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流通业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在拉动经济增长、引导产业升级、增加就业、扩大内需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2万亿元，同比增长8%，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完善，居民消费需求的日益扩张，对商贸流通体系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当前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破除流通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提高流通效率是巩固筑强国内大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保障。高效的流通体系不仅可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还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将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商品交易范围，推动产业分工深化，推进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但目前我国商贸流通领域还存在运营成本过高、组织效率低下、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提高商贸流通业效率，充分发挥商贸流通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伴随我国流通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商贸流通领域也随之出现了流通成本过高、行业规模分散、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国内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商贸流通效率的研究，并利用多种方法对商贸流通业效率进行测度。孙金秀(2014)通过建立GRA和DEA混合模型，对我国各省份流通业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陈宇峰、章武滨(2015)基于super-DEA模型对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我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呈现波浪型变化趋势，东部地区流通效率最高，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低。俞超、任阳军(2017)采用DEA模型对我国各省份流通效率进行了测评，研究发现我国流通业效率具有明显区域差异。甘娟、王春嬉(2020)运用变异系数模型对区域流通产业发展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我国区域流通业效率差异化的成因。关于流通业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流通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展开讨论。李萍(2015)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我国商贸流通业效率对经济增长有单向促进作用。卢平、李彦(2018)通过实证探究天津市流通效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流通效率对天津市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拉动作用。丁婉娟(2019)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长三角地区流通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流通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显著。

综上，现有关于商贸流通业效率测度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在对商贸流通业效率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忽略了信息技术对商贸流通业效率的影响。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与流通业已经实现了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有效降低了流通成本，对流通效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对商贸流通业效率进行测度时，需要将信息技术的应用考虑在内。其次，关于流通效率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多是从“量”的角度出发，探究商贸流通业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忽略了流通效率对经济质量提升的作用。因此，本文结合新发展格局的特殊背景，在对区域商贸流通业效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从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两个维度出发，探究商贸流通业效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提高商贸流通业效率，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参考。

商贸流通业效率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是指某区域内经济总量以及质量不断提高的变化过程，标志着该区域在一段时期内经济不断向高级化的方向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区域内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开展，而商贸流通业作为衔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其效率提升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升经济总量、强化产业关联和优化区域分配等方面，其具体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一)提升经济总量

一般而言，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可以看作是尽可能最大限度发挥流通在生产和消费中的衔接功能，使稀缺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对于生产者而言，流通效率提升意味着生产企业与其原料供应商和消费市场之间流通成本的下降，进而有效降低生产者的经营成本，这为最大化决策的企业提供了规模经济的可能。生产成本的降低使企业将更多资金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社会再生产能力，进而使经济总量得到提升。对于消费者而言，流通效率提升能够降低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消费者对商品信息有更加准确的把握，促进商品交易的实现。另外，流通效率提升在促进生产者降低商品流通成本，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也会导致商品价格下降，这将会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收入效应，刺激居民消费，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总的来说，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通过促进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推动区域经济总量不断提升。

(二)强化产业关联

商贸流通业作为衔接生产端和消费端之间的重要中间环节，在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首先，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加速了不同产业之间的产品流通速度，促进社会生产向专业化方向深入发展，不断细化产业分工，由此使得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不断提高。因此，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能够加强区域内产业分工有效性，促进产业内外物质及信息交换，进而推动区域经济良性发展。其次，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增强产业链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进而推动区域内整体生产效率提升。最后，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也有助于促进区域内部分工更为专业化，使得产业链各环节生产企业更专注于自身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专业化分工不仅使得区域内部商品交易活动更加频繁，在促进区域内部企业关联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更能促进产业链各环节技术的沉淀。总体而言，商贸流通业效率在区域内部产业分工中发挥着基础性促进作用，对区域内专业化分工起着巨大推动作用，其效率提升有助于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区域技术进步和经济持续发展。

(三)优化区域分配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初次分配中，商贸流通业作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衔接环节，使得商品的生产、流通和交易等活动得以实现。与初次分配相比，再分配方式更为多样化，但也都离不开流通业的广泛参与。例如，银行通过信贷方式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确保了金融市场的货币再流通；而其他形式的国民劳动报酬分配更依赖于商品生产交易活动，使得商贸流通效率对区域分配的影响愈加显著。综上可见，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商贸流通业效率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提升区域内商贸流通业效率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内商品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内部收入分配合理化，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综上，高效的商贸流通效率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构建完善的现代流通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发达的流通体系，即使生产领域发展迅速，消费领域需求旺盛，也很难形成良好的循环系统，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商贸流通效率提升不仅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也进一步加强了产业间、区域间联系，优化了区域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对经济结构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流通效率提升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为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发展格局下商贸流通业效率测度与分析

(一)测度方法

为避免模型设定偏误，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各地区商贸流通业效率进行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以t时期技术为参照的M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为：

图1商贸流通业效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以t时期到t+1时期的Malmquist生产率变化指数可表示为：

（公式）

其中，(xt，yt)和(xt+1，yt+1)分别表示t和t+1时期的投入产出向量，Dit和Dit+1分别表示t和t+1时期以技术为参照的距离函数。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将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和住宿餐饮业纳入本文商贸流通业研究范围，选择2005-2019年我国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将其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利用DEA中的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各区域商贸流通业效率进行测度。具体的投入产出指标说明如下：

投入指标。考虑到当前互联网与商贸流通业的深度融合改变了传统流通组织结构，大幅减少了商品流通环节，加快了商品和信息流通速度。因此本文所选的投入指标除了传统劳动力、资本要素和交通运输线路投入以外，还包括信息投入。其中劳动力要素投入使用各地区流通业年底从业人数进行表示；资本投入以各地区流通业当年资本存量来衡量，并利用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交通运输线路采用公路和铁路里程数来表示；利用互联网普及率反映商贸流通业信息投入水平。投入指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产出指标。采用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和周转量作为产出量化指标，相应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三)测度结果与分析

采用DEA2.1对我国各地区商贸流通业效率进行测度，并根据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整理计算得出2005-2019年我国整体和三大区域商贸流通业效率均值，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商贸流通业效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2005-2019年商贸流通业效率均值为0.836，说明目前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还未充分挖掘出要素资源投入利用的潜力，商贸流通业效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整体动态变化趋势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效率总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从2005年的0.792上升到2019年的0.873，增长了10.23%。说明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商贸流通业对资源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使投入产出效率呈现增长趋势。

对比三大区域流通效率均值可以看出，我国商贸流通业效率呈现明显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均值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一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商贸流通业发展区域不平衡的问题。东部地区商贸流通业效率均值为0.961，中部地区为0.842，西部地区为0.708，整体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度的对外开放水平，使东部地区流通效率均值长期维持在高位水平。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落后于东部地区，致使商贸流通业效率处于中等水平，需要继续统筹资源，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西部地区由于大多地区深处沿边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导致商贸流通业效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商贸流通业效率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指出商贸流通业效率不仅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总量增长，也通过强化产业关联和优化区域分配对经济结构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有别于已有仅关注商贸流通业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本文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探究商贸流通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lnpgdpit=α+β1effit+λZit+εit(模型1)

upgradeit=α+β1effit+λZit+εit(模型2)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εit为随机扰动项。lnpgdpit、upgradeit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经济规模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effit为核心解释变量商贸流通业效率；Zit表示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本文分别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lnpgdp)和产业结构升级(upgrade)来表示被解释变量经济规模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采用各地区人均GDP的对数进行衡量，并利用GDP平减指数对人均GDP进行平减；产业结构升级程度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12005-2019年全国及三大区域流通业效率均值

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商贸流通业效率(eff)。数据来自于上文中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计算得到的结果。控制变量参考已有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选取城镇化水平、研发支出、对外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模型控制变量。其中城镇化水平(urb)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研发支出(ind)选用研究实验经费投入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fin)通过金融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来度量。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全样本回归结果分析。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和模型(2)均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更为合适。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1)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中，商贸流通业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为0.388，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模型(2)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中，商贸流通业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为0.429，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商贸流通效率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对比模型(1)和(2)固定效应中商贸流通业效率的估计系数，发现模型(2)中商贸流通业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更大，说明商贸流通效率对区域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更高。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流通效率对经济规模的拉动作用也有所减弱；但同时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商贸流通领域的深度应用，催生了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在加速商贸流通业自身技术变革的基础上，也强化了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关联程度，引导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因此，商贸流通效率对经济结构升级的影响日益增强。

控制变量中，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为正值，但不显著；而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前粗放式的城镇化扩张方式并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研发支出在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研发投入是当前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我国在全面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对外开放质量的提升，加强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作用。最后，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我国金融业发展有效推动了经济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

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与全国层面的检验方法和步骤相同，分别对东中西三大区域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东中西三大区域所有变量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且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表3报告了东中西三大区域模型(1)和模型(2)固定效应下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在模型(1)和模型(2)中，流通效率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虽然都是正值，但也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看，模型(1)中流通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0.532、0.428、0.453，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性检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样，在模型(2)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流通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52和0.439，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西部地区回归系数仍不显著。以上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流通效率对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拉动作用越大，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落后的西部区域流通效率对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效应还未充分显现。可能存在的解释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产业集聚的特征也越明显，流通业与当地工业、服务业等部门互动融合的机会与频率也越高，能够进一步提升产业关联程度，流通效率的提升能够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更好参与地区产业分工中，通过规模经济和产业关联促进区域经济良性发展。

表2全国层面回归结果

表3分区域样本回归结果（固定效应）

结论与对策

本文从新发展格局的特殊背景出发，结合当前流通业发展的新型特点，将互联网技术纳入商贸流通业效率测度的评价体系中，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对2005-2019年我国商贸流通业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商贸流通业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影响，进一步探究其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2005-2019年我国商贸流通效率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但区域差异明显，具体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商贸流通业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更大；分样本研究发现，商贸流通业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中部地区商贸流通效率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而对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本文依据上述观点，重点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政府应充分意识到流通效率提升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及时摒弃“重生产、轻流通”的陈旧发展观念，在提升商贸流通效率方面积极发挥指导作用，以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效率提升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首先，应加快商贸流通领域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建设以消除制度性障碍，如简化流通业运行相关的行政审批程序、健全和完善与商贸流通领域相关的法律体系。其次，应将技术创新作为商贸流通效率提升的发展方向，树立技术创新理念，加强商贸流通业技术更新。一方面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推动自主品牌建设及做大做强，促进商贸流通领域内技术革新及成果扩散；另一方面要完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立技术创新合作机制等，为流通企业发展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和鼓励，通过提高流通效率来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最后，应推动金融领域改革，加强流通企业融资模式创新，解决中小流通企业融资难题，为商贸流通业的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第二，各地区政府应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合理而有效的区域商贸流通产业政策，建立区域间协调发展机制。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应充分利用当地的经济、技术、人才等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商贸流通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鼓励企业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而不断探索新的流通形式，逐步降低区域流通成本，建立并保持流通效率优势。对中部地区而言，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中部地区商贸流通业也初具规模，但受经济、技术和人才发展平稳的制约，流通业效率水平仍然滞后于东部地区。因此，中部地区应适当引入前沿技术，在保持现有技术效率的同时，逐步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崛起。对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地理优势欠缺，流通业发展难度大，发展进度缓慢，流通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故而需要国家从政策、资金以及制度等多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流通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加大流通领域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当地政府也需要积极主动学习和引进东部地区流通业发展的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适当引入高级人才，主动开展与发达省份之间有关商贸流通领域的合作，逐渐建立起具有地区特色的商贸流通体系，不断缩小与东部和中部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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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宇峰,章武滨.中国区域商贸流通效率的演进趋势与影响因素[J].产业经济研究,2015(1)

[3].俞超,任阳军.我国商贸流通业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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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萍.我国商贸流通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5(31)

[6].卢平,李彦.流通效率对经济发展牵引作用机制分析—以天津市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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