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业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纽带，其绿色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在传统模式下，流通业往往面临着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等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流通业迎来了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李小青和何玮萱，202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进一步推动了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数据已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我国数据产量已达到惊人的8.1ZB，同比增长22.7%，占全球比例为10.5%。这一成就充分展示了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也为流通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了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2023年末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该计划特别选取了商贸流通、交通运输等关键行业和领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旨在通过数据要素的驱动和赋能推动这些行业和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这一计划的实施将有望推动数据要素发挥乘数效应，为流通业的绿色发展和数字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提供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数字营商环境与流通业绿色发展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数字营商环境与流通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期望为相关领域提供有益的见解和实践指导。

一、理论分析

（一）数字营商环境与流通业绿色发展的关系

数字营商环境作为一个集合了先进数字技术、高效信息处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综合体系，为流通业的绿色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首先，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传统模式下，流通业常常面临着信息获取难、处理效率低等问题，这不仅制约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阻碍了绿色发展的步伐。数字营商环境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运用，使得信息能够实时、准确地传递和处理，推动了流通业向高效率、低碳化、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路径转型（王晓栋，2018）；其次，优质的数字营商环境加速了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在流通业中的高效流动。这一变化不仅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在减少浪费、降低能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流通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优化库存管理，减少不必要的物流损耗，从而实现绿色、高效的经营；最后，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还促进了流通业的跨地区、跨国界合作与协同。在这种背景下，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和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流通业的整体竞争力，更为推动全球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流通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数字营商环境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对技术创新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数字营商环境的支持下，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和共享信息、资金、人才等关键资源，从而显著加速技术创新的步伐（贺爱忠等，2013）。这种环境不仅拓宽了技术创新的边界，更为其注入了丰富多样的可能性。数字营商环境所蕴含的高效信息技术手段，使得企业能够迅速捕捉市场动态，精准对接资源需求，从而为技术创新奠定坚实基础（李燕凌和钟传康，2023）。这一环境中的竞争与合作机制相互激荡，催生出企业间既竞争又合作的良好氛围。企业被激发出强烈的创新欲望，不断探索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以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此外，数字营商环境中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稳定且可预期的法律和商业环境。这些精心设计的政策和制度不仅有效降低了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为企业提供了长期投入技术创新的信心和动力。企业可以更加专注于创新本身，而无需过分担忧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创新活动造成的冲击。

（三）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技术创新在数字营商环境与流通业绿色发展之间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随着创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数字营商环境得以持续优化，进而为流通业的绿色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技术创新极大地丰富了数字营商环境的功能和内涵。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分析工具和云计算平台，数字营商环境在稳定性、易用性和安全性等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冯涛和张美莎，2020）。这使得流通企业在开展业务时能够更加便捷、高效地处理大量数据和信息，从而优化运营流程，提高决策效率。其次，技术创新在流通业中催生了新型流通模式的发展。例如，智能物流和电商平台的兴起，正是技术创新引领流通业变革的典型体现。这些新模式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手段，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降低了流通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潘思蔚和徐越倩，2022）。同时，它们还注重环境的可持续性，通过减少能源消耗和排放物产生，有力推动了流通业的绿色转型。此外，技术创新还在信息安全、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领域为流通业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信息安全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安全性得到了极大提升，为流通企业保驾护航（蔡璐，2020）。而数据分析技术则使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为制定个性化的营销策略提供了数据支持。云计算技术的应用则实现了企业间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进一步提高了整个行业的运营效率。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取

被解释变量。流通业绿色发展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度依据，其中投入指标采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资本存量、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及能源消费量三项，产出指标被划分为期望产出指标与非期望产出指标，其中期望产出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增加值，非期望产出指标为碳排放量。本文采用了DEA-Malmquist指数方法进行测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资本存量=上年资本存量×（1-折旧率）+本年投资，折旧率设定为5%；能源消耗量使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中的“运输、仓储、邮电服务业”的一次能源消耗量作为能源投入，选取了与物流业相关的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等8种代表性一次能源消耗量，将其转化为万吨标煤后取相加总和。其余变量均为直接获取。

解释变量。本文从基建环境数字化水平、金融环境数字化水平、市场环境数字化水平三个维度衡量数字营商环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三个维度的指标进行赋权，并利用熵权法得出最终指数。其一，基建环境数字化选取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万公里）、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台）、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表征；金融环境数字化采用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万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亿元）衡量；市场环境数字化水平以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反映。

中介变量。选取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以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进行衡量（张小筠等，2020）。

控制变量。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地区经济水平，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亿元）测算；城镇化水平，通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衡量；外资水平，使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以地区财政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反映。

（二）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2012-2022年全国31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进行检验。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及各省份统计官网。

（三）模型设计

为考察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式（1）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c为常数项，α、β为待估常数项。greeni,t表示i省t年流通业绿色发展，digitali,t表示i省t年数字营商环境，ctrli,t表示控制变量，μi代表省份固定效应，δ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为检验技术创新在数字营商环境促进流通业绿色发展过程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构建如下中介效应回归模型：

式（2）中，techi,t为技术创新，若λ系数显著则说明可能存在中介效应。

将技术创新纳入回归模型，验证技术创新是否分别在数字营商环境和流通业绿色发展起到中介作用：

若式（3）中，α和φ同时显著，则表示技术创新存在中介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及中介效应分析

如表1所示，本文展示了未添加控制变量和添加控制变量两种情况下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分别对应第（1）列和第（2）列。回归结果表明，数字营商环境的系数都为正并具有统计意义，说明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业绿色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数字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效率，为流通业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流通业高效、低碳、可持续发展。同时，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创新，进一步推动流通业的绿色转型。控制变量的加入使得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发生变化，但影响方向并未改变。具体而言，地区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都为正，说明这些变量对流通业绿色发展也有促进作用。而外资水平的系数为负，意味着外资进入对流通业绿色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地区经济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更大的市场需求和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流通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则可以为流通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创新资源，推动其向绿色发展方向转型。外资水平对流通业绿色发展的负面影响可能是由于外资进入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和技术溢出效应不足导致的。

表1第（3）列为技术创新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第（4）列为加入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模型（3）中，本文检验了技术创新是否在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从回归结果来看，技术创新的系数为正，并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初步说明了技术创新在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中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为了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的存在性，本文在模型（4）中同时加入了数字营商环境和技术创新两个变量。结果显示，数字营商环境的系数仍然为正并具有统计意义，说明在考虑了技术创新的影响后，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同时，技术创新的系数也仍然为正，但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这可能是由于与数字营商环境存在一定的共线性导致的。然而，这并不影响本文对其中介效应的判断。综合来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这意味着数字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能够直接促进流通业绿色发展，还能够通过激发技术创新来间接推动流通业的绿色转型。这一发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可以通过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来激发技术创新，进而推动流通业的绿色发展。同时，这也提示流通企业可以在数字营商环境的改善中寻求更多的技术创新机会，以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

表1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业绿色发展影响回归结果

表2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业绿色发展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

表3稳健性检验

（二）区域异质性分析

如表2所示，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为我们揭示了数字营商环境在不同地区对流通业绿色发展的差异化作用。从实证结果来看，在东部地区，数字营商环境的系数达到了0.231，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数据明确显示了数字营商环境在推动流通业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东部地区的经济发达，数字技术应用广泛且成熟，这为流通业提供了丰富的创新和效率提升空间。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不仅优化了供应链管理，还促进了绿色物流、智能仓储等绿色发展实践，从而显著推动了流通业的绿色转型。相较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数字营商环境系数为0.167，显著性水平为10%。尽管这一系数较小，但它仍然揭示了数字营商环境对中部地区流通业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中部地区在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创业方面可能相对滞后，但这也意味着该地区在数字营商环境优化上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技术应用水平，中部地区的流通业有望实现更加绿色、高效的发展。西部地区的数字营商环境系数为0.201，同样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西部地区在数字营商环境优化方面对流通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与东部地区相当。这一结果令人鼓舞，因为西部地区通常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挑战。然而，通过积极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创业政策支持，西部地区成功地为流通业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提升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用替换解释变量和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基于基建环境数字化水平、市场环境数字化水平的数字营商环境指数，并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第二，考虑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时滞效应，即环境变化的影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显现。本文利用具有一定时滞的数据，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给出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这两种方法都说明了本文所得到的结果是稳健的。

四、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完善数字营商环境是推动流通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政府应加大力度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但不限于5G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确保这些基础设施能覆盖更广的区域，提供更稳定、高效的服务。第二，鼓励技术创新是实现流通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流通业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方面的技术创新。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引导流通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第三，注意区域差异是确保数字化进程惠及各地区的重要环节。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策环境等因素存在差异，数字营商环境对流通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因此，政府应制定更加针对性和差异化的政策，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确保各地区都能受益于数字化进程。例如，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其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则可以鼓励其发挥引领作用，探索更加先进的数字化和绿色发展模式。第四，强化国际合作是推进全球流通业持续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应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与其他国家共同分享数字化和绿色发展的经验和技术，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通过这些合作，可以共同推动全球流通业的创新发展，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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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凯强.城市数字化发展对营商环境优化的影响机制[J].时代经贸,2022,19(5)

基金资助:2021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西省城市化､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J21202);

文章来源:杨思佳,杨鑫垚.数字营商环境与流通业绿色发展——基于技术创新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24,(16):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