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形势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实践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已经作为时代课题被提上了议程。然而，其方向是什么？应具备何种理论特质？又如何体现中国特色？探寻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科学观的发轫，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和时代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观发轫的时代背景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创刊办学、著书译作、实践调查，开始有意识地引领社会科学发展，我国学术界在强化唯物史观认同的这一重要阶段也迎来了社会科学发展的草创时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此时如此热衷社会科学?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学术界的情况？其中唯物史观的传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科学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形成？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离不开对当时政治形势和思想界状况的历史考察。

（一）革命形势触发社会实际问题研究之兴起，我国迎来社会科学发展的初步繁荣时期

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思想界弥漫着各种社会变革方案，然而各改良实践探索的接连失败，宣告了知识分子寄希望于一种理论能把中国各种问题一下子全部解决的幻想破灭了。这时，苏俄胜利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了革命理论和革命现实之间的距离必须经过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彻底解决才能得以弥合。但是这些问题何以产生，又该如何解决，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仍然处于一个探索阶段。

五卅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共产党人继五四运动后再一次看到了群众联合的力量，进一步发觉中国革命必须要从社会维度中寻找依托，开始将革命动员的目标转向广大人民群众。“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破裂，对于中国革命现象此时已经到了不得不做一个彻底的分析和解答的时候了。整个学术界开始呈现出关注中国当时实际问题的倾向，广大知识分子开始从炽热的激情的爱国者转变成一个从实践中寻找革命问题之答案的充满理性精神的革命者，我国学术界迎来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初步繁荣时期。这一变化也为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供了条件和环境。正如德里克所言，“惟有在经过2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的发展，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问题的相关性之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兴趣才显著地高涨了起来”[1]。谭辅之也讲，“自一九二七而后，政治运动的路子碰了壁，于是有许多人就转到学术思想的路上来。的确，行动在先，而思想在后。及到加以思想、反思，则感觉做政治运动是离不了理论工作。这时又深深感觉到旧的理论……不堪使用，于是群起介绍新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一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的”[2]。于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开始蓬勃发展。此时，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思考如何动员广大人民，尤其是工农群众参加革命，另一方面分析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状况以制定正确的革命政策。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和城市工厂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现状，对中国基本国情逐渐有了科学而清晰的认知。社会科学研究开启了关注现实、回应现实、反思现实的崭新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人在参与和反思思想界论战过程中认清唯物史观之意义，强化以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问题的正确立场

正当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如火如荼地传播进程中，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爆发，双方争辩的论题实质上是包括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关系、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方式等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难题。而且，这场争论除了引发对当时各种社会政治改良方案的思考以外，至少也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应该避免空喊口号与理想，应在正确的立场上研究社会现实问题。随后，毛泽东等人在长沙组建了“问题研究会”，以讨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强调“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然在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重之问题”[3]。

1923年“科玄论战”则更为直接地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观和马克思主义观产生深刻影响。邓中夏在总结这一论战时讲：“总括起来，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4]陈独秀指出，张君劢举出的九个人生观，并非是完全“主观的”“自由意志的”，而“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这里的社会科学是“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5]351-352，其实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瞿秋白也谈了自己关于自由与必然的看法，认为“知道历史的必然，人的行动就更可以‘自由些’”，“只有否认历史的必然时，方才真正否认社会学，否认社会科学，而一切社会运动都成盲目的无意识的侥幸行动”[6]。这里的“社会学”“社会科学”也指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玄论战的重大意义就是使得共产党人把目光投向社会科学的同时，更加坚信唯物史观是一种变革社会的科学。1927年后我国思想界又展开了社会史论战，参与的学者有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学者、无党派人士、托陈取消派以及共产国际的成员，但是论战在哲学观点上“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在方法上“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7]。这时，唯物史观无疑开始成为当时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知识分子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经济形势、农村状况等问题的理论武器。1937年艾思奇回忆起之前20年以来的哲学界思潮时就指出，“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许许多多旧的文学者及研究家都一天一天的‘转变’起来”[8]。我国社会科学逐渐确立起以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问题的正确立场，这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

（三）中国共产党引领新兴社会科学运动，成立社会科学家联盟，标志着社会科学观正式形成

从1927年起，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李一氓、彭康等先后从日本回国，编辑出版《文化批判》《流沙》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以强烈的现实导向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理论，如《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彭康）、《艺术与社会生活》（冯乃超）、《科学的社会观》（朱镜我）、《社会革命底展开》（李铁声）等，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开始兴起。随后，新兴社会科学类书籍大量出版，除了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农民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即《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以外，还翻译出版了很多国外学者研究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苏俄情况的书籍。单是1929年就出版了160种新兴社会科学类书籍，“可以说是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这一年，单只社会科学丛书之刊行或计划”，“已经有了现代的社会科学丛书，南强的新社会科学丛书，北新的近代社会科学名著译丛，黎明的社会科学大纲，南华的苏俄研究小丛书……等等。其他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9]。

为支持和引导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继续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在1929年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后就着手创建一个团结党内外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它“高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号召一切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在中国革命走向高潮的形势下，根据革命的需要，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批判资产阶级，揭露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破坏革命，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使社会科学运动与政治斗争紧密的配合”[10]。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肩负为革命服务的时代使命的、具有强烈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宣言。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运动本身便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家的任务不只在理论上宣传，鼓吹，而同时应该参加实际斗争工作，换言之理论与行为应该合一”[11]。所以，当时“社联”的很多成员都到大学讲学，参加社会史论战，既推动了唯物史观在学术界的传播和认可，也起到了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作用。

总之，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观萌生于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中国矛盾、问题，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以寻找革命出路的迫切需要，也受益于当时整个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和普遍接受，在引领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过程中逐渐酝酿成型，而且一经产生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导向，对推动革命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观发轫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20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社会性质、人民群众力量、中国革命道路、农村经济状况等直接的问题。唯物史观的深入传播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因而促进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新发展。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社会科学观则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唯物史观认同，并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而形成的对社会科学主要领域的性质、任务、重要性等问题的总的观点和看法。当然，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文章当中所讲的“社会科学”具有两种含义。从广义上来说，社会科学则指的是与自然科学相对的研究社会现象、社会关系的各学科领域。从狭义上来讲，社会科学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即革命的科学的社会科学。因此，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科学观不仅包括甚至侧面上也相当于马克思主义观。

（一）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经过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深深地受到其科学观尤其是自然科学观的影响。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当中讲：“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12]512所以，社会科学也是科学，也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不论是思想界的论战，还是革命形势催生的对理论的急切需要，唯物史观在我国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它对社会科学的指导性作用，而且这一思想倾向绝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内部。胡适早在1919年就认识到，“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13]。俞秀松在1930年曾回忆道：“在上海生活的最初日子里，我认识了戴季陶（国民党的理论家）、沈玄庐等人。他们多方面帮助我了解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其中包括十月革命。我认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类摆脱压迫的唯一道路。有时我还去陈独秀处。”[14]可以说，当时以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强化社会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知的同时，也推动其马克思主义观走向深入。1920年，陈独秀指出，“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12]512。1922年他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又讲：“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是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5]177陈独秀此时仍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简单等同于对自然科学归纳法的挪用，但是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社会科学，及其对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具有指导意义的肯定十分关键。李达在这一问题上则论述得更为集中和明确。他在《社会学大纲》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当中，深刻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方法论指导意义，认为“只有当作科学的理论看的历史唯物论，才能成为方法论的理论，我们才能得到‘社会科学上的方法的理论’，才能得到‘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说明方法’”[15]。这一“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说明方法”可以指导我们“在社会的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正确关系上去理解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现象”；可以“在全体的关联上去理解各种社会的现象”；“在发展过程上去理解各种社会现象”[15]。

（二）社会科学是“救国的学术”

受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进路的影响，我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并未对社会科学产生足够的重视。1923年，恽代英开始呼吁多做些社会科学研究，认为“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假定社会是一个工厂，社会科学是工厂管理法”[16]388。1924年他在《再论学术与救国》中更是鲜明指出：社会科学是“救国的学术”，号召“要救国仍非研究救国的学术不可，从前那种凭直觉盲动，是太热心而没有结果的事”。“我以为要投身作救国运动的，应当对于救国的学术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功夫。我们决不只是发传单、打通电、开会、游行；闹了一阵，究竟闹不出甚么结果，便可以心满意足的，我们必须要研究”[16]446-447。

因此，难能可贵的就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边战斗边学习，边研究边教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积极探索，引导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与更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学术取得了重大进展，标志着我国现代学术的开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社会科学概论》（瞿秋白，1924）、《现代社会学》（瞿秋白，1924）、《史学要论》（李大钊，1924）、《社会进化史》（蔡和森，192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1925）、《现代社会科学》（李达，1926）、《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恽代英，1926）、《新政治学》（陈启修，1929）、《社会之基础知识》（李达，1929）、《国家论之基础知识》（邓初民，1929）、《新教育大纲》（杨贤江，1930）、《社会科学的研究》（施存统，1930）、《政治科学大纲》（邓初民，1931）等。毛泽东多次阅读李达所著《社会学大纲》，号召全党学习，称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指出要在此书中“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17]。因此，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社会科学，传播社会科学，用社会科学启蒙广大人民群众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行动，也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努力。

（三）调查研究是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面向现实就是要思考和回答革命现实问题。正如瞿秋白在1923年所指出的，“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18]9。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和优良传统。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等人就对我国社会阶级状况进行了考察，不断在广泛的社会调查中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自觉。毛泽东在1925年至1927年对我国农村现状和农民运动、社会各阶级特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发表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之关系》《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他指出除了教育党员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分析之外，还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他先后在广州、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编辑出版过《农民运动丛刊》。1930年至1933年间，又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认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于1930年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全面系统论述了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并号召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导下掌握调查研究方法。邓小平曾经评价道，“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20]114-115。

澎湃也是较早重视和实践农村调查的中国共产党人。1923年7月，他调查了海丰农民入会、离乡、职业状况等信息，制定统计表格。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后，澎湃担任主任，在授课过程中把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传授给学员，常常带领学员到农村进行调查实践。1924年11月，澎湃在广东广宁县开展了长达3个月的反对地主武装的斗争，在写给中国广东区委的报告中指出：“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21]1926年初，他完成了《海丰农民运动》，详细分析了农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受剥削的情况。可以说，随着调查研究工作的持续大规模开展，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已经开始酝酿形成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经过土地革命时期的积累和实践，到抗日战争时期逐渐走向成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理论的突出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观的重要方面和鲜明特色。

（四）革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必须自觉引领中国社会思想驶入正轨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具备基本的社会科学知识，正确领导革命斗争。瞿秋白在《新青年》新宣言当中讲，“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无产阶级……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18]9。1924年，他在上海夏令讲学会的讲稿中提到，“所以‘社会运动者’——阶级斗争的指导者，在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之中当然要具有真正的社会科学智识”[18]600。所以，经过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看清楚社会前途的人”[22]，要自觉指导中国思想界发展之正轨，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在这一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普及是至关重要的。1923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书店”，初期主要负责印行《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及《中国青年》周刊等。“1925年，上海书店的出版发行工作迅速发展。这一年出版的新书，除了列宁著、李春蕃（柯伯年）译的‘帝国主义浅说’，还有‘向导丛书’和‘中国青年社丛书’。‘中国青年社丛书’有6种：《将来之妇女》（张秋人译）、《唯物史观》（中国青年社编）、《马克思主义浅说》（一峰、辟世合编）、《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萧楚女的《显微镜下的醒狮派》和钟恭的《青年工人问题》。‘向导丛书’有4种：《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论北伐》”[23]。除此之外，还有一批经济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类的新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的教育普及工作。1923年，国共合作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任弼时、杨贤江、彭述之、郑超麟等中国共产党人亲自任教并编写讲义。其社会学系课程独树一帜，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课程。瞿秋白指出上大社会学课程的必要性：“以这等简单的头脑（连社会现象的名称都不完全的），去研究这种复杂的对象——连这对象是什么都不知道——怎能不起恐慌呢？”[18]127他编写的课程讲义（即《现代社会学》），也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科书。此外，中国共产党人还创办了一些讲学会，讲授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等，在当时对引导群众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唤醒群众的革命意识、动员群众革命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观发轫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启示

社会科学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观的发轫，其旨趣就在理论掌握群众和动员革命。揭示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观的发轫历程，对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历史规定性，研究和回答我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必要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独创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4]。这是被历史证明和选择的正确方向。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以人类解放为斗争目标，将社会科学主要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唯物史观，进而认识到社会科学所具有的巨大革命动员作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曾经走过弯路。20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开始展开，很多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具体社会科学系科、专业一度被取消或合并，没有区分好指导思想与具体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从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代替具体社会科学的研究，这对于社会学、政治学等具体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来说无疑是无益的。

马克思主义可以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搜集资料的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框架，但绝不是可以套用的工具，更不能代替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5]。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20]180-181。经过40多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不断加快，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在课程体系、教材编写、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广大理论工作者要处理好指导思想和具体研究之间的关系，继续坚定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追求，为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而共同努力。

（二）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

问题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鲜明特色。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呢？毛泽东的论证一语中的：“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26]简而言之，问题是事物矛盾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抓住问题才能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正确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同样，只有认真解决了时代问题，社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对于指引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能否精准发现和合理解决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是衡量其理论思维水平和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指标。

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观就源自于对当时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解答。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27]。1923年《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明确强调要用社会科学武装广大劳动群众，各地有条件有可能的话，还可以组织建设社会科学的研究会。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也指出，“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28]。再以1936年作为单形本出版的《大众哲学》为例，艾思奇撰写此书的初衷是从世界观上唤醒和动员人民进行革命。中国到底向何处去？哪种理论可以救中国？改良还是彻底革命？谁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面临革命的各种问题，始终在剖析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前进，在前进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真正体现了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同样，今天哲学社会科学要继续保持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就必须在回应和解决我国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上下功夫。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敏锐地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鉴于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真切地关注和研究真实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现实问题，努力把学术成果写在中国大地上。

（三）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何以体现中国特色，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科学的进程中寻找历史依据。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的调查研究活动，遵循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规律，再将其应用于新的实践，从而得到检验。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29]。因此，调查研究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实践活动，而且在调查活动进行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新的问题，不论是与以往认知相符还是始料不及，都是认识深化所必须经历的过程，都会推动理论上的创新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善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优势。哲学社会科学来源于人民和生活，也必将在生动的实践中得到发展。这是哲学社会科学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永葆生命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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