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进口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进口额从1995年的0.132万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59万亿美元，约增长了12倍，年均增长率约为13.7%，其中2000～2004年更是以年均28.2%的速度增长1。此外，2014年我国正式提出“进口促进战略”，大力发展进口。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再次强调进口的重要性。进口的发展带来中间品种类的增加、进口价格的下降以及技术的外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方面。然而，进口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竞争(McManusandSchaur,2016;LiuandRosell,2013)，并且进口竞争对工资的影响已经成为部分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当前对进口竞争和工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对进口竞争和工资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检验进口竞争影响工资的机制，探讨进口竞争加剧时哪一部分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或者低技能劳动者)受到的影响更大。

当前进口竞争对工资影响研究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分歧。部分研究显示，进口竞争对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如Autoretal.(2013)研究1990～2007年从中国进口的增加对美国劳动市场的影响，发现从中国进口的增加对美国的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Autoretal.(2014)的研究发现，1991年受进口竞争影响较大的行业的劳动者在1992～2007年的工资较低。LundinandYun(2009)基于1996～2000年瑞典制造业雇主和被雇者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没有区分从高收入国家或者从低收入国家进口时，进口对工资的影响不显著，但把进口分为从高收入国家进口和从低收入国家进口后发现，从低收入国家进口对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也有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对工资的影响不显著，甚至产生正向的影响。Donosoetal.(2013)发现，从中国进口增加，挪威制造业劳动者失业的可能性会增加0.8%～3.5%，但进口竞争对工资的影响不大。Attanasioetal.(2004)研究1984～1998年哥伦比亚贸易和工资的关系，结果显示50%关税下降带来6%工资溢价的下降，尽管进口竞争对工资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但该负向影响较小。Aueretal.(2013)发现，1995～2007年从低收入国家进口，特别是从中国进口的增加使得市场份额增加1%，价格下降3.531%，其中价格的下降是由工资的下降和生产率上升引起的，但由于工资下降仅解释0.572%，因而低收入国家的进口竞争对工资的影响不大。KumarandMishar(2008)研究1991年贸易自由化对印度工资结构的影响，发现关税下降多的行业，工资增长较快。

进口竞争对工资影响的机制主要有:关税的变化会引起价格的变化进而影响工资(Gonzagaetal.,2006)。技术升级进而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上升是解释近年来高技能劳动者工资上升的重要原因，即进口竞争对技术升级产生正向的影响，而技术的升级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增加，因而高技能劳动的工资上升(Bloometal.,2011;KumarandMishar,2008)。另外，进口竞争加剧使得非正式部门扩大，而这些部门支付的工资较低，也不支付任何福利，因此工资下降(Attanasioetal.,2004)。最后，进口竞争带来要素的流动对工资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竞争加剧要素流动到其生产率能发挥更好和劳动回报更多的地区(LundinandYun,2009)，或从行政部门流动到生产部门，或从家庭内部流动到家庭外生产部门(EdmondsandPavcnik,2006)都对工资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研究方法上看，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是进口竞争和工资研究不可避免的问题，陈怡(2009)采用固定效应不变系数模型，李宏兵等(2015)使用固定效应和系统GMM的方法进行研究。钱学锋与李赛赛(2013)使用进口价值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同时还使用地区年度货运总量作为工具变量，然后通过萨甘检验(SarganTest)检验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尽管当前已有文献对该问题进行探究，然而关于中国进口竞争和工资的研究对该问题的解决仍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分析显示，当下对进口竞争和工资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进口竞争和工资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而当前对该问题研究的结论还存在分歧，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2)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论证和检验进口竞争影响工资的机制，发现进口竞争通过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进而对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由于竞争效应，低技能劳动者受到的负向影响更大;(3)本文尝试用Trefler(2004)余淼杰和李晋(2016)的方法构建工具变量解决进口竞争与工资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依据Lewbel(2012)、胡翠等(2015)的方法检验工具变量的适用性，本文的研究为进口竞争和工资关系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计量方法上的贡献。

本文余下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的分析;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的设定、指标的构建及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为进口竞争对工资影响的实证估计结果;第五部分为进口竞争影响工资的机制检验，并进一步分析哪一部分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或低技能劳动者)受进口竞争的影响更大;最后一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理论机制分析

首先，进口竞争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影响是企业成本加成的下降，MelitzandOttaviano(2008)发现市场越大，企业停止生产的点越低，而停止生产的点与成本加成正相关。因此对外开放，市场扩大，企业的成本加成下降。BehrensandMurata(2012)的研究发现当进口增加，产品种类增加，产品市场竞争加剧时，成本加成下降，部分企业退出生产。其次，成本加成的下降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余淼杰和智琨(2016)的研究显示，短期内进口自由化通过影响国内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进而影响企业在定价时的成本加成，从而影响企业的利润率，因为当关税下降时更多的“外国”在位企业能够将产品出口到“本国”市场，于是“本国”产品市场的竞争加剧，因而“本国”在位企业进行内销所要满足的生产率阀值上升，而生产率阙值越高，成本加成越小，当成本加成下降时，企业获得的利润降低。最后，利润的下降与企业的工资存在正相关关系。根据AmitiandDavis(2012)的理论，当企业的利润下降，均衡时工资下降。此外，AmitiandDavis(2012)通过实证检验同样发现企业工资的增长率与企业收益3(revenues)显著正相关。

以上分析可知，进口竞争对成本加成产生负向的影响(MelitzandOttaviano,2008;BehrensandMurata,2012)，成本加成的下降会导致利润的下降(余淼杰和智琨，2016)，而企业的利润与工资正相关(AmitiandDavis,2012)。因此，进口竞争通过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从而降低企业的利润，进而降低企业工资的增长率。本文认为，进口自由化，如进口关税下降，外国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成本下降，大量的外国产品进入我国市场会导致我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企业的成本加成下降。进一步的当企业的成本加成下降，会导致企业的利润下降，因此企业工资的增长受到抑制。本文接下来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在解决进口竞争和工资的内生性问题后探讨进口竞争和工资的关系，并检验进口竞争通过降低成本加成进而降低工资增长率的机制。

三、计量模型设计、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基准回归模型的设定如下:

公式1

其中，wijt表示t年行业j企业i的平均工资，otajt表示t年行业j的关税，本文使用CIC四位码行业的关税进行研究。2015年以来，我国已连续五次下调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4，消费品进口的开放将成为未来我国进口改革的重要方面。此外，由于中间品关税的下降还通过其他渠道影响工资，如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使得中间品价格下降，企业盈利增加，进而提高工资(AmitiandCameron,2012);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中间品如零部件进口的增加带来技术外溢，进而对工资产生正向的影响(FerrettandZikos,2013)。因此，本文采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的下降识别进口的竞争效应，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加入中间品进口关税，结果依然稳健。X为控制变量，企业方面的控制变量主要有全要素生产率、人均中间投入、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年龄的平方;行业方面的控制变量有行业劳动生产率、行业的垄断程度、行业的出口、行业中国企的比重以及行业中外资的比重。此外，本文还控制企业i的固定效应γi，用以控制企业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时间t的固定效应λt，用以控制各年企业面临的共同冲击。本回归关注的系数为β1，如果β1显著为正，则表明关税下降带来的竞争对工资产生负向的影响。

本文认为进口竞争通过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进而降低企业的工资。因此，在机制检验部分，本文首先检验进口竞争是否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具体模型的设定为:

公式2

其中，markupijt表示t年行业j中企业i的成本加成。X为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企业的规模、规模的平方、企业的年龄、年龄的平方、企业是否出口、企业的销售额;本文还控制行业方面的特征，如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的垄断程度、行业的出口、行业中国企的比重以及行业中外资的比重。此外，本文还控制企业的固定效应γi和年的固定效应λt。式(2)中如果系数α1显著为正，则表明进口竞争对成本加成产生负向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探讨关税下降是否通过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进而降低企业的工资，即把成本加成加入式(1)中有:

公式3

如果存在θ1不显著或者，则表明进口竞争通过成本加成作用于工资，证明本文进口竞争通过成本加成影响工资的机制。

另外，如果进口竞争通过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从而影响企业的利润，进而影响企业的工资水平，那么是高技能劳动还是低技能劳动的工资下降更快?本文认为，竞争加剧成本加成下降时，企业的利润下降，此时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继续进行生产，企业更愿意使用高技能的劳动者。因此，相较而言，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比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下降更快。对此，本文进行以下实证检验即:

公式4

其中，wgapijt表示t年行业j中企业i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wgapijt越大则企业内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越大。因此，如果系数β1显著为负，则竞争加剧使得工资的差距变大。结合进口竞争对工资的影响，当进口竞争对工资的影响为负时，如果进口竞争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为正，则表明低技能劳动者受到的负向影响更大。

(二)关键变量的构建

1．成本加成

本文依据DeLoeckerandWarzynski(2012)和Brandtetal.(2017)的方法计算成本加成，并比较了Brandtetal.(2017)成本加成计算的结果见图1。图1中横轴是本文计算的成本加成，纵轴是Brandtetal.(2017)计算的成本加成，如果本文计算的成本加成和Brandtetal.(2017)计算的成本加成越相似则越靠近45°的对角线。结果显示，无论是Brandtetal.(2017)还是本文计算的结果，行业16(烟草)的成本加成都最大，其次是行业15(饮料制造业)，行业27(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从总体上看，大部分数据都落在45°对角线的周围，这表明本文计算的结果和Brandtetal.(2017)计算的结果较为相似。因此，本文计算的成本加成较为可信。

2．工资差距

本文依据Chenetal.(2017)的方法计算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通过比较Chenetal.(2017)计算的结果见图2，其中横轴是本文计算的结果，纵轴是Chenetal.(2017)计算的结果。结果显示，本文计算的点多数落在45°对角线的周围，尽管行业16(烟草)的点远离45°对角线，然而该点仍是本文计算和Chenetal.(2017)计算所得工资差距最大的行业。此外，行业4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是本文计算和Chenetal.(2017)计算得出的工资差距较大的行业。总体而言，本文计算的结果较为可信。

3．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该数据库包含由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年销售额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全部非国有工业企业以及全部国有工业企业的数据。本文按照Brandtetal.(2012)的方法，对企业代码、行业代码和真实资本进行了处理，并删掉缺乏总资产、企业年均雇佣劳动、总产出、固定资产净值和销售额的数据(Caietal,2012)。此外，还删掉一些明显不合理的样本，如删除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合计，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小于固定资产的数据(余淼杰和李晋，2015)，以及从业人员低于8的样本。最后，本文还删掉非国有企业工业销售产值小于500万的企业。本文还使用中国进口关税的数据，该数据来源于LuandYu(2015)搜集整理的HS6位码的关税数据。

四、进口竞争与工资关系的研究

(一)基准回归

消费品进口关税和工资关系的回归结果见表1，其中第(1)列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企业的特征，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人均中间投入、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年龄的平方，以及企业的固定效应和时间的固定效应后，消费品关税的下降使得企业工资的增长率下降。第(2)列增加控制行业的特征，如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行业的垄断程度和行业的出口情况后，消费品关税的下降仍然使得工资的增长率下降。第(3)列增加控制行业中国企的比重和行业中外资的比重后，结果依然稳健。以上回归结果表明，消费品进口关税下降带来的竞争降低企业工资的增长率。

控制变量的系数显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工资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中间投入对工资的增长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的年龄与工资存在倒U型关系。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工资增长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的垄断程度与行业的出口对工资的影响不显著。本文控制变量较为符合经济学直觉，但也有变量如企业的规模对工资增长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有悖于经济学的一般分析，这可能由于该变量与工资增长率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的。由于该变量不是本文关注的变量，并且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不影响其他变量估计的可靠性，因而本文在此不加以讨论。

表1:消费品进口关税与工资关系的基准回归结果

(二)内生性问题检验

关税与工资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由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关税与工资间的内生性问题。通过文献的梳理，发现Trefler(2004)、余淼杰和李晋(2016)用滞后一期的关税作为当期关税与滞后一期关税的差分的工具变量得到较多的认可。因此，本文借鉴Trefler(2004)、余淼杰和李晋(2016)的方法对式(1)取一阶差分，然后用滞后一期CIC二位码的关税作为当期关税与滞后一期关税的差分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见表2。其中，第(1)列是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企业的特征、企业的固定效应和时间的固定效应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在1%水平下显著。第(2)列是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使用工具变量后关税的下降使得工资的增长率下降9.5%。第(3)列是增加行业的控制变量后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依然在1%水平下显著。第(4)列是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使用工具变量后关税的下降使得工资的增长率下降9.9%，该系数较未使用工具变量时大。

表2: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为保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接下来进行以下几个检验。首先，检验排他(exclusive)的工具变量是否“相关的”，即是否与内生自变量相关。本文使用KleibergenandPaap(2006)提出的瓦尔德统计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WaldFstatistic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模型被低识别的零假设。其次，本文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与关税存在弱相关。检验结果显示，KleibergenandPaap(2006)的F统计量在一个较高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第一阶段弱识别的零假设。最后，本文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根据Lewbel(2012)、胡翠等(2015)的研究，如果内生变量与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和外生变量回归后的残差是异方差，则该残差与去掉平均趋势后的工具变量的乘积将是内生变量较好的工具变量。本文依据Lewbel(2012)、胡翠等(2015)的方法进行检验见第(5)～(6)列。第(5)列显示，滞后一期CIC二位码关税与CIC四位码关税的差分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第一阶段回归后本文保留残差并对残差进行BreuschPagan检验。结果显示，P值等于0.000，拒绝残差是同方差的假设。本文接下来用残差与除去均值之后的工具变量相乘生成新的工具变量，并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见第(6)列。结果显示，不能拒绝滞后一期CIC二位码关税的估计系数异于0的假设，因此滞后一期CIC二位码关税是较好的工具变量。以上检验的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较为可信。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对进口竞争和工资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3，表3内各回归均控制企业的特征、行业的特征、企业的固定效应和时间的固定效应。首先，根据Brandtetal.(2012)的研究，企业员工的酬薪还应包括企业保险费和福利，因此本文使用工资加失业保险和福利计算企业薪酬进行稳健性检验见第(1)列，结果显示关税的下降仍然使得工资的增长率下降。其次，基准回归中使用CIC4位码行业的关税，因而在此使用CIC3位码行业的关税进行稳健性检验见第(2)列，结果显示关税下降对工资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但仍为正。由于企业的工资还受中间品进口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回归中增加控制中间品进口关税见第(3)列，结果显示最终品进口关税的系数仍显著为正。由于资本品进口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在回归中控制资本品进口关税见第(4)列，结果依然稳健。本文同时加入中间品进口关税和资本品进口关税进行考察见第(5)列，结果显示本文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与消费品进口关税的影响不同，资本品进口关税下降对工资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资本品的进口有利于技术的溢出，生产规模的扩大，因而对工资增长率产生正向的影响，或者随着资本品进口的增加，劳动变得相对稀缺，因此工人工资的增长率上升。纵观中国进口发展的历程，本文发现1998～2007年中国进口的发展较为迅速，较多年份的进口增长率在20%以上，并且这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21.6%，较1995～1997年的7.2%和2008～2018年的8.7%高5，由此可见1998～2007年中国遭受的进口竞争较大，本文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进一步的，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数据拓展到2013年进行研究，回归结果见第(6)列，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结论。以上结果表明，本文的结果较为稳健，即消费品进口关税的下降带来竞争的加剧会降低企业工资的增长率。

表3: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四)异质性检验

1．企业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不同性质的企业对关税下降的反应可能不同，本文分别考察消费品关税下降对国企、私企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情况见表4PanelA，其中第(1)～(2)列是国企，(3)～(4)列是私企，(5)～(6)列是外资企业。此外，第(1)、(3)和(5)列控制企业的特征、企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第(2)、(4)和(6)列增加控制行业的特征。第(1)～(2)列的结果表明，消费品关税和国企工资的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即关税下降使得国企工资的增长率上升。第(3)～(4)列的结果表明，消费品关税和私企工资的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即关税下降使得私企工资的增长率下降。第(5)～(6)列的结果表明，消费品关税的下降使得外资企业工资的增长率下降。以上研究表明，关税的下降使得工资增长率的下降来源于私企和外资企业工资增长率的下降。相较而言，关税下降国企工资的增长率反而上升，这可能是因为尽管国企受竞争的影响，但同时也得到国家的补贴，此外国企工会对工人利益的保障更主动。

表4: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2．出口和非出口企业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考察消费品关税下降对出口和非出口企业工资增长率的影响见表4PanelB，其中第(1)～(2)列是对出口企业的影响，第(3)～(4)列是对非出口企业的影响，此外第(1)和(3)列控制企业的特征、企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2)和(4)列增加控制行业的特征。第(1)～(2)列的结果显示，关税下降会显著的降低出口企业工资的增长率。第(3)～(4)列的结果显示，关税下降也会降低非出口企业工资的增长率，但该结果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非出口企业中国企的影响较大，因此本文删除非出口企业中的国企数据进行回归见第(5)～(6)列。结果显示，删除国企的数据后，消费品关税下降使得非出口企业工资的增长率下降。

3．内陆和沿海的异质性检验

由于沿海和内陆存在地域性的差异，本文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企业分别进行考察。本文将东部省份和东北省份划分为沿海地区，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划分为内陆地区6。回归结果见表4PanelC，其中第(1)～(2)列表示东部地区，(3)～(4)列表示内陆地区。此外，第(1)和(3)列控制企业的特征、企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第(2)和(4)列增加控制行业的特征。第(1)～(2)列的结果显示，消费品关税的下降使得企业工资的增长率下降。第(3)～(4)列的结果显示，消费品关税对工资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以上研究表明，消费品关税的下降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

以上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消费品关税下降使得工资增长率的下降源于私企和外资企业工资增长率的下降。考虑消费品关税对出口和非出口企业的影响时发现，消费品关税的下降使得出口企业工资的增长率下降，但对非出口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然而，如果把非出口企业中的国企删除，则消费品关税的下降显著的降低非出口企业工资的增长率。最后，本文发现消费品关税的下降对东部地区企业工资的影响较为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尽管进口竞争对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该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因此相关保障政策的制定需要因地制宜。

五、进口竞争对工资影响的机制检验

机制分析显示，进口竞争加剧导致成本加成下降，而成本加成下降会通过降低企业的利润进而降低企业的工资，因此本文检验消费品关税的下降是否通过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进而降低企业的工资。

(一)关税对成本加成的影响

关税对成本加成影响的回归见表5。其中，第(1)列没有控制企业和行业相关的特征，但控制了企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消费品关税的下降导致成本加成下降。第(2)列增加企业的控制变量，如企业的规模、规模的平方、企业的年龄、年龄的平方、企业是否出口、企业的销售额，结果显示消费品关税的下降仍使得企业的成本加成下降。第(3)列增加行业的控制变量，如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的垄断程度、行业的出口、行业中国企的比重以及行业中外资的比重，结果依然稳健。因此，本文认为消费品关税的下降会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这意味着消费品关税下降存在促进竞争效应。

表5:关税对成本加成影响的回归结果

(二)关税通过成本加成对工资的影响

本文接下来考察关税下降是否通过成本加成影响工资的增长率见表6，由于加入成本加成后企业的样本会有变化，因而本文用加入成本加成后的样本对式(1)再次进行检验。其中，第(1)～(2)列控制企业的特征、行业的特征、企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第(1)列的结果显示，进口关税下降会降低工资的增长率。第(2)列的结果显示，成本加成与工资的增长率正相关，即成本加成下降会降低工资的增长率，此外，关税仍与工资的增长率正相关，但加入成本加成后关税的系数变小，且系数的显著性下降，即从5%水平下显著降到10%水平下显著。第(3)～(4)列增加控制行业中外资的比重和行业中国企的比重，第(3)列显示关税的下降仍然使得工资的增长率下降;第(4)列显示成本加成仍与工资的增长率正相关，此外，加入成本加成后，关税的下降仍然使得工资的增长率下降，但回归系数变小，并且系数的显著性由5%水平下显著降到10%水平下显著。结合表5即进口竞争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表6表明关税通过成本加成影响工资的增长率，即关税下降竞争加剧使得企业的成本加成下降，进而降低工资的增长率。

表6:关税通过成本加成影响工资的回归结果

(三)受进口竞争影响更大的劳动者

消费品关税下降对工资的负向影响对哪一部分劳动者的影响更大呢?本文认为竞争加剧且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企业既要维持生产又要想方设法抢占市场，此时企业对技术及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增加，因此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可能受进口竞争的负向影响更大。对此，本文将企业内的劳动分为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并对工资差距进行研究。本文依据Chenetal.(2017)的方法计算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回归结果见表7。表7中第(1)～(3)列使用利润和销售的比表示利润率计算工资差距。结果显示，第(1)列控制企业的特征、企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后，关税的下降使得工资差距扩大。第(2)列增加控制行业的特征后，关税的系数仍显著为负。第(3)列使用仅含有成本加成的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关税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本文接着使用利润表示的利润率计算工资差距进行稳健性检验见第(4)～(6)列，其中第(4)列控制企业特征，企业和时间的固定效应，第(5)列增加控制行业的特征，第(6)列用仅含有成本加成的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关税与工资差距仍存在反相关关系。以上结果表明，关税下降时，企业工资的增长率下降，同时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工资的差距扩大，这表明关税的下降使得低技能劳动的工资下降更快，即进口竞争对低技能劳动的负向冲击更大。

表7:关税对工资差距影响的回归结果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进口竞争、成本加成及工资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消费品关税下降使得工资的增长率下降。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消费品关税下降使得私企和外资企业，出口和非出口且非国有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工资的增长率下降。之后，本文从成本加成的角度检验进口竞争对工资增长率负向影响的机制，结果显示消费品关税下降确实通过降低企业的成本加成进而降低工资的增长率。最后，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当竞争加剧时，企业既要维持生产又要想方设法抢占市场，此时企业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上升，因此相较而言，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受到负向的冲击更大。本文对该推断进行检验，发现由于消费品关税下降带来的竞争效应，低技能劳动者受到负向的影响更大。

以上研究表明，进口竞争对工资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因此面对激烈的竞争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显得十分的重要，这是一个国家面对激烈的竞争时从容应对，有条不紊开展相关工作的重要保障。对此，本文提出以下两条对策建议。第一，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需因地制宜。异质性检验发现，消费品关税下降使得私企和外资企业，出口和非出口且非国有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工资的增长率下降，因此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时需要综合考察企业性质、行业以及地区的差异，从而使得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既满足地区的需求，又精准有效。第二，进口竞争加剧时应加大对低技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本文发现，竞争加剧时低技能劳动受到的负向影响更大。因此，随着进口竞争的加剧，我们应关注低技能劳动者获得社会保障的情况，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和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对此，政府可通过推动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保障劳动者获得应有的报酬，通过完善相关培训制度，积极主动的为低技能劳动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及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陈怡.2009.国际贸易对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4):5-12.

[2]胡翠,林发勤,唐宜红.2015.基于“贸易引致学习”的出口获益研究[J].经济研究(3):174-188.

[3]李宏兵,陈岩,李毅.2015.进口贸易､国别结构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跨国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66(5):37-46.

[4]钱学锋,李赛赛.2013.进口的工资溢出:边际分解与作用渠道[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3):42-50+159.

[5]余淼杰,李晋.2015.进口类型､行业差异化程度与企业生产率提升[J].经济研究(8):87-99+115.

[6]余淼杰,智琨.2016.进口自由化与企业利润率[J].经济研究(8):57-71.

注释:

1.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2.2014年10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实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

3.AmitiandDavis(2012)研究发现由于没有有效计算利润的测量方法,而有理论证明收益增加利润增加,因此作者在此使用收益的数据表示利润｡

4.分别在2015年6月､2016年1月､2017年1月､2017年12月和2018年7月连续五次下调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

5.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

6.东部省份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海南;东北省份为辽宁､吉林､黑龙江｡

李柔,岳云嵩,张鹏杨.进口竞争､成本加成及工资的影响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20,36(05):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