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文范文 > 社会科学论文 > 经济学论文 > 贸易经济论文 > 浅析综合制度因子对我国贸易策略选择的影响

浅析综合制度因子对我国贸易策略选择的影响

2021-09-10 9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在现实贸易活动中,一国的制度质量,即经济制度是否自由公开、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公正、政治制度是否高效民主,对该国进出口贸易的外部环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收益矩阵,判别了综合制度因子对我国贸易出口策略的影响。结果显示,综合了经济、政治、法律三种维度的制度因子,对于我国出口贸易策略的选择存在影响。最后基于结论,从推进方向、因地制宜、信息获取与比较优势四个方面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制度经济
制度质量
博弈分析
货物贸易
加入收藏

一、引言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质量作为左右国际经贸的重要因素，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升降、又进一步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产生相应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简而言之，一国的制度越完善，就越容易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具体到现实中的贸易活动，一国的制度质量，即经济制度是否自由公开、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公正、政治制度是否高效民主，对该国进出口贸易的外部环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

通过梳理宏观统计数据，不难发现制度质量的高低对出口策略的选择存在作用，而制度间的差异亦会产生影响2。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已证实了后一点，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陈田、周海飞的研究表明，亚洲区域的制度对我国出口有正向作用；而欧洲则呈负向影响，制度的相近相异会对出口产生不同的影响3。而许家云等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地证明了“在文化、法律、以及宏微观经济制度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制度差异会显著抑制双边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该抑制作用在长期会更为显著4”。可以看出，已产生的研究几乎都更关注单类制度的影响，但有关综合制度对贸易策略的研究极为稀少。基于综合制度存在难以量化的现实窘境，大半进行的都是一笔带过的定性研究，并未展开具体论述。而定量研究多采用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模型研究，运用博弈论方法进行相关分析的文献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引入博弈分析方法研究综合制度质量对中国贸易出口的影响，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补充和拓展，有较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现有文献与研究成果，本文将以模型构建为起点，推导出包含综合制度质量变量的收益矩阵，通过相关收益计算进行博弈双方的策略分析，最终得出相应结论，并基于结论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二、综合制度因子对进出口国选择的博弈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为了捋清综合制度因子对进出口国策略选择产生的影响，本文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设立一个简要的模型以便分析，该模型具有以下3个前提假设。

假设1：博弈双方均为理性主体，且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博弈双方各自均存在两种策略：对于进口国1是进口与不进口；对于出口国中国则是出口与不出口；两个国家间一共会产生四种策略状况。博弈进行的过程中，（进口，不出口）策略下存在一个同类产品出口国3，而（不进口，出口）策略下存在一个其他进口国2。

假设2:Ai=Σ(VAi+PVi+GEi+RQi+RLi+CCi),(i=0,1,2，…)，Ai为六尺度因子的加总得分，六尺度因子具体含义参见表15。Ai指代不同国家综合制度因子的（1）相应数值，存在正负符号。i=0时，表示中国；i=1时，表示进口国1;i=2时，表示其他进口国2。由Ai得综合制度因子的计算方式为：θi=Σ(A0-Ai)/100,(i=1,2，…)，θi指代i国与中国综合制度因子的相对差异程度，存在正负符号，i释义同上。

假设3：进口国经过一系列评估，对中国产品进口的概率为X，相应的进口收益为(p0-pi)q1,i=0,1,3；中方出口的概率为Y，出口收益为piqi-[c0+(1+θi%)ci]。变量含义详情参见表1。

表1变量指代及其含义

（二）博弈分析

1.我国与进口国1的博弈策略收益分析。既然贸易行为决策会受到综合制度因子的影响，那么在讨论两国关于进不进口、出不出口的不同决策时，就需要在四种不同策略组合下进行各自的具体分析。

(1）作为进口主体的进口国1：首先，进口国1进口、中国出口。此时进口国1进口中国产品的收益为(p0-p1)q1。其次，进口国1进口、中国不出口。进口国1为满足国内需求，与出口同类产品的出口国3进行贸易，收益为(p0-p3)q1。再次，进口国1不进口、中国出口。进口国1放弃进口，收益为(p0-p0)q1，即0，代表在国际贸易环节中无收益。最后，进口国1不进口、中国不出口。此时进口国1和中国的收益皆为0。

(2）作为出口主体的中国：首先，中国出口、进口国1进口，此时中国的收益为p1q1-[c0+(1+θ1%c1]，含义为：出口总收入减去附加综合制度因子变量影响的总成本。其次，中国不出口、进口国1进口。中国不出口就不能获取相应的出口收益，因此收益为0。再次，中国出口、进口国1不进口。此时中国转向其他进口国2进行出口贸易，收益为p2q2-[c0+(1+θ2%)c2]。最后，中国不出口、进口国1不进口，二者收益皆为0。

综合以上所有情形，进口国1与出口国中国的收益矩阵如表2。

根据该矩阵，可以初步得出进口国1和中国的选择倾向：中国若选择出口策略，则进口国1进口时的收益是否高于不进口的0收益，就是进口国1决策的重点。中国若选择不出口策略，重点不变，区别在于中国不再出口产品，进口国1需要寻找一个同类产品的其他出口国3进行贸易。由矩阵可得，进口能否成为进口国1的占优策略，主要取决于产品的进口价格能否低于本国同类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

进口国1若选择进口策略，则中国向进口国1出口时的收益是否高于不出口的0收益，就是中国决策的重点。进口国1若选择不进口策略，则中国转向进口国2出口该产品时的收益是否大于0，变为决策的重点。由矩阵可得，出口能否成为中国的占优策略，主要取决于出口总收入能否高于附加综合制度因子变量后的总成本。

2.博弈收益矩阵的概率测算。在已知进口国1与出口国中国的收益矩阵的情况下，可以测算出博弈双方进口X与出口Y的概率。

(1）由上文分析可得，进行出口时的收益是否高于不出口的收益，是中国决策的重点，据此列不等式：x[p1q1-c0-(1+θ1%)c1]+(1-x)[p2q2-c0-(1+θ2%)c2]>0，将上式展开运算并移项后，可得进口国1的进口概率：

由该式进一步测算，当式子右侧<0时，则概率X无论在(0,1]间取何值都能满足式（1）,此时中国一定会选择出口策略。要使得该不等式满足，共有两种情况：

表2进口国1与出口国中国的收益矩阵

一为0<p2q2-c0-(1+θ2%)c2<p1q1-c0-(1+θ1%)c1，含义为：中国向进口国2的出口收益需要低于中国向进口国1的出口收益，同时二者还需要均大于0。二为0>p2q2-c0-(1+θ2%)c2>p1q1-c0-(1+θ1%)c1，但由前文收益矩阵分析可知，此时中国无论向进口国1出口还是向其他进口国2出口，收益均为负，低于不出口的0收益，这与选择出口策略存在矛盾，故第二种情况予以排除。

类似地，当式子右侧>1时，则概率X无论在(0,1]间取何值都无法满足式（2），此时中国一定会选择不出口策略。要使得该不等式满足，亦有两种情况：

一为0>p1q1-c0-(1+θ1%)c1>-c0，含义为：中国向进口国1的出口收益需小于0，还要大于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成本c0的负值。二为-c0>0>p1q1-c0-(1+θ1%)c1，要使其成立，意味着c0本身为负，与现实存在矛盾，故第二种情况予以排除。

(2）由上文博弈分析可得，进行进口时的收益是否高于不进口时的收益，是进口国1决策的重点，据此列不等式：y(p1-p0)q1+(1-y)(p3-p0)q1>0，将上式展开运算并移项后，得中国的出口概率：

由该式进一步测算，当式子右侧<0时，则概率y无论在(0,1]间取何值都能满足式（3）,此时进口国1一定会选择进口策略。要使得该不等式满足，共有两种情况：

一为p1<p3<p0，含义为：进口中国产品的价格p1需低于进口出口国3产品的价格p3，同时二者需低于产品在进口国1国内市场的平均价格p0，与前文矩阵分析所得相一致。二为p0<p3<p1，但由前文收益矩阵可知，此时进口国1的收益为负，与选择进口策略存在矛盾，故第二种情况予以排除。

类似地，当式子右侧>1时，则概率y无论在(0,1]间取何值都无法满足式（3），此时进口国1一定会选择不进口策略。要使得该不等式满足，亦有两种情况：

一为p0>p1>p3，但由前文收益矩阵分析可知，此时进口国1无论选择从中国进口还是从出口国3进口，收益均大于不进口的收益，与选择不进口策略存在矛盾，故第一种情况予以排除。二为p3>p0>p1，要使连续不等式中p0>p1的部分与收益矩阵不矛盾，此时中国必然采取不出口策略，使得p1无效。由此可知，进口国1必定选择不进口策略的具体情况为：中国不在国际市场出口产品，同时进口出口国3产品的价格p3高于产品在进口国1国内市场的平均价格p0。

三、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收益矩阵的信息，探讨了综合制度因子对我国出口策略的具体影响，证实了理论论断：经济、政治、法律多种维度的综合制度因子，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策略选择存在作用。而模型的分析与测算结果综合证明：高质量的综合制度能为进出口商和贸易交易提供平稳有保障的环境，降低贸易过程中产生风险和威胁的可能性，去除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有利于贸易的顺利进行6。落实到本文中，就是影响因子θi=Σ(A0-Ai)/100,(i=1,2，…)对于总成本c0+(1+θi%)ci多寡变动的影响，该项变化会对中国的策略选择产生相应的作用。

（二）建议

从收益矩阵和概率测算结果可以看出，一国的综合制度环境会影响出口国的出口策略选择，我国的出口贸易需要在考虑传统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衡量进口国的综合制度对贸易的影响。在实际贸易操作中，需要根据各国不同的现实情况与各异的特征进行甄别，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1.积极推进与综合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间的出口贸易。综合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通常具有局势稳定、监管质量佳、法制程度高、效率效能好等优势，这些优势都是对出口贸易发展有益的重要因素。在综合制度因子中，环境越杰出、设置越优异、保障越完备，就越能有效降低我国企业在贸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升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反之，如果向综合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出口，相应的贸易风险、法律漏洞与监管缺失等负面影响也会越大，更严重者，造成货物佚失或扣留、使得我国企业遭受损失等情形亦有前例可循7。因此，向综合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出口，符合经济学中趋利避害、争取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2.对综合制度因子的衡量需要因地制宜。通过对六尺度因子进一步梳理，发现相较于其他因素，类似话语权和问责制的因素，对我国出口策略选择会产生的作用尚待深入挖掘。在现实经贸活动中，与我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不乏“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国家，这些国家存在由历史和现实境况形成的独特系统，会根据习俗和传统的差异衍生出不同特性，这意味着它们的综合制度与其他国家存在根本上的不同，系统自成一派8。也就是说，在衡量分差与近异程度时，并非进口国的每一项综合制度因子都符合固定的标准，与其盲从综合制度因子的绝对数值，我国更需要根据各国的不同现实情况与各异的制度特征进行细致甄别，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入境问俗。

3.增加制度信息的获取渠道。在跨国贸易关系中，适时精准地掌握有效且完备的信息，相当于提升贸易成功的可能性。而在所有信息中，综合制度因存在难以量化的现实窘境，数据型的信息少之又少，导致贸易企业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来寻求相关信息。如上所言，我国向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活动中，不乏像前文所述的制度体系自成一派的国家，在这些国家进行贸易活动需要注意什么、忌讳什么、相应制度的运作方式又是如何，这些都是对我国外贸活动至关重要的信息。如果我国能够由此为贸易企业构建起信息传输与共享的平台、并提供相关的服务，不仅有利于贸易企业在国内的生产经营，也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还能相应地提升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商贸交往。

4.提升我国综合制度质量，增加比较优势。进口国的综合制度因子与我国的差值大小，会对我国的出口成本造成影响，并进一步对是否选择出口策略产生明显作用。根据这一情况，可以合理反推出提高我国的综合制度质量，亦会影响其他国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成本，并进一步作用于其策略选择。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我国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要摆脱产业结构无法升级、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困境，可以考虑保有极大潜力的综合制度比较优势，使我国与他国的进出口交易成本继续降低。具体而言，今后要进一步深化相关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经贸领域的法律法规，增强政府的监管质量，提升贸易工作的效能效率并进一步强化反腐的力度。

文章来源:薛丽.综合制度因子对我国贸易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博弈论视角的收益分析[J].江苏商论,2021(09):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