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协同创新，即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等多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因利益共享而结合，秉持风险共担原则，利用各自优势进行资源与知识共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谋求共同发展与共赢[1]。在美国，产学研合作被广泛视为过去三十年成功创新和成长的贡献者之一[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也指出政策的颁布与实行促进了产学研合作间技术转移，企业研发创新不足所带来的市场失灵可以得到很好地纠正[3]。政府作为三螺旋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其利用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这一手段，指引研发合作促使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的资源和技术知识流向产业，最终实现产业创新；政策的颁布与实施能够指引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主体进行合作，推进技术变革和突破，提升知识创新能力。2006年至今，我国创新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国务院、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部委制定近208项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来推动合作[5]。国内外学者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展开了探讨。Giroud等[6]利用韩国423家制造业外企的创新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技术支持和税收优惠这两项政策工具实施效果更显著。Motohashi等[7]研究了日本自20世纪90代末实施的产学研政策，发现产学研政策刺激了联合大学工业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范柏乃等[8]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十五”和“十一五”时期31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供给政策、需求政策和基础政策均能积极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而环境政策的促进效应不稳定。程华和钱芬芬[9]以2000—2009年产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得出环境型政策激励了企业创新产出，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分别促进了专利产出与新产品产值。但是，现有研究却鲜有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对于微观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忽略了互动合作在二者间所起的作用。而产学研合作各主体间深度互动的缺失会使产学研合作效率处于一个偏低的水平[10]，不断的互动合作可以增进产学研合作主体的信任，化解隐性矛盾冲突，促使双方致力于完成共同的合作目标，达到促进技术转移和融合的目的，有效推进新产品的产出、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完善。基于此，本文从互动合作视角出发，根据“输入-过程-输出”（I-P-O）逻辑范式[11]，将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产学研互动合作、企业创新绩效整合在一起，探讨其内在作用机理。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

创新政策已成为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政策领域。创新政策由一系列不同的政策（和政策工具）组成，这些政策在不同的时间点被引入，有着不同的动机，并被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如今许多被称为创新政策的政策，以前可能被归类为产业政策、科学政策、研究政策或技术政策。目前关于创新政策的划分维度众多，但是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是Rothwell和Zegveld[12]于1985年提出的划分标准，其将政策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个维度。供给型政策包括科技资金支持、研发补贴等[13]；需求型政策包括政府采购、技术认定、贸易管制等；环境型政策工具包括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14]。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作为创新政策的分支，其在支持企业创新方面发挥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可[15]。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涉及到政府的强力干预，通常鼓励企业积极投入研发合作，追求技术突破，提升创新绩效并做到同世界接轨。Samara[16]通过使用创新绩效低于欧盟27国平均水平的一个欧盟国家数据，运用系统动力学（SD）方法建立NIS模型，得出创新政策能够促进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的动态行为，创新绩效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以及社会环境、经济制度的支持。王帮俊和朱荣[5]得出供给型政策有利于产学研合作的直接产出；需求型政策促进了科技成果产出、专利申请授权数以及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环境型政策促进了产学研合作的收入和利润。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是各国普遍用来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17]。政府通过专项资金的拨付一方面能够降低产学研协同合作成本，另一方面能够直接增加产学研合作时研发支出，降低协作研发的风险，激励公司从事更具创新性的研发活动，刺激新产品的开发。Czarnitzki等[18]重点研究了德国和芬兰的创新与合作政策，研究发现对于芬兰的企业来说，政府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李世奇和朱平芳[19]以31个省级地区2009—2015年的数据为例，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得出政府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大型、国有企业的专利和新产品产出。

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型政策在实施时，通过政府采办购买新产品等能有效缓解库存压力减少企业后顾之忧，促使其继续合作创新并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且企业被打上“政府认证”标志，有利于市场其他方对其新产品进行采购，拉动了市场需求，反过来又促进企业创新。Stephan等[20]使用已有研究作为综合分析政策效果变化的基准研究设计，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推动和需求型政策诱发创新的直接产出。程华等[21]以2000—2009年产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得出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分别促进了专利产出与新产品产值，环境型政策激励了企业创新产出。王敏等[22]基于成都企业405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得出大部分科技创新政策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

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调节企业创新的市场机制，能够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23]，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实施能够减少外部性问题，降低企业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风险[24]，使得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和其他创新活动中处于有利地位。卞元超等[25]研究表明产学研环境型政策中的R&D税收优惠政策对滞后两期的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吴超鹏等[24]以1993—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得出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表现为企业专利产出和研发投资的增加，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可以通过减少研发溢出损失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两条途径来促进企业创新。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H1：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H2：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型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H3：产学研协同创新环境型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1.2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与产学研互动合作

产学研互动合作可认为是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双方拥有共同责任和目标、技能与优势互补、相互依存及信任和相互依赖[26]，形成合作团队。目前学者们对团队互动过程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Marks等人将互动过程分为转化、行动和人际[27];Ensley等人认为其包括有效沟通和共同认知[28]。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产学研互动合作分为情感型互动合作和任务型互动合作。情感型互动合作注重双方在合作中的人际交往和沟通。Swezey等[29]指出沟通和团队竞合关系是影响互动过程的关键。任务型互动合作是指产学研团队成员分配工作任务、制定共同目标与计划、确立领导、监督监控的过程，属于互动合作过程的结构维度[30]，如知识共享等[31]。Marks等[27]认为任务互动是指因受共同任务的指引，团队成员之间产生相互依赖的行为，并尽可能地达到团队的共同目标。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通过提供指导，以鼓励各主体之间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的保护和转让。由于政府能够有效调动、整合、分配各类社会资源，政府颁布的各类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所释放的利好信号能有效促使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进行协同创新[32]，政府的牵线搭桥行为促进双方进行互动合作。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的推行促使合作双方增加合作次数，促进合作双方的人际互动和协调交流，确定任务目标，合理分配任务，井然有序地执行任务。

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政策通过专项资金补贴的拨付支持，降低了人际交往成本，有效减少矛盾和冲突次数，促使双方形成互惠和长期的关系。产学研合作团队因利益共享而结合，政府资金资助和补贴能够促使合作双方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基础上达到各方收益的最大化，通过合作实现共赢。Franz等[33]利用247所欧洲大学和40个公共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得出政府财务激励能显著促进与高校与企业签订研发协议、申请联合专利，加强二者的互动合作。赵喜仓等[34]以2008—2010年江苏省13个城市相关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熵值法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的经费支持、人力支持能显著促进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型政策的实施通过填补市场需求，反向拉动企业与高校进行互动合作，增强合作团队的凝聚力。在合作过程中，政府提供的产学研相关技术标准能够使双方在共同开发某项新技术时有章可循，减少双方不必要的冲突。程华等[35]以中国2000年至2013年30个省份高校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得出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促进企业-大学合作以及政府-大学合作。杜宝贵等[36]举以上海、广东、浙江等22个省级政策文本，研究发现收益与奖励、服务机构两类政策工具能够提高合作时科技成果转化，公共采购、收益与奖励、服务机构三类政策工具与权益归属、收益与奖励两类政策工具组合在一起使用时能激发最大的政策效果。

产学研协同创新环境型政策提供了法规法则方面的指导，使双方协调沟通时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有法可依，降低了发生分歧的次数，促进了双方有效沟通[37]。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能够明确合作专利和技术的权属问题，使得大学与企业在合作时减少争端，双方信任关系增强，不吝于进行技术交流与知识共享。HongWei[38]基于中国1985—2004年的专利数据，发现在不考虑地理距离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是两个强制或者激励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力量。Eom等[39]利用韩国2001与2002年创新调查数据发现，在后发经济体中政府政策能显著推动产学研合作。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H4：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政策促进情感型互动合作；

H5：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政策促进任务型互动合作；

H6：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型政策促进情感型互动合作；

H7：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型政策促进任务型互动合作；

H8：产学研协同创新环境型政策促进情感型互动合作；

H9：产学研协同创新环境型政策促进任务型互动合作。

1.3产学研互动合作的中介作用

McGrath提出的“输入-过程-输出”（I-P-O）模型是研究团队互动过程模型的基础[11]，如图1所示。将该模型应用到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产学研互动合作可视为模型中的团队互动过程，即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中起中介作用。

产学研协同创新中，政府被视为敦促者与鞭策者，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为产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给予引导与支持，达到促进产学研合作、技术成果转化的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合作友好型环境[40]。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合作，明确创新方向，获得各种信息和知识，降低企业搜索知识的成本，促进企业与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和融合，降低了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知识的难度[41]，以便对外部市场做出反应并能迅速地将其有限的创新资源导向最富有成效的方向，加快新产品市场化进程。有效互动合作能促使产学研合作双方进行沟通，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冲突，提升团队凝聚力，进而提高创新产出效率，确保完成共同任务目标，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产学研各主体通过不断增加互动次数、紧密各方联系，实现迅速准确识别政府行为释放的利好信号，达到快速适应外部环境和氛围，提高创新绩效[37]。Kubeczko等[42]对中欧国家研究机构的联合协调研究项目中的成功创新案例的创新行为进行研究，得出政府应关注与支持创新过程中的早期阶段；林业企业应响应政府创新政策，将重点放在与非林业参与者以及创新组织开展合作互动，这可以显著增强该企业的相关创新活动。叶伟巍等[43]基于浙江省创新企业232份问卷数据，研究发现政府颁发的激励政策（高校、企业、环境激励政策）促进产学研互动合作创新，有效提升创新绩效。陈怀超等[37]以2010—2016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校正标准误方，得出产学研合作紧密度在制度支持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图1McGrath(1964）团队互动模型

H10：情感型互动合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有中介作用；

H11：任务型互动合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有中介作用；

H12：情感型互动合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型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有中介作用；

H13：任务型互动合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型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有中介作用；

H14：情感型互动合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环境型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有中介作用；

H15：任务型互动合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环境型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有中介作用。

图2研究模型

2、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计划的企业为研究样本，样本的选择范围为浙江省杭州市、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等地区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的企业。本文的问卷发放方式共有两种，分别为线上利用问卷网站进行发放问卷，线下走访各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发放问卷，共计发放问卷数量500份，实际回收385份，回收率为77%。剔除填写信息不完整的问卷、填写存在矛盾或者雷同的问卷，共剔除无效问卷177份，剩余有效问卷为208份，有效率54.03%。

样本企业的统计特征如下：企业产权性质方面，国有企业占比26.4%；非国有企业占比76.3%；企业规模方面，小规模企业占比5.3%，中等规模企业占比74.5%，大规模企业占比20.2%；企业成立年限方面，成立年限为5年以下的企业占比12.5%；成立年限在5～10年的企业占比49.5%；成立年限在10年以上的企业占比38.0%；研发投入方面，低研发投入水平的企业占比14.4%；中等研发投入水平的企业占比79.8%；高研发投入水平的企业占比5.8%。

2.2变量测量

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对创新绩效影响的调查问卷是在已有的成熟量表上进行设计，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的5级量表，1表示“完全不赞成”，5表示“完全赞成”。

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量表采用Rothwell和Zegveld[12]、程华和王婉君[13]的相关部分，包含“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下，本企业能得到相应的研发创新补贴”、“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下，本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的合作项目有相关的技术标准”、“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下，本企业能得到充分的税收减免优惠”等11个题项。产学研互动量表采用Salas等[29]、李成龙等[31]的相关部分，包含“本企业与合作高校（科研院所）能够顺畅地进行互动交流和研讨”“本企业与合作高校（科研院所）优势互补，能很好地进行协调”“合作过程中，本企业与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彼此监督工作进展”“本企业与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制定了相应计划，并严格按该计划进行”等10个题项。创新绩效量表采用Jantunen[44]、刘学元等[45]的相关部分，包含“本企业研发新产品速度更快”等6个题项。其他变量为企业年龄、规模、产权性质、行业、研发投入，量表采用采用廖中举和程华[46]、国统字[2011]75号、国统字[2011]86号GB/T4754-2011、国科发火[2016]32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部分。

3、实证分析

3.1数据同源误差检验

本文首先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得到6个主成分因子。对未经旋转的因子进行分析，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量总方差为31.68%(<40%）且其余因子解释的变异均小于40%，因此不存同源性偏差问题。

3.2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结果见表1，各变量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7，问卷信度良好。效度检验，本文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产学研互动合作、创新绩效均在现有文献中成熟的量表基础上进行设计，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KMO=0.88>0.7,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可进行因子分析，每个题项均对应唯一一个主成分因子，结构效度良好。

3.3相关性分析

本文使用SPSS26.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结果来看，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P<0.01），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与情感型/任务型互动合作显著正相关（<0.01），假设H1至假设H9得到初步验证，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

表1信度检验结果

表2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双侧）

3.4假设检验

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为：GFI=0.939、AGFI=0.917、NFI=0.929、IFI=0.996、TLI=0.996、CFI=0.996、RMSEA=0.016；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影响产学研互动合作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为：GFI=0.919、AGFI=0.896、NFI=0.900、IFI=0.987、TLI=0.985、CFI=0.987、RMSEA=0.025。各项指标符合标准，模型拟合良好，模型分析结果见图3～4。为验证提出的假设，检验结果见表3。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政策、环境型政策、需求型政策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系数分别为0.398(p<0.001）、0.185(p<0.01）、0.344(p<0.001），创新政策实施力度效果从大到小依次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政策显著促进情感型/任务型互动合作，系数分别为0.344(p<0.001）和0.391(p<0.001）；环境型政策显著促进情感型/任务型互动合作，系数分别为0.373(p<0.001）和0.317(p<0.001），通过显著性检验；需求型政策对情感型/任务型互动合作无显著影响。

建立中介模型M1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其中GFI=0.902、AGFI=0.881、NFI=0.886、IFI=0.994、TLI=0.993、CFI=0.993、RMSEA=0.016，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模型成立，分析结果见图5。模型M1假设检验结果见表4。可得出：（1）供给型政策通过情感型互动合作与任务型互动合作部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总效应为0.291、0.315；中介效应占比为30.24%、35.56%;(2）环境型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中情感型互动合作与任务型互动合作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总效应为0.259、0.258，中介效应占比为37.45%、37.21%。（3）情感型互动合作与任务型互动合作在需求型政策与创新绩效关系中无中介效应。

图3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SEM分析结果

图4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对产学研互动合作影响的SEM分析结果

表3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与产学研互动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

注：***表示P<0.001，**表示P<0.005，*表示P<0.01

4、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SEM方法对建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产学研互动合作和企业创新绩效模型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结果与Giroud等[10]、程华和钱芬芬[11]等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创新政策实施效果从大到小依次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体系中需求型政策工具较之其他两类政策而言处于严重缺失状态[14]，与国外需求型政策受高度重视的地位不同，需求型政策工具在政策应用上比例偏低，作用到微观企业层面，导致企业未能准确识别政府释放的需求信号，影响企业创新绩效。（2）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环境型政策促进产学研互动合作。其中，供给型政策更能促进任务型互动合作，环境型政策更能促进情感型互动合作。由于产学研合作主体因利益共享而缔结，政府资金资助和补贴等更能显著促进双方的任务型互动合作，实现完成共同目标的情况下的合作收益最大化。环境型政策（如法规管制）更能有效约束合作双方，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沟通成本。需求型政策对产学研互动合作无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企业与高校合作进行研发创新时，由于已知政府会对合作结果产出（如新产品、新技术）等进行大宗采买，因此缺少动力进行互动合作，需求型政策对于互动合作虽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显著。且需求型政策的实施力度不足，合作方在实际合作中较少感受到政策扶持，影响了需求型政策对其互动的作用。（3）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供给型、环境型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产学研互动合作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供给型和环境型）通过激励企业与高校的互动合作间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这体现出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成功。而产学研互动合作在需求型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无中介作用，这说明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型政策、互动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无明显的传导关系，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型政策发挥的引导作用有限。从企业角度来看，高紧密度的互动合作不但有利于企业获得政策优惠与倾斜，同时也有助于其提升创新能力，开发新产品与新技术。

图5模型M1的SEM分析结果

表4变量间影响效应分解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在创新政策体系中，政府应加强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的实施和应用。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与产学研互动，因此政府在设计和制定政策时应更多地考虑产学研合作方面的政策，力争通过相关政策的引导和实施来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最终实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2）由于产学研协同创新需求型政策的实施效果稍显不足，我国政府应加大对需求型政策的应用力度。产学研合作创新活动离不开良好运行机制的保障，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建立健全相关法规法制，整顿政府采购行为，优化政策设计，增强需求信号的引导作用，加强外包政策的应用，加大贸易管制力度。（3）企业应充分注重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互动合作过程，加大互动合作过程管理机制的建设力度。高紧密度的互动合作不但有利于企业获得政策优惠与倾斜，同时也有助于其提升创新能力。企业应对互动合作过程进行有效管理，通过增加交流研讨协作的次数，减少矛盾和冲突，充分信任依赖合作双方，增强团队信任和凝聚力，及时制定任务计划，共享知识和信息，各司其职，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由于数据样本的地域限制及样本量有限，本文但仍存在一些不足：（1）调研对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研究结果可能不能代表全国情况，未来研究可以加入中西部地区企业；（2）目前关于产学研互动合作的问卷极其缺失，关于此部分题项设计是结合已有的团队互动问卷，因此未来研究可针对产学研互动合作的测量题项作专门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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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面上项目(7147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