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之后,理论与实务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对学生劳动教育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成果丰硕,但对于“何为劳动教育”“如何加强劳动教育”等涉及新的历史方位下学生劳动教育的基础理论和基本遵循的始基性问题,尚未取得一致共识。2019年7月,教育部长陈宝生在召开教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专题调研座谈会上进一步要求,“教育系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抓紧做好顶层设计,处理好劳动教育的观念、目标、过程、评价。保证劳动教育的正确方向,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历史经验,探索当代学生劳动教育的基本遵循,对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劳动教育问题的缘起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对“何为劳动教育”以及如何做好“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当代追问,也需深入历史与现实实践深处,去追寻生发劳动教育问题的客观成因与主观动因。

1.改造旧教育、推行新教育,“通过劳动的教育”劳动教育问题的提出

现代中国关于劳动教育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17年,陶行知师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大师杜威学成归来后,面对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将旧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寄托于教育之上。面对旧中国教育“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分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教育通病,积极倡导“从字面的到手脑相长的、从耳目的到身心全顾的”教育救国生活教育实践,认为“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劳动的生活便是受劳动的教育”[2]。从此以后,“劳动”与“教育”的相互关系问题,开始进入中国视野。后世学者将陶行知关于在“劳动”中也能受到“教育”、“教育”蕴含在各种“生活”实践中的生活教育思想,描述为“在劳力上劳心”[3]的劳动教育思想。事实上,在陶行知倡导并力推的生活教育中,将“劳动”与“教育”在词语上进行关联,认识到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活实践的教育价值,试图通过具体“劳动”形式的生活实践开展教育,既实现消解旧社会教育脱离劳动、鄙视劳动、生产“人上人”的教育异化问题,也实现教育开民智、启民心、增民能,最终回归教育培养“人中人”的现代教育价值追求。“劳动”在陶行知的眼中,更多的是作为教育的载体之一,工具价值凸显。我们将这种在对“劳动”与“教育”相关性的认识基础上提出来的“劳动”与“教育”词语关联的“劳动教育”思想,称为“通过劳动的教育”劳动教育思想。

2.凝聚革命力量、培育社会新人,“通过劳动的教育”劳动教育范式生成

陶行知生活教育涉及的“通过劳动的教育”劳动教育思想,主要是针对当时“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新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4]的教育顽疾,试图通过联系民众尤其是农村农民的现实生活的生活教育来实现“一条既治穷又治愚的为广大人民所欢迎的”[5]国家与教育现代化转型之路。其现代社会的理想是以现代美国为原型,将劳动教育视为旧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有效工具,其生活教育思想依然奠基在现代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对劳动教育的价值理性追寻,最终生成和发展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早在1921年,毛泽东在与何叔衡等人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出于凝聚革命力量,培育社会新人的初衷,就认同“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衡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6]的《入学须知》之规定。在工农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面对提高工农文化水平、教育青年一代及锤炼知识分子革命意志的多重需要,一直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更是将“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的要求提升到文化层面。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党的领导、军队的将领、抗大的学员,还是红军战士、根据地群众,共同学习革命理论以提高革命斗争科学水平,共同参加生产劳动以提供革命斗争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不但在理论上得到广泛认同,而且在实践上得到广泛应用,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骨干,为根据地建设、革命思想传播作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等都作出了卓越贡献。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通过“革命斗争”的劳动和“生产劳动”的劳动,在凝聚革命力量、培育社会新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效。这使“通过劳动的教育”中“‘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成为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而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劳动的功效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以至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7]的劳动价值意蕴在实践中得到深度展现,“通过劳动的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范式渐次生成,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劳动教育的重要历史经验。

3.发展教育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劳动的教育”劳动教育范式发展境遇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由战时状态向和平建设时期的转换,一大批儿童、青少年进入小学、中学、工农速成学校、文化补习学校等教育机构学习,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恢复和人民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高一级教育资源的稀缺,到1953年,全国范围内开始出现部分城市毕业生因不能如愿通过升学获得期待的工作岗位而上街游行,农村则出现“面对升学无望、最终还要回乡劳动的前途,很多中小学生家长选择了让孩子辍学”[8]的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重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旧思想回潮、扭曲教育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现代教育本性现象,中共中央在给中央教育部的批示中明确指出,“主要由于过去几年中央教育部对中、小学教育的指导思想上有忽视劳动教育的倾向,在教学改革中,在教师思想改造中,都没有着重批评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的教育思想”[9]。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部门都为此专门下发文件,阐释、号召、教育毕业生都要参加工农业及其他劳动。为此,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开设工农业常识、生产技术等有关具体生产劳动知识与技能的理论课程,以及“栽培植物、饲养动物、绿化环境和学校等等活动以及帮助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做事、帮助学校制作简单的教学实验用品等”[10]需付出体力为主的具体劳动教育实践。“通过劳动的教育”劳动教育范式在当时的实施虽然蕴含“窄化”劳动范围的时代特征,但具有其现实针对性。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通过劳动的教育”劳动教育范式一度出现极端化倾向,具体形式的体力劳动开始偏离教育的育人属性,被滥用为阶级斗争、宣誓政治立场如何的“工具”,“通过劳动的教育”劳动教育范式在发展中遭遇“通过体力劳动而进行惩罚、改造”的消极化、定式化、标签化历史境遇。时至今日,这种极端化历史境遇尚在一部分社会群体思想中根深蒂固,急需社会各界在实践中共同努力进行全面细致的转化与系统深入的重塑。

二、新经济形态下劳动教育范式的新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轨道上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时代之问认识的加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社会主义“新经济形态”由初步探索、实践到逐步形成、发展过程中,对劳动和劳动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也随之不停嬗变,取得了新发展。

1.对“知识分子”身份认识的转变,引发对劳动及劳动教育认识的深化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明晰革命领导阶级、同盟军及团结依靠力量理论的需要,知识分子因其劳动的特性及工作岗位的特征,被划分为小资产阶级的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通过劳动将知识分子改造为社会新人及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思想与实践影响深远,长期未受到的科学审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1]。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身份及功效认识的转变,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自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被充分肯定,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学习科学技术的动力与热情。劳动及劳动教育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在“通过劳动的教育”劳动教育范式中,对“劳动”的理解也开始出现由注重日常工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转变为“生产劳动、科技活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12]等更加具有“脑力劳动”内涵性质的方向并重。同时,出于对“左”的思想的警惕,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对高知高智高能劳动者的需要,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对西方近现代教育思想的引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劳动教育一时在话语上受到“弱化”,在日常生活中为“学知识”“学科学”“学技术”等时代话语所取代,在大中小学校中则被转换为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科技制作、见习、实习、实验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德育、智育等学术教育活动话语。劳动教育话语的转换,既表征人们对劳动内涵与形式的认识不断深化,也预示着公众对如何加强劳动教育将出现新的思考。

2.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促使劳动教育朝着“关于劳动的教育”实践范式转型

拨乱反正之后,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各类商品生产和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整个社会对劳动者的数量及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地纷纷出台措施鼓励“技术力量合理流动”“允许农民进行劳务承包”[13]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大批农村、城市富余劳动力涌进商品生产和流通经营主体进行生产劳动。由于这些富余劳动力之前大多未受过专门的劳动教育,对其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流通所需的劳动知识、技能、纪律等劳动素养的教育培训任务,也由这些商品经济主体承担起来。“师徒式”“现场演示式”“技术指导式”等劳动教育形式,在各种个体工商户、工程施工队、乡镇企业及各种中外合作、合资、独资企业中被广泛运用,现实地诠释了“通过劳动的教育”劳动教育范式的生机、活力与功效。与此同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战略定位,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关于“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4]的新要求,也促使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虽然在党和国家主导下,各地在区域范围内纷纷兴办“职业技术”学校,以及各类专业学历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但与整个社会用工需求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满足生产劳动的针对性和专业程度上,都还存在很大差距。为满足社会对专门技能人才的需要,加之部分经济目的的驱动,由社会力量所举办的各种“家电维修”“美容美发”“厨师烹饪”“服装制作”等中短期、速成类职业技能教育、技术培训教育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在弥补学校教育不足的同时,整个社会的劳动教育也在实践中呈现出由“通过劳动的教育”开始朝着“关于劳动的教育”的范式转型,并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关于劳动的教育”劳动教育范式,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新时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历史经验。

3.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凸显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历史经验智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迭之际,针对国内出现的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采用的市场手段“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邓小平从转化“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本体论层面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也为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奠定了逻辑前提。从当时培育劳动力的劳动教育全过程来看,学校劳动教育更多地承担了“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使潜在的劳动者——大中小学学生——习得未来从事劳动所需的通识素养和专业知识及初步的劳动认识和技能”的任务。其通过教育教学这一“关于劳动的教育”的成效如何,通常以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市场对其培养的毕业生的接受度来给予市场化评价。用人单位所给出的毕业生劳动力价格,往往成为检验学校劳动教育成效优劣的衡量尺度。虽然用人单位在招聘完成之后,还肩负着更多的“通过劳动的教育”来锤炼劳动者劳动习惯、劳动态度和专业劳动技能的重任,但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用人单位更倾向于通过市场化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来筛选留用符合自己经营利益的优秀劳动者,而将不符合其用人标准的劳动力重新推入市场。劳动者如果要想获得期待的劳动力价格就业机会,要么需进一步提升关于专业劳动的知识技能,要么转变不良劳动态度、修正不良劳动习惯、形成符合市场需要的劳动价值观,要么只能降低劳动力价格,以获得劳动力价值实现机会。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一方面在无形中成为促进劳动教育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市场的供求关系对劳动力价格的制约,也遮蔽了“通过劳动的教育”和“关于劳动的教育”所形塑的劳动价值观的价值所在。尤其是当今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制度性分隔亟须完善的现实状态下,“为私有部门甚至整个市场经济部门降低生产成本创造了良好条件,他们可以尽量采用低成本方式雇佣劳动力,降低对体力劳动者教育价值的评价,甚至无需为工人在以往劳动和职业训练过程中所累积形成的人力资本照价买单”[16],致使简单劳动、低价格劳动面临受到市场和公众歧视的窘境。与此同时,为获取更高的劳动力价格实现,一些非诚实劳动、非法劳动、搭便车劳动等不良现象应运而生,甚至存在诱发“不劳而获”的剥削、腐化与寄生的畸形劳动价值观生成风险。

在此复杂背景下,单独的“通过劳动的教育”虽然有利于形塑劳动者的劳动习惯及技能,但受到劳动者劳动心智创新发展不足所限;“关于劳动的教育”虽然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理性创新知识基础,但无法担保其劳动价值追求及劳动平等观念,都无法单独有效地实现创造财富总源、创造人本身、通达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劳动功用,一种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善于劳动、以劳动为美的,兼具能涵育人劳动习惯、劳动态度、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劳动创造的整全式劳动教育范式,亟须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与广泛认同。而反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广泛运用,并取得成功历史成效的主要“通过劳动的教育”以养成劳动者劳动习惯、积淀劳动技能、形塑劳动态度的劳动教育范式,与通过“关于劳动的教育”以提升人劳动知识、涵育人劳动情感、引导人劳动价值取向的两大劳动教育范式之间的关系,历来就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是“身”“心”统一,是由自在到自为、自觉的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通过劳动的教育”和“关于劳动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一体两面”,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时、因势、因事的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时期劳动力发展矛盾转化面向。“通过劳动的教育”和“关于劳动的教育”一体两面的整全性劳动教育,也从学理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教育方针与政策的理论基础,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实践智慧,无疑是党的百年劳动教育基本历史经验。

三、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基本遵循

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当今已由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新中国成立前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仅为我们新时代为何要加强劳动教育预设了逻辑前提,还为我们新时代如何加强劳动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指向。

1.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求我们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

邓小平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过去,一些比较小的工资很低的国家和地区,资本家把高额利润分一点给这些地方的劳动者,劳动者的生活就显得改善很快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12]正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松,自力更生、脚踏实地、艰苦奋斗、辛勤劳动、“摸着石头过河”,不等不靠不乞求,坚持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并重,才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不但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生产物质文化产品满足人民需要的能力日益增强,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同时,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基本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也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追求幸福生活之路,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仅仅停留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方面,而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群众对生活的期待是不断提升的,需求是多样化、多层次的”[18],涉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其中,既有“质”的、“时”的要求,也有“界”的、“雅”的限度,而这一切不仅需要工农商学兵等普通民众,还需要党和政府等各组织、机构、行业劳动者的辛勤劳动成果来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只要我们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而在法治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深度发展的当今时代,如何动员全体人民“加油干”,强制劳动已失去合法性,市场激励也存在自身限度,通过“‘去心化’的机械式体力劳动观念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去身化’的精神训练同样不能达到”[19],亟须汲取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历史实践所生成的,“通过劳动的教育”和“关于劳动的教育”一体两面的“身”“心”整全的劳动教育基本历史经验,通过加强劳动教育来增强全体人民用劳动创造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意识、情感、能力、信念、习惯、积极性和主动性。

2.化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要求我们遵循党的百年劳动教育历史经验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既是局部地区的特殊问题,也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问题。在较发达地区,既存在中心与边缘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欠发达地区,也存在整体与老少边穷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相互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也体现在人的思想境界、文化水平、价值理想、身体素质、道德水准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在此背景下,理想化的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前景应当是:劳动者中的部分劳动力向基础设施优、劳动待遇好、工作强度低的发达地区和成熟行业聚集,以获得现实的高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精神文化利益回报,短期内提高自身生活水平;部分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较差、劳动待遇较低、工作强度较大的欠发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以获得远期、可期待的丰富利益回报率,长期内提高区域人民生活水平;部分劳动力资源投入到政治文明、文化发展、社会公益、生态治理等,涉及我国社会基础性、长远性、始基性发展动力与保障的行业与岗位,以增加整个社会资本总量,造福于全体人民美好生活期待。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内在“失灵”缺陷,使部分劳动者产生一旦无法通过市场获得满意的工作岗位,就“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啃老”“慢就业”“佛系生活”等宁愿逃避劳动、脱离一线、不劳而获,也不愿脚踏实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劳动观念和劳动心理倾向,抑或通过践踏法律底线或道德规约,以机会成本收益算计,以期博取高风险现实收益,严重损害整个社会劳动正确价值走向,急需通过劳动教育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动员整个社会共同关注与采取集体行动,并引导劳动力向良善型、合法型、使命型、奉献型、志愿型、公益型区域及劳动岗位流动,以营造优良劳动生态。这一美好愿景的达成,一靠法治规范与塑造,二靠高素质劳动者示范与引领,即现实与潜在的劳动教育来实现。而对于什么是劳动教育的问题?有学者通过对“劳动”“实践”“活动”等相关概念的内涵比较之后认为,“劳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形成劳动价值观(即确立正确的劳动观点、积极的劳动态度、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等)和养成劳动素养(有一定劳动知识与技能、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等)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具有普通教育、价值教育属性,且具有时代和社会特征[20]。可谓抓住了当今劳动教育问题的根本,但抛弃其学理性话语的表象,依然是要在实践中,遵循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实践所形成的“通过劳动的教育”和“关于劳动的教育”的基本历史经验,针对劳动区域、岗位、行业和劳动者个人劳动素养差异,通过有的放矢、精准锤炼、分类引导来实现。

3.把握劳动的本质特征,要求我们在遵循中细化党的百年劳动教育历史经验

新时代知识的日新月异、科技的高速发展与广泛运用,使当今劳动的形式愈来愈展现出与传统劳动迥异的面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深度融合,线上劳动与线下劳动交割重叠,劳动与消费边界难分,但无论现今劳动形式如何变化,付出体力或脑力,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以提供满足他人需要的物质或精神文化产品,依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无法超越的本质特征。其中,充沛的体力是一个新时代劳动者为社会提供劳动的物质载体,丰富的智力是一个新时代劳动者劳动价值得以高回报实现的必备条件。只要劳动符合法律规定,从道义上讲,都是值得尊重与褒奖的。个人对为社会提供何种劳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具有自由选择权。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使命型责任型执政党执政的国家与国民,我们不仅肩负着打破不自由片面化发展的旧世界,还肩负着建设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新世界的历史使命。守住合法劳动底线,抵制非法劳动、不劳而获、投机钻营、剥削腐化等落后劳动价值观,在注重劳动者劳动自由选择的同时,倡导劳动者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奉献与奋斗,也是当今我们开展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理应把握的发展方向。首先,新时代劳动教育的任务就是为现实或潜在的劳动者提供增强劳动能力所需的体力与智力提供路径、载体与方法。而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实践经验来看,将个人生活自理、生产劳动实践、劳动技能实习、劳动机理认知与探索等“通过劳动的教育”用于淬炼现实或潜在劳动者的劳动习惯、劳动技能与劳动方法,是我们新时代汲取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历史经验、推进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发展性遵循。其次,在当代法治社会,现实或者潜在的劳动者花费巨额的体力或智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其劳动结果不仅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还要受到道义的谴责、接受法律的惩处。为防止这种否定性劳动行为的发生给劳动者自身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应通过理论知识讲授、反面案例警示、法律法规学习等“关于劳动的教育”来形塑现实或潜在劳动者的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价值观,是我们新时代汲取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历史经验、推进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底线性遵循。最后,基于市场在调节劳动力增效社会公益及个人劳动德性提升方面失灵失效的局限,秉持“通过劳动的教育”以锤炼现实或潜在劳动者参与此场域的劳动习惯,强化“关于劳动的教育”以濡化现实或潜在劳动者献身此场域的劳动德性,是我们新时代汲取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历史经验、推进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整全性遵循。正如马克思所特别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1]。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0.

[2]陶行知.生活教育文选[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93.

[3]李珂,蔡元帅.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对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19(1):107.

[4]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76.

[5]胡国枢.生活教育理论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J].教育研究,1997(10):37.

[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39.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曹葆宁,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148.

[8]李珂,曲霞.1949年以来劳动教育在党的教育方针中的历史演变与省思[J].教育学报,2018(10):64.

[9]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30.

[10]祁占勇.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劳动教育的价值选择及变迁[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6):20.

[1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72.

[12][1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221.

[13]王铭和.苏州市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事多种经营[J].中国劳动,1984(11):32.

[14]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952.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16]刘精明.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J].社会学研究,2006(6):117.

[18]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4.

[19]宋岭,张华.时代挑战与未来路向:劳动教育的当代诠释与实践[J].中国教育科学,2020(3):44.

[20]檀传宝.劳动教育的概念理解[J].中国教育学刊,2019(2):84.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张正瑞.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教育历史经验与当代遵循[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0(12):6-11.

基金: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郑州大学)2020年度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专项基金项目“大学生党员发展质量提升方法创新研究”(编号:ZZUKFYB202004);河南省教育厅2020年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习近平关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编号:2020-ZDJH-242)的阶段性成果;洛阳理工学院高层次人才培育启动基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