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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论及家校社协同共同的教育策略

2021-12-02 53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家有小学生的城市新移民家庭中父辈和子辈两代人关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家庭结构、亲子关系的认知与态度，可以看到新城市移民家庭中真实存在代沟：子辈比父辈更认同城市生活；两代人都自诉认同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观，但在行为上仍主张孩子要＂听话＂；两代人都认同传统家庭结构，但子辈更适应城市生活；孩子对父辈的认同高于父辈对自己的认同。调查数据表明代际差异与亲子关系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可以通过家校社协同共育的教育手段影响亲子关系进而改善新城市移民家庭的代际差异，减少代际冲突，帮助新城市移民家庭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关键词：
亲子关系
城市新移民家庭
家校社协同共育
文化代沟
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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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8%快速增长到63.89%，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镇。《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政策调整经历了逐步放开农民进城、要求公平对待流动人口、全面推进市民化三个阶段[1]。相对于老一辈农民工大多只是城市过客，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农民工选择成为“城市移民”，而且家庭化迁移成为主体模式。目前超过95%的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公立学校就读，他们的生活、学习背景与其父辈差异极大，这种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会不会导致两代人之间因“基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2]而形成“代沟”呢？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家有8-12岁在成都市区学校就读的孩子，在成都市居住时间在1年以上，有稳定住所（不一定是购房自住），户籍所在地属于外地农村的流动家庭。之所以选择家有8—12岁孩子，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有一定的自主思考能力，且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未离家独立，家庭代际关系比较密切。本研究主要在成都市S小学进行，S小学是成都市区流动儿童集中的公立小学。在学校教师的帮助下，对该校3-6年级符合条件的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进行调查。

（二）核心概念界定

城市新移民家庭：“移民”在人口学上指“迁移人口”，在中国被承认的正式移民通常是开发性移民，如工程移民、水库移民等，主要与户籍的转移相关[3]。本研究所关注的“移民”主要指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有稳定住所的人口。“城市新移民家庭”则是指包括未成年人家庭成员一起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定居，定居时间在十年以内的家庭，即父辈为从农村到城市的第一代移民，子辈为未成年人的第二代移民。

文化代沟：德国社会学卡尔·曼海姆认为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传承正是通过代际传递的，且“代际更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4]。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来临，这种代际更替的连续性发生断裂了。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了“代沟”这一概念，并根据文化传递的方式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基本模式[5]。张永杰、程远忠根据米德的观点，将新中国以来的人们分成四代人，并认为代际文化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价值目标选择上的差异和行动策略上的差异[6]。这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把代沟等同代际差异。

周怡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她认为代际差异自古就有，但代沟是现代性的产物，正是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造就出一代又一代具有不同社会特质而又处在相同的成长阶段的人群[7]。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层面、精神层面以及家庭结构方面。社会层面的现代性主要指城市化、工业化、制度化；精神层面的现代性通常被认为包括理性、民主、自我意识等方面；而家庭结构的现代性则主要表现为核心家庭取代包括亲属集团在内的大家庭[8]。城市新移民家庭成员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实质上就是对现代性的适应。

（三）问卷设计

1. 问卷结构

根据代沟的内涵及城市新移民家庭的特点，本研究以现代性的三个层面从城市新移民家庭文化代沟的3个维度设计“城市新移民家庭文化代沟调查问卷”。

社会层面的现代性：主要调查两代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度、融合度。

精神层面的现代性：主要调查两代人对自我意识、民主等与价值观相关的认知与态度。

家庭结构的现代性：主要调查两代人对家庭结构的期望与态度。

家庭亲子关系：主要调查城市新移民家庭亲子关系的基本特点，以了解代沟或代际差异是否会影响亲子关系。

2. 问卷发放、回收以及处理工具

发放、回收：学生问卷的发放由学校大队辅导员协调沟通，进入班级后在班主任的帮助下请符合研究条件的学生在课余时间现场填写、回收；家长问卷则由这些学生带回家请家长完成，由老师帮忙回收。此次研究共发放学生问卷150份，收回138份，其中有效问卷125份，有效率90.6%；家长问卷100份，收回90份，其中有效问卷76份，有效率为84.4%。孩子与家长的比例为1:0.61。

二、调查结果

根据调查数据，流动家庭中年龄在8-12岁的小学生在成都生活5年以上的只占68.1%，意味着相当多孩子并不是一直生活在城市。他们与作为第一代“城市移民”的父母一样需要适应城市生活。

（一）孩子比父母更认同城市生活方式

如表1所示，在身份认同、工作前景和生活方式评价三个方面，子辈对“城市”的认同度都比其父辈要高，特别是子辈更认同自己“城市人”的身份。“身份是指一种出身或社会位置的标识，而认同旨在表达与他人相似或相异的归属感和行为模式”[9]。身份认同不仅给予个体归属感，还引导个体发展的方向。当城市新移民家庭的孩子相对于其父辈更认同自己“城市人”的身份，就会更自觉地以“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要求自己，从而在生活方式和人生方向上与其父辈的差异将会继续扩大。城市新移民家庭中的父母大多是成年之后来到城市生活，他们之前所受的乡土文化已经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只有“血缘”和“地缘”才能称得上是当地人，也就是说“大体要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当地有土地。第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10]而新移民家庭中的父母基本都满足不了这两种条件，所以很多家长并不认为自己是“当地人”，他们早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二）两代人都高度认同现代价值观但存在言行不一致的情况

如表2所示，城市新移民家庭中，两代人对“个性”“平等”“民主”的认同度都超过了87%，表明两代家庭成员都认同民主、平等、个性等现代价值观念。“父慈子孝”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什么是孝，子曰“无违”。（《论语·为政》）“无违”的日常表现就是“听话”，“听话”是对行动的要求。可见，两代人虽然主张个性、民主、平等的现代价值观，但在行动上更愿意服从传统亲子关系模式。有意思的是子辈虽然比父辈更自认为有个性，但也更认同“好孩子就是要听话”的行为准则。

（三）两代人都认同传统家庭结构但子辈比父辈更适应城市生活

如表3所示，家长和孩子都认为家人不仅要包括父母和孩子，还应该包括亲戚在内，即他们都更倾向于传统的家庭结构。

如表4所示，城市新移民家庭中，无论家里家外，孩子使用家乡话的意愿显著低于家长。城市新移民家庭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而在语言行为方面所做出的调整和变化，可以称之为语言适应行为[11]。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标志[12]。两代人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表明城市新移民家庭中孩子比父母更适应和认同城市生活。

（四）代际差异与亲子关系

根据调查显示，城市新移民家庭中确实存在代际间的现代家长在“希望孩子长大后成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和孩子在“希望长大以后成为像父母一样的人”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p=0.000<0.005）。如表5所示，孩子基本认同父母，大多数孩子希望长大成为像父母一样的人；而父母对自己的认同度并不高，他们不希望孩子成长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家长都表达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希望孩子能有比自己更好的未来，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父母的眼中，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重生机会”[13]，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去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孩子比自己强。

如表6所示，文化代沟的三个维度（社会层面现代性、精神层面现代性以及家庭结构现代性）与亲子关系的相关系数都达到了显著水平（p1=0.01<0.05、p2=0.019<0.05、p3=0.00<0.05），其中精神层面现代性的相关系数最高，说明城市新移民家庭的代际差异影响亲子关系，其中价值观的影响最大。

三、调查结论及家校社协同共同的教育策略

通过调查研究可以看到，城市新移民家庭内部的文化代沟是社会存在而非意义建构的问题。与父辈相比，子辈虽然在城市生活时间相对要短，但却更认同也更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与子辈快速接受并适应都市文化形成对比，父辈深受乡土文化的影响且不愿轻易改变，从而形成代际间的文化差异，而代际差异与亲子关系之间又高度相关。因此，通过改进亲子互动来改善城市新移民家庭成员的城市生活适应情况是可能的，还是必要的。而亲子互动的改进又可以通过家校社的协同来达成。

（一）校、社引导孩子对长辈的文化反哺

城市新移民家庭中的家长相对孩子而言，在融入城市生活方面相对滞后，学校和社区可以引导孩子主动地、有意识地发挥文化反哺的作用。文化反哺之所以能促成两代人的共同成长，不仅在于它是通过一种全新的双向信息沟通方式来弥补代与代之间的文化代沟，还在于能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两代人的相互理解，促成相互间的文化包容。所以学校的工作在于引导孩子澄清价值观念，提升孩子与父母的沟通技巧；社区的工作在于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分析城市新移民家庭面临的困难，向他们提供具体的帮助，如以社区为平台，引导他们参与适当的社会活动以提升他们与城市社会相互适应的功能，促进他们自身的发展。

（二）为城市新移民家庭提供更多社会资源以增强其与城市的黏性

从调查结果来看，子辈表现出比父辈更倾向于核心家庭模式，但城市新移民家庭成员普遍坚持传统的大家族模式。坚持传统大家族模式是传统乡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可以在情感上帮助人们获得更稳定的身份认同感。城市新移民在最初进入城市时，通常是以亲戚、老乡“抱团取暖”的方式逐渐在城市站稳脚跟的。如果谁有疏远、冷淡老家人的行为，就会受到“背祖忘宗”的社会舆论指责。但是，如果与老家大家族过于紧密地联系，也会妨碍城市新移民家庭对居住地的归属感，较难在城市建立起新的、密切的社会关系以融入居住地社区。

一放假就把孩子送回老家是很多城市新移民家族的通常做法，孩子除了同班同学，很少有其他的玩伴和朋友。而且，城市新移民家庭主要跟老乡、亲戚来往，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家庭、家族之外的社会联系很少，社会资本都不高，这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是社会视野较窄、社会认知不全面，不利于孩子未来的人生规划。因此，学校和社区需要为城市新移民家庭的孩子及其家长提供更多接触家族、社区之外的机会，更好地认识和参与城市生活，让孩子们更多地了解社会，明确未来有更多的可能；也让家长更多、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生活和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增强亲子之间的理解与互助。

（三）帮助城市新移民家庭亲子良性互动

由于生活的压力，新移民家庭中的父母通常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这样陪伴孩子的时间会相应地减少，更不用说敏锐地发觉孩子情绪上的变化，所以孩子们常常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的情感支持。但是，在父母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重生机会。当一个人内心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他就会觉得懊丧，甚至失去信心，而认为把理想自我转移到孩子身上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与此同时，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年轻一代虽受着父母的羁绊，又自觉‘不能抹杀了自己的希望，跟着前辈走上一条他认为是死路上去’”。[14]所以在城市新移民家庭中，随着生活环境的变换，亲子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本研究中，新移民家庭中的孩子正处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学龄期”阶段。根据埃里克森的个人生命周期理论，这一年龄阶段的孩子正处于“勤奋对自卑”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他们主要发展自我价值感，迫切需要从外界获得教育及支持，从而发展自己的社会化和提升自我价值感，[3]所以学校应该全面了解这类儿童的心理特点，具体可以采用团队辅导和个案辅导相结合的形式，必要时可以举行亲子活动；其次，加强城市新移民家庭和学校的联系、家长与教师的沟通，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以及就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遇到的困难交换意见，帮助新移民家庭中的孩子和父母相互了解，建构一种良性沟通模式。

社区层面可以通过普及相关知识，在社区里形成一个良好的亲子沟通氛围，在新移民家庭聚集地多开展亲子教育和亲子活动，引导父母增加与孩子的交流时间。最好针对家长开展一些帮助家长释放压力、增长家庭教育经验的团体活动，帮助城市新移民家庭中的父母学习一些科学的育儿知识，正确看待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充分尊重孩子的个性，消减家庭文化代沟，从而促进亲子之间的相互理解，提高双方的认同度。

四、结论

总之，城市新移民家庭中的文化代沟是真实存在的，且文化代沟既有积极影响的一面，又有消极影响的一面。因此，需要政府、学校、社区共同努力，加强代沟的积极影响，减弱代沟的消极影响，促进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2]周怡.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4,(4):67-79.

[3]陈映芳.变中之痛[M].上海:三联书店,2012:181-182.

[4]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M].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2-83.

[5][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周晓虹､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6]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27-28.

[7]周怡.代沟与代差:形象比喻和性质界定[J].社会科学研究,1993,(6):76-78.

[8]马春华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J].社会学研究,2011,(2):184.

[9]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5):22.

[10]费孝通.多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72.

[11]王玲.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1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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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03.

[14]费孝通.多士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06.

文章来源：黄敏,陈莉.城市新移民家庭代沟调查及教育策略研究[J].教育科学论坛,2021(3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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