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庄经营与共建共治共享：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共建共治共享”这一概念最早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共享发展理念中首次提出，到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目标，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由此可见，“共建共治共享”这一概念目前主要是针对社会治理提出的，但从其丰富的内涵可看出，这一理念不局限于社会治理问题的相关分析，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各方面的重要指引。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理论为农村全面振兴进程中凸显的要素配置、农民主体地位、村集体内生动力等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一）村庄经营的本质

村庄经营是一个由实践到理论的概念，纵观现有文献，现阶段对“村庄经营”的研究不多，并且常与“乡村经营”、“经营村庄”通用。但是已有一些区域在实践探索。村庄经营的概念最初出现在日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庄青壮劳动力急剧减少、农村土地抛荒等现象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王坤，朱俊峰，2017），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开始研究“城市经营”，而“村庄经营”则起步较晚，且是相对于“城市经营”理念提出来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乡村发展的一种理念和创新模式（李力，2014），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成熟、全面、权威的概念。基于此，笔者在现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浙江省村庄经营发展的实践，认为村庄经营就是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在政府的引导或参与下，由企业、村集体和村民成立乡村运营组织（或合作社），并利用市场机制对村庄资源进行整合、配置和运作，有效降低城乡系统内在阻力及培育乡村内生动力，从而形成政府、市场、村民和村集体的共同作用促进乡村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农村居民的持续增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政府和企业角色转换是前提

在村庄经营中，政府应当向地方和社会分权，下放公共权力，实现公权力行使的多元参与（王欧，杨非凡，2019），改变政府传统的直接参与者和主导者角色，逐步转化为间接参与者和统筹、监督、服务者(MCGINNIS M D、Ostrom E,2012）。企业则要转变原来对农村土地等资源的“掠夺者”、“占有者”角色为“合作者”、“经营者”。

2.多元主体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内在阻力的降低

村庄经营可以理解为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是持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要促进农村多功能转型，变革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效益，吸引资本和人才下乡，重塑农村发展主体格局。

3.多元主体合作的基础是村庄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农村生产关系。村庄经营是一系列农村制度变迁和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引起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的一系列变动，农村不再是单纯的农民居住和劳作的场所，将会赋予更多的功能，可能成为政府、资本和农民利益博弈的主场地，也可能成为城乡人民共建的美好家园。由于社会结构中不同主体的位置、角色和作用不同，其行为模式和利益诉求也不同（Freeman,2008），如何通过有效治理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探寻相关利益主体在农村共生的交互点，并实现农村和农民共同富裕，这是村庄经营的重要内容。因此，村庄经营的本质就是通过变革农村生产方式。通过村庄经营，调整生产关系，走出农村发展困境，实现村集体和农民共同富裕。

（二）从理念到操作：经营村庄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设计

综上所述，笔者将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村庄经营的现实路径。首先，要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全面改善农村环境面貌，吸引城市资本和人才下乡，其次，随着农村不断走向开放，多元主体利益关系愈加复杂，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机制，进而实现治理有效。最后，在治理有效的前提下，政府、资本、村集体和农民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共同推进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共建机制

主要从改变农村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具体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产业培育、生态经营和乡风文明孕育等方面。一方面发挥政府在组织、政策领域的优势，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企业和高素质人才下乡，探索构建与农村居民合作共建机制，共同参与到农村产业经营、土地流转、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中。另一方面，发挥企业在资金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在政府的引导和参与下，以村集体为主体，对农村居民进行教育培训和还权赋能，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农村居民参与乡村发展的主体意识。

2.共治机制

以当前农村治理问题为导向，构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模式。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权利保障，政府全力的边界和企业张力的规制等方面。首先要明确政府在农村发展不同阶段的角色和定位，界定权力界限，在政策扶持和制度创新中发挥作用，同时，重视对市场的培育和引导。其次，围绕村集体和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健全农村居民权利保障机制，让村集体和村民有能力自主管理。最后，针对资本下乡现存的问题，通过契约、合同等多种手段，引导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张力进行有效规制。

3.共享机制

健全资源要素共享机制，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引导资金有效流动，促进科技转化应用，加强市场信息互通，推动品牌共创共享，推动各主体协同发展。同时，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提升产业链价值，促进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如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互助服务，探索成员相互入股、组建新主体等联结方式，实现深度融合发展。

二、村庄经营的实践：村落景区建设

浙江省农村建设和发展一直走在前列，近年来，更是在村庄经营实践中不断创新，临安区村落景区建设摸索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机制，虽不够完善，但已取得初步成效，这为开展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临安区村落景区基本情况

1.村落景区的概念和内涵

村落景区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概念，更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笔者认为村落景区是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以村落形态为空间分布特征，以村庄、社区及其村民或居民生产、生活范围为核心，以自然景观、田园风光、建筑风貌、历史遗存、民俗文化、体验活动、特色产品为主要吸引物，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规范操作和提升服务水平、提高管理组织化程度而形成的人居环境改善与乡村旅游发展相结合的农旅融合型村落。村落景区的提出，并非凭空捏造的一个全新概念，而是对过去乡村旅游开发实践的拓展和提升，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

2.临安区村落景区建设基本情况

2017年初，临安首次提出“村落景区”概念，2019年提出建设以“八线十景”为重点的示范型村落景区。经近三年发展，已有6个示范型村落景区建成并投入运营，已创建成AAA级景区村庄11个、AA级41个，国家级AAA级游景区4个，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村落景区临安标准》，并引入市场化运营，创新运营模式。截止到2019年底，17个村落景区与12家运营商签约，以商招商22家、落户项目35个，总投资达1.67亿元，引进专业高端人才98人，吸引回乡创业青年85人，初步达到以经营村庄撬动“两进两回(1)1”的目的，打通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的转化通道，促进美丽乡村的优势转化为村集体经济壮大和农民增收，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二）村落景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分析

自2017年启动以来，临安区村落景区建设逐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群众参与”的发展主线。“政府引导”重在整合资源，搭建平台，既在政策、奖励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引导扶持，更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当地农村居民和村充分参与，形成利益共同体；“市场主导”重在借资借智，在资金筹措、旅游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引导市场多元投入，破解政府在建设、经营上的短板；“群众参与”重在共建共享共赢，既要通过群众展示民俗风情、民居建筑、生产生活等乡村乡愁，更要让群众在参与业态经营中促进增收致富。基于对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可发挥的作用分析村落景区的内在逻辑，由政府、农村居民、村集体与运营商四个组织主体参与，形成一个有政策、资金、技术优势，村民可参与可受益的合作组织，并以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化经营为平台展开村落景区的建设与运营。

1.共建机制

临安区在村落景区建设过程中，坚持村落景区策划、规划、运营、招商、品牌“五统一”，打造“天目村落”公共品牌，推动运营商为主体的招商引商。通过政府连接村集体、农村居民和运营商，政府整合农村土地、生态、闲置民居等资源，科学规划，在村落景区布点、设计、规划等方面充分考虑乡村特色优势，完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各项政策，进一步对村落景区建设展开细化指导，为村落景区运营公司搭建发展平台，运营商出资入股，为村落景区各类产业的发展与设施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真正形成多元共建的局面。政府部门改变过去从规划设计、项目施工、村庄整洁等“大包大揽”的做法，改为承担引导和规范职能，突出业态与产品考核，每年组织第三方机构对运营商开展绩效考核，对考核合格的运营商实行20～100万元的奖励。乡村运营商承担参与村庄发展规划、项目投资、招商投资、产品开发、旅游营销、日常运营、综合管理等职能，投资商按照村落景区主题和风格开展项目投资，只对自己投资的项目负责，村集体是股东，代表村集体与运营商签订合同，以集体资产入股，村民是主人，作为农民可出售农产品获益，作为投资者可投身乡村民宿、伴手礼、采摘园等获益，作为劳动者可在家门口就业。

2.共治机制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更加突出政府在管理、服务和监管方面的作用。协同村集体和村民对乡村资源家底摸排，在此基础上打包招商，盘活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土地流转、宅基地置换、民房改造等各种闲置资源。截至2019年年底，临安区流转承包地7039亩、山林4234亩、闲置房屋70幢，交易农村集体产权3.26亿元。同时，结合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村委会在运营工作业务上不干涉不参与经营管理，主要协助并保障运营商在村落顺利开展运营工作。同时，政府职能部门特聘乡村旅游专家团队，定期对运营商进行指导和交流，为运营商提出对策建议，避免了政府的“大包大揽”。运营商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专业化的管理与科学的市场分析进行市场运营，并扮演“第二村委会”角色，参与村庄发展议事会议，打造村落景区品牌，引导村落景区健康发展。村干部主动积极参与到环境整治、村民关系协调、旅游活动协助等工作，村集体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力增强。农民通过村集体对合作社持股并进行管理，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与生产积极性，从而实现基层自治。

3.共享机制

运营商通过市场化运作，从村落景区经营中获得收益，在此过程中与村集体和村民形成利益共同体。村集体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通过土地入股村落景区建设运营公司，使农民与村集体享有了对合作社的管理权利与收益权利。农民作为村落景区的主体，农民通过村集体参与村落景区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同时，村民参与生产，在农特产品、民宿、旅游业等方面创造财富，激发农村居民自觉维护村落景区的可持续发展。2019年，临安区实现乡村旅游2072.1万人次、综合收入20.7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3536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1.71:1。“农二代”知识青年开始返乡创业。农家乐提升版和民宿小集群初步形成，在政府的支持下，农家乐民宿业主组建互助合作组，达到资源共享、活动共办、市场共推的目的。政府、村集体、运营商、农民等多层关系，构建了以内生动力为主的乡村振兴模式。而维系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市场力量，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乡村产业需要市场化运营、运营的主体是谁”等关键问题。

三、村落景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条件分析和持续发展

（一）条件分析

临安区村落景区建设之所以能够通过共建共治共享实现村庄经营，进而实现了从基础设施提升、历史文化保护，到产村融合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全方位的突破，这与其发展阶段和改革赋能密不可分。一是从临安区发展阶段看，城市化水平持续提升，浙江省城市化水平70.0%，杭州城镇化水平78.5%，加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临安作为杭州的一个区，能够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从市民消费中获取更多收益。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更是为村落景区发展提供了条件。二是农村改革赋能。浙江省作为农村改革的强省，临安区作为浙江省农村改革的先行先试区，为临安区村落景区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以“省农村综合改革集成示范区”试点为契机，实施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乡村利益共同体运营机制等“12+X”项农村综合改革，创新“生态养护+碳汇平衡”差异化双补机制，率先完成农村承包地动态管理应用系统研发和区镇村三级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创成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示范区，成为全省首个通过承包地确权登记综合验收的区县市。2019年，实现农业产业综合销售额9800万元，农村产权网上平台交易额突破2.5亿元，清产核资、登记赋码完成率100%,4个镇26个村完成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化经营试点。

（二）持续发展的思考

在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临安区村落景区建设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明确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明确村庄经营的对象。村落景区建设运营中，要经营乡村的生态、乡村产业和乡村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和乡村的社会环境。经营村庄，最根本的目的是让农村居民和村集体富裕起来，因此，要充分发挥生态优势、特色产业支撑、要素资源配置和乡打造村文化特色的社会环境，才能够真正实现乡村经营。二是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目前已经呈现出部分新型职业农民，但是比重较小，职业性有待进一步加强，需要进一步集聚优质要素、高端人才推进“两进两回”只有发挥新型职业农民的带动示范作用，才能够真正实现村庄经营。三是进一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虽然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但是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乡村重建设、轻产业的现象依然存在，村落景区建设和运营不是一个短期投资收益的项目，如何在村落景区建设运营中进一步大力引进社会资本，只有充分挖掘乡村特色资源，才能够让运营商牺牲短期利益而获得长期的发展，形成“共治保共享、共享促共建”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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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吕秋菊.经营村庄：村落景区发展的逻辑[J].中国集体经济,2021(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