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70年以来，我国工业的发展从复苏到崛起，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工业仅用四十多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工业的发展显著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保障了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能客观、综合的分析工业的实际发展水平，分析劳动生产率增长源泉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宝贵经验。

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977年)：该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阶段，计划经济基地我国建立了较为独立的工业体系，为后续的工业发展创造了基础，该阶段工业呈重型化发展；第二阶段(1978年-2000年)，1978年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体制机制改革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工业发展迈入了新篇章；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正式登上世界舞台，工业发展也进入了与狼共舞的阶段。回顾和分析各阶段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进一步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宝贵经验。

一、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见图1)

改革开放前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并不低，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在4%左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劳动生产率出现短期波动。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200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速度在10%左右。尤其是从1991年开始工业劳动劳动生产率呈快速增长的态势，1991年-2000年平均工业劳动生产率达15%，从该阶段开始我国工业开始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从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平稳增长，但增速有所回落，该阶段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在8%左右。

二、各阶段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源泉

1. 第一阶段(1949-1978年)：工业重型化发展提高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计划经济阶段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动力主要源于资本深化。建国初期我国仍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生产方式以落后的手工生产为主。在大国赶超战略下，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机器设备的投入，资本构成比例较高。受到苏联单一公有制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影响，该阶段我国工业的发展由政府主导，通过国有企业对生产资料进行集中调配，有限的资源都集中于重工业。1952年重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是轻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2.06倍，到1978年重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经是轻工业的21.46倍，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加深了资本深化的程度。从1952年到1978年工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加了9.2倍，劳动力只增加了6倍，资本投入的速度远远高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见表1)

2. 第二阶段(1979-2000年)：体制机制改革提高了劳动积极性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工业的发展迈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达6%。随着户籍政策改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工业，工业的劳动人口从1978年的5332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8083万人。但是，在工业劳动力人数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并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增长，其增长动力源于体制机制改革调动了各微观主体的劳动积极性。

图1：工业劳动生产率变化(2010美元不变价)

表1：1952-1978工业经济主要指标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阶段党政经一体化，制造企业的生产销售等都按政府计划执行。国有企业无法针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有效反应，劳动生产中人浮于事，“大锅饭”问题严重。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全新认识——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并提出要增强企业活力、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扩大经济技术等重要决策。这一决定为工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围绕着“抓大放小”和“产权改革”的主线路，制造企业的发展不断向市场经济的目标贴近。国企改革完成后国有工业企业员工数量减少了1/3，释放了国有企业中的大量冗余劳动力，极大的提高了工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0年的50.6%，到1999年国有经济比重仅占28.24%。与国有企业市场份额下降对应的是其他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结构极大的丰富了市场、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3. 第三阶段(2001-至今)：加入WTO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劳动生产率在新的基点上再度出现快速、稳定增长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该阶段劳动生产率的动力源泉。加入WTO后，中国接受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大幅降低了关税壁垒、取消非关税壁垒，并减少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扩大外商投资领域。工业在来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2000年后工业实际使用的外商投资额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00年为258亿美元，2011年上升到最高点521亿美元，后续有所下降，2018年工业实际使用的外商投资额为411亿美元。

外商投资的进入带来了一揽子的资金、技术，缩短了本土企业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时间，提升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一，由于各跨国企业在生产技术、产品专利、营销管理、员工培养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这些优势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本土工业企业可以在“干中学”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外资企业的进入强化了市场竞争，刺激中国本土企业提高研发强度，进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第三，来华投资的制造企业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居多，提高了中国工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有利于促进工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四，外商投资有利于工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参与世界分工合作，促进资金、人才、产品、技术的交流。

三、提高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面临的挑战

1. 我国工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高，中高端人才尤为短缺

我国工业人力资本积累整体水平不高，在结构上体现为低端劳动力数量较多，中高端的创新型人才相对匮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是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人力资本的水平不仅体现在劳动者在岗位中的经验积累上，也需要劳动者能把握新技术、新工艺，并能对生产技术和工艺进行改造和创新。前者是通过熟练技艺提高生产效率，后者是在熟练技艺基础上提升技术应用水平。从我国工业人力资本工业劳动力结构来看，我国工业劳动力中能从事简单重复工作的初级工人居多，能掌握中高端工艺技术工人较少，尤其缺少高端设计研发人才和管理人才。主要原因是政府导向和社会环境偏重学历教育，中国的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体系不完善，滞后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需要，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同时教育和企业需求联系不紧密。同时，高等院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滞后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对于制造业企业的需求而言针对性不强。以拥有大量技能熟练的工人队伍的德国为例，德国的职业教育是学校和企业紧密结合的“双元制”，学校重在理论指导而企业负责培训实践技能，德国三分之二的初中毕业生会选择进入德国职业教育体系。

2. 我国工业亟需优化资本深化效率

资本深化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的发展，工业增加资本要素投入通常是用于购买先进的设备、改善生产流程等，劳动工具的改善通常能有效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适度的资本深化还能弥补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利润损失，我国城镇非私营工业企业平均年工资从2000年的30916元/年上升到2017年的64452元/年，增加幅度将近两倍，提高工业的劳均资本拥有量可以节约日渐昂贵人工成本。但是，资本要素的投入的增加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扩大资本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从2011年开始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就呈现放缓趋势。我国的资本深化效率并不高，不仅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传统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诸如风电、多晶硅、锂电池也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压力。这些企业不仅自身经营困难无力转型和创新，更占用了大量要素资源。相比单纯增加资本投入规模，提高资本深化效率更为重要。

3. 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

我国工业对自主研发重视不足，大部分工业产业的技术水平落后，就只能依靠低成本优势，在价值链低端从事简单的组装和加工，这些产业往往利润微薄、产品附加值低、劳动生产率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业缺乏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自有技术和品牌，只能进口高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长期以来形成了能力短板。随着近几年贸易壁垒不断增强，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高新技术出口限制不断加强，我国工业继续依赖技术进口的发展路径受到限制，提升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四、提高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1.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工业发展的营商环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一是深化工业要素市场的改革。规范土地、劳动力、资源品等各类要素价格，使价格能真实的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加快清除造成价格扭曲的制度壁垒，通过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到引导作用。二是要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将政府职能由规则制定者和准入审批者转变到服务者，降低企业经营的制度性成本，弱化审批准入职能，将现有的审批手续进行简化和合并。三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加大基础产业开放力度，尤其加快破除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垄断，将国有经济布局转向公共服务领域。四是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的财力分配，加强省级以下特别市县级的财力保障，提高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分成比例。逐步降低流转税的税收比例，降低制造企业的整体税收负担，构建有利于工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税收体系。

2. 构建多层次人才体系，完善劳动力市场

人力资本的释放和涌流是劳动生产率增的源泉，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需要有针对性的构建满足工业实际需要的人才体系，也要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既需要一线操作工业和市场营销人员，也需要研发和管理人才，更需要高层次的理论研究者，满足工业不同层次劳动力需求。

完善工业人才培养体系，一要加大基础教育投资，提高教育资源均等性，加强农村教育补贴力度；二要大力支持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积极开展订单式合作培养机制，为工业培育高素质技术工人队伍；三要加强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培育工业发展相匹配的中高端人才；四是完善在职培训，引导企业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对企业的教育培训投入给予政策支持；五要要实行开放性的人才战略。加强对国外先进人才的引进保障工作，吸引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进入到中国工业，鼓励本土工业企业在干中学提高人力资本积累。

建设稳定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对劳动生产力的贡献。完善劳动力市场能准确的反映工业劳动力的供求变化，有利于价格机制的形成。通过价格机制提高对工业稀缺人才的待遇水平，吸引中高端人才进入工业，激励工业劳动力的进步和创新。充分利用先进的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与工业劳动力市场的有机结合，提高工业劳动力市场信号的传递速度。加强社会保障工作，为人才流动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水平，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异地落户人员的医疗、养老、住房公积金等保险的转移。

3. 强化技术创新政策，加大自主创新投入

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愈加明显。技术创新可通过产业间的关联产生放大和扩散效应带来整个产业结构演变，甚至使工业整个行业呈爆发式发展，不仅有利于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还有利于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强化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大自主创新投入促进工业向更加集约化的模式发展已经势在必行。一是完善技术创新投融资体系，技术研究由于耗时久、耗资大，存在融资困难的问题，政府要引导技术创新资金来源多元化、社会化，为工业的技术研发的建立风险投资资金，增强企业投资创新技术的信心；二是加强工业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鼓励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交流，拓宽产学研的链接渠道；三是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机制，对创新企业给予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支持大型企业建立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培养大型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引导中小企业其形成技术创新的网络体系，重在对应用性技术进行创新改造；四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要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保护创新者的利益，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确保技术研发成果的开放度和创造者利益回报直接的平衡，既要有利于知识的扩散也要有利于激励创造者的创新行为。另外要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促进技术成果的流通和转化。五是利用全球资源提高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政府应积极主动搭建国内外企业沟通平台，拓宽交流渠道。对于先进管理技术也并非一味照搬，而是鼓励本土企业在吸收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改良。鼓励本土制造企业与国外先进制造企业交叉持股或合资经营，完善对外合作或投资的法律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营造有利于国际企业的成长环境，深化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构建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离、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

4. 优化资本投入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我国工业资本深化效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不高，部分产业资本深化过度，已经形成产能过剩。现阶段，相比加大资本投入，优化工业资本投入结构更为重要。政府要避免对干扰市场信号，在优化资本投入中发挥积极引导作用。一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要根据各地工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科学制定产业政策，一方面避免对低技术水平工业产业重复投资，尤其限制对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的产业投资，另一方面避免对高技术产业的扎堆投资。二是根据市场供需情况，有效发挥资本投入对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引领作用，资本要重点投入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具有创新引领作用的领域。三是避免对工业微观主体的行为的直接干预，放宽投资的限制，使企业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进一步简政放权，弱化投资事前审批，强化投资事后的监管。四是推进工业投资资金来源自由化、多样化，进一步降低政府投资的比重，放宽对私人投资和外资投资的限制。

从产业结构看，既需要通过优化投入结构实现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也需要将重点着眼于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传统工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传统工业的市场也相对成熟，通过优化资本投入，引导传统工业与新技术的结合，不仅能提高资本报酬率，还能为传统工业注入新的动力。另外，中国过去几十年工业的发展都依赖要素投入的增加，短时间改变发展路径并不现实，尤其技术和人力资本都需要较长时间的投入和积累。因为战略新兴产业则可以实现资本投入和技术升级的平衡，战略新兴产业既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又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也必然会带动人力资本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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