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中，原创成果的大量涌现主要源于大规模、高质量的知识协同[1]。然而，知识协同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似乎一直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目前知识协同过程的相关研究仍主要借鉴知识管理的理论与经验，尚缺乏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证据。为深入剖析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发展过程，本研究结合相关研究及科技成果转化内涵，提炼出“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概念；然后，整合SOR与IPA理论，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认识行为过程模式；最后，识别、分析协同过程各阶段的相应运行机制。通过本文的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中知识协同的涌现将得到清晰、透彻的解释，知识协同的意义和价值也会有更强的理论依据。

1、相关研究简评

1.1知识协同过程的相关研究

知识协同最早由Karlenzig[2]研究。至今，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历史已有十余年。对于知识协同的过程，人们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且逐渐形成了不同认识观念（见表1）。

第一类以提高组织业务绩效为知识协同目标，称之为“商务观”。特点：(1)环境以商务环境为主；(2)知识主体以企业为主，常见于企业间知识协同、企业产品协同开发、供应链知识协同等；(3)知识协同过程强调将知识过程嵌入业务流程。

第二类将知识协同的目标定位于知识管理，希望实现知识资源的协同整合以及知识创新，称之为“知识管理观”。特点：(1)环境以协同环境为主；(2)知识主体以知识链组织为主，常见于开放式创新知识协同、产学研知识协同、图情档机构的知识协同；(3)知识协同过程强调“知识”的活动过程，如知识获取、知识传递或知识转移、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等。

第三类观点将知识协同的目标定位为完成任务或解决难题，称之为“问题解决观”。特点：(1)环境包括实体环境和虚拟环境；(2)知识主体是有共同兴趣的知识拥有者和知识需求者开展团队工作，常应用于科学合作研究、互联网知识社区协作等；(3)知识协同过程主要围绕问题解决，从知识需求、双方知识匹配、知识互动到需求满足。

表1知识协同过程观

知识管理过程观详尽地描述知识的流动过程，却淡化任务导向的作用及主体的影响，易与知识管理或知识转移过程相混淆。商务观和问题解决观重视主体对协同行为的影响，却未能勾勒出主体如何对知识协同行为产生影响。

1.2SOR与IPA的相关研究

SOR模式，即“刺激（Stimulus）-有机体（Organism）-反应（Response）”，由Mehrabian&Russell[20]提出，源于环境心理学。不少学者应用SOR模式去揭示不同的用户行为，如社交网络互动[21]、商务用户行为[22]等。SOR模式目前多用于消费行为预测[23]，极少用于协同行为。

IPA，即互动过程分析（InteractionProcessAnalysis,IPA）理论，最早由Bales[24]提出，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广泛认可。作为个体间互动过程研究的经典理论，IPA常用于分析会议电子公告板、电子讨论组、在线讨论组[25]等，将IPA从个体间口头互动推广到网络互动。在知识管理领域，Savolainen[26]借用IPA探索微博用户的知识问答行为，Zhang&Wang[27]借用IPA理念分析webmd上的健康知识问答，王培林[28]则将其应用到隐性知识互动研究中。由此可见，IPA在知识管理领域的应用已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

SOR模式虽广泛用于用户行为分析，却独独未见其在协同行为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IPA理论在知识管理领域的行为研究中也日益引起重视，但多用于知识互动、网络用户行为等，尚未见于知识协同行为研究中。为此，本研究尝试着将SOR与IPA引入，以探索科技成果转化背景下的知识协同行为的发生过程。

1.3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概念

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知识协同的环境囊括了实体空间及虚拟空间，共同目标是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即科技知识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如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管理方法等），主体涉及成果拥有者（即知识提供者，如高校研究者）与成果需求者（即知识需求者，如企业），知识互动包含知识转移、知识交互、知识消化吸收、知识整合、知识创新等。

由此，本文将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协同界定为：高校与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知识协同，即拥有共同兴趣的科技成果拥有者（如高校研究者）与成果需求者（如企业）在一定的空间下，积极主动地共同努力开展“并行”或“串行”团队工作，通过知识互动将恰当的成果知识在恰当的时间传递给需求者并供其吸收消化，共同创造出新知识成果（如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及满足需求者知识需求的目的。

2、SOR与IPA引入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

2.1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嵌入性与SOR模式

环境是知识协同的关键要素之一，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具备环境嵌入性。所谓环境嵌入性，即环境主动参与知识主体的认知活动，而并非作为背景。也就是说，环境与知识主体的行为存在互动。如LaurieGloge等[29]所说，知识协同行为必须适应其所处环境，当所处环境发生改变时其必须作出相应改变。知识主体的大脑会对来自外部环境的各种信息进行加工，指导反应行为。如果要真正了解知识主体为何愿意参与协同，须足够重视主体和环境间的相互作用。

SOR正好是是解释环境与人类行为间的关系经典理论。不少研究表明，SOR模型能有效阐释社会生活中用户面向环境刺激时的心理反应和行为反应。该模型认为：环境会刺激主体的认知及情感反应，产生一定的动机或态度，继而产生行为。但是，SOR模式揭示的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模式，协同行为也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类型之一，自然适用于SOR模式。

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是建立在知识主体心智的基础之上，是知识主体对外界环境刺激进行认知加工的结果，因而使用SOR模式分析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过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意义。

2.2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与IPA的内在关联

IPA与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一样，以提供者与需求者间的双向知识互动为核心、以社会情绪分析为基础。这正是二者间的内在关联。

首先，皆以知识成果拥有者与需求者间的双向知识互动来分析主体行为。如Enu-Kwesi[30]所说，研究性知识协同包括具有不同利益的个人和（或）实体之间的互动，以推动科学领域的知识进步或创新。成果拥有者提供科技成果，让知识需求者自主选择所需成果；或者知识需求者提出知识需求，成果拥有者提供相应的知识成果。如果知识需求者觉得需求未满足，可进一步提出更具体的知识需求，以便于成果拥有者提供更具体的知识方案，直到满足各自需求，双方共赢。作为小群体互动研究典范的IPA理论认为，小群体互动的核心功能是由问题（questions）与答案提供（attemptedanswers）组成的任务区。“问题”是需求者表达的知识需求，“答案提供”则是成果拥有者为需求者提供的含信息、观点、建议等在内的成果知识。由此，小群体互动形成信息咨询互动、观点互动及建议互动这三大类型。这些都为知识协同互动提供了理论及方法基础。

其次，皆以社会情绪揭示主体态度。成果知识具有人身依附性，是嵌入在成果拥有者的个人大脑之中的。除了外界环境等因素外，认知、情绪等也影响着知识能否在提供者与需求者间达成协同。在积极情绪下传递及接受成果知识时，成果知识易得到需求者的内心共鸣，产生“共情”作用，喜欢、认可、赞同、积极创造出优质的新成果知识，实现“1+1>2”的知识协同效应。巧合的是，社会情绪分析涵盖IPA的四大功能之二，由积极情绪（positivereactions）与消极情绪（negativereactions）构成。该理论将社会情绪划分为6大类别，包括愤怒、压力感、不赞同、赞同与理解、开心与压力舒解（如“哇，真滑稽”）、感恩（如，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等，基本囊括了社会情绪中的大部分内容。IPA的社会情绪分析贯穿于群体互动的每一个过程，是研究个体情绪态度的强有力方法。

因此，采纳IPA来解析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情绪态度及行为，不失为良策。

2.3SOR模式与IPA理论的整合

SOR和IPA是两个重要的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人类行为模式。

IPA侧重于人类行为的内部因素，擅长分析个体的心理特征、态度及互动过程等，但是却忽略了外部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而SOR模式则更关注外部环境因素，肯定了外界环境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极好地揭示出环境与协同行为的关联性，然而仅能分析显在的外部环境刺激，忽略了认知及行为态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互动的具体细节，如，认知如何影响个体行为互动，个体间如何双向互动，等等。

本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图1），综合内外部因素，既考虑到情绪态度与互动细节，也考虑到环境因素，以求能够比较全面地分析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协同过程。通过对比SOR模式和IPA理论的要素定义即可发现，前者的“行为”要素与“任务”要素基本吻合，将互动程度较浅的“信息咨询互动”表述为“参与”，将互动程度较深的“观点互动”及“建议互动”归纳为“协同”；“认知”要素是知识主体的“意识”，与“认知”要素紧密相关的“社会情绪”要素表征的是协同主体是否愿意协同的“态度”。

因此，在综合SOR模式和IPA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把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关键过程要素统一表述为：环境刺激、协同意识、协同态度、参与、协同。

3、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过程的SAAPC模式

根据SOR模式及IPA理论，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形成于主体心智，遵循认知行为的一般规律，也是一个环境刺激（Stimulus）-协同意识（Awareness）-协同态度（Attention）-参与（Participation）-协同（Collaboration）产生的过程，称为SAAPC模式（如图2所示）。

3.1环境刺激阶段

环境刺激是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第一步。环境是与知识协同相关的一切情况和条件的总和，包括知识协同的政策、技术条件、市场等外部因素，也包含组织结构、物质设备、经费实力、科研力量、信任、成员关系等组织内部的工作情境因素。

图1SOR模式与IPA理论的整合

图2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认知行为过程

环境刺激是一种外在影响，影响知识主体的心理状态及行为反应。当外部环境发生动态变化时，必然对创新主体间知识协同行为造成影响。Teece[31]指出，环境扰动使得创新活动过程中成员间不信任、沟通不畅或关系紧张，进而使得主体间产生较多不合作行为。如果组织的外部环境适应力较弱，当环境发生扰动时，其创新主体较易出现混乱、无序等现象，甚至导致协同项目无端终止，严重削弱着主体间的知识协同行为[32]。

当环境对知识主体发挥正向刺激作用时，协同意识才产生。

3.2协同意识阶段

对于来自各种环境信息的刺激，知识主体的大脑并非简单地对其条件反射，而是依据自身已有认知结构对环境刺激进行加工。当环境刺激激发的是知识协同需求时，科技成果转化双方将产生协同意识。

协同意识指的是成果转化双方在一定的工作情境下对于“是否协同”的认知，解答“我是否需要参与知识协同”这一问题。知识协同中蕴含认知过程，例如向他人解释、辩驳他人观点以及达成一致等，帮助知识主体关注到成果转化群体并获得作为群体一员的认同感，从而产生协同的动机。

直到成果转化双方达成共同的协同意识，知识协同的协同态度也将蓄势待发。

3.3协同态度阶段

协同态度指的是成果转化双方对“知识协同”持何种情绪反映，解答“我是否愿意参与知识协同”这一问题。

知识主体是具有情感的独立个体。在科技成果转化中，需要考虑到参与主体的情绪变化。成果转化双方持积极情绪对待知识协同时，双方乐于参与知识协同，并积极主动地选择协同行为，自觉规避零协同或非协同行为。成果转化双方在浮躁、不耐烦等消极情绪下参与知识协同时，对知识协同持否定或不合作态度，将主动选择零协同或非协同行为。

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要尽量引爆转化双方的积极情绪，引导对方朝积极态度方向转化。当转化双方均对知识协同产生积极、合作态度后，参与行为即将来临。

3.4参与阶段

参与是指高校研究者在转让科技成果后，积极、主动参与到成果转化的实际工作中，拥有的提供信息咨询或知识服务、协助企业转化成果知识的权力，如高校研究者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提供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参与的特点在于：(1)高校对于企业而言，是新增的信息来源，是对原有渠道及信息来源的补充和丰富。(2)高校在职责范围内只能出主意、提建议、做指导，只起咨询作用，为企业的成果转化项目提供服务，发挥助手作用。(3)不能发号施令，不能决定成果转化项目的方向及他人行为。它的作用是推动参与过程。

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关键驱动力是：从高校转移知识到企业时，要求双方参与过程，尤其是高校研究者的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校与企业间互动从互不相关的平行关系已逐渐演化为更紧密的参与关系。高校意识到科研工作的商业价值，对产品商业化有了更多的兴趣，更愿意参与到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中来。

当成果拥有者与知识需求者在参与科技成果转化中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时，协同也将指日可待。

3.5协同阶段

协同是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最后一个阶段。协同是指所有参与者在彼此能看见听见的共同工作情境中，长时间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共同创造知识内容、科技产品，共同控制共享内容。

协同具有如下特点：(1)参与是短期参与，协同是长期参与，时间更长更持久，更注重知识协同的可持续性及循环性。(2)协同对工作情境的要求更弹性。此时的工作情境，既可以是同一物理区域，也可以是分区域、多区域或移动场所，只要能保证转化双方在知识协同时能看见听见就行。(3)协同程度更高、范围更广。这一步骤是当知识主体选择了下一步成果转化行动（为所有团队成员）或部分行动时，建立在熟知的最佳可用设备及资源之上。它代表了所有团队成员所作出的共同责任，以使得所选行动及本地情境变换，此时的参与程度最高，彼此间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性。

在协同阶段，各企业、高校研究者等成员分工明确、目标统一，形成了成果转化的上中下游生机的整体，最终实现整体价值的最大化。

协同是知识协同的最后一个阶段，却并非知识协同的终结。当环境刺激再次释放信息时，新一轮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过程将再次发生。

4、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认知行为过程的运行机理

要推动知识协同认知行为过程通畅运行，需构建如下运行机制。

4.1搭建“乐高型”工作情境

知识协同需求来自外部环境，如市场环境对企业提出新产品开发需求、社会对科研项目有新的需求等。不过，要适应外界环境，工作情境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基础，为知识协同提供可能。

科技成果转化是跨组织知识协同，需要的是“乐高型”工作情境，即随时拼装、即插即用，以便最大化协同意识产生的可能。此种工作情境存在四种碎片【33】：

(1)同一物理区域的知识协同，即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组成员均在公司总部、分公司办公室的同一物理区域工作，如办公室、会议室、实验室、休息室、开放区域、前台等。这种情况较多见于为成果转化项目团队配置专门办公区域的情况。

(2)分区域的知识协同，即主体在某一固定地理位置工作，但不在同一单位或同一办公室，甚至于有的在公司、有的在家。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3)多区域的知识协同，即知识主体不同时间在不同地方工作。如高校研究者上午在学校，下午客户办公室，晚上在家。这种情况在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中也比较常见。

(4)移动区域的知识协同，即知识主体在持续移动中与他人协同工作，如在机场、坐汽车、火车、飞机时等。此种情况较多见于知识主体出差在外时。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而言，各种工作情境皆有可能，常常交织着多种工作情境的知识协同。有些人属于同一物理区域，有些人属分区域，有些人是多区域，还有些人在处于移动区域。

4.2激发知识主体的认同感

认同感是产生协同意识的基础，需达到两个要求。

第一，知己，即“知晓自身所处的工作环境以及自己知道些什么”。允许个体清楚自身知识所处的位置、成果转化需要的信息技术条件、互动实践的选项是什么以及在哪些特定点上能及时获取自己想了解的信息。

第二，知彼，即“知晓需求者的知识需求及对方的工作环境”。从关注个体转移到关注双方（项目团队中的）。当提供特定成果给需求者时，成果拥有者以双方的双向互动行为为基础，既呈现自己的本地工作情境呈现，也获得并理解对方的工作情境。

同时，认同感的激发还需注意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环境刺激信息的强度与质量、知识主体已有的认知结构、行为反应对大脑的反馈等。

4.3引爆积极情绪

知识主体受到刺激以后形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认知反应，认知反应影响着主体的情感状态，情感状态形成协同态度。不同的情感状态引发的协同态度，会使得知识主体采取不同的行为反映。一般来说，情绪反映可划分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两大类，引发的分别是积极态度（或正向态度）与消极态度（或负向态度）。

即便同样的知识活动过程，受不同情绪的影响也会出现不同的知识协同效果。当成果拥有者或成果需求者以消极情绪对待成果知识时，不喜欢、不理解、消极协同，成果知识将难以在需求者大脑中安家，即便产生合作成果，这些成果知识也有可能出现差错或偏颇，极可能出现“1+1<2”的负协同效果。如果知识主体产生担忧、气愤和不满等负面情绪或面临这样的负面情绪，极易对与人协同产生怀疑，继而对成果转化知识协同失去信心，于是采取沉默、回避、抱怨、零协同、不协同等逆向选择来发泄其不满情绪，导致知识协同过程逆行或终止。

因此，需注意成果拥有者与需求者的情绪反映，避免其消极情绪的发生，努力将消极情绪引导至积极情绪，并极力引爆积极情绪，使得主体均对知识协同保有积极态度。只有在良好的社会情绪环境中，转化双方才能准确判断成果知识的价值量，才会心甘情愿地推动着知识增值。

4.4让高校研究者有参与感

当前，依然有很多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高校参与度不高。这是因为，成果转化双方依然仅站在自身立场考虑问题，把对方当对手和目的。具体来说，高校的想法是“我有一个科研成果，企业来买”的这种单向推送方式上，企业的做法则停留在“我正在转化你的科研成果，你来参与”的这种单向思维上。

事实上，真正有效的知识协同，关键在于让高校研究者有参与感。所谓参与感，是指企业结合高校的科技成果，让高校研究者参与成果转化后产品的生产、设计等流程，为产品提供意见或建议的营销方式。这种方式使高校研究者与企业可以进行充分的沟通，找到企业的实际需求，也可以使高校研究者得到想要的科研创意，使双方实现各自价值的增值。

4.5培养参与主体的归属感

要达到协同阶段，最重要的是让参与主体有归属感。归属感是人们选择长期参与或协同的根本原因。长期而言，人们都只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也就是说，人们不会参与你的活动，只会参与自己的活动。

这就需要企业结合高校的科技成果，让高校研究者参与成果转化后产品的生产、设计等流程，为产品提供意见或建议营销方式。如果通过参与科技成果转化，高校研究者感到自己有归属感、被合作企业认可及接纳，就得觉得自己属于科技成果转化这个大家庭，由此会更加信任合作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协同行为。这就使得高校研究者与企业可以进行充分的沟通，分享各自创造的经验，找到企业的实际需求，也可以使高校研究者得到想要的科研创意，使双方实现各自价值的增值。无论参与者如何参与，都可以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其他参与者负责其他方面的问题，从而使整个平台保持高效的运营。参与者一起投入，将流程简洁化，提高了价值生产效率。

在这一阶段，企业与高校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原来的分工合作式的线性关系，也是交互的关系，而成为网状关系。不管是人还是企业，都是这个网络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可以与无数的任何其他节点建立联系，这已经被六度互联理论所证明，只要双方达成了意愿，他们之间还可以直接建立联系。

5、结束语

本研究以SOR理论和IPA理论为基础，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视角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认知行为过程模式。在整合SOR和IPA的前提下，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认知行为模式由环境刺激（stimulus）、协同意识（awareness）、协同态度（attitude）、参与（participation）及协同（collaboration）五个阶段构成，即SPPAC模式。

与以往的过程模式相比，SPPAC模式突出强调环境、意识及态度对于知识协同行为的意义。以往的过程模式过于强调知识如何通过流动到达协同，却并未解释为何知识会发生流动。事实上，脱离开主体而谈知识，显然违背了知识的人身依附性特点。基于此，本研究从知识主体为本，探索知识协同发生的内在过程，以揭示知识协同的内在过程规律。

由知识协同的认知行为模式可知，要驱动知识协同的产生，首要的是在环境刺激的同时让知识主体有协同意识及协同意愿。只有当知识主体有了协同意识及协同意愿，知识协同才有了成功的可能。否则，知识协同极可能停留在协同意识或协同意愿的阶段。要真正提高成果转化的参与率与成功率，就得采取相关措施以切实激发知识主体（尤其是高校研究者）的协同意识以及提高其协同意愿。

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认知行为过程运行，本研究在最后一个部分尝试着提了若干条建议。由于篇幅有限，这些建议仅限于理论分析，尚缺事实依据。后面的研究，课题组将着重通过实证研究来探索如何切实提高高校研究者对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参与意愿。

参考文献：

[1]孟潇,张庆普.跨组织科研合作中知识协同过程模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12):130-137.

[3]徐少同.科技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科研管理知识协同框架研究[J].情报科学,2015,33(1):25-29.

[6]何郁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J].科学学研究,2012,30(2):165-174.

[8]吴悦,顾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协同过程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2(10):17-23

[9]章颖华,祝锡永.基于维基的过程导向知识协同方法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37(5):51-56.

[10]汤晓珊.基于社会化网络的知识联盟的知识协同机制研究——借鉴欧洲创新型联盟的经验[D].2017.

[11]王文华,张卓,蔡瑞林.开放式创新组织间协同管理影响知识协同效应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30(5):38-48.

[13]佟泽华.知识协同的内涵探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11):11-15.

[14]佟泽华.知识协同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探讨[J].图书情报工作,2012,56(8):107-112.

[15]李全喜,张鹏,王楠.供应链企业知识协同过程研究[J].情报科学,2015,33(7):150-154.

[21]邓卫华,易明.基于SOR模型的在线用户追加评论信息采纳机制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8):56.

[22]周涛,陈可鑫.基于SOR模型的社会化商务用户行为机理研究[J].现代情报,2018,38(3):51-57.

[28]王培林.图书情报机构隐性知识互动研究引入IPA理念的可行性分析[J].图书馆杂志,2016,35(6):17-23.

[32]佟泽华,韩春花.环境扰动对创新活动中非知识协同行为和知识协同行为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3):136-143.

王培林.SPPAC: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协同的认知行为过程[J].科学与管理,2020,40(06):15-22.

基金:安徽哲社规划项目(AHSKQ2018D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