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从Baumrind(1971)提出家庭教养方式类型以来,发展心理学研究者们已经对其定义、类型、维度及其与儿童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探索(Smetana,2017)。研究教养方式最主要的方法是问卷法,尽管研究者们普遍认同,使用问卷测量教养方式时应选取多方报告,但选取哪一方的报告更有效,或能否综合多方报告分数来代表“真实”教养,长期以来都存在争论(De Los Reyes & Kazdin,2004;Tein,Roosa,& Michaels,1994)。早在1985年,Schwarz,Barton-Henry和Pruzinsky就发现,孩子自己与兄弟姐妹、父亲、母亲所报告的家庭教养方式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父母的报告比子女的报告更加积极。这一差异曾被认为是方法学上的误差(Turk & Bell,1972),或是社会赞许效应所导致的结果(Fung & Lau,2010;Morsbach & Prinz,2006);然而,即便两方的报告均有足够高的信效度,这一差异依然会存在(Laird & De Los Reyes,2013),而且是相对一致的、跨时间稳定的,因此被研究者认为有现实意义(De Los Reyes,2011;De Los Reyes,Ohannessian,& Laird,2016;Korelitz & Garber,2016)。家庭教养问卷的编制者也指出,问卷通常所测量的是“感知到的(perceived)教养方式”。得分反映的是报告方对教养方式进行过主观加工后的信息,而非完全客观的事实(Parker,1990)。父母和子女可能对事实上的教养方式进行了不同的主观加工、得到了不同的感知,于是就出现了亲子感知差异。父母和子女的感知差异在家庭研究中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主题。研究者发现它能够稳定预测儿童某些发展结果,甚至认为比起测出“真实”的教养方式,关注感知差异对儿童发展更具意义(De Los Reyes & Ohannessian,2016)。

国外研究者们就亲子感知差异这一现象展开了许多实证探索,并提出了若干理论解释。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一话题还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对教养方式的研究多以父母或子女一方作为考察对象,然后探索某一方感知到的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结果的关系(e.g.李董平,张卫,李丹黎,王艳辉,甄霜菊,2012)。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忽略了父母与子女的感知差异,所得到的结果对教养方式如何影响儿童发展的解释也就不够全面。本文将综述教养方式亲子感知差异相关的研究,介绍其测量方法、来源及影响,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以促进国内研究者对这一话题的关注。

二、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特征

Baumrind(1971)在提出教养方式时,归纳出要求(demandingness)和反应(responsiveness)两个相关维度。后来的研究者又提出了行为控制、心理控制、教养牺牲等多种教养方式,但多数仍可以被纳入这两大维度。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之类的统计检验,研究者考察了诸多教养方式在父母和子女感知上的差异。本节将基于Baumrind(1971)的维度划分,对不同教养方式在亲子感知上所呈现出差异的大致状况加以梳理和介绍。

(一)教养要求感知差异

教养要求是指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和控制,典型表现如“无论孩子做什么,我都会不断推动他/她竭尽全力”。Leung和Shek(2014)对中国香港的贫困家庭调研发现,父母感知到的教养要求均显著高于子女的感知。除了直接测量教养要求,教养控制(parental control)、教养纪律(parental discipline)、父母监控(parental monitoring)等也可被视为教养要求维度下具体的教养方式。其中,教养控制可细分为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行为控制与教养纪律定义相似,指的是父母针对子女行为制定纪律并要求他们遵循。Gaylord等(2003)发现,父母和子女在行为控制和教养纪律上的感知差异并不显著。心理控制指的是父母侵入子女想法和情感进行操纵的教养方式,如通过引起内疚、威胁撤回爱等方式来从心理上控制子女(Barber,1996)。Yaban,Sayil和Tepe(2014)发现,有约三分之一的土耳其儿童感知到比父母更高的心理控制,其比例显著高于感知心理控制子女比父母低的家庭数。父母监控指的是父母对子女计划安排与日常活动的监控和了解程度。Ksinan和Vazsonyi(2016)发现,在美国家庭中,母亲对父母监控的感知显著高于子女的感知。自主促进(autonomy promoting)则是教养要求维度的另一端,指的是父母鼓励子女自由建立信念和表达态度。Sher-Censor,Parke和Coltrane(2011)发现,在墨西哥裔美国家庭中,父亲和母亲对自己自主促进教养的感知均显著高于子女的感知。

(二)教养反应感知差异

教养反应指父母对子女需求的敏感、对子女情感的响应,典型表现如“我给予孩子很多照顾和关注”,“如果我的孩子有什么问题,他/她可以找我帮忙解决”。在Leung和Shek(2014)的研究中,父母感知到的教养反应显著高于子女的感知。在其他研究者的划分体系中,教养反应也可能被称为教养支持(supportive parenting)、教养养育(parental nurturance),甚至还会根据不同文化衍生出某些特色维度,如东亚文化下的教养牺牲(parental sacrifice)等。具体而言,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接纳和给予温暖的教养支持维度存在显著的亲子感知差异——父母自己感知到的教养支持显著高于子女感知到的(Gaylord et al.,2003)。类似地,指代父母对子女的赞美、亲热、建议的教养养育维度,子女的感知状况也比父母更低(Guion,Mrug,& Windle,2009)。教养牺牲指的是父母将子女的发展需要置于自身需要和欲望之上,作出牺牲让步,包含“为孩子承担”和“为孩子的利益作出牺牲”(Chao & Kaeochinda,2010)。中国香港的研究者发现,在贫困家庭中父母感知到的教养牺牲显著高于子女的感知(Leung,2017;Leung & Shek,2016)。当教养反应走向极端时,父母可能会过早、过度地满足子女的需求,比如试图为子女解决所有问题,即过度保护(overprotective parenting)。Van Petegem,Antonietti,Eira Nunes,Kins和Soenens(2020)发现,总体而言,子女报告了比母亲更高的过度保护性教养,而如果分家庭来看,在一半以上的家庭中,子女比母亲对过度保护的感知显著更高。

(三)其他教养维度感知差异

除了要求和反应两个基本维度,研究者们还提出了更多教养方式,如严厉管教(harsh discipline)、管教不一致(inconsistent discipline)等。严厉管教即通过发脾气、拍打孩子、大吼等方式来管教孩子,管教不一致指的是父母管教子女时的言行不一,如即便口头上说要惩罚子女时实际也不实施惩罚。Guion等(2009)发现,父母会感知到比子女更高的严厉管教,也感知到更高的管教不一致。

综合上述相关研究,从整体上来看,父母对教养方式的感知是“优于”子女的。换言之,对于那些大部分研究证明有利于子女的积极教养方式,父母的感知通常比子女更高(Hou,Kim,& Benner,2017)。但在心理控制、管教不一致等被认为对子女发展不利的教养方式上,感知差异的方向尚未取得一致的结果。

对于父母作出的不同教养行为,亲子感知差异的程度也不同,教养行为的易观察性可能是重要因素(Achenbach,Mcconaughy,& Howell,1987)。例如,Gaylord等(2003)就认为,教养支持的感知差异显著,而行为控制和教养纪律不显著,是因为相较于“父母给我温暖和爱”、“父母惩罚我”的教养行为更容易被观察到和量化(Taber,2010)。

三、教养方式亲子感知差异的测量分析

由前文可知,亲子感知差异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测量的概念,而是需要通过对两方感知进行计算来间接获取和分析的。最初,研究者测量亲子感知差异的方法是考察父母和子女问卷得分的相关性或一致性(congruence),结果发现,父母感知与子女感知仅能达到低或中等程度的相关,这一结果间接反映了亲子间普遍存在感知差异,为后续的测量分析奠定了基础(Korelitz & Garber,2016)。后来,在深入探索感知差异的影响和来源时,研究者们所采用的测量或分析方法也不断发展演进,如今大致可以分为关注差异模式、关注差异值、同时关注差异和个体感知三种测量分析模式。

(一)关注差异模式的测量分析方法

有研究者将研究样本看作是由几个异质的群体的结合,分别关注不同群体的差异模式,这是采用了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取向(纪林芹,张文新,2011),具体包括了分层聚类分析、潜在剖面分析以及其他的分组分析方法。

1.分层聚类分析

分层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是一种传统的聚类分析法,根据研究所考察的观测变量的相似性,将样本划分为组内尽可能同质、组间存在差异的几组。Leung(2017)就曾经使用这一方法,根据父母和子女分别感知的教养牺牲(parental sacrifice),将被试家庭分为了4组,分别是父母和子女感知均高、父母和子女感知均低、父母感知高而子女感知低、父母感知低而子女感知高,从而能够进一步分析4组儿童在心理弹性和认知能力上的差异。

2.潜在剖面分析

相比于传统聚类分析,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则是基于有限混合模型,认为研究样本是由几个(数量有限的)亚类混合而成的,分类的目的在于确定能够描述一组观测变量间联系的最少数量的潜类别(Vermunt & Magidson,2002)。De Los Reyes,Goodman,Kliewer和Reidquiňones(2010)就利用LPA,根据母亲和子女报告的父母监控分数,将所有被试分为母亲感知高于子女组、两者几乎没有感知差异组、母亲感知低于子女组,进而对比了不同组间儿童问题行为和抑郁的情况。

3.其他分组分析方法

研究者还采用过其他分组方法来分析。比如,Sher-Censor等人(2011)通过分别比较不同家庭中的父母报告值、子女报告值与所有家庭所报告的相应均值,把参与研究的家庭分为四组:父母和子女报告均高(于平均值)、父母高而子女低、父母低而子女高、父母和子女均低。Maurizi(2012)则关注了问卷具体项目水平的差异,通过计算每个项目上父母与子女报告的差值然后进行分组。如果父母在教养问卷的某一项目上得分高于子女,则用父母得分减去子女得分获得在该项目上的差值,由此再计算出“父母更高”加权分数:∑(差值为n的项目数*n);同理也获得“子女更高”加权分数。然后将各个家庭的两个加权分数分别与样本中位数进行对比,据此将家庭分为和谐模式(两个加权分数都低)、不一致模式(两个加权分数都高)、父母更高模式(“父母更高”加权分数高而“子女更高”加权分数低)、子女更高模式四组。

(二)关注差异值的测量分析方法

如果研究者仅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关注差异模式,就无法探索差异的程度与家庭中其他因素的关系,因此,研究者还会使用以变量为中心的分析取向,将不同报告方问卷分值(原始分或经过转换后的分值)作差,得到一个有方向的差异值,来进行下一步的探索。也有研究者会取这一差值的绝对值,只关注两者不一致的程度,而不关注差异的方向(e.g.Sher-Censor et al.,2011);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差值的方向也有意义。而常用来计算差异值的方法有三种:原始分差、标准分差和残差值差。

1.原始分差法

将同一家庭中报告者一方的问卷得分直接减去另一方的得分,就获得了原始分差值(e.g.Gaylord,Kitzmann,& Coleman,2003;Juang,Syed,& Takagi,2007)。这种直接相减方法的优势是保留了最多的原始信息,如母亲在教养方式问卷上的得分减去子女的得分,如果是正值,代表母亲在这一教养方式上的感知高于子女的感知,值越大则表明双方感知差异程度越大;负值则表明子女感知高于母亲。但原始分数也会受到更多无关因素的干扰,比如一位报告者可能会倾向于给所有问卷项目都打较高分或都打较低分,这种报告风格会干扰原始分数代表真实感知的程度(Stokes,Pogge,Wecksell,& Zaccario,2011);原始得分的差异值也会受到各个分数分布差异的影响(Guion et al.,2009),在一些研究中并不适合直接使用。

2.标准分差法

标准分差则是先将不同报告者的得分,分别在其样本(父母或子女样本)内进行标准化,得到相应的Z分数,再将Z分数相减来作为感知差异值。相较于原始分差,标准分差的优点在于平衡了原始分数分布差异的影响,调整了潜在的系统偏差,使不同报告者的分数对感知差异变量的贡献更加平等,同时增强了差异值的可解释性,便于研究者进一步的探索;但标准分差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信息,无法像原始分差一样提供最直接的差异信息(De Los Reyes & Kazdin,2004;Guion et al.,2009)。

3.残差值差法

残差值差是先建立回归模型,用其中一方的报告分数来得到另一方的预测分数,然后将另一方的实际分数与回归预测的分数相减来作为感知差异值。该计算方法易受双方得分相关性的影响(De Los Reyes & Kazdin,2004),在教养感知差异的研究中尚未得到广泛运用,所以其在测量教养感知差异方面的精确性还不确定,但这一方法的效度在心理测量学界已经被反复检测和讨论过(Castro-Schilo & Grimm,2018;Malgady & Colonmalgady,1991)。

De Los Reyes和Kazdin(2004)在对比了原始分差、标准分差、残差值差后,认为用标准分差衡量感知差异是目前最恰当的方法,因此推荐使用,此后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青睐标准分差(Ehrlich,Cassidy,& Dykas,2011;Guion et al.,2009;Leung & Shek,2014;Hou et al.,2017)。也有学者会在同一研究中使用不同方法测量感知差异,并探索不同方法获得的感知差异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以探索、解释感知差异作用机制的差异。Shishido和Latzman(2017)就在同一个研究中同时应用了原始分差和标准分差,对比了两者受母亲和儿童气质、抑郁的影响,他们发现使用标准分差时模型可解释的比例更大。

(三)同时关注差异和个体感知的测量分析方法

虽然差值法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但仅关注差异值仍存在三点不足:原本两方的感知值就都存在测量误差,再采用这样两个值计算得到的差值便更不可靠了;差值法默认两个报告方对差值的影响同样强,但这一假设未经验证;将两个感知分数相减得到一个值,必然会损失原个体感知的信息(Edwards,2002)。为了更有效地分析感知差异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者认为,在关注差异值时,同时将个体感知纳入分析也是必要的,这部分的方法有多项式回归法和潜分差建模法。

1.多项式回归法

Laird和De Los Reyes(2013)提出使用多项式回归的方法,将乘法交互项(即父母感知值乘以子女感知值)与父母感知值、子女感知值、父母感知值的平方、子女感知值的平方一起纳入多项式回归模型中(公式如下),并认为,如果交互项的预测作用(系数b4)显著,则可以继续通过简单斜率分析探索感知差异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Y=b0+b1C+b2P+b3C2+b4C*P+b5P2+e

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虽然感知差异很重要,但同时呈现它和感知一致性的影响,更有助于理解亲子感知与儿童发展的关系。Human,Dirks,Delongis和Chen(2016)在使用多项式回归法分析亲子感知不一致对子女影响时,配合响应面分析(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可以同时呈现感知一致性和感知差异性对儿童发展结果的线性和曲线性作用,这也是目前分析感知差异对结果变量影响的较为全面的新方法。但这一方法的不足也很明显,不像差值可以出现在回归方程或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各个位置,使用多项式回归法时,研究者只能把感知差异视为自变量,即仅能探索感知差异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而无法考察感知差异的来源和影响因素;在多项式回归法中,也无法引入调节变量进行相关的深入分析。

2.潜分差建模法

为了克服差值法、多项式回归法的不足,de Haan等(2018)在评估父母和子女对教养的感知差异时提出了潜分差(latent difference score)建模法。首先将报告者在每个项目上的得分合成潜变量,来代表报告者的感知得分(Yself-rating,Yother-rating),然后再对这些感知潜变量进行合成,得到一个二阶潜变量(Δself,other),即潜分差,具体公式如下:

Yother-rating = 1*Yself-rating+1*Δself,other

这种方法所计算的感知差异也是既有值又有方向的,正值意味着别人比自己的感知更高,负值则相反。比起差值法,潜分差减少了使用显变量时难以避免的测量误差,提供了有关两方感知差异的信息,且多了加权过程,也同时考虑了自我感知的影响;较之于多项式回归法,潜分差不仅可以被当做自变量,也可以在模型中作为结果变量被纳入分析。由于该方法较新,尚未有其他研究者将其运用在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这一主题,但de Haan(2018)认为它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测量分析方法。

四、教养方式亲子感知差异的来源

更新计算与分析方法的同时,研究者们也在探索亲子感知差异的来源和影响因素。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中个体水平、互动水平、整体水平的因素彼此影响(Cox & Paley,2003),回顾以往文献可以发现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也会受到三个水平因素的影响。大量的实证研究指出,从个体水平来看,动机与归因、年龄、性别等都会影响个体对家庭因素的感知,从而导致感知差异;互动水平上,父母和子女两方的沟通行为和依恋状态也跟亲子感知差异有关;另外,家庭内部结构与功能、家庭所处外部背景这两类整体水平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影响。虽然并非所有研究关注的亲子感知差异都是针对教养方式的,但从某些相关的实证结果,可以让我们同样推论出,这些研究所发现的因素是如何影响教养方式感知差异的。

(一)个体水平因素

1.动机与归因

目前最受研究者认可的解释是,感知差异来源于归因偏差,不同身份的报告者会注意到同样行为的不同细节,并给出不同的归因解释,在回忆和报告时也会有不同的偏重(De Los Reyes,2013)。从父母角度来看,代际利益假说(generational stake hypothesis)认为,父母出于延续和传递基因的动机,会在与子女的关系中投入更多;投入越多关注就越强,就越会倾向于感受到更积极的亲子关系(Bengtson & Kuypers,1971;Giarrusso,Feng,& Bengtson,2004)。教养作为父母参与亲子关系的方式(郭秋娟,2017),父母的感知自然会更加积极。从子女角度来看,De Los Reyes和Kazdin(2005)提出了感知差异的归因偏差背景模型(Attribution Bias Context Model),认为在儿童心理病理学研究中,作为观察者的父母、教师等往往将儿童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归因于其个体特质,作为亲历者的儿童青少年往往将自身的问题行为归因于环境影响或他人因素,因此他们更少感知到自身的行为问题。同理,作为教养行为接受和观察者的子女,更容易对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感知敏感,从而就会感知到更消极的整体教养方式。

2.人口学信息

(1)儿童年龄

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刚步入青春期早期的孩子,年龄更大、处于青春期中期的孩子跟父母的感知差异更小(Lanz et al.,2001),这可能与认知能力和自主性发展有关。目前尚没有纵向追踪研究直接关注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随儿童年龄的变化趋势,但先前关注儿童细节信息认知能力发展的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儿童越能准确地理解行为细节(Taber,2010),观点采择能力更强,更能理解父母教养行为的用意(Humphrey & Dumontheil,2016),从而降低感知差异。从自主性角度看,子女在青春期早期对自主性的需求快速提高,此时出现的与父母的感知差异意味着子女对目前的教养不满,反映了子女脱离父母管教的意愿,正是自主权发展的表现(De Los Reyes & Ohannessian,2016)。

(2)性别

性别对感知差异的影响较为复杂且不稳定。Carlson,Cooper和Spradling(1991)发现,家庭因素感知差异在不同的家长-儿童的性别对类型(父子/父女/母子/母女)之间是不同的;在教养方式上,Sher-Censor等(2011)发现,在墨西哥裔美国家庭中,母亲和儿子对教养自主促进的感知差异绝对值要大于母亲和女儿的。但这一差异并不稳定,在最新的元分析中,家长和儿童的性别都没有显著调节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因此个别研究中发现性别的影响本质上可能是缘于其他因素的作用(Hou et al.,2020)。

(二)互动水平因素

1.沟通方式

父母和子女的沟通情况会影响亲子感知差异的程度。Ehrlich,Richards,Lejuez和Cassidy(2015)对两人在讨论冲突问题时的交流沟通状况进行了编码,发现沟通越开放,即越能以相互安抚、开放的方式进行富有凝聚力的流畅交流时,亲子对冲突的感知差异程度(绝对值)越小;可以推测,如果亲子之间无法开放地沟通观点和感受,子女就会对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的感知更不敏感,或者对父母的教养方式产生更多的消极偏见,从而可能加深了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

2.亲子依恋

如果说沟通方式是具体的互动行为表现,那么亲子依恋就是互动的基础,子女对父母的依恋风格和亲子依恋质量也会影响亲子感知差异。依恋对象的作用是“避风港”,研究发现,子女依恋越是安全型、依恋质量越高,关系更好,子女就会更愿意对父母表露自己的负性经历,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理解,对子女自身状态的亲子感知差异就会越小(Ehrlich et al.,2011);由此可以推测,对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也相同,当子女依恋更安全、亲子依恋质量更高时,子女也会更愿意与父母交流对当前教养方式的看法和感受,对父母教养行为的理解程度也会更高,从而缩小教养方式的感知差异。

(三)家庭整体水平因素

1.家庭结构与功能

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可能在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功能不完好的家庭中表现得更明显。比如,离婚家庭中,父母和子女对亲子关系的感知差异高于完整家庭(Pelton & Forehand,2001),Tein等(1994)认为,在离婚家庭中长大的子女可能对父母行为存在扭曲的认知,并且面对较大的家庭压力时,父母关注子女感受的精力也有限,因此双方更容易对教养方式产生感知差异。在家庭功能存在问题的家庭中,如经常有家庭冲突的家庭中,由于彼此的误解多、高质量沟通少,父母和子女对冲突的感知差异也会更大。研究者甚至认为,今后亲子感知差异就可以被视为家庭功能问题的指标之一(De Los Reyes & Ohannessian,2016)。

2.家庭背景

除了家庭内部因素,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也可能会影响亲子感知差异。社会经济地位低是家庭压力源之一。父母可能还会因此而感受到更多歧视,此时父母会出于“为孩子好”的想法而采取严厉管教等消极的教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督促子女努力提升生活品质、不再遭受歧视。但子女只会感受到消极的教养行为而无法体会到父母的积极动机,于是导致了较高的亲子感知差异。Ehrlich等(2015)发现,家庭收入与亲子感知差异的绝对值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在低收入家庭中,父母和子女对亲子冲突的看法更不一致,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也可能越大;有研究发现相较于白人家庭,非裔美国家庭中对于严厉教养的感知差异更大,研究者认为这与非裔家庭普遍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Guion et al.,2009)。不同文化背景对各种教养方式的褒贬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亲子感知差异。在墨西哥裔美国家庭中,父亲与子女的感知差异更大,且只有父亲与子女的感知差异会影响子女的适应性发展,因为墨西哥的传统文化是父权社会,父亲往往是家中最具权威的角色,也是对子女影响更大的那一方(Sher-Censor et al.,2011);中国香港的研究者则认为,相较于其他文化背景的家庭,中国家庭中的亲子感知差异会更明显,因为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家庭成员间并不经常进行情感表达(Leung et al.,2016)。

五、教养方式亲子感知差异的影响

研究者之所以关注亲子感知差异,归根结底是因为发现它会对儿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有理论模型对亲子感知差异和对儿童产生的影响给予了解释(注:为了更清晰地呈现不同测量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本文在后面提及亲子感知差异时,除非特别指出,均指的是带有方向的差异值。差异值越大,意味着父母相较于子女感知的越高;而越小,甚至可以为负值,则意味着子女相较于父母感知的越高)。

为了理解亲子感知差异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De Los Reyes和Ohannessian(2016)提出了“分歧—适应”假说(discrepancy-adaptive hypothesis)和“分歧—不适”假说(discrepancy-maladaptive hypothesis)。“分歧—适应”假说认为,青春期早期,子女逐渐变得更加自主(Maccoby & Martin,1983),与父母的感知差异正是自主权发展的表现,会促进子女变得更独立,并有利于家庭角色和关系的调整,推动着家庭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而“分歧—不适”假说认为,感知差异意味着父母对子女实际状况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反映了他们对子女的感知关注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子女会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发展结果。上述两个假说看似冲突,但研究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其实分别适用于儿童青少年发展的不同领域,前者关注独立自主发展,而后者关注内外化问题、社会适应等。

图1亲子感知差异的几种发展轨迹(De Los Reyes & Ohannessian,2016)

综合两种假说,De Los Reyes和Ohannessian(2016)进一步提出了“发散三元模型(diverging operations triad model)”。该模型认为,从纵向上看,感知差异的发展及其对子女的影响可能存在多种轨迹(见图1)。如,从青春期早期到中后期,如果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知差异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轨迹a),可能表明子女没能完成独立自主的发展任务;而在一般正常的发展情况下,父母和子女对家庭因素的感知差异通常会经历一个先增大后缩小的过程(轨迹c),这是子女变得独立自主并调整家庭角色的表现;研究者认为a、c这两种轨迹符合“分歧—适应”假说,即一定程度的感知差异对儿童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如果父母和子女之间一直存在较高程度的感知差异(轨迹b),就会跟父母对子女发展缺乏了解、子女的情绪和认知功能存在问题有关,这是“分歧—不适”假说可以解释的,即感知差异对儿童发展有不利影响。

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中,关注儿童青少年独立自主发展的研究支持了“分歧—适应”假说(即轨迹a),例如Sher-Censor,Oppenheim和Sagi-Schwartz(2012)就发现,母女对母亲教养行为感知差异的绝对值与女儿的个人独立性呈正相关。不过相关研究的数量相对较少,可能是因为关注儿童青少年自主发展的学者经常从其他角度进行解释,而忽视了亲子感知差异这一考察角度。

而“分歧—不适”假说涵盖的儿童发展话题更多,支持轨迹b的实证研究也更多。大部分研究显示,教养方式感知差异对儿童青少年的情绪与行为问题、社会适应、学业成就等方面都有影响,总体表现为当儿童青少年比父母感知越消极,他们就越容易出现消极的发展结果。在情绪问题方面,Hou等(2017)通过一年追踪研究发现,当青少年对教养的感知相对于父母更消极时,他们就容易出现更高的焦虑、抑郁情绪;Sher-Censor等(2011)发现对自主促进教养的亲子感知差异与子女的抑郁症状相关,在父亲认为自己的自主促进教养高、而子女认为父亲自主促进教养低的家庭中,子女的抑郁症状最严重;而Yaban等(2014)发现对心理控制的父女感知差异的绝对值可以预测子女的孤独感。在行为问题方面,De Los Reyes等(2010)通过两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母亲和子女对父母监控维度的感知差异可以预测子女的拖延行为,相比于不存在稳定显著感知差异的家庭,母亲在两年中感知父母监控始终高于子女的家庭中,子女两年后的拖延行为更严重。在社会性发展上,Guion等(2009)通过一年的追踪发现,教养养育、严厉管教、管教不一致维度的亲子感知差异是预测社交能力的重要因素,教养养育的亲子感知差异越大,严厉管教、管教不一致的亲子感知差异越小,子女一年后的社交能力就越低。在学业成就和各方面心理能力上,Leung和Shek(2014)发现,教养反应的父子感知差异和教养控制维度的母子差异可以负向预测青少年成就动机,教养反应的母子感知差异可以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弹性、自尊、掌控感、生命意义感等心理能力;当子女比母亲感知到更少的教养牺牲时,他们的认知测验成绩就更低(Leung,2017);教养牺牲的母子感知差异还可以预测子女的学业成就动机(Leung & Shek,2016);Hou等(2017)还发现,积极教养亲子感知差异大的家庭中,子女学业投入更低。总之,当子女对教养方式的感知比父母的感知更消极时,他们在情绪、行为、社会适应、学业等方面就越容易出现问题。

但对于图1中的轨迹c,由于需要长期追踪和收集儿童多个发展领域数据,尚未有研究提供直接的证据。现有研究即便对比了处于不同年龄阶段儿童,也由于其横向设计而难以排除同辈效应的影响(e.g.Lanz,Scabini,Vermulst,& Gerris,2001),而采用了纵向追踪设计的研究则普遍追踪时间不足(e.g.De Los Reyes et al.,2010),上述结果并不足以支持这一假设,还需要未来的研究来验证。

六、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者们对于家庭教养方式亲子感知差异这一现象已经有所关注,并努力对其准确地进行量化分析,进而考察了其来源及对儿童青少年发展所带来的后续影响。随着21世纪以来重视这一话题的学者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也从西方社会拓展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涉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并且未来依然有广阔的探索和进步空间。

首先,家庭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统一的测量分析方法。定义建立在操作性的基础上(波林,1981),只有确定了统一的测量方法,才能对其进行明确的定义,统一方法也便于通过元分析进一步整合纷杂的实证结果。目前,标准分差法和多项式回归法是研究亲子感知差异时最常用的方法,但标准分差法将两个报告方对感知差异的贡献加权等价的算法受到了质疑,且差值法混淆了原个体感知的影响,而多项式回归法虽然同时考虑了两方原本感知的影响,却只适用于把感知差异当作预测变量的情况。De Haan等(2018)所使用的潜分差建模法则较为有效地弥补了两者的不足,或许可以成为今后研究者的常用方法之一。

其次,缺乏能描绘出亲子感知差异的长期变化的追踪研究。一方面,目前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多集中关注青少年,而年龄更小的儿童与父母的感知差异会对其造成什么影响,尚未有较为整合的理论阐释,也没有积累充分的实证数据。另一方面,在发散三元模型中,认为亲子感知差异在青春期阶段先升后降的轨迹c虽然给出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尚未得到实证研究支持。Lanz等(2001)甚至发现了与之相反的现象,青春期中期的个体与青春期早期的个体相比,其家庭中亲子感知差异更小,但这也可能是因为上述研究所对比的是两个不同群体的数据、而非同一样本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数据。如果想要直接描绘亲子感知差异在子女不同成长时期的发展变化,考察其发展轨迹与个体其他心理表现的关联性则需要开展更长期的追踪。

此外,通过质性研究等方法来辅助了解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来源,并设计干预方案也很重要。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可以更直接地了解父母和子女对教养方式的看法,更深入地询问、探索差异的来源。例如,De Los Reyes等(2012)就曾对父母和子女进行了结构化访谈,对比了两方对冲突的看法和感知,发现访谈得到的差异比问卷得分计算得到的差异更明显;倪啸旻(2013)通过访谈也发现,多数子女对父母的教养方式并不满意,这可能与子女认知、父母自我认知的教养角色有关,也受到亲子沟通方式、措辞的影响。由此可见,质性访谈是对问卷数据分析结果的重要补充和深入,并且可以为家庭干预提供新的思路。正如De Los Reyes,Ohannessian和Racz(2019)所说,通过干预家庭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来辅助儿童治疗、家庭咨询,将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比如,通过质性研究了解到亲子感知差异源于沟通、教养角色认知后,就可以设计干预方案帮助父母选择正确的沟通措辞,调整对教养角色的认知,以帮助更多家庭在现实生活中将亲子感知差异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促进子女的适应性发展。

最后,未来还应该多关注文化方面的差异。尽管目前有研究者关注了跨文化家庭中文化主义对感知差异的影响(e.g.Córdova,Huang,Lally,Estrada,& Prado,2014),也积累了一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感知差异的实证数据,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关研究还远不够丰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较少有学者注意到这一话题,从而很可能忽略许多具有文化特异性的现象。以极具中国教养特色的教养牺牲为例,在笔者正在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子女可能在这一积极教养维度上感知反而更高,这与先前国外研究发现的“子女在积极教养上感知更低”的整体趋势是相反的。总的来说,未来需要一个涵盖不同年龄、不同种族样本的跨文化对照研究,来更全面地展示家庭教养方式亲子感知差异的实际状况,更深入地刻画其对个体发展具体的影响机制。

参考文献：

[1]波林.(1981).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pp.746-752).北京:商务印书馆.

[2]郭秋娟.(2017).亲子关系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社会学研究.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176(4),30-31.

[3]纪林芹,张文新.(2011).发展心理学研究中个体定向的理论与方法.心理科学进展,19(11),1563-1571.

[4]李董平,张卫,李丹黎,王艳辉,甄霜菊.(2012).教养方式､气质对青少年攻击的影响:独特､差别与中介效应检验.心理学报,44(2),211-225.

[5]倪啸旻.(2013).高中生亲子教养方式认知差异的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1(2),260-262.

殷锦绣,蔺秀云,唐莹莹,张海琴,李晓莉.家庭教养方式的亲子感知差异——测量､来源及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4):48-59.

基金:北京市“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2017年度重点课题“隔代抚养对儿童心理理论和情绪行为的长期影响”(BAEA17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