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衡量劳动力的重要标尺就是劳动参与率,旨在既定的人口中,还在找寻工作的人与有工作的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女性的经济保持独立有助于保障自身发展,而且对于社会的男女平等观念也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还关乎着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与长足进步。自己特点的因素以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因素等都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因素,因此,文章主要从家庭层面进行分析探究,并从婚姻的稳定性、生育决策、家庭规模配偶的市场收入、照料老人以及家务劳动等角度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给出相应的经济学解释,并对有关部门给予相应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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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参与率是衡量劳动力的重要标尺,是在既定的人口中,有工作的人口与还在找寻工作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希望获得工作的人与已经有工作的人都涵盖在其中。准确讲其构成是所有的就业的人口数与失业的人口数加总,将其除以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数。劳动力资源一定、人口数一定,两者共同存在的状况中,若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劳动力的供给相应地也大。我们把女性劳动参与率设定成下面的公式: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女性的经济活动人口数/女性的劳动年龄人口数*100%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研究分析劳动参与率的问题时,将退休年龄看作成上限去加以限定。按照国际惯例的要求,我们将15岁到54岁界定成劳动适龄阶段。因此,劳动力人数不但包含劳动年龄内参与就业的人口还包含失业的人口。
一、婚姻的稳定性
婚姻是指男女双方成为夫妻,并且一起承担各自对应义务的一种制度。婚姻关系是两者之间构造的一种隐含契约,夫妻双方必须按照要求去承担对应责任。在我国,大部分人会选择结婚的,相对而言,不婚族所占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婚姻是家庭的基础,而在经济学角度,结婚收益是构成婚姻的基础,即使相当大部分的人会,但是婚姻生活的质量是差别很大的。
在经济学中,婚姻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就是,婚姻中存在的收益与成本。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收益与成本并不单单指能用金钱衡量的东西,应该包含所有能影响效用水平的内容。首先,婚姻是夫妻两人一起组成的一种共同生活,因为规模经济与分工所产生的收益,与独身一人时期,夫妻两人的平均生活费用要低一些。
通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当女性结婚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不参与市场劳动,将更多时间配置在家庭中。值得注意的是,婚姻的成功性存在波动。虽然不少人会选择利用各种方式去搜集信息,但依然还是会有不对称现象出现,所以会造就结婚这种行为变成一种风险较高的投资行为。由于在结婚之后,如果夫妻双方之间出现问题,不得不在经济层面上也好,心理层面上都遭受巨大的成本。
由于随着离婚率越来越高,女性关于婚姻稳定性的预期会缩减,也就是说,离婚率的逐年增长,会让人们对于婚姻不稳定的预期提升。那么变成离婚后状态,女性需通过进行市场劳动,进而维持生活的现状,所以会提高了劳动参与率。从而为自己生活有保障。在这种状况下,大部分女性由于想避免因为冲突利益降低,在构成婚姻后,并不一定会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虽然也许会因为生育等因素,不得不离开一段时间,她们也会很有肯会尽早的回归劳动力市场。
二、生育决策
生育是影响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发展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两个世纪前,颇具有名的法国学者就预言过:人口的增长会致使“幸福的持续降低”,所以,随着时代推进,会出现很多相对较小的家庭规模。经济学学者的观点是,孩子是可以产生效用的物品,并且是具有生产功能与消费功能的“耐久性物品”。是不是选择生育子女以及生养子女的数量受比较成本的影响,如果不生育子女的成本大于生育子女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那么生育子女属于有利可图的范畴。中国已婚女性的生育年龄呈现逐步后延的现象。生育率呈现降低走势现象使得我国女性的劳动时间增多。在子女是消费主体的同时也是作为未来承担生产的主体。当子女被当作导致家庭的收入增多的投资对象被认同也被当作继承与发展家族事业的重要对象。
通过过往的很多过往分析得出,女性生孩子的个数和劳动力参与是呈现负向的关系。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形式有以下几点。
(一)降低生育率可以使得女性的工资收入提升
因为,由于生育率是下降的,会使得女性生养孩子的时间缩短,所以,女性有机会进行更多的培训和走进课堂聆听知识的几率,进而会有比较高水平的技能。通常来讲,当一名工人拥有比较高的生产技术时,才会拥有相对比较高工资的工作机会。所以,通过降低生育率,可以使女性的生产技术得以提高。即若通过使生育率下降的途径可以使得女性薪酬得以增多的话,那么,在控制其他变量一定情况下,生育率下降是可以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升高的。
(二)降低生育率可以使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得以增加
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具了一种“女性的白皮书”,在内部披露:日本女性通常第一次结婚的年龄为26.1岁,并且,平均每个已婚女性只打算要1.46个孩子。并且,日本孩子的获得确实呈逐渐下降趋势。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日本的位于各个年龄段的职业女性所占比重在逐渐上升。并且工作的时长年限也持续增大。在21世纪初期,日本女性的平均上半期限长达8年,比20世纪70年代整整延长了3.7年。而在我国,丁克现象变得城市人中范围在渐渐增大。目前,在我国相对比较大的城市中,已经有了多达60万多选择不生孩子的夫妻。并且选择这种存居形式的多是一些接受的教育比较多,薪酬也比较高的人,在这些人中,相当大一部分女性都渴望将自己的时间多成都的分配到到市场劳动中。
综上所述,所以降低生育率是会使得预期的工作时长增长。结论就是,若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在其它基本环境条件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生育率的下降是会使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得以升高。
三、照料老人
人口老龄化,意思为在年龄组成里,年纪老的人口所占的比重提高以至于超过了一定范围的界定。依照联合国标准,老年型社会定义为:0-14岁的人口占所有年龄阶段的比小于30%,60岁之上的人口占所有年龄阶段的比大于7%,按照这个标准,在进行第五次全国范围的人口调查时,中国就已经基本处于老年型的范畴了。欧洲国家出现的债务加重、财政状况恶劣等情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而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中国属于还未富却先老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国家要面临老龄化带来的更险峻的局面。而且相比较发达国家,我国的女性肩上所担负的对老年人这块的家庭照料责任更多更沉重。跟着我国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对于女性家庭照料的要求逐渐提升。
从总体上说,劳动力参与率与劳动者年龄之间构成的关系是倒U型关系,所以,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会导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的提高,会渐渐的减少一个地区的劳动参与率。跟随者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相应地,需要照料的老龄人口数会大程度提高。照顾老人的责任多数是由家庭里的子女来承担,若已婚女性以及其丈夫有比较多的兄弟姐妹的话,那么相应的,照料老龄人口的单子会小一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家庭的人口结构有着很大的变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过生育高峰,每个家庭的兄弟姐妹相对很多,可以一起来肩负起照顾父母的责任。但是,近些年的国情变化,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使孩子的数目减少很多,整个家庭所肩负的抚养老人的责任会更重。而在家庭中,作为大部分时间都配置在家庭劳动的女性来说,相应地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矛盾会更加明显。从劳动时间供给上看,老龄化的加重会导致女性社会总劳动时间供给的缩减。
若在家庭中,有照料需求的人口增多的话,那么,需要家庭人员将更多的时间配置在家庭中。在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状况下,将个人时间更多的配置在家庭劳动中时,在市场上的劳动参与会相应地减少。尤其在我国,照顾老人通常是由女性负责,所以,若对老人的照料时间增长,会引起女性选择减少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
四、家务劳动
跟随科技发展的脚步,一些新的因素呈现了出来:因为城市的扩张以及人口聚集程度的加深,导致家族服务发展迅速,从而进一步的导致家务劳动由单纯的内部分工逐渐转成市场中的分工,并且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家用电器变得逐渐普遍,使得在家进行劳动的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进一步的使得节约了时间。随着家政服务水平的逐步提高,当女性的闲暇的效用逐渐提高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讲更多的时间分配给市场劳动,进而通过收入去购买家务劳动服务,从而使得总效用得以加大。
五、建议
(一)发展多种就业形式
由于各个家庭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各自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时间配置途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情况下,需要女性完全彻底离开劳动力市场,全心全意在家的家庭数目并不是占据多数的,所以,政府应该多去鼓励女性就业。灵活就业主要是指在获得的薪酬以及构建的劳动关系等多个方面是高于如今企业的形式,例如即时性工作、弹性上班制度等。
在其中,拓展在家有偿就业对结婚后女性来说,是使得工作变的灵活的重要方式。在这所指的居家有偿就业,是一种在当今时代,信息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主要在家进行工作,用信息技术来开展远程的劳动形式。居家进行工作的好处是:首先,这种方式存在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两者合并进行生产的可能性,另外,因为是更加灵活的工作,居家的工作方式相比较于制度性的工作而言,使得工作的灵活性得到很大提高。第三、与其他的弹性工作方式进行比较,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金钱的成本上,居家工作的方式都使其降低了。例如:上下班路上的交通所产生的费用与时间。
(二)实行妇女阶段就业
关于女性选取哪一种何种形式去就业,这通常是由于市场主体的主动选择行为,而政府的责任是使得其行为更好的引导。关于对这种就业形式的完尽,分为以下几层面去实施开展:第一、社会保障政策层面,需要使得阶段性就业的制度完备起来,适应已婚女性生养孩子阶段造成的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保障生育的政策制度;第二、教育培训制度层面,要去建立灵活性更强的,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使培训机构制度更加丰富多元,可以适应一直在增加的再培训的需求的职业相关培训制度。注意规避由于人力资本折旧问题导致的阻碍又一次就业问题;第三、在就业服务层面,进行完善工作,去健全这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政府还应该在就业机会层面,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得进行阶段性就业的劳动者享受到相对更平等的待遇。
(三)儿童保育措施或政策
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此保险是对女性因为生育行为而暂停劳动供给帮助的一种形式。对于女性来讲,在生育孩子的时段里,暂时退出劳动市场的一段时间里,是需要女性很大的成本。这里所指的成本不单单是显性的,同时包括很多隐性的损失。如果单单靠女性来承担女性的生育成,这对女性所产生的压力会很大。生育保险是一种保护女性在生育期间基本权利的一种方式,将女性所承担的生育成本转出一部分交由社会承担。若想提高女性去参与市场劳动,平衡女性劳动者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联是至关重要。使儿童的保育费用降低,使它的时间延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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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家庭层面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J].福建质量管理,2019,(23):208-209.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论云南民办高校的品牌形象塑造———以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为例》;项目编号:2015C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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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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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主办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中国劳动学会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社会
国际刊号:1007-8746
国内刊号:11-3892/F
创刊时间: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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