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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和发展对策研究

2023-12-13 2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近年来，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额逐年增加，占总服务贸易的比重逐渐提高，但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国际竞争力较弱，高技术行业发展存在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要提升从业人员技术水平、增加政府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增强我国用户对国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信心，以期为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品牌增加市场占有率，增强出口竞争力奠定基础。

关键词：
市场占有率
技术水平
竞争优势
贸易逆差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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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在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总结中提到：我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些成果的实现，都离不开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加持，《“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提出，软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灵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截至2022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数量超30万家，从业人员超600万人[1]。

目前，我国高端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仍然是进口远大于出口，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还未得到解决。《中国电子信息统计年鉴(2019)》中指出我国80%的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50%以上的生产控制软件需要进口，其中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技术体系复杂，对外依存度远高于其他类别工业软件。例如，航天、航空等行业研制所需的各种仿真分析软件基本为国外产品，兵器行业78%的设计工具，97%的仿真工具均为进口。我国国防、军事、重工、核能等行业在研发设计、优化分析等阶段如果继续依赖国外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无疑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后，美国将我国诸多高技术企业和高校列入“实体清单”，实施技术封锁。“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将给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带来更严峻的挑战[2]。我国现在迫切需要有国产化软件和信息技术能替代进口，推动我国高科技行业的自立自强。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很多挑战，《“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指出：现阶段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供应链脆弱，产品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产业链供应链存在断裂风险；产业基础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短板；产业生态国际竞争力亟待提高，企业小散弱，产业结构需进一步深化。如何提升国内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出口竞争力，实现技术不受制于国外，对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工业等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1、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的现状

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BPM6)将服务贸易分为12个行业，本文根据服务贸易各细分行业概念和我国行业分类标准，将服务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与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对应我国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WTO数据库对各国服务贸易细分行业进出口进行了统计，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占我国总服务贸易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我国进口占比一直高于出口占比，且在2019—2020年，我国进口占比快速上升，增长幅度远大于出口。

(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进口方面。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2021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进口总额分别为7751、16593、30609、56706、68683百万美元，呈快速上升趋势。进口来源地主要为美国、日本、德国、中国香港、爱尔兰、韩国、英国、新加坡、荷兰、瑞士、法国等，这些进口额约占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进口总额的80%。其中，美国和日本是我国第一大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我国从美国进口的数额约占进口总额的20%，从日本进口的数额约占进口总额的10%，即便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我国从美国进口的数额仍然远超于其他各国。

图1 2005—2021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占总服务贸易比重

(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出口方面。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2021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出口总额分别为2530、6994、15654、27651、35450百万美元，出口金额逐年增长。主要出口至中国香港、美国、日本、新加坡、爱尔兰、德国、韩国、英国、中国台湾、瑞士、荷兰等，出口数额约占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出口总额的70%，其中向中国香港、美国、日本的出口额分别约占出口总额的20%、15%、8%，中美贸易摩擦没有阻挡住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继续向外出口。中国香港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大陆企业多是在港设立子公司进行进出口贸易，大陆出口至香港商品和服务可能会经由香港中转再进口至内地，所以来自香港的出口数据不能体现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本地企业的实际交易额，先不予考虑。中国向美国和日本出口的数额从2005—2021年一直居于前两位。

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拓展与其他国家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往来，如阿联酋、沙特、印度、南非和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向阿联酋出口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约占我国该行业出口总额的4%。

2、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逆差严重

虽然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出口额逐渐上升，但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逆差严重，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于WTO数据库)。表1列出了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总进出口额，以及与主要贸易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的进出口数额，不管是总贸易额还是与不同国家单独的贸易往来，我国进口数据远大于出口数据，贸易逆差严重。2018年后在美国对我国持续进行技术封锁和打压的情况下，我国与美国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仍呈严重逆差状态。

2.2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竞争优势低

竞争优势指数(TC指数)是指一国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差额占其进出口总额的比重，TC指数的取值范围是[-1,1]，当TC指数越接近1说明该国出口贸易的竞争力越强，当TC指数越接近-1，说明该国出口贸易缺乏竞争力[3]。

表1 我国与世界及主要贸易国家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进出口数额(单位：百万美元)

本文选取与我国有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往来的6个主要国家，分别为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爱尔兰、韩国，根据WTO数据库统计数据，计算出其2005—2021年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TC指数。由图2可以看出，美国TC指数一直处于[0.2,0.3]，竞争优势较强。日本、德国、英国TC指数在[-0.1,0.1]上下波动，竞争优势一般。爱尔兰虽然在2005—2018年竞争优势低于0,但2019年后竞争优势快速提升。中国与韩国的TC指数一直处于-0.1以下，韩国竞争力略强于中国，虽然在2014年后，两国TC指数都略有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大，整体竞争力较低。

图2 2005—2021年我国与主要贸易国TC指数

2.3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整体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较低

全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起步较晚，且初期发展速度较慢。在之后的发展中，我国企业又普遍倾向于直接购买国外成熟的软件，缺乏自主研发的动力，自主研发的产品也多是模仿国外已有品牌，缺乏创新和突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软件生产国和服务供应国，全球76%的重点软件企业集聚在美国，其实力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子信息统计年鉴(2019)》)。目前市面上通用的操作系统Windows、Unix、Android、iOS均是由美国公司开发，我国自主研发的手机操作系统华为鸿蒙HarmonyOS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为8%，远低于Android和iOS系统。办公软件方面的Microsoft Office、Adobe系列也都属于美国公司，虽然我国自主研发的办公软件金山软件WPS目前在基础功能上可以与Microsoft Office抗衡，但在整体生态方面，与微软仍有很大差距，在市场占有率上，微软2022年全球营收达到1980亿美元的规模，而金山办公2022年的营收仅有38.85亿，规模差距巨大。数据库方面的Oracle、IBM、SQL Server，数据分析处理方面的Mathematica、Matlab，工业设计和分析方面的AutoCAD、Solidworks、Ansys、Nastran、Fluent这些在教学和商业市场上主流的软件也都属于美国公司，我国虽然在这些领域都进行自主研发，但技术水平仍不能与这些国外老牌软件抗衡。

电信方面，美国拥有世界顶尖的电信公司(AT&T)和威瑞森(Verizon)，德国的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居于前四行列与中国的中国移动不相上下。在信息服务品牌方面，根据全球TMT统计发布，2023年“全球信息技术服务品牌价值25强”排行榜中，埃哲森、塔塔咨询、印孚瑟斯蝉联前三，在25大品牌中，美国8家，印度6家，法国、日本各3家，韩国、加拿大、阿根廷、芬兰、意大利各1家上榜。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2020年，中国入围世界500强的信息技术服务企业有4家，均为互联网服务和零售企业，处于技术水平的中低端，而美国在各细分领域均有入围，其中互联网服务和零售企业占比50%。与美国相比，我国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在数量、营业收入和利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信息技术服务的发展空间极大。

2.4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自主研发从业人员少

国外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在我国市场及国际市场均已进入深水区，微软、谷歌、苹果、德国SAP、德国西门子、法国达索等品牌已成为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并在中国设立了子公司，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方面的高技术人才更倾向于在这些国际龙头企业工作，或与之合作，向中国销售其软件和服务。而从事国产软件和信息技术自主研发的从业人员相对较少，虽然也有很多从事低端软件产品开发的企业，但低端产品不具有竞争力，多是相互模仿或是一些垃圾软件。高技术水平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自主研发，需要从业人员具有顶尖的技术能力，而且自主研发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更需要有充足的资金保障，自主研发从业人员往往会因为长时间没有成果又缺乏资金支持而放弃。虽然有些自主研发企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产品进入市场，但在其产品应用范围和技术水平未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情况下，企业便松懈了下来，不再继续进行技术攻关，像华为这种具有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并不断突破创新的企业仍属少数。

3、加快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3.1 提升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技术水平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属于尖端新兴行业，高水平人力资源是公司的核心资产[4]。在当前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整体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我国企业仍需要继续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转化为自身的技术能力。当遇到技术难度大的问题时，企业应加强人员培训，促进相互交流，必要时与国外技术人员进行沟通，不可因其技术难度大，学习成果慢而放弃。我国企业应在国外技术的基础上加强关键技术研发，开展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品测试，深化软件在制造业、金融、物流、交通、建筑、农业农村、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争取早日以国产技术替代进口技术服务应用于各行业。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应充分发挥国企优势，超前布局前沿技术，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要素，加大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力度。民营企业数量多，企业实力差别大，民企要注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树立自主创新的信心，重视知识产权、专利、信誉、品牌等无形资产。有一定实力的民企要尽可能多地参与到政府主导的研发项目中，一方面，研发资金有保障；另一方面，在与国有企业一起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可快速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

我国应加强高校建设，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和技术培训普及率，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加快新兴领域人才培育。鼓励支持高等院校加强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领域课程体系建设，聚焦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重点，完善校企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建设特色化高素质人才队伍，向企业和机构输送高技术人才，为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提供人力资本保障。

3.2 政府应加大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支持力度

政府要给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贸易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加强国内外服务贸易企业的相互学习沟通，如在其他大中城市举办类似服贸会的交流会议，促进企业合作和共同发展。

各地区政府要继续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补助政策，积极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加大试点示范项目支持力度，引导和带动社会力量加大对技术创新研发的投入，为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提供资金保障，还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市场机制，促进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并充分发挥产业内和产业间关联效应，促进技术流通，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

3.3 我国各区域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发展目前主要聚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东部超大城市和一线城市，中西部发展相对缓慢。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本地高校优势，完善中西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从业人员薪酬机制，留住人才，促进当地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本地区位优势，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要注重自身研发能力的培养，改善技术创新效率。各区域协同发展，将我国国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做大做强，增强国际竞争力。

3.4 我国国内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用户要增强对国产品牌的信心

我国制造业等需要使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企业在招标时目前仍倾向于使用国外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我国用户应转变思维模式，要对国产化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有信心，更多使用国产化品牌，增加国产品牌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只有国内市场占有率提高了，企业才有动力持续研发，做出高技术水平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增强国产品牌的出口竞争力，提高出口额，改善贸易逆差现状。

4、结语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是数字技术、智慧城市发展的基础，是高端制造和国防科技发展的基石，在目前国际形势趋于恶化的形势下，我国必须加快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自主开发和应用，尽快实现国产化替代进口，并打开国际市场，扭转贸易逆差。

参考文献:

[1]李林隆.新时代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J].商讯,2023(16):120-123.

[2]王晓红,费娇艳.中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发展及创新思路[J].开放导报,2020(6):21-30.

[3]周丽.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2(15):83-85.

[4]黄宗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ESG报告披露率22.62%[N].每日经济新闻,2023-06-20(004).

文章来源:张宁.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和发展对策研究——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例[J].中国商论,2023(23):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