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贸易摩擦当中，人们总是将目光集中在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领域，大多数的关注点是美国对中国高新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然而，在贸易摩擦过程中，中国高新技术产品也受到较大的限制。当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正处于“以市场换技术”到“主动走出去”的阶段。近些年来，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全球竞争力的力度越来越大。正是因为中国参与全球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尽管2020年1月，中美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在贸易摩擦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受到的制约，对完善相关对策有现实意义。

一、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的现状

（一）出口额呈波动增长态势

按照2020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目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分为6大门类，分别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主要是指这六大领域的产品出口，按照海关总署、科技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2020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在总体规模上是呈波动增长态势。其中，2018年的出口额为7430.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3.4%；因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9年的出口额为7307.5亿美元，比2018年略有下降。到2020年，我国信息技术等产品出口呈逆势增长，总体带动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出口额达8295.5亿美元，同比增长13.5%。总体而论，虽然贸易摩擦及疫情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了一定影响，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还是呈现上升态势，表明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通过考察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我国对外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可以看出其出口规模呈增长态势。2018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7430.4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是30.5%，到2020年出口额增加到8295.5亿美元，该比重达到了31.9%。可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在我国对外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虽小幅上升，但出口绝对数值是在增长，说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较好。

（二）产品出口结构较为集中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比较集中，信息技术、电子技术这两个领域的产品出口占到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多数，其他类别出口额较少。总体看，2018-2020年，我国信息技术、电子技术这两类产品对外出口额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总额的平均比重达92.48%，其中信息技术产品对外出口额平均比重达69.8%。由此而论，除了这两类高新行业产品之外，我国其他高新技术领域的产品对外竞争力不足。如生物技术产品，2018-2020年对外出口额也相对比较集中。从对单个经济体、中国台湾等，除了对中国香港只是从15亿美元上升到23亿美元。导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不平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他高新技术行业，我国技术创新力有限，产品不具备竞争优势；二是产业发展不均衡所致。如我国生物技术、海洋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尽管研发投入较大，但技术转化率不高，产业发展受限。

（三）出口增速呈递减态势

按照海关总署、科技部的统计数据计算得知，2018-2020年这三年时间内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平均增速能够达到12.4%左右，但这一阶段的增速明显低于2015-2017年的平均17.8%的增速。增速放缓有原因：一方面是因为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得国际市场需求有所减缓；另一方面是因为近些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尤其是2018年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对美出口额的减少导致了整体增速的下滑，此外，对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而言，知识产权标准的限制是一大硬伤，出口市场形形色色的知识产权调查及标准限制，降低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出口市场分布不均衡

科技部的统计显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市场多达51个，但从出口规模上看，出口市场还是相对比较集中。从对单个经济体的出口看，排在前几位的有美国、中国香港、韩国、日本、荷兰、阿根廷、中国台湾等，除了对中国香港、阿根廷的出口没有增长之外，2018-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额均处于增长态势。对中国香港出口的减缓与香港近几年经济发展受到社会形势的影响有关，对阿根廷出口下降是因为阿政府近些年来采取了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所致。从对区域出口看，中国高新技术出口市场排在前五位分别是北美自贸区、东亚、欧盟、东盟、金砖国家，对这五个市场的出口额平均占到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总额的25.7%、23.8%、14.9%、13.7%、7.9%，由此也看到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市场比较集中。在贸易摩擦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如何开拓新的市场是我国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二、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的制约因素

（一）政策传导通道不畅

近些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多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涉及技术创新体制改革、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开拓、知识产权、融资支持、人才培养、军民融合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国家的政策导向是明确的，顶层设计也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和前瞻性。然而地方政府各有自身选择，未能完全落实国家的顶层设计。一方面，地方政府未能将国家支持政策与本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实际相结合。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支持政策，各地一窝蜂建设高新技术园区，实际上很多地方高新技术产业并未形成体系，在重点产业不明确的情况下，建设高新技术园区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反而弱化了支持政策应有的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配套政策难以落实。高新技术产业涉及面广，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必须按照各自的产业优势开展差异化支持，突出本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点。但部分地方政府支持政策短视性、功利性强，对出口量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支持力度大，如计算机及通信技术，在出口效应的激励下，各地纷纷上马这些产业，对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见效慢、投资大的产业往往比较忽视。由此，在根本上降低了国家政策的效用，导致国家支持政策在地方不能有效落实。

（二）企业自主投入不足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大，回报周期长，需要长期积累。当前我国高新技术行业中，如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等领域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和知名度的企业，如华为、联想等。但众多的依附于大型企业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受制于规模及发展战略，自主投资较少，不少企业多是以代工生产为主，以依附于大型高新技术企业而生存。正是因为企业自主投入少，一方面使得很多企业生产的产品陷入了同质化困境，技术和产品的同质化，造成了出口结构的单一；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力度，制约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局面。在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力度，在企业自主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以企业为主体的核心技术创新会受到很大制约。

（三）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际供应链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高新技术基础设施日渐完备，技术创新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提升。但行业内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对国际供应链依赖度较高。在信息技术行业中，芯片、操作系统等几乎完全依赖于国际市场，光刻机等国产化设备与美国设备也有较大差距。在半导体、集成电路等行业，大部分的技术活产品要依赖于进口；新能源汽车中的电池、电控等设备或技术也大部分依赖于国际市场。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2020年我国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的技术进口额一直保持在3300-3500亿美元之间，足以说明我国核心技术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出口市场偏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市场虽然多达51个，但出口市场集中度较高，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依赖较大。第一，对中国香港市场的依赖。长期以来，中国香港作为大陆产品出口的中转站，大陆高新技术产业有效利用了香港自由贸易港转口贸易、离岸贸易的优势，将产品出口到香港后，再由香港企业转运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转口贸易模式虽然能够有效提升大陆企业对外出口额，但也限制了大陆高新技术企业直接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第二，对东盟及金砖国家等市场的依赖。中国高新技术产品无论是价格还是品质，与东盟、金砖国家市场消费需求具有较强契合度，加上出口成本相对较低，大量的中小企业开拓东盟、金砖国家市场。过度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不仅制约了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而且也使得很多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沉迷于周边市场，没有开拓其他发展中经济市场的动力。

（五）新型贸易壁垒

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技术性壁垒、知识产权是新型贸易壁垒的主要手段。第一，就技术性壁垒而言，TBT技术法规、标准作为一国国内法是合法的，但也比较隐蔽。虽然我国对北美、欧盟、金砖国家的高新技术出口额占比较大，但受到技术性壁垒的限制也是最多的，不仅增加了我国高新技术出口成本，也降低了我国高新技术国际竞争力，对其他潜在的出口市场造成了示范效应。如近些年来印度不断通过TBT技术法规和标准来限制中国计算机、电子产品出口，严重影响了中国这两类产品在南亚市场上的声誉。第二，就知识产权而言，更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一大阻碍。其中，美国的337调查、欧盟的知识产权调查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影响较大，使得部分产品开始失去这两大市场。因为知识产权调查的后果不像贸易救济措施那样，通过多交税费就能够解决的，一旦被判定知识产权侵权，对发起调查方的出口市场就已经关闭。

三、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的深化之策

（一）完善核心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机制

在新基建背景下，我国5G、工业互联网、新能源等技术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要稳定并提升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技术研发及创新是保障。当前，通过购买、市场交换等方式获取核心技术的空间日渐逼仄。为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核心技术研发及创新机制。具体而言：第一，完善技术研发创新的财政保障机制。国家相关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要以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各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为载体，建立重大技术攻关财政支持体系，加大对前瞻性、基础性技术创新的支持，特别是要对5G、芯片、卫星定位、云计算等核心技术支持，重点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发机构，加速推进技术成果转化。第二，夯实产学研合作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成果转化机制。围绕核心技术、基础研究的创新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核心技术、基础研究的创新链条及生态体系。针对现有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强化成果转化供需双方对接，构建多主体参与的成果转化平台，最终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出口贸易的三维对接。

（二）以新基建来带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

新基建是我国数字时代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关键，也是数字产业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5G技术、大数据、卫星导航、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应该加快推进这些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同时还能够为稳投资、促消费等提供支持。一方面，以新基建为契机来推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创新力及出口附加值。新基建战略中蕴含着众多的高新技术及相关产品，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应该积极融入到国家新基建战略体系中，主动对接新基建战略，不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打造更多的差异化产品体系，以差异化竞争来占领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依托于新基建投资，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高新技术及产品融入到新基建投资、生产、销售、产业协同等各个领域，以新基建作为技术支撑和市场开拓动能来推进高新技术产品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推进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好电子商务平台，主动融入到全球数字贸易体系中，不断开拓拉美、非洲、中东欧等国家市场。

（三）推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供应链的柔性升级

此次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凸显了各国供应链协同能力的不足，因此打造柔性出口供应链，对于提升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有重要意义。第一，强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需求方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加强供需信息的配对，提升供需关系的定制化、个性化水平，进而确保供需过程的柔性，减少出口库存压力及无效出口市场推广。第二，建立价格波动的稳定机制。在柔性供应链构建中，稳定市场价格波动是关键。当前因疫情带来的影响，部分国家市场对高新技术产品需求下降，2020年我国一些高新技术商品出口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对企业带来了较大的损失。为此，高新技术企业、行业组织应该加大行业内部重组整合，提升供给的针对性，建立价格波动预警机制，提示企业及时出口方式及营销策略。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出口方的新型贸易壁垒相关法律、政策、标准的变化，提前做好应对贸易摩擦的预案，减少贸易摩擦的发生概率。

（四）构建高新技术产品与服务出口正向循环促进体系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我国高新技术服务出口竞争力日渐提升，信息技术外包及国际软件开发等服务在国际市场占据重要份额。为此，我国在推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过程中，可以借助于高新技术服务出口优势，强化两者的对接，构建两者的循环促进体系。具体而言：第一，推进信息技术离岸外包与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循环促进体系构建。我国软件开发类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依托于数字贸易平台打造了服务外包新优势。由此，通过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来推进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市场开拓，同时在信息技术产品出口中带动服务离岸外包市场的扩大，促进两者正向循环。第二，高新技术产品与服务在对接发达国家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中提升两者正向互动的创新及品牌效应。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主动对接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相关技术标准，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技术标准对接来提升我国高新技术创新水平。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在稳固信息技术、电子技术产品及服务优势基础上，不断提升这些产品及服务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要不断以服务出口来带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多元化发展，借助于数字“一带一路”战略和新基建对外投资的优势，加大力度向沿线国家出口新能源、新材料等产品与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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