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历史大致可以分为私塾期、自由期、殖民期、危机期、衰落期和复兴期六个阶段，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后有所松动，特别是1997年金融风暴后，随着全球化局势的凸显，政府也意识到单一语言的教学和使用具有很大局限性且不符合国际化趋势。进入新世纪后，尤其在国内政局变化时即2008年3月8日，国阵政府仅获得国会三分之一议席，可以说史无前例，马来西亚社会的政治三分天下，华社分一杯羹。在国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东南亚诸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华文作为交际媒介的地位也有所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华文教育的发展并为之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个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复兴期或者说发展期，整个华文领域的研究状况究竟是怎样的？经过我们对相关资料的收集、检索和筛选，拟从华文教育着手进行综述和评价，以期对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下的华文教育研究有所启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教育状况、学校、教材、课程、师资与学习动机。我们首先对搜集到的93篇期刊论文和专著，以及84篇硕博士论文进行分类和统计发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的整体状况（65篇），其次是教材（53篇）和学校（24篇），课程（11篇），师资（13篇）和学习动机（11篇）方面的研究较少。

一、华文教育研究现状

（一）教育状况

对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发展的研究较为全面充分的为郑良树先生，他不仅出版了一个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系列（四本），并在此基础上修改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与总结并附史料图片，史料截止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1。莫顺生主要阐述1400—1999年马来西亚教育史的发展概况，全书为五章，均按照时代的顺序划分2。包括英殖民地战前及战后的教育概况、各语文源流中小学教育制度的演变、国家教育哲学和制订的教育目标对学校课程发展的影响。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系统并连贯地对马来西亚近600年的教育历史进行梳理，涵盖了各教育领域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董总总务处使用照片和剪报较系统和详细地描绘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程，目的在于增进读者对华文教育发展过程的认识和了解3。以上皆为专著，时间跨度比较大，史料较为充分，但研究时间段大多为20世纪，由于出版的滞后性，2000年以后才出版，可以作为相关研究的史料和背景资料使用。

Tan&Teoh主要将研究聚焦于19524—1967年马来西亚的华文运动，在追溯华文运动起源的基础上，讨论华文教育者在1955年联邦立法选举之前停止华文运动并在选举之后又重启运动的原因4；然后着重探讨在国家语言政策制定之前的华文运动，并指出体现马来族维护马来语最高地位的1967年国家语言政策的颁布标志着华文运动的覆灭。继TanLiokEe的“The Politicsof Chinese Educationin Malaysia,1945—1961”5之后，AngMingChee的著作“Institutionand Social Mobilization: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in Malaysia,1951—2011”被评价为最全面地论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英文专著6，核心议题是尽管面临着非自由民主国家持续的限制，少数群体的社会运动如何坚持推动其议程，但遗憾的是该书的涉及时间段是1951—2011年，缺失了马来西亚政府于2012年发布的重要教育报告即“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2013—2025）（马来西亚教育蓝图）”方面的内容。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集中在现状与趋势上7，主要论述马来西亚语言政策对华文教育的影响，并对华文教育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或展望。但不乏有独特研究视角和切入点的，如王睿欣敏锐地抓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此为背景论述华语教育在东南亚地区快速发展的现状和未来预期，重点预测了马来西亚华语教学发展的几个新趋势：（1）华语教育或将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顶层的战略性规划；（2）在马来西亚，由于其完备的华文教育体系，可以将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和第一语言教学（华文教育）相结合，并借助其优势快速发展，彰显出华文教育的主体性价值；（3）在师资培养和教学研究与资源开发方面，力争成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输出中心8。余可华和徐丽丽则选择了多元文化背景，本着为汉语国际推广提供可借鉴经验的目的，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9。王瑞国也从多元化的背景出发，提出华文教育的历史使命、民族权益和经济重任，需不断总结办学经验，建立健全领导组织机构，从而赋予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更广阔的发展前景10。王焕芝还从文化民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视角出发，解读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现状，并从文化和政治分析华文教育发展困境的根源，最后对马来西亚构建多元民族文化提出一些思考11。

Santhiram&Tan认为种族隔离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教育体系中一个新兴的特征12。其根源是马来西亚各级教育允许非主流教育（主要是华文教育）与政府提供的主流教育共存。作者认为这些替代性的流派并没有强化主流教育所要做的———促进民族融合，相反已经朝向种族划分发展，而导致当前种族隔离状况的主要因素是入学选择和优惠政策。华文教育已经成为主流教育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互补的性质。作者还解释了这两个因素如何在各级教育中造成种族隔离，最后评估了马来西亚政府采取措施废除教育系统的优缺点。Samuel&Tee(2013）也从种族政策的背景下，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政策和实践是如何逐渐实现的进行探讨，原因有二：一是马来西亚政治中种族主义占主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人口的种族分布；二是马来西亚的教育常被作为国家建设的工具去培养民族和国家情感，同时也被作为提升特殊种族利益的工具，从而会产生政治上的紧张，最终教育和种族交织在一起呈现一种复杂的妥协状态。Tan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二十年，是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中马来西亚教育改革的关键期13。这种教育重组试图通过教育语言政策解决国家建设的长期问题。英国殖民地政府选择以英语和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体的国民学校制度来代替殖民时期存在的隔离状态的本国语言的学校制度，华文教育的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由于缺乏资金，华文的国家学校体系很难实现。同时华人也无法将华文学校制度维持在后殖民时期联盟政府倡导的国家教育制度的范围之内，联盟政府只允许华人在小学接受华文教育。在中学阶段，就必须选择以马来语为主的单语制的教育体系，通过共同语言来促进民族融合。这样一个过渡性双语教育体系，就是要把华人纳入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最终实现马来语为单一官方语言的语言政策目标。

Samuel等从民族话语来讨论华文教育问题，视角新颖。在马来西亚，种族与教育之间的矛盾反映在教学语言（MOI）选择的辩论中14。2002年，马来西亚政府要求学校在数学和科学科目上引入英语代替马来语为MOI。这一举措在马来西亚媒体上受到了广泛的质疑。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华人报《南洋商报》发表的争议新闻报道，旨在说明少数族群如何将自己的定位向国家政策靠拢。Samuel等为了解释报道中的MOI辩论的民族政治建构，引入了“复杂斗争”和“他人言论的传播”两个概念。在华人社会、华人报刊和华人教育被视为共同建构的社区利益中，这些概念应该在多民族政体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语境化的解读。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华人的努力和奋斗，在这个领域他们功不可没，例如陈徽治从潮籍华人角度切入，全面阐述了潮籍华人对马来西亚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华文教育与其他文化事业方面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5。张继焦以华人社团和企业家为主要研究对象，指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并不是一项完全由政府出资的公共事业，反而是华人自救自强的公共事业，与其他很多国家那样将教育作为一种政府出资的公共服务大为不同16。由于政府长期以来旨在巩固马来语的官方语言地位，着力推行“单元化教育政策”，使得华文学校的办学资金紧缺，只能依靠华人社团，而企业家或富商则在社团中拥有超凡权力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石沧金17。林希也是关注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支持，但选择妈祖宫庙、会馆支持的角度，从创建并赞助华文学校到专项奖助学金再到公益活动，可见妈祖宫庙和会馆对华文教育的支持是不落人后、不遗余力的18。何敏波以南洋大学的创立、独立大学的申办为例，分析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对华文教育所做的贡献19。周聿峨主要从华人对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单元文化政策”的抗争并进而推进华文教育方面进行研究，让我们了解到海外华人为华文教育所做出的巨大努力2021。Collins从对政府施压集团也是马来西亚华人身份的守护者———董教总为争取华文的教学媒介语地位所做的努力着手，指出董教总之所以在华人社团有今天的地位是因为掌握了物质资源并拥有处置权；但为什么取得的成绩有限，原因有二：马来西亚的政治大环境不利于非土著的施压集团的运转；虽然董教总确实有资格代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但是缺乏合法性，也没有和社团取得步调一致，因此受到压制22。

还有零星从比较角度对华文教育进行的探讨，如罗一然对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和国民教育从学制、教育目标和理念、课程、教学方法、师资、就业等多方面进行对比，虽然办学状况存在种种不足和困难，但也凸显了华文教育的特殊优势并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23。柯永红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政策入手，指出两国的华文教育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两国的语言政策都令华语处在弱势的地位，从政策上看新加坡的语言政策较为宽松，但从华文教育现状来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一个完备的系列体系24。但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华文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柳暗花明的春天。

还有研究以2002年马来西亚小学引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这一事件为切入点，利用哥本哈根学派的社会安全和安全化概念来揭示为什么华文国民型小学引进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被华文教育者视为安全问题25。作者认为华文教育者致力于安全化进程时，他们的目标是将问题限制在安全化谱系内的政治化的一端。然而，当这个进程恰逢政府政治出现危机时，执政精英会用语言维护现状并粉碎他们的对手———这可以使用凯尔·格雷森（KyleGrayson）的安全化和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怪物”（Monster）之间的类比来说明问题。文章既揭示了安全化的运作过程，又揭示了马来西亚国民教育系统中华文教育的危险状况，不论从研究理论还是研究视角都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有关学校的研究

赵和曼称“马来西亚是除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以外唯一保留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26而且这个华文教育体系是最为完备的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并且在世界华文教育中占独特地位。学者们也较多从这个角度切入来研究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但相关研究呈现两头少中间多的态势，即关于小学和大学的研究皆较少，多集中在中学。庄兆声以马来西亚基础教育为背景从教育体制、课程、教师发展、道德教育、智能学校和华文教育六个方面进行介绍，覆盖面较广27。但作者是非马来西亚华人也并没有亲自去马来西亚搜集资料和调研，他在后记中也明确指出著作的这个缺点。LeeTingHui介绍了马来西亚半岛的华文学校在1786年到2003年两百多年间努力生存和发展的情况，主要探讨马来西亚政府给华文学校带来的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28。洪丽芬选择马来西亚雪兰莪首邦再也宏愿学校进行个案调查，发现各校在行政和教学方面还是以母语为主，单在场地上将三校不同语言源流的学生汇聚在一起，在交流模式上并没太大改变，只单纯提供一个地理环境，增加各族的接触机会29。郭素芬和洪丽芬以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小学马士丹那华小为调查学校，发现现在某些华小学生的族群背景已走向多元种族化，即从早期以华裔学生为主到近期非华裔学生人数不断增长，学生来源不再单元化30。校内的各族学生用各自母语进行沟通，校内行政语言是华语和马来语并用，但具有逐步转向马来语的趋势。华小走向多元化，是华文教育的一大挑战。该现状调查对华文教育工作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黎明和吴端阳以华人创办的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三所私立华文学院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创办历程、动因及基本经验进行评析31。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由于马来西亚教育政策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华文高等教育任重而道远。钱伟在阐述华文高等教育在马来西亚艰难处境的基础上，分析华社创办的三所学院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华人高等教育在坚持教育立场、满足学生职场需求和政府官方要求三者之间维系的一种妥协与平衡32。Tan&Santhiram认为尽管马来西亚高等教育中的公私立高等院校近年来得到迅速扩张，但公立高等学校的平等入学仍然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对非马来人来说更是如此33。标准和质量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一个主要问题。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毕业生失业的问题。这个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种族差异造成的就业机会的差距，这对于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复杂社会的国家建设进程来说并不好。公立高校毕业生（主要是马来人）和民办高校毕业生（主要是华人）的英语水平不同，从而导致了这种差距。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并行与扩展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双语和种族的双重体系，这也不利于马来西亚的国家建设进程。

李爱玲结合教育学原理谈几个独中教育问题，谨供独中办学者参考：（1）提升教师的教育认知；（2）独中办学者和教师应具备教育理念；（3）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忽略不得；（4）重新审视道德课的运作；（5）认真看待学习活动的设计；（6）别让素质教育流于形式34。方颖基于对17所华文独中校长的采访，分析了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三语教学的现状、优势和困难，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35。张应龙36、祝家丰和王晓梅37皆从独中的办学方针、经验和特色方面进行海外华文教育的总体研究。

除了从宏观上对独中教育进行的研究，学者还对体育、历史和美术等科目进行具体研究。韩会君、林敏萍和孟庆光等都选择了从马来西亚中学教育中的体育科目入手，前者对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学校体育的现状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对华文独中体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关意见38。后者认为马来西亚华文中小学体育教育现状不容乐观，包括：场地设施落后；学校重视程度不高；华社对学校体育关注度低下；中国政府的关心不足等39。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第10期专辑讨论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的情况，其中包括张景云的“历史教科书：是历史研究还是社会工程？”、张荣强的“谈国民中学历史教科书”、何玉万的“择善而固执：谈华文独立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编纂”、王丽兰的“从百家争鸣到合而为一———检视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的演变”等。梅德顺从华文中学美术教育入手，探究华文中学美术课程的历史发展状况，从中探寻其美术教育的价值并探讨美术教学的困境和局限性等40。

（三）有关教材的研究

关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材研究主要分四个类别：小学教材、中学教材、大学教材与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材。

廖冰凌从华语教科书出发，检视马华儿童文学被纳入教学范围的情况，马华儿童文学作为教材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已经被边缘化了，但表面上却披着“合法化”的外衣41。张江元以马来西亚彩虹出版公司出版的幼儿华文教材《乐乐语文列车》为研究对象，认为该教材的物理特征和内容体系均具有鲜明特征，具有“幼儿化”“生活化”“文化特色”等特征，同时在笔画和拼音内容的编排上也存在不足42。李思慧针对两本国小一年级的华语教材的字词量、等级、复现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提出教材的优缺点和一些建议与看法，能够为以后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43。

宋婧婧主要选择独中教材《华文》的“古文阅读训练”和“听说训练”进行分析，同时与中国的母语教材《语文》以及港台语文教材的编纂情况进行比较，认为《华文》具有科学性与趣味性，是较为成功的一部海外华文母语教材，但其口语部分的编排理念与具体设计上仍存在一些不足44。宗世海和韩小萍同样也是研究《华文》教材，主要是对“读写一体”教学法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肯定了该教学法的引入45。但是还有一些局限性：由于编者的理解偏差，“读写一体”单元比重太小；由于编者没有统筹好体裁与知识点，导致大量同单元不同体裁选文和单元间交叠等情况出现，对“读写一体”理念的贯彻效果影响较大。最后作者据此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法。房宁和李思嗳对马来西亚国民中学的初中华文教材从课文编排（人文、科普及自然环境）和活动编排（应用活动及基础知识）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各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建议46。

何富腾以马来西亚20所国立大学开设的华文/华语班使用的华语教材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马来西亚近40%的国立大学华语课程采用中国出版的教材，具有从口语操练到语法教授的转变趋势；而剩下60%的国立大学则使用本地色彩的国别化华语教材，并努力地把课程教材逐渐本土化47。苏琦和李柏令以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汉语教材《会话华语1》为例，考察了马来西亚汉语口语教材实践性的表现，并认为实践性原则是国别化汉语口语教材最重要的编写原则48。

步延新重点讨论两种小学华语教学标准下教材课文中出现的句型特点，非汉语环境下的华语教材较重视句型，并且在各章节中有意识地设计练习对重点句型进行操练，凸显出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环境下华语教学的一大特色49。吴娅妮主要从汉语文化词角度，分析马来西亚高校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课堂的教材情况，找出教材中文化词语编写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使用教材的教师进行访谈，最终总结出对外汉语教材文化词语的编写和教学方面的建议，以期寻求一个融合中国文化和适合马来西亚本土传播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方向50。

（四）有关课程的研究

陈炳易先对早期华文课程进行了简述，然后选择1972年以后的时间段，将华文课程改革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具体探讨，并指出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目的是让读者对华文课程的政策和课程发展，特别是学生的差异性发展有一个全面和清晰的认知51。郑文龙主要探究二战后的马来西亚官方教育报告书及教育法令对非华文小学华语课程的设置规定从而考察国民小学华语课程设置的法理依据及其法规嬗变52。认为国民小学及其华语课程皆是“政（政治）教（教育）合一”国家语言政策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华语课程皆是属于华语第二语言课程，忽略了国小学生及其语文水平的差异性与复杂性。郭桂周和于海波对马来西亚“初中综合科学课程标准”出台的背景、框架与内容和特色等进行论述，以期为他国的初中科学课程改革提供启示53。杜修平等为提高马来西亚华文教师信息素养水平，结合其在实际中文教学中遇到的难题，进行针对华文教师的多媒体职业培训的课程设计54。主要对项目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连接主义学习观在培训中的应用进行详细阐述，从而总结出授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吕立民剖析了马来西亚2011年施行的“小学华文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安排与分布，并对其中一些新的专业术语加以解析，使执行者更能把握课标中的要求，以便改善目前课堂教学高耗低效的情况；最后对一些能改善教学的新措施给予肯定，也对不足之处提出个人建议55。王亮宇以“整体教育思想”为指导，构建关联分析框架，将马来西亚的“初中综合科学课程标准”与中国的“义务教育初中科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它们在贯彻体现“整体教育思想”上的异同56。目的在于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进行融合，从而摆脱科学教育的工具性目的。WuBing&TeohAi-Ping对中国和马来西亚两所高校的远程在线学习环境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七种交流模式从社会、程序、说明性、解释性和认知维度五个方面来详细分析远程在线学者的互动情况，并讨论了民族文化对学习者互动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基于网络和混合远程教育的有效教学策略以提高在线互动的质量57。

（五）有关师资的研究

李志鹏从校园经济视角提出改善独中师资待遇和地位的方法。认为当前独中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老师需要提升自己的素质，独中经营者也应该提高待遇吸引并留住教师58。王焕芝在考察马来西亚董教总和华文独立中学的基础上，对华文独中教师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对新型独中教师教育组织机构的建设、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的加强和教师教育课程实践取向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59。柯雯靖将“海外华文教育动态”2006—2015年十年间的资讯整理研究发现，以华小为代表的师资短缺和教师质量不高对华文教育产生较大影响且问题一直存在60。但他们尝试以各种方式解决问题，包括加大与中国的合作。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马来西亚逐渐形成了本土汉语教师队伍建立的新概念即以教师培训为主要方式。黄祯玉对马来西亚60所华文独中的教师专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具体分析了教师自主专业发展的内涵与现实条件、影响因素、主要问题，最后提出实现独中教师自主专业发展的策略，以期能提供启示和参考61。王焕芝对马来西亚华文教师队伍的历史演进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展开了研究，认为鉴于东南亚国家的多元民族化，不应忽视少数族裔母语教育，并建议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而华文教师应在理念上坚持“超越政党，但不超越政治”，中国大陆应发挥对华文教师专业发展的保障作用，华文师资培训也应该走出国门，与国际化相结合62。Khim使用问卷对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师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华文教师职业倦怠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探讨职业倦怠与教学效能感的关系，并尝试为缓解倦怠和提升教学效能感给予解决方案63。还有一些研究是针对马来西亚教师群体（小学和中学）的特定横断面研究，可以作为华文教师职业压力和倦怠方面的参考6465。Lim&Presmeg探讨了马来西亚华文小学数学教师应对语言政策最新变化所面临的困境。由于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社会文化需求非常复杂，华文小学的数学是用华语和英语来教授的。教师们面临着英语和华语之间语码转换的困境，特别是在表现较差的班级。大量的授课时间花在了数学术语的翻译上，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双语教学与单语教学的有效性66。

（六）有关学习动机的研究

关于小学生学习动机的研究主要有：WUN对马来西亚东部砂拉越地区非华裔小学生的华语学习状况从二语教学角度在教学层面和习得层面进行审视和调查研究67。总结了华语科（华文小学）和华文班（国民小学）汉语教学的特点，特别是非华裔小学生汉语学习的非常态化。认为华文小学并不是理想的汉语学习环境，并且现阶段的国小华文班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吴宜芳对马来西亚诗巫市的华文小学的汉语学习效果进行调研，分析小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客观的建议，以期改变小学生的汉语学习现状68。TanYaoSua,etal.对三所华文小学的200名马来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调查和研究，涉及了三个问题，即父母选择教育，学习过程和民族间友谊模式69。结果显示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效果的期望是影响马来生入学的主要因素。但尽管学校采取了干预措施，马来学生由于华语的熟练程度不够而导致学习困难，无法满足高度期望值。他们的学习困难也由于缺乏父母的投入以及教师有限的语码转换而加剧。马来学生愿意通过与任务有关的活动与华人学生互动，这表明种族间友谊的培育需要以利益趋同为指导。

关于中学生学习动机的研究主要有：王玉瑞对马来西亚一所独立中学巴华中学展开华文学习现状的个案调查研究，分析了独中高中生不喜欢学习华文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学习华文的动机激发策略70。LING选择马来西亚的华文独立中学代表宽柔中学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学生自身的学习动机、学校的校园文化与教师的教学素质分析学生的择校原因。然后又从反面角度，从内外因对学生失去选择就读宽中的热情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最终认为宽柔独立中学的未来甚至华文独立中学的未来还是乐观的，中国的崛起、世界多元化趋势的推动、独中办学质量等皆是华文独中健康发展的关键71。黎雯珊以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育源独立中学和斗湖巴华中学为例来研究合作学习的现状，并针对学生和教师根据合作学习有效开展提出建议，认为合作学习将取代传统的教学方式，让师生能达到学习效果72。

关于大学生学习动机的研究主要有：陈淑玲从学习华语的背景与动机、兴趣、认知、自学方式及必要性和实用性四个方面调查分析了玛拉工艺大学生汉字学习情况73。调查最终发现，多数学生选修华语的动机是未来求职的增值或兴趣。他们普遍对汉字感兴趣，但只有少数人在课堂以外有机会接触汉字并且汉字书写能力相当不理想。Smith选择了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的华人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动机，研究认为马来西亚华人大学生的学习依赖性更强，新加坡的学生善于以清晰和系统的方式呈现思想和概念，而香港学生的学习焦虑性更强，他们更害怕失败；但是研究结果不支持香港学生在学习方式上比其他国家的学生更具战略性，基于不同华人群体在学习方法和动机上的显著差异，研究提出必须谨慎反对已固定的文化特征概念并在跨文化研究的样本定义和选择中要格外小心74。

还有从社会学习群体进行的研究：Comanaru&Noels使用自我认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theory）为指导，通过问卷调查了145名华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75。结果表明学习者认为在学习华语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意义和乐趣与学习投入的精力成正相关，这种相关在华人群体特别是有意识对学习过程进行控制的继承性学习者（heritagelearners）中体现的较为明显。他们有强烈地学习华语的愿望，因为这是自我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种责任感。但是以华语为母语和以英语为母语的继承性学习者之间的表现几乎没有差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忽略华语的熟练程度，继承性学习者的分组可能会不同。Merriam&Mohamad按照马来西亚的人口比例选取了三大群体（马来、华族、印度）年龄介乎六十至八十三岁的男女共十九名，了解马来西亚老年人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通过学习进行塑造的。采用访谈和比较数据分析方法，归纳出三个主题———马来西亚的老年人学习是非正式的和体验式的；学习是共同的；大部分的学习动机是宗教或精神方面的76。

二、研究发现

语言和教育在马来西亚始终交错不能分割，一方面全球化的格局，令马来西亚当局放松了文化和教育政策并再次引入英语作为科技科目的媒介语；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和区域力量的崛起，给马来西亚的华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生机77。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马来西亚认为民族融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马来西亚的现实社会情况显示了语言和教育政策是影响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因素。虽然马来西亚政府试图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但教育政策并没有取得打破民族分界和建立民族认同的效果。与印度人相比，华人对马来语被确立为国语并不太关心，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更喜欢上华文私立学校。实际上华人在马来西亚已经居住了很长时间，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依然与其他亚群不同。在马来西亚华人中，主要有两个重要的亚群，一是接受英文学校教育，政治上更自由并且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社会的一部分。二是接受华文学校教育，一般不喜欢与其他民族混合，马来族的优越性似乎刺激他们认为自己是华人而不是马来人。但面对教育制度的弊端，不论什么亚群的华人都要学会为了自己的经济和教育权利而独立自主的奋斗。华人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少数群体，面临着教育和语言不利的情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都应该努力营造身份认同感，华文和英文教育成为这方面的主要手段。尽管马来西亚政府试图通过教育政策在不同民族之间建立平等，实际上这些政策只有马来人受益。传统的马来西亚华人往往忽视政治问题，面对一些教育政策的弊端需要他们更多参与政治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而马来西亚政府也需要重新考虑其教育政策，因为稳定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平等地位将会有利于国家发展。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华人的努力和奋斗下，整体上既有困境和挑战也有光明的未来，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但由于各种国际和国内因素的交织，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研究者较多从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角度出发，论述华文教育受到“单元化教育政策”的限制在夹缝中生存发展的现实状况并努力为之寻找出路。也有不乏寻找特殊角度的研究者，如上文提到的“一带一路”倡议视角、多元化视角、民族主义视角（马来西亚本土研究者常用此视角）和比较视角等。关于学校方面的研究，华小是华文教育的开端，充满了抗争与妥协。由于马来西亚政府在华小的政策上仍然坚持“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所以华小只是一种过渡的权宜之计，将来还是要改为国民小学（以马来语为教学语言）。学者们主要关注华小的群族背景和教育体系的多元化，揭示马来西亚官方不断取消或削弱华小董事会的权力与功能和改变华小语言政策的行政措施等事实。独中教育处于整个教育体系的中间状态，因此颇受研究者青睐，有较多文献从这个角度探讨马来西亚华文独中的发展策略。华文中学教育的发展困境主要是华社在马来西亚政府的教育政策之下一方面不得不接受改制，一方面兼办独中，从而化解华文教育断层或被消灭的危机。并且董教总为了保护母语的教学地位，在独中统考媒介语的选择上坚持统一使用华文，这在华社内部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并具有极大的争议。这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民族主义与现实教育之间的博弈并一直持续不断。高等教育处于整个教育体系的最高端，马来西亚“华人高等教育”主要是马华民间力量和华人政党所创办的高等学校系统，招生对象主要是华人。但是其教学和媒介语言除了个别高校的中文系可以使用华语，其他皆必须使用英语，实际上这也是为了适应多元化的生存环境，也是为了提高生命力和增强竞争力，是在理想追求与现实妥协之间寻求一种折中的办法。关于华文教材的研究基本上选取个别教材为分析对象，对其特点进行具体分析，指出教材的优劣所在并提出进一步修改的建议。该类研究皆较为注重研究的实用性，理论上稍显不足。华文课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学的课程标准、具体内容、框架和特色等方面，主要目的是为教学改革提供依据。还有关于华文课程的整体改革和具体针对教师的多媒体职业培训课程设计等研究。但华文师资整体情况不容乐观，师资紧缺和教师专业素质不高是面临的两大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应为华文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保障，走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的教师培训的路子。教师的职业压力和倦怠情况不容忽视，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学习动机方面的研究集中在中小学，零星有关于大学生和成人的研究。研究主要是通过个案调查和定量与定性研究，对不同群体的学习动机进行探讨，并提出激发学习动机的方式要特别注意文化方面的影响因素以提高学习效果，从而促进华文教育的健康发展。

三、结论

本文以新世纪为起始时间点，从教育状况、学校、教材、课程、师资与学习动机六个层面梳理了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近20年的文献，试图全面总结华文教育研究的特点以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汉语教育提供有用的借鉴。

（一）华文教育的推广和国家建设之间的博弈

语言与身份认同的构建和民族国家文化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这主要归因于多元化社会所采取的同化主义。这种做法得到了主导国家建设进程的多数群体的支持，但遭到能够挑战多数群体的少数群体的强烈反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是一个重要的少数群体。就语言权利而言，华人非常坚决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以确保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大规模移民马来西亚以来，华文教育体系的不断发展。语言问题演变成一个民族问题，使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民族关系紧张，对国家建设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回顾整个华文教育的发展史，充满了抗争与妥协，在马来西亚政府的“单元化教育政策”下，华人社会对于华文教育是坚持原则到底，抑或是务实应对，往往是一个左右为难的扶择。本身华社内部也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常出现激烈争议，甚至分裂的局面，从而也影响到对外抗争，其发展道路的曲折性可见一斑。但作为一个少数群体，与其他大多数多元化社会不同，马来西亚华人通过坚持华文教育获得了更多的保留母语的空间。马来西亚语言学家Asmah认为，国家建筑必须具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基本意识形态78。这意味着华人并不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而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群体。随着马来西亚教育蓝图的发布（2013—2025年），华文教育已经到了关键的生死存亡时刻。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并且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放弃了同化政策，鼓励自己的国民学习华文，但马来西亚政府还是没有放弃消除华文学校的终极目标。并且华文教育运动公开分为两派，实际上这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严重分裂。董总领导层悬而未决的派系斗争进一步激化了华文教育的困境。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华文教育发展总体态势也不容盲目乐观，使华文教育成为主流教育的一部分，始终是华文教育发展的艰巨任务。

（二）各层次华文学校皆在夹缝中生存

华文小学属于公办小学，纳入了国家教育体系，但政府的投入较少，经费短缺，生源两极分化现象较为明显。如何保持华文教育性质是华小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由于其公办的性质，政府的管理较为严格，也成为产生纷争的焦点。华文教育性质是指“以华文作为华小的教学媒介语言”79，但政府现在推广的以马来语和英语为主的教育政策，与华小的办学立场和宗旨冲突，所以华小的生存空间堪忧。

华文独中教育处于整个教育体系的中间状态，它的发展困境主要是政府不承认独中文凭和经费短缺。独中毕业的学生不可以直接报考马来西亚的国立大学（必须另外参加政府组织的PT3考试），或者出国留学，或就读华文独立大学学院。华文独中是自筹经费的民办学校，得不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从而导致教师薪金降低，优秀教师渐少，学校吸引力下降。高等教育是教育体系的最顶端，主要是马华民间力量和华人政党所创办的五所高校（拉曼学院、拉曼大学、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和韩江学院），招生对象主要是华人。但也不同程度面临经费、师资和生源等问题，面对马来西亚众多公立和私立高校的挑战，生存发展并不容易。并且其教学和行政语言基本以英语为主，不得不与现实妥协。

（三）华文教材和课程体系不完善且水平参差不齐

不同层次的华文教育体系对学生在“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要求不尽相同，这就增加了不同层次教育体系在衔接上的难度，并直接影响了学生升入高一年级后的学习积极性。在中小学阶段，不同类型的学校对华文的教材和课程体系的布局差异很大，并且华族与非华族学生都共用同一个课程大纲。各族群学生的语言水平都不同，容易出现过于简单（对于华人学生来说）和加重学习负担（对于非华人学生来说）的两极现象。马来西亚华文教学情况颇为复杂，应在切实考察本国实际情况基础之上，符合学生复杂多样的要求，针对学生的族群和华文水平的实际情况，吸取汉语学科理论和教学研究的相关成果，构建切实可行的课程体系，辅以配套教材的编写，以促进华文教学质量的提高。

（四）华文师资紧缺且教师专业素质不高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虽然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各个层次都有，但是华文师资的培养机构则寥寥可数。师资缺口非常巨大并且中学层面的师资面临断层，师资比例严重失调。马来西亚政府不设立私立的师范学院，导致华文教师队伍缺乏系统的师资培训体系，只能依靠中国大陆、港澳台来培训师资。表面上看马来西亚的教育部门在规划华文师资的发展和培养计划上均有所欠缺，实际上是反映了马来西亚政府制约华文教育的态度，进而阻碍了华文师资的发展。

（五）华文学习动机体现了深层次的语言意识形态

马来西亚华人对于华文持有强烈学习动机从而使华文得以传承和发展，是与他们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息息相关的。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华文的学习动机还被赋予了经济价值。马来西亚的年轻华人已经普遍具备全球意识，且深切感受到华文的经济价值。由此他们在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之外，为华文的学习动机增加了一些外在的工具型动机80。

总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方面的研究内容多聚焦在整体的教育状况，其次是教材和学校，课程、师资和学习动机研究较少。具体研究内容倾向于资料的梳理与总结，研究角度从表面上看较为多样，但研究领域单一基本上是教育学，并未呈现当今研究跨学科的多维跨域特点，例如并没有整合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以后的研究可以适当关注华文课程的分层次构建、华文师资的培训体系和华文学习动机的演变等主题并有意识地引入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研究方法以归纳法为主，注重史料和相关语言政策资料的使用，也有个案调查法，进行数据的分析。但整体上对于实证方法的使用不多，较多从个人主观情感出发，得出的结论也由于立场限制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以后研究应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尤其是量化和质性综合研究方法的使用，从而揭示缤纷复杂的表面现象背后所隐含的规律。研究的理论性不强，只有个别“整体教育思想”即“全人教育”理论和哥本哈根学派的“社会安全概念”的运用，今后的相关研究应该注重理论方面的提升，使研究结果具有一定深度。例如由国语、族语、外语组成的语言教学三元架构理论81就可以用来在更大范围内呈现华文教学的整体特征和发展态势。研究范围多集中在宏观的教育领域，具体研究对象多是中学或中学生，较少关注小学和小学生尤其是高校和大学生。今后的研究可以多关注一下教育体系的入口和出口即小学和大学。

注释：

[1]李爱玲:《独中教育问题的教育学思考》,《马来西亚华文教育》2007年第7期.

[2]方颖:《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三语教学初探》,《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3]张应龙:《海外华文教育的典范: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9期.

[4]祝家丰､王晓梅:《海外华文教育的奇葩: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办学方针研究》,《八桂侨刊》2016年第3期.

[5]韩会君､林敏萍:《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学校体育的现状与未来》,《体育科研》2003年第3期.

[6]孟庆光､邢尊明､陈洪淼､扈伟:《马来西亚华文中小学体育教育的困境与反思》,《体育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

[7]梅德顺:《马来西亚华文中学美术教育百年历程探究》,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8]廖冰凌:《合法外衣下的困窘---谈马华儿童文学作为教材的发展现况》,《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3期.

[9]张江元:《马来西亚幼儿华文教材编排体例分析》,《海外华文教育》2014年第2期.

[10]李思慧:《马来西亚国小华语教材字词文化对比分析---以一年级<国小华语>和<国小华文>为例》,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11]宋婧婧:《马来西亚独中教材<华文>:文化传承性与工具性的统一》,《海外华文教育》2006年第1期.

[12]宗世海､韩小萍:《“读写一体”理念下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初中<华文>单元结构分析》,《华文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

[13]房宁､李思嗳:《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华文教材编排研究---以初中华文教材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2年第5期.

[14]何富腾:《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华语课程教材的研究》,《海外华文教育》2014年第1期.

张笛.新世纪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综述[J].八桂侨刊,2020(01):81-93.

基金: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6CZWJ27)的研究成果;“2016年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的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