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高等教育的语言政策是依据瑞典的语言立法和政府颁布的语言规划文件而构建的,并且这个语言政策可以从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两个层面来加以剖析。由于瑞典的国际化,社会语言多样化和国家语言立法,因此有关语言使用和语言目标的问题是当今瑞典大学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教育是语言政策的关键领域,而高等教育又是瑞典语言政策调查的一个重要领域[1]。面对英语、法语等强国语言的“威胁”,瑞典通过立法确立了瑞典语的主体地位,维护瑞典语的生存和发展,推行英语,积极开拓多种外语教育,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2]。近年来,瑞典的国际化进程不仅挑战语言的使用,还挑战着大学的语言目标。一方面为本国的独立和发展,瑞典高校首先采取得力措施,大力保护和加强本民族语言,保持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为了走向世界,长期不懈地普及英语,力图通过英语提高公民的国际化水平。本文将分析瑞典积极构建语言目标、语言能力和语言政策以及瑞典高等教育基于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所釆取的主动而积极的语言政策,从而为我国如何更好地保护母语和推广英语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构建语言目标

瑞典高等教育语言目标可以通过三个不同政策领域的国家层面的文本来进行分析。这三个不同的政策领域包括国际化、扩大参与以及瑞典语言立法。Jämsvi认为,至少有三种主导话语,又称话语链(discoursestrands),并在这些政策领域中对各种话语进行定位。定位可以创造地位和意义。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指标,表明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背景下,出于特定的原因,什么被重视,什么被认为是可取的,如语言目标。这些主导话语的话语链包括三个方面,即经济、包容和成功。之所以被认为是话语链是因为它们彼此交织在一起,并且以线状方式与其他操作性话语交织在一起[3]。

一方面,作为瑞典高等教育领域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瑞典语的地位是内在的,因此不需要定位;另一方面,它需要定位是因为不同的话语链都在高等教育中运作,并创造和形成一个“新的”和互补的语言景观[3]。构建瑞典语的语言能力和操作话语链因政策领域的不同,如国际化、扩大参与和瑞典语言立法,而产生差异。从瑞典语立法的角度看,瑞典语的定位是与保护它的重要性有关,同时避免对高等教育领域造成任何威胁。那就是说,瑞典语被确定为必不可少的、完整的、全面的语言,这不仅是出于社会和民主的原因,还是出于经济原因,如保护瑞典企业等。精通瑞典语的高等教育人员的社会重要性得到了强调,尤其是强调在与非专业人员进行知识交流方面的要求,即瑞典高等教育法案所要求的至少“能够用瑞典语讨论有关主题”[3]。

包容话语链在将瑞典语构建为参与性语言和民主性语言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话语链也有助于将瑞典语视为一种重要的保障,例如,保护瑞典的商业利益。瑞典语在高等教育中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英语的主导地位相关联的。在许多情况下使用英语的必要性不应受到阻碍。一些人谨慎地提议让瑞典语在高等教育中享有更高的地位,而有些人认为任何强化瑞典语都不能以牺牲英语为代价。它是二者兼而有之,而不是二者选择其一[3]。瑞典语和英语已顺利地构建为互补的语言。使用互补性的概念有助于将瑞典语定位为长期以来“未被充分利用”和被低估的学科。

与瑞典语立法有关的瑞典语目标主要是由包容话语链定位的,并从保护和民主的角度进行解释。构建瑞典语在很大程度上与英语有关,这两种语言相互补充,从而创造了瑞典语—英语平行的语言目标。在扩大参与的政策领域中,瑞典语言的目标是通过与移民学生相关的“话语链”来定位的,即由成功、包容和经济的话语链来构建的。对这些学生来说,瑞典语被理解为融合。在国际化的政策领域中,一个与外国学生有关的瑞典语目标在此期间经历了转变。在早期,瑞典语是通过成功和包容的话语链从可能性和参与教育的角度进行定位。这也扩展到来访的外国学生。21世纪前后,瑞典语的定位比较模糊。瑞典语主要是从参与和互动的角度,通过包容话语链构建的。后来,对于外国学生来说,瑞典语是从未来在瑞典工作生活的角度来定位的。

英语语言目标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语言中的一种语言”转变为“国际合作的不可避免的语言”来定位的[3]。因为这种转变发生在话语链中,所以话语的视角发生了变化。经济和包容的话语链是从团结一致和全球责任的角度把英语作为一种重要语言来定位的,并且把英语构建为自由教育市场的必要语言。那时的法语和德语等语言被公认为是英语的替代语言,相比之下,21世纪初,除了懂英语的双语制以外,多语制并未构建起一种语言目标。“其他外语”的现代构建可能只是出于某种修辞手段[3]。少数民族语言和斯堪的纳维亚语言作为语言目标很少出现在语言政策的文本中。

二、构建语言能力

有关构建瑞典语语言能力的研究表明,与语言目标的研究结果相似,成功和包容的话语链在构建大学生和学者期望的语言能力方面发挥作用。这两种话语链经常与所谓的市场或经济话语链交织在一起。市场话语链应被视为从属于经济话语链,即市场话语链包含并隐含经济,但经济话语链不一定隐含市场。操作话语链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话语结”中[9]。学生和教师的语言能力可分为瑞典语能力、英语能力和多语能力。

在构建学生的语言能力时,话语链在话语结中运作着。这些话语结在个人和集体层面都起到作用,然而,它们在调查结果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并没有分开。两个主要的话语结一方面包括操作成功和市场话语链,另一方面,包括操作包容性和市场话语链[3]。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话语结与缺失话语或政府话语交织在一起。从学生作为瑞典语的参与者来说,不管高等教育政策是侧重国际化还是侧重扩大参与或瑞典语言立法,但是精通瑞典语被视为成功完成高等教育的重要资产。瑞典语言的熟练程度是由成功和市场的话语结构建的[3]。瑞典语的知识已成为成功学习和工作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精通瑞典语的形式就是构建瑞典语能力的一种常见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学生和移民学生的瑞典语的熟练程度会有所不同。

对于外国学生来说,熟练掌握瑞典语是必要的。在瑞典学习学位课程意味着学习瑞典语,由此表明成功话语链是主要的操作因素,然而,市场价值也在发挥作用。21世纪初的语言政策文本表明,如果外国学生能成功地完成学位课程的话,他们并不被认为需要成为瑞典语的语言行为者。这个阶段主要研究从精通瑞典语的外国学生到精通英语学生的转变。在英语语言行为者的构建中,成功和市场的话语链还在起作用。在招收优秀的精通英语的学生时,成功和市场的话语链是交织在一起的[3]。市场话语链正在运作,那就是,说英语的学生可以帮助大学在科学和教育的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地位。

有一种假设认为,学过瑞典语的外国学生最终会在自己的祖国担任决策职位。在瑞典所积累有益的经验可能最终证明对瑞典人的工作生活和瑞典高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9]。因此,一种战略利益的观点,即学生作为一种资源,在构建能说瑞典语的外国学生时起到作用。这种资源对瑞典和个人都有好处。在解释外国学生习得瑞典语的价值时,成功和市场之间的这种话语结起到作用。

包容话语链也在构建能精通瑞典语的外国学生中运作着。外国学生被认为具有通过有限的瑞典经验和知识建立国际关系的潜力。包容话语链与市场话语链一起运作,将外国学生在瑞典所构建的技能作为在瑞典境外建立国际关系的资产。通过对战略利益和资产的理解,瑞典语的知识主要是通过市场驱动的包容话语链来诠释[3]。另外,成功、包容和市场的话语链也与所谓的政府话语交织在一起。当外国学生掌握瑞典语作为瑞典政治抱负的一部分时,它就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种手段。因此,出于政治原因,即政府的原因,把外国学生培养成瑞典语行为者变得很合适。

移民学生的瑞典语水平也是通过包容和成功的话语链而构建的。这就形成了对瑞典语熟练程度的理解,从融合的角度来看,它是包容性的,对社会的成功也是重要的。对于移民来说,掌握瑞典语作为一种参与方式至关重要。各级教育部门都应为他们提供教学服务,以便移民能够融入瑞典社会中。与外国学生在瑞典语方面的技能相比,移民学生在瑞典语方面的能力被视为建立国家关系,即融合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融合往往只与劳动力市场和工作机会相关联,市场话语链是隐含的。

外国学生和移民学生被视为说瑞典语的不同学生群体。外国学生是按照“资源”和“资产”来构建的,而移民学生是按照“问题”和“不足”来构建的。后者体现为一种缺失的操作性话语[9]。因此,话语结不仅包含成功、包容和市场的话语链,还包含缺失的话语。这种话语可以用来解释那些说瑞典语的学生,即外国学生和移民学生,缺乏语言能力。在20世纪末,外国学生需要熟练掌握瑞典语,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他们的课程。后来,在扩大参与方面,移民学生成功完成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是根据他们的瑞典语熟练程度来构建的。外国学生不仅需要掌握瑞典语才能在学习中取得成功,还需要掌握瑞典语才能进行良好的学习。

从瑞典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来看,市场化通过成功和市场的话语链以及包容和市场的话语链被整合到高等教育的语言行为者中,有时它们一起运作。这在英语语言行为者的构建中尤为明显。精通英语的学生被认为有吸引力、有竞争力,并能为理想的国际环境做出贡献[3]。当学生成为全球教育市场的消费者时,英语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大学教师来说,英语是不可或缺的,是一种职业适应性的改变,同时,跨国学者总是被认为是精通英语的人。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学者也是英语教师,而只会说瑞典语的学者被认为缺乏英语语言能力。

就瑞典语而言,进步和保护的观点在构建语言行为者时发挥着作用。大学教师被认为是构建瑞典术语的保护者和瑞典术语学习的促进者。后者是从发展的角度,前者是从包容的角度,这两种观点都与民主交织在一起[9]。从成功和战略利益运作的角度来看,市场化是将外国学生和移民学生塑造成瑞典语语言行为者,并且瑞典语成为教育和工作生活的资产。因此,语言被认为具有一定的附加值。

有些学者认为,如果更好地适应英语的需求,瑞典的高等教育机构将变得更有吸引力,从而使瑞典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学习和工作的国家。英语对国际市场的适应为大学创造了吸引力和成功,并反映在三个政策领域,即国际化、扩大参与和瑞典语言立法中。所分析的政策文本表明,从进步和民主的角度来看,瑞典高等教育机构有责任在其领域发展和使用瑞典术语。高等教育机构的社会功能结构主要与学术相关。在政策期间,多语言行为者发生了转变。多语制已经转变为瑞典语—英语双语制,英语也已经融合为“国际语言”[3]。

三、构建语言政策

对瑞典的12所大学语言政策的分析,Jämsvi回答了语言目标和语言能力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是如何在瑞典高等教育机构层面上体现的。他之所以认为这12所大学的语言政策是“一个文本”,首先,因为分析方法侧重于能识别此时的主导话语;其次,由于政策的礼仪性,即它们往往在修辞和结构上遵循预先定义的“织构化”(texturing),例如,文本之间的相似性,即互文性,导致它们是一个整体或一个文本的概念[9]。政策之间有差异,但相似性更大。

使用语言分析工具可以揭示大学语言政策文本中的“语言目标”和“语言能力”概念。Jämsvi从概念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文本,同时利用系统功能语法的及物性和作格性系统[20]。分析框架是一个政治话语分析模型,它强调行动的假设和前提以及权力的行使。分析是通过仔细检查关系过程,即特征和识别过程、词汇语法和物质过程,即行动者、目标、行动者和媒介的过程来进行的[21]。

高等教育机构的语言政策可以用来规范和管理相关人员的行为。一项政策既可通过合理和清晰的目标、价值和环境来管理,也可通过明确的规则和原则来管理。在这些规则和原则中,行为者可以是明确的、隐含的或未知的。瑞典高等教育管理的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将瑞典语作为较低层次的教学语言,而将英语作为较高层次的教学语言。例如,这既是通过非人类参与的关系过程来实现的,也是通过非人类作为参与者的被动物质过程实现的[20]。

关系过程的功能是识别和表征。在这里,瑞典语被确定为教学语言或瑞典语是教学的特色。在被动结构中,当物质过程被非人类参与者实现时,它们几乎就像关系过程一样起作用,即表现事物的特征[21]。这不仅是因为语言行为者被排除在外,还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相互作用。这就创造了一种类似事实的理解。尽管它们被构建为“给予”和“使用”的物质过程,就好像“教育”是在瑞典语中,而“英语”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些解释有助于构建学生和教师必须遵守的语言规范。语言规范的解释是在关系过程中实现的。

瑞典语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语言,而英语被认为是重要的语言,并且随着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流行。因此,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第一周期的教学主要需要瑞典语语言能力。在更高的层次,更多的教师需要有能力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瑞典语—英语平行使用或存在的概念作为一种目标显而易见地出现在语言政策中。如前所述,瑞典语被认为是主要的教学语言,英语是附加语言。因此,教师被认为应该有能力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语言平行目标实际上规范了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两种语言。首先,教师不仅被认为是语言的使用者,还应该是语言教师。这是通过阐释含有英语语言成分的篇章来完成的;其次,教师应对语言发展负有责任,例如,通过语言反馈来补充其他类型的反馈,通常是基于内容的反馈。为了实现这一点,教师需要具备语言评估能力。因此,教师作为语言开发者有内在的期望。在政策文本中,教师和学生需要语言支持或语言教育。教师的语言能力指的是语言能力本身,也包括语言发展技能。语言目标不仅包括瑞典语和英语,还包括科学语言的正确性和适当性。

Jämsvi认为,对大学语言政策有显著影响的另一个规范因素是瑞典语言立法,特别是《瑞典语言法》。通过参照《瑞典语言法》,突出大学作为公共机构的地位,并强调了瑞典语。为了理解瑞典语言规范作为瑞典大学“公共权威”的运作方式,他确定了三个语言视角,即“行政语言”“意义语言”“公共语言”[3]。这种语言目标是在关系过程中构建的。在关系过程中,瑞典语能以三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来解释。与瑞典语的这种定位有关,瑞典语被定义为“朴素的”“有教养的”“可理解的”,该术语在瑞典的《瑞典语言法》中使用。

科学文章是构建语言目标和语言能力的第三个监管领域。《瑞典语言法》中的这些规定涉及所有层面,包括学术界和学生,目标各不相同。对于学生来说,政策中关于学位或独立项目的规定既明确又含蓄。在第一周期的课程和学习计划中,理所当然的语言是瑞典语。因此,需要制定例外的规定,例如,如果用英语撰写科学文章,就“必须有瑞典语的摘要”[3]。同一条规定也适用于第二周期学习计划,如果用“其他语言”撰写,就要用瑞典语撰写翔实的摘要[3]。对于第三周期的学习,它的语言规定是要有一个平行的瑞典语—英语语言目标。构建平行的瑞典语—英语目标的典型方法是将所有级别的学术文章都包含在一个结构框架中。

对高等教育语言政策的分析可以表明平行的瑞典语—英语语言的目标。例如,瑞典语的合法化是通过语言立法来实现的,瑞典语规范是作为公共机构的瑞典大学而构建的。因此,它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作为行政语言;二是作为有意义的语言;三是作为大学的公共语言。英语是通过参考研究传统和作为“国际语言”而合法的[3]。在教学中,瑞典语是主要语言,而英语在高等教育中的使用越来越多。因此,第一周期教学要求大多数大学教师具备瑞典语能力,在更高的层次上要求教师有能力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在知识传播中,包括科学写作,两种语言作为相关语而使用:一是瑞典的大众传播要求在各个层面使用和发展瑞典语;二是国际交流等同于英语。当教师被认为负责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时,许多教师需要语言在职培训,然而,这种培训的规定很少出现在语言政策中。

四、对我国语言政策规划的启示

国家语言政策是政府立法的职责。在国家范围内,它使利益群体具体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方案合法化[2]。基于语言在国家化进程中的定义,瑞典确定的语言立法反映了每一种语言及其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尽管瑞典语言政策早已存在,但瑞典语言立法直至2009年才得以通过。研究表明,瑞典的民主观念是将瑞典语确立为瑞典官方语言的决定性的因素。例如,没有共同的语言,民主将被削弱,而民主的参与只能通过流利的瑞典语[1]。瑞典的国家和高等教育的语言政策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对我国语言政策规划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加强语言立法建设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一百多种语言、十多种文字。中国有七个主要的方言组,这些方言组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同地区的方言往往相互之间无法理解。因此,语言法制建设在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促进民族团结、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0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汉语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语言法》)是第一部全国性的语言文字法。该法规定普通话和标准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语言法》体现的语言政策是推广普通话和实施规范汉字。《语言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语言法》还强调,所有族裔群体都有权使用和发展自己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法律体系框架。语言立法中体现的主要政策可以分为国家、地区和职业等三个层面,为改善和提高中国的语言氛围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和特点。在国家层面上,语言法是国家和政府对社会语言问题的基本态度,如2012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文字长期改革与发展纲要》。语言立法体现的两项基本国策是“国家普及普通话,推广规范汉字”“所有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自由”,大力推广普通话和国家标准汉字,有助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在区域层面上,在我国语言法规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为普及普通话,实施规范汉字,实现普通话与地方方言、民族共同语与民族语言、普通话与外语的语言和谐,科学保护地方语言资源,全国各自治区和地方政府都相应制定了区域语言文字法规和条例。在职业层面上,为监督检查标准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服务,制定了有关条例和通知,如2005年广电总局发布《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电视节目字幕播出管理的通知》,200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药品说明书和包装标签管理条例》。

尽管标准汉语作为通用语言得到大力提倡,但中国政府也重视民族语言的地位,并尊重所有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自由。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被认为是国家宝贵的文化资源,因此应该受到科学保护。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完美结合是中国语言政策的主题。语言是中华民族团结和认同的关键。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语言思想,即他们共享一种已经存在五千多年的统一语言,并且这种语言与世界上其他语言相比有其独特性。因此,国家一级的主要语言政策是推广普通话和简体字,一方面,教育部希望全国各地的学校都相应地进行普通话和简体字的教学;另一方面,文化部正在积极鼓励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戏剧和节日,所有这些只能用方言或汉语的地方变体而不是国家标准语言来完成。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努力促进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双语教育。

2.重视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

在国际化背景下,英语应用能力显然已经成为各专业人才成长的必备能力。在未来职业场景中,英语语言实际应用能力是衡量职业人的文化素养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英语教学方面,虽然中国大学均开设“大学英语”或其他外语课程,但学生的外语交流和表达还不够流畅。相比之下,瑞典高校的语言教学更注重其实践性和实用性,语言学习效果好,值得我国高校英语教学学习和借鉴。今后高校英语教学在课上或课下一定要尽量多地为学生提供说英语、读英语和使用英语的机会,并持之以恒,不要怕说错或读错,一定要多说多读多听多写。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需要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进行,摒弃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身心的发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从而为社会提供有用的应用型人才。

首先,要提高英语教师的专业素养,开展专业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促进英语教学改革,有必要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作用。在转变教育观念的过程中,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方法和教材要进行相应的研究,特别是英语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方面的研究,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个性化需求,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此,建设一支业务精湛、充满活力、师德高尚、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教师专业队伍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应加强对英语教师的培训使他们具有高校英语教学专业知识和教学水平,以及具有大学英语教育理念和创新教学理念,为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创造条件。

其次,教学理念的转变就是大学英语教学应侧重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而传统教学观念侧重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的通过率,缺乏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大学英语教师必须与时俱进,充分认识教学中的不足,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形成全新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教学主体。当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时,学生的教学质量和实际应用能力将会显著提高。因此,有必要严格按照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开展教学工作,以便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采用多种教学模式,摆脱过去的填鸭式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英语课堂上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通过在课堂上运用英语进行讨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英式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为我国大学生毕业后的继续学习或是参加工作中能够运用英语进行流畅的沟通提供保障。

罗明江.瑞典高等教育的语言政策分析及其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0,38(10):75-79.

基金:2020年度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学科英语整合视域下二语语用能力发展研究”(编号:JJB13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