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快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举措。数字新基建能够赋能实体产业,改变原有产业的空间格局,使产业在空间分布上更加均衡。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提升能够显著缩小地区间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差距,促进空间均衡发展,且这一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第二,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差异显著,西部最大,东部最小。随着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将逐渐缩小;第三,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较大,能够较好地带动周边地区快速发展,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能够更多地从数字新基建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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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型基础设施逐渐替代传统基础设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数字新基建是新型基础设施中以数字技术为核心,能够支撑基础研发、融合发展、创新应用于一体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将新型基础设施作为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要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布局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到,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从布局结构、功能、系统集成等方面优化基础设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也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划,推动以5G、光纤宽带、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快速发展。截至2022年底,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5G基站数超过231万个,“东数西算”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加快推进,数字新基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那么,数字新基建对实体产业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商贸流通业为例,从产业的空间格局变化着眼,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在工业、消费和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较早就开始重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基础研究开发到信息网络、大数据中心等重要设施,再到产学研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等各个环节,都已经有所布局。尤其是当前,世界面临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对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稳定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也逐渐加快。学术界对数字新基建的研究也在近些年逐渐兴起,总结而言,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从宏观经济的总体或某一方面展开研究,第二类是从区域发展差异角度展开研究,第三类是从某种产业的视角进行探究。
宏观经济影响方面:何维达和付恩琦(2022)基于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新基建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对制造业的影响要大于服务业,由此,要注重着力提升数字新基建的建设水平。霍春辉等(2023)则从国内价值链循环角度展开研究,他们发现数字新基建在供给端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推动国内价值链循环,在需求端能够通过驱动消费升级来加速国内价值链循环;而且这一影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间存在差异,在东中西部地区也存在异质性。此外,谭皓方和张守夫(2023)进一步探究了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有了相应的金融资源配合,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将进一步提升;影响渠道方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另一条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此外,数字政府的建设也是发挥数字新基建作用的重要条件。
区域发展差异方面:程云洁和王佩佩(2023)通过对我国31个省级地区2011-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他们还将数字新基建分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大类,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的作用最大;此外,他们进一步检验了数字新基建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此基础上,徐春光(2023)进一步从市场分割的角度研究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表明数字新基建能够打破各地区原有市场分割局面,加强地区间联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缩小区域间发展差异。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础设施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普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刘炳胜等(2023)运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新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再次验证这一点。
产业发展影响方面:陈开江(2021)从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着眼,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为实体经济和数据要素融合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能够有效提升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重构产业链、形成集聚效应以及优化要素配置。同样是研究流通产业,朱晓晖(2023)从流通产业结构升级及产业韧性角度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新基建对流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正向作用;此外,数字新基建还能够通过推动流通产业升级提升产业韧性,但是这一机制存在门槛效应。张智楠(2022)研究了2011-2020年广东省数字新基建对工业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效应,该研究首先将数字新基建分为信息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两类;数量方面,信息基础设施没有显著效应,而创新基础设施有显著正效应;质量方面,两类基础设施都有显著正效应。更为具体的,余萍和徐之琦(2023)研究了数字新基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发现数字新基建能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这一效果的来源主要有两个,即促进知识共享和增加绿色金融扶持。
表1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指标评估体系
总结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数字新基建对宏观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创新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那么,从商贸流通业空间格局的视角来看,一方面,数字新基建的发展可以促进不同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尤其是可能对落后地区的商贸流通业发展带来更大的有利影响,从而促进商贸流通业在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新基建具有基础设施普遍的空间效应,在商贸流通业发展过程中,数字新基建也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一效应将有助于缩小商贸流通业地区差异,使商贸流通业在空间上更加均衡。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因此选取三个不同变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一是区域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SMD)。参考相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本文借鉴覃成林等(2013)的方法,将区域经济水平替换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首先用Moran'sI指数测度区域间商贸流通业的关联度,然后用各地区商贸流通业增长率变异系数衡量区域间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差异,接着采取平均赋权法构建区域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指标,最后为了方便可比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指标取值在0-1之间。区域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指标取值越大,代表商贸流通业区域间发展差异越小,即商贸流通业发展在空间上较为均衡。第二是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SMC)。以每年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为基准,计算某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与基准水平之间的相对比例,该指标取值也在0-1之间,数值越大代表地区间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即在空间上发展较为均衡。第三是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SMI)。直接选取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即商贸流通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从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效应大小差异检验数字新基建对不同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探究商贸流通业空间发展趋势和格局演变。
2.解释变量: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NDI)。数字新基建是指新型基础设施中与数字化、信息化高度相关的部分,本文主要参考程云洁和王佩佩(2023)、朱晓晖(2023)的做法,构建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指标评估体系,从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个维度,选取八个分指标,通过熵值赋权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该指标越大代表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越高。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控制变量。参考相关研究,本文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政府支出水平(GOV)、居民消费水平(COM)、城镇化率(URB)和对外开放度(OPEN)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变量相关说明如表2所示。
(二)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的样本数据为2010-2021年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为历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国家科技部官方网站、交通运输部官方网站,少数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
(三)模型设计
首先,为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地区发展差异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其次,考虑到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很快就能显现的,即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因此进一步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式(1)(2)中,被解释变量(DV)分别为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SMD)、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SMC)和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SMI),其中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只用于区域分样本回归检验。解释变量为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NDI),CVs为前述所有控制变量;Year和Province分别代表年份和省份虚拟变量,以尽可能地吸收固定效应;ε为模型随机误差项;i是省份个体下标,t是年份下标。
表2变量说明
表3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4主要变量相关系数分析结果
最后,通过对我国各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莫兰(moran)指数都是显著的,说明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利用wald空间滞后以及wald空间误差检验表明,可以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新基建影响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设定空间杜宾模型如下:
式(3)中,W表示空间相关性矩阵,用0-1矩阵表示,0代表不相邻,1代表相邻。回归系数β1代表相邻地区的数字新基建水平对本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回归系数β2代表本地区的数字新基建水平对自身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给出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3中可以看到,我国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SMD)的均值为0.718,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SMC)的均值为0.715,这表明我国商贸流通业区域间发展还是存在明显差异,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SMI)的标准差和极差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NDI)的均值为0.134,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距较大,表明我国目前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区域之间差异明显,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的变化很可能是推动商贸流通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其他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经济理论、社会常识保持一致,没有明显的异常值,为进一步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
(二)相关性分析
表4列出了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由表4可以看出:第一,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与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三者之间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显著性水平有所差异;第二,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与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两个指标都能很好的衡量区域发展差异,可以相互替代以作稳健性检验;第三,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与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表明高发展水平不一定带来区域均衡发展,低发展水平也不意味着平均主义。
(三)基准回归分析
表5给出了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空间差异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一、二列是对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进行回归,第三、四列被解释变量是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起先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后再控制其他变量。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的回归系数始终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将提高1.845个单位,即随着数字新基建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的回归系数也是显著为正,其含义是随着数字新基建水平的提升,该地区的商贸流通业发展发展水平与全国最高水平的差距将变小,即商贸流通业在空间上更加均衡。其他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商贸流通业区域均衡发展没有显著关系;政府支出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度四个变量对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居民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略低,这表明政府支出、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度对商贸流通业区域均衡发展有着重要的正向作用。
表5基准回归结果
表6滞后效应回归结果
表7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四)滞后效应分析
考虑到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一定滞后性,进一步对模型(2)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中可以看到,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回归系数相比前文当期回归结果有所变大,且显著性水平由5%提升到1%,这表明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度的促进作用在后一期的影响要比在当期的影响更大也更显著。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的回归结果也得出同样结论。其他控制变量与前文基准回归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总结而言,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提升能够显著缩小地区间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差距,推动商贸流通业区域间均衡发展,而且这一效应存在一定滞后效应。
(五)区域差异性分析
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对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小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若对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影响更大,那么区域间发展将会更加不平衡;若对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影响更大,那么区域间发展将会趋同,在空间上均匀分布。本文将地区分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大区域进行回归分析,并进一步检验回归系数间的差异,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表7中可以看到,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对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东中西部都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即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通过严谨的系数差异统计检验,也可以看到东部-中部、东部-西部系数差异都是在1%水平下显著,中部-西部系数差异在5%水平下显著,这直接表明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对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差异显著,西部最大,其次是中部,最小是东部。那么,随着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将以更快速度发展,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将逐渐缩小,区域发展趋于平衡。
(六)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认为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对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一个地区的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提升不仅可以带动本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而且可以带动相邻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提升,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本文对模型(3)进行回归估计。表8给出了回归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全样本分析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提高1个单位,相邻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将提高0.114个单位;在东部地区将提高0.212个单位,高于中西部地区。上述结果表明,数字新基建发展对商贸流通业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较大,可以较好地带动周边地区快速发展,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能够受益于数字新基建的发展,保持这一趋势最终将实现空间发展平衡。
表8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举措。数字新型基础设施是新型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赋能效果。本文从商贸流通业空间格局的角度,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得到以下重要结论:
第一,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提升能够显著缩小地区间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差距,推动商贸流通业区域间均衡发展,使得商贸流通业在空间分布上更加均衡;而且这一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并不是立马就完全显现出来。
第二,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对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差异显著,西部最大,其次是中部,最小是东部。随着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将以更快速度发展,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将逐渐缩小,区域发展趋于平衡。
第三,数字新基建发展对商贸流通业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较大,可以较好地带动周边地区快速发展,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能够受益于数字新基建的发展,保持这一趋势最终将实现空间发展平衡。
(二)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新基建在推动商贸流通业区域间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完善政策法规体系。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鼓励和支持数字新基建项目发展,提供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减少审批时间。第二,大力支持技术创新。政府和企业应该鼓励科技企业和创新团队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推动数字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和发展,推动数字新基建与实体产业、居民生活相结合,不断创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第三,建立交流合作平台。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可以建立交流合作平台,促进数字新基建的合作和交流,共同解决关键技术和标准的瓶颈问题,提高项目可行性和效益;各地区可以加强对数字新基建的应用交流,合力发挥数字新基建在商贸流通业等实体产业中的作用。第四,加强人才培养。推动数字新基建建设与应用需要大量具备相关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才,政府和企业应该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培养一批专业人才,满足项目建设和运营需求。第五,加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数字新基建涉及大量个人数据和信息传输,要发挥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必须要加强对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管理和监管,确保数字基础设施的稳定和可靠性。第六,打造示范项目。政府可以选择一些典型的数字新基建+商贸流通业项目,给予重点支持,打造示范效应;也可以推动地区间开展数字新基建+商贸流通业示范合作,最终带动其他行业、其他企业的参与和跟进,充分发挥数字新基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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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RK007);
文章来源:方舟,詹韵秋.数字新基建对商贸流通业空间格局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5,(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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