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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

2020-10-27 14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促进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我国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2017-2018年经验数据,测算出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的基础上,就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共振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无论是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还是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均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较高,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低,呈现出东中西“梯度递减”趋势;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共振效应,且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但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基于收入差异性分析发现,在高收入省域,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之间仍然存在双向共振效应;但在低收入省域,只存在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单向共振(促进)效应。

关键词：
共振效应
商贸流通业
居民消费升级
指数测算
梯度递减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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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及文献综述

商贸流通业作为我国重要支柱性产业,对于我国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消费升级反过来又可能会影响到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因此,如何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此背景下,有关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变得日益丰富。刘婉瑛和尤绪超(2019)从我国流通产业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流通产业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由此提出了流通产业优化发展来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若干建议。吴梓林等(2019)基于我国消费规模和品质为基础,通过纳入出口、技术、人力资本和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我国消费规模和品质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促进我国居民消费规模和品质提升的建议。梁鑫鹏(2019)从宏观上考察了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并基于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动态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高远(2019)的研究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现状,并从理论上剖析了居民消费升级对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效率提升的逻辑机理,以2000～2018年样本数据为例,估计了居民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的影响效应。相对较为详细的研究如,高玲玲(2019)的研究实证检验了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认为消费升级能够有效促进商贸流通业转型发展,消费升级与商贸流通业转型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动态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对居民消费升级质量和模式进行了评价,如艾天霞和张慧芳(2019)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模式进行了评价,该研究认为我国消费升级模式在各省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除北京、上海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进入了享受型消费模式以外,其他地区大部分仍处于发展型消费或生存型消费阶段。这些研究为本文进一步考察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铺垫了基础。

纵观这些研究发现,虽然现有研究针对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考察,甚至也有研究针对居民消费升级模式和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进行了测度,但普遍都是基于商贸流通业发展规模和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单一维度来衡量,几乎没有文献能够从多个维度构建商贸流通业发展质量模型和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模型并由此构建相应的综合性指数,而高质量地构建两者的指数是开展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之间关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本文的边际贡献则是期望能够突破传统单一维度的局限性,通过构建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的基础上,考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共振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收入差异性视角考察这种共振关系的区域异质性。

图1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

表1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构建指标情况及数据来源说明

图2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测算模型

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测算

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测算的方法均是根据变异系数法来确定各维度指标权重,然后根据相应指标权重系数来构建得到最终的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

(一)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测算

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既涵盖商贸流通业发展规模,同时也需要体现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相关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本文将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界定为商贸流通业发展规模效应、动力效应、网络零售效应(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网络渠道效应,这也是当前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和网络化效应四个方面,也即四个维度(见图1)。

根据图1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构建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每一维度的具体细分指标如表1所示。根据表1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测算指标,测算得到各省域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如表2所示。根据表2测算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序为:上海、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总体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程度较高,中西部地区相对滞后。

表2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测算结果

表3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测算指标说明

表4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测算结果

(二)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测算

同样,居民消费升级质量采用多维度指标构建,破除传统文献以消费结构(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为主要依据的分类标准,构建以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居民消费者能力和居民消费环境五个维度14个细分指标构成的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模型(见图2)。根据图2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测算模型,构建具体指标、指标说明和数据来源,如表3所示。根据表3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测算指标,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域2017-2018年经验数据测算得到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如表4所示。根据表4测算结果可知,上海、浙江和江苏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较高,湖北、湖南、安徽次之,西部地区的云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相对滞后。总体而言,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呈现出东中西“梯度递减”的趋势。

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共振效应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指标说明

根据本文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之间的共振效应研究目的,建立两者之间的共振效应模型如式(1)和式(2)所示:

公式1

公式2

其中,Commidity-Ciuculationit表示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Consume-Gradeit表示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Controlit为控制变量,α、β、γ、μit分别表示待估计参数和误差修正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如表2和表4所示,其中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在实证研究时进行取对数处理。

控制变量(Controlit):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GDPit)、居民消费水平(LnConsumeit)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LnGovit),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取对数处理),居民消费水平采用各省域人均消费指数衡量,政府政策支持力度采用各省域政府财政支出占该省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予以衡量;模型(2)中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GDPit)、城镇化水平(Townit)和社会保障情况(Safeit),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同样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并取对数处理,城镇化水平采用各省域城镇人口占比衡量,社会保障情况采用各省域社会保险参保率予以衡量。上述数据均来自于地方统计年鉴、统计局网站。

(二)全样本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进行实证检验的样本期为2017～2018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根据F统计量和Hausman统计量判断得到)进行估计,得到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共振效应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表5的估计结果可知,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系数都显著,这表明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之间确实存在相互促进效应,且两者之间的估计系数均为正数,印证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双向共振效应。具体而言,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1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0.1084个百分点;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则会带动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提升0.2098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范围更为广阔,既包括住房在内的生存型消费,又包括交通通讯设备类的发展型消费,也包括文教娱乐类的享受型消费;而住房消费属于生存型消费,而现实中居民对住房质量的消费支出占据很大比例,而商贸流通业并没有包括住房类消费,导致居民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小;而商贸流通业作为第三产业,既包括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又包括交通运输业和仓储物流业,这些行业更多地属于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范畴,所以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居民消费升级自然就会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表5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共振效应估计结果（全样本）

表6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表7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共振效应估计结果（分样本）

为进一步考察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表5估计结果的合理性和稳健性进行检验,继续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得到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表6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均拒绝了原假设,这表明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提升两者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表5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合理性和稳健性。

(三)基于收入差异性的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之间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性,本文以各省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作为标准,将样本划分为高收入省域和低收入省域,再次采用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同样通过F统计量和Hausman统计量判断),得到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表7的估计结果显示,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之间的共振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而言,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之间的双向共振效应在高收入省域存在;而在低收入省域,只存在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单向促进效应,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的反向促进效应并不存在。可能的原因是,低收入省域居民消费升级质量发展相对迟缓,与东部高收入省域相比较,无论是消费规模、消费结构还是有利于消费升级的消费环境和消费者消费能力均相对较弱,而消费升级迟缓对那些以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就不明显。与此同时,影响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的控制变量均显著,与全样本研究得到的结论一致,但唯一存在的区别是,政府政策支持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样存在区域差异性,政府政策支持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高收入省域反而较小,而对低收入省域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究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更加成熟,市场化程度更高,而低收入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市场化程度较低,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政策支持,导致政府政策支持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表现为高收入省域较弱,低收入省域较强。

结论

本文研究得到:第一,无论是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还是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指数,均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较高,中西部地区相对减低,呈现出东中西“梯度递减”趋势。第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共振效应,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但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基于不同收入省域的差异性分析发现,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之间的共振效应在高收入省域依然存在,但在低收入省域只存在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单向促进效应。第三,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密切相关,而居民消费升级质量提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社会保障情况密切相关。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同收入省域商贸流通业发展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导致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对不同收入省域的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产生显著的区域差异性,高收入地区的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反而更小。

参考文献：

[1]高玲玲.消费升级对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的拉动作用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9(10)

[2]刘婉瑛,尤绪超.流通产业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理论与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19(10)

[3]吴梓林,唐华军,赵维.我国消费升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二维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19(11)

[4]梁鑫鹏.商贸流通业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动态效应:理论与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19(20)

[5]高远.居民消费升级驱动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效率提升的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9(22)

[6]艾天霞,张慧芳.中国省域居民消费升级模式的统计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9(22)

卜莹雪,万薇.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共振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20):9-12.

基金:江西省教育科技基金项目“江西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模式构建研究”(编号:GJJ17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