云制造等制造新模式转型。制造企业通过组织调整和业务流程再造,发展新型能力,拓展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等新业态,实现从产品制造商向服务提供商转型。
二是推动服务业向生产制造环节整合拓展。首先,服务企业创新新型服务模式,开发满足产业融合需求的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商务服务等高端产品。其次,服务企业提升新型服务能力,在专注核心业务的同时,积极寻找服务功能的产品载体,深度嵌入生产制造环节提供解决方案。第三,服务企业积极培育新型服务业态,充分发挥服务业信息优势和资源整合优势,探索产能外包、共享制造等服务类型。
参考文献:
[1]美国商务部.浮现中的数字经济[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胡永佳.产业融合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3]安筱鹏.重构:数字化转型的逻辑[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
张伟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19,9(9):30-32. DOI:10.16525/j.cnki.14-1362/n.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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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经济
国际刊号:2095-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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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2014年
发行周期:月刊
期刊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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