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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促进财政政策福利变化的经验

2021-02-01 33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采用1978年至2006年年度数据，通过建立SVAR模型定量考察贸易自由化对生产性财政支出、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总产出的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面对贸易自由化的冲击，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受到负向的影响，生产性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总产出的反应大体为正。其中，对外贸易明显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

关键词：
生产性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
贸易经济
贸易自由化
非生产性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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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VAR模型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国民经济不仅持续快速增长且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越来越明显。这些成就的取得与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分不开。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中国的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面对外部经济的压力和冲击也愈发增大，特别是在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蔓延至全球，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中央政府施行了一系列包括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等在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期达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目的，制定和实施灵活而有效的财政政策已成为各国化解金融危机的有力手段之一，这为探讨贸易自由化促进财政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变化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和平台。Vamvoukas(1999)[1]发现小型开放经济体预算与贸易赤字具有短期和长期显著因果关系。Leachman和Francis(2000)[2]表明1974年之前美国的财政部门和外国部门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协整关系。管瑞龙等（2012)[3]指出扩大财政支出对贸易顺差“先抑制后推动”且政策效力有限。邓力平和林峰（2013)[4]通过PVAR模型运用21个OECD国家1970-2012年的数据，得出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影响。

宏观经济分析中，结构向量自回归（StructuralVectorAutoRegressive,SVAR）模型已经成为经验研究与实证分析的重要工具之一，应用于宏观经济波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相关经济问题的研究，学者Sims(1980,1986)[5,6]和Bernanke(1986)[7]等最早运用SVAR模型，Blanchard和Quah(1989)[8]等引入长期和短期约束来识别经济冲击的永久影响和暂时冲击。与VAR模型相比，SVAR模型具有这些特点：首先，VAR模型涉及更多的参数，适合于分析较少变量的情况。SVAR模型将约束条件添加到参数空间来减少所要估计的参数。第二，VAR模型无法分析变量之间的同相关，这通常包含在随机扰动项里，而SVAR模型可以通过增加同步变量来获得所估计变量之间的同步效应。第三，SVAR模型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反映长期影响过程。用滞后算子表示SVAR模型为：

其中，A(L)为滞后算子L的多项式；Xt为n个内生变量的向量，E为n×n阶矩阵，E为单位矩，ut为结构扰动或影响A(L)。

构建包括对外贸易、税收、政府支出和GDP在内的SVAR模型，Pigou(1920)[9]在其《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经济福利等于国民收入，Nordhaus和Tobin(1972)[10]、杨缅昆（2009)[11]均提出国民经济核算福利，本文用GDP反映福利。对于SVAR模型的识别条件问题，参照Blanchard和Perotti(2002)[12]的做法，采用制度信息法，这与国外Erceg等（2003),[13]Kim和Roubini(2008)[14]的实证分析相一致。把Blanchard和Perotti(2002)[12]中将SVAR框架中所包括的内生变量，财政支出、税收、GDP扩展到包括贸易变量、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变量、生产性财政支出变量、税收和总产出这5个变量。借鉴赵志耘和吕冰洋（2005)[15]以及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16]的划分方法，把支出项目中的基本建设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地质勘探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之和作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工交商业部门事业费、文教卫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政策性补贴支出之和作为非生产性财政支出。[11,12]（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将所有变量均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并取自然对数，对外贸易、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生产性财政支出、税收和总产出分别用LOPEN、LUFE、LPFE、LFR、LGDP。本文分析的基本思路为将简单形式表示成结构形式，如需分析的向量为Yjt维，则需个约束，因此，这里所建立的SVAR模型里k=5，需要设定10个以上的约束条件。因此，在我们选用AB型的基础上，可以得到以下10个约束条件，模型恰好可以识别。

二、实证分析

（一）协整检验

用时间序列作回归分析一般要求序列是平稳的或是存在同阶协整关系，否则将出现虚假回归。先对1979-2006年间的对外贸易额、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生产性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GDP取自然对数消减异方差性，这5个变量的对数形式分别表示为LOPEN、LUFE、LPFE、LFR和LGDP。用ADF-fisher法对对外贸易、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生产性财政支出、税收和总产出进行平稳性检验，各序列的原序列不平稳，对调整后的LOPEN、LUFE、LPFE、LFR和LGDP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经调整的时间序列具有不平稳性。对VAR各变量先进行检验，按照AIC准则、SC准则，选择滞后阶数为1，运行结果表明一阶差分序列是稳定的，VAR(1）特征多项式倒数位于单位圆以内，VAR(1）平稳。

表1ADF-fisher法对各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5%显著水平下，迹统计量拒绝0个协整向量、第1个协整向量和第2个协整向量，因此，LOPEN、LUFE、LPFE、LFR和LGDP之间至少有3个协整方程，存在一个协整即稳定的平衡关系。

表2序列协整检验的结果

然后，从对应的5组数据中得到相应的矩阵，得出结构方程，根据在此所建立的约束条件，发现不存在结构关联性被转移，AB类型的矩阵具体如下：

图1脉冲响应分析

（三）方差分解分析

由下表3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冲击、总产出冲击、贸易自由化冲击、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的方差分解或波动贡献情况。五个变量受自身影响的占比均逐渐减少，在第20期的预测中，贸易自由化变量对总产出波动的贡献相对较小；财政收入自身冲击为58.78%，总产出冲击为14.65%，贸易冲击为1.72%，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为15.98%，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为8.87%，贸易自由化变动对财政收入波动的贡献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财政支出的贡献率逐渐下降，而财政收入、总产出、贸易、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贡献率都有所上升，在第20期时，贸易冲击的贡献为7.98%；贸易自由化对非生产财政支出波动的贡献很小。

三、结论

对上述SVAR模型分析得出：财政收入的增加会使总的消费下降，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将增加总消费水平；财政收入减少社会总投资，支出增加会导致社会总投资下降。对于财政收入，短期内会增加，但长期会下降，在更长的时间段内，财政收入的增长将变为零。短期内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提高短期利率，中长期内会出现下降，短期内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增加会使总体价格水平下降，中长期内价格水平会提高，但上升幅度较小，长期中趋于零。

表3方差分解结果

在此基础之上，通过1978-2006年间的数据，利用SVAR模型分析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对生产性财政支出、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总产出的效应进行了动态的考察，实证检验表明：面对对外贸易的冲击，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受到负向的影响，生产性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总产出的反应大体为正。简而言之，中国的贸易对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生产性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总产出的经验特征为对外贸易额使总产出、生产性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得到提升。其中，生产性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总产出增加。其中，对外贸易明显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这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差别，标准的Mundell-Flemming模型不能解释，由于在标准的Mundell-Flemming模型中，在浮动汇率中，政府增加财政赤字会使利率上升，导致国外资本的净流入和实际利率的上升，上升的实际汇率会使出口下降、进口上升，贸易收益上的损失或贸易下降，这与我们的实证结论相悖，因此，从中国经济运行本身的特点来考察这个问题，推测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的经济还处于起飞和发展时期，作为较为直接、相对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手段的政府财政支出举措，而家庭的消费行为和厂商的生产行为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由于这些正外部性的存在，增加政府支出有助于扩大社会投资，提高社会总的收入水平，提高家庭部门消费水平，但是由于消费习惯稳态，短期内家庭消费变化并不大，为了进一步增加消费和投资，这样供给多而短期国内家庭部门消费有限，通过促进出口来销售供给多的产品，最终将会使贸易增加。因此，可以用政府支出的外部性和消费习惯两个移速来解释中国这一经验事实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3]管瑞龙,杨志,鞠晓生.外贸减速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工具调节效力分析---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2(10):48-54+88.

[4]邓力平,林峰.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理论述评与经验分析[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6):17-23.

[15]赵志耘,吕冰洋.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5(11):46-56.

[16]严成樑,龚六堂.财政支出､税收与长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6):4-15+51.

贸易自由化促进财政政策福利变化的经验检验[J].北方经贸,2021(02):5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