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人们对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整体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民生水平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各地政府也不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逐渐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保障水平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其中,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对国民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三部分组成的医疗保险体系,初步形成了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等三部分的养老保险体系。截至2018年末,我国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达13.4452亿人,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9.42亿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进一步增加,社会的整体保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幸福感作为反映民生福祉的重要指标,学术界也开始慢慢重视对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但是,个人的幸福感较为主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健康、收入、户籍、政治面貌等)、家庭规模、社会保障、政府质量、社会制度等。那么,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会对国民幸福感产生怎样的影响?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程度如何?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城乡居民,东、中、西部地区以及不同的收入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研究结论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险体系和提升居民幸福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梳理相关成果,虽然国内外的学者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是基于个人保障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特别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两大主要险种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本文运用CGSS2015调查数据,采用OrderedProbit和OrderedLogit两种方法进行参数估计,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社会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近二十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幸福感与个体因素、经济增长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保障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

幸福感较为主观,居民个体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现有较多研究也集中于这个方向。现有研究显示,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健康、宗教信仰等因素会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社会整体经济增长水平会显著影响幸福感,其中较有影响的成果是“Easterlin悖论”,Easterlin(2001)研究了美国1995年、1997年和2001年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发现: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收入水平可能有大幅度增长,但是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之上升,[1]国内学者官皓(2010)也得出相似的结论。[2]随后,Ferreri-Carbonell(2005)研究指出,相对收入会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对低收入人群而言,自身收入水平与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会降低主观幸福感,而对高收入人群而言,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就不太显著。[3]在宏观的角度,Dolan(2008)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居民个人和家庭特征(性别、年龄、婚姻情况等)之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收入差距、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对居民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4]对于中国居民来说,婚姻、健康、性别和年龄等个体特征都会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汤凤林和甘行琼,2013)。[5]Graham(2008)研究提出,在中国教育程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因户籍存在差异,生活在城市受过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抑郁,而生活在农村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自己当前生活更满意,也不太可能出现抑郁的精神状况。[6]张再生和达娃(2018)的研究指出,宗教信仰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相比,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幸福感更高。[7]

除了个体因素以外,社会发展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也较大。社会发展水平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有民生因素(社会治安、住房状况、社会保障)、政治因素(公共政策、政府绩效、民主参与)、自然环境因素(空气质量、环境卫生)等。这方面的现有研究比较多,例如,李涛等(2011)研究发现,住房所有权仍然是决定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住房可以抵御经济困难,得到收入回报,提供经济安全,拥有住房对幸福感有正效应;[8]陈刚、李树(2012)从社会发展水平的视角出发进行了研究,显示政府质量(包括政府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和财产权利保护)影响居民幸福感,并且政府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远远高于经济增长;[9]Ram(2009)的研究发现,政府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显著,政府支出项目中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国防建设等公共物品都能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10]社会公平也是影响个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继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之后,有学者开始提出收入不公平也会影响幸福感,并且是通过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进而影响幸福感(胡洪曙、鲁元平,2016)[11]。

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在保障国民生活质量、规避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郑功成(2004)的研究认为,社会保障是解除劳动者后顾之忧并提升其安全预期的不可替代的手段,而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可以极大地降低国民生活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国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增加国民的安全感。[12]反之,如果社会保险缺失,家庭生活保障受到影响,个人幸福感也难以提升(Zhao,2017)[13]。虽然收入分配不公平带来的“相对剥夺感”会降低国民的幸福感(Alesinaetal.,2004;Brockmannetal.,2008;孙计领,2016)[14,15,16],而社会保险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机制来改善民生,降低不公平感从而提升国民的幸福感(阳义南、章上峰,2016)[17]。

在所有社会保险项目中,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刘瑜,2015)[18]。参加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但因户籍不同存在差异(杨秀丽、谢文娜,2018)[19]。张子豪、谭燕芝(2018)的研究也发现,社会保险覆盖面会显著影响国民幸福感,社会保险中的五大分类保险与国民幸福感均显著正相关,但是是失业保险与生育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相对较小。[20]杜欣荣(2016)的研究也显示,购买工伤保险能提升居民幸福感,而购买失业保险对提升居民幸福感则没有作用。[21]另外,有学者关注老年人的社会保险幸福感,亓寿伟、周少甫(2010)采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但对城镇老年人目前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积极影响。[22]冯诗杰、李宪等(2014)使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微观数据研究后发现,医疗保险对城镇老年人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23]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基本上是对某一种保险或某一特定群体对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少,其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文将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将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首先,将国民幸福感的视角延伸到社会保险层面,同时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同时纳入社会保险变量,研究社会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其次,通过对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边际效应估计,来比较它们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关系;最后,由于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户籍分立制度,东、中和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明显,以及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差距,因此,本文还将通过城乡差异、地区之间、收入分层,来检验社会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异质性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度调查问卷,该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联合调查所得,数据处理及建模过程均借助于Stata13.0来实现。CGSS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其抽样方案采用了PPS随机抽样,抽样过程密切关注初访样本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调查涵盖了中国28个省(市/区)的农村和城市,共完成有效问卷10968份。问卷内容涵盖了个人、家庭、社区等多个层面,是国内学者公认的比较权威的微观调查数据。鉴于本文研究的是社会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删除了社会保险参与情况、主观幸福感和控制变量有缺失值的个体以及极端值,最终得到了包含8482个观测值的基准样本。

(二)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国民幸福感,幸福感是人们根据自身状况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它是一种主观感受,一般将其划分为几个不同等级,调查对象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CGSS2015关于居民幸福感的问题为:“总得说来,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选项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与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5个层次,为了开展后期的实证分析,本文将其依次赋值为1-5,分别对应以上五种回答。在剔除了缺失值及极端值之后,回答从“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的受访者比例依次为1.08%、5.82%、14.36%、60.93%和17.80%。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与情况。CGSS2015中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调查是通过询问“是否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和“是否参加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两个问题来进行的,选项分别有“参加了”“没有参加”和“不适用”,根据本研究需要剔除了“不适用”的样本,由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加情况生成虚拟变量,1表示参加,0表示未参加。由表2可知,参加社会保险的均值为0.94,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达到94%;其中参加医疗保险的均值为0.92,参加养老保险的均值为0.72,可以看出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高于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3.控制变量

研究表明,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众多。参考现有文献中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本文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家庭层面和社会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健康状况、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宗教、工作、收入等个体变量。家庭层面主要涉及家庭人口数。社会层面主要包括:收入是否合理、社会是否公平、阶层认同。变量的符号及说明如下表1所示。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2所示。Happiness的均值为3.86,说明我国国民的总体幸福感水平比较高。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满足。insurance的均值为0.94,表明社会保险的覆盖率比较高,绝大多数国民参加了社会保险。medical、pension的均值分别为0.92和0.72,说明我国国民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高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面覆盖,然而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72%。从中可看出,和养老保险相比,我国国民更重视医疗保险。

(四)模型构建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社会保险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其中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国民幸福感是一组分类的排序数据。因此,本文采用OrderedProbit和OrderedLogit进行计量分析,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公式1

公式2

表1变量的定义及说明

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被解释变量Happiness表示国民的幸福感,取值范围为[1,5];(1)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为insurance,表示国民参加社会保险情况;(2)式中的核心解释变量medical、pension分别表示社会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Xi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εi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基础回归结果

表3汇报了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比较OrderedProbit模型和OrderedLogit模型的回归系数可知,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显著性、符号完全一致,说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1)列和(3)列表明,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核心解释变量社会保险在1%显著水平下正向影响国民幸福感。这表明,社会保险是影响国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和未参加社会保险的人相比,参加社会保险的人的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从(2)列和(4)列的回归结果可知,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能显著提升国民幸福水平,但是医疗保险在显著性水平与偏回归系数上要高于养老保险,说明医疗保险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水平要高于养老保险。对此的解释是:首先,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大于养老保险,从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可以看出,有92%的居民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而参加养老保险的居民占比72%;其次,在生活中人们更重视医疗保险,因为健康问题贯穿人的一生中,它是人们革命的本钱,而养老保险仅仅在人们老年生活时才发挥作用。

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宗教、收入的估计结果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与女性相比,男性的主观幸福感相对更低,原因可能在于在我国男性承受的压力普遍大于女性;年龄与幸福感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在某一年龄拐点之前,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降低,超过年龄拐点之后,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提升;健康状况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教育程度与居民的幸福感不相关;和非党员相比,党员身份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有伴侣的居民相对单身或离异的居民而言拥有更高的幸福感;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幸福感更高;非农工作的居民幸福感更低,可能的原因是非农工作的居民承受的工作压力更大;收入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家庭层面的家庭人口数回归中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家庭规模越大,居民幸福感越强。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中,居民认为当前收入越合理,幸福感水平越高;居民认为当前社会越公平,幸福感水平越高;和阶层认同低的居民相比,阶层认同高的居民的幸福感水平更高。为了控制地区差异,回归中还加入了地区虚拟变量。

(二)边际效应分析

由于OrderedProbit模型和OrderedLogit模型的参数含义不是非常直观,表3中的结果只能从显著性和参数符号方面给出有限的信息。因此,我们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回归,通过对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边际效应估计来比较它们对国民幸福感影响差异。从表4中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边际效果来看,参加医疗保险使国民感到“非常不幸福”的概率下降0.4%,感到“比较不幸福”的概率下降1.4%,感到“说不上幸福与不幸福”的概率下降2.2%,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提高了0.3%和3.6%;参加养老保险使国民感到“非常不幸福”的概率下降0.1%,感到“比较不幸福”的概率下降0.5%,感到“说不上幸福与不幸福”的概率下降0.8%,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提高了0.1%和1.4%。从边际效应也可以死看出,和养老保险相比,医疗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更加显著,更能提高国民的主观幸福感。

(三)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社会保险对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本文按照不同标准将全样本分成不同群体,研究社会保险对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首先,按照CGSS2015中的问卷类型将全样本分为城市和农村2个子样本;其次,根据经济发达程度划分地域,将全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等3个子样本;最后,根据受访者家庭年人均收入将其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等3个子样本。分别对以上样本进行回归,评估社会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1.城乡差异

通过对城乡异质性分析发现,参加社会保险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会正向影响国民幸福感,但是在显著性和系数上城市明显高于农村,说明和农村居民相比,参加社会保险的城市居民幸福感更高。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均能正向影响幸福感,但是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居民参与的社会医疗保险主要是新农合,但城市居民参与的社会医疗保险种类多于农村,且保障水平更高,因而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然而,养老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城市居民中不显著,在农村居民中仍然显著。具体结果见下表5。

2.地区差异

通过对地区的异质性分析后发现,参加社会保险提升国民幸福感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并且参加社会保险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效果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相对中西部而言,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人们可以享受更多的社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因而幸福感水平更高。医疗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养老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只在中部地区显著。具体结果见下表6。

表3社会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表4变社会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对国民幸福感影响的边际效果

表5社会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城乡分组

3.收入差异

按照家庭人均收入排序,将低于20%分界点6000元的划入低收入群体,将高于80%分界点36000元的划入高收入群体,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进行回归。2回归结果表明,参加社会保险提升国民幸福感的程度低收入>高收入>中等收入。医疗保险的幸福效应在低收入居民中不显著,养老保险的幸福效应只在中等收入中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对于低收入居民而言,制约幸福感提高的因素有很多,收入水平仍然是重要的因素。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以后,人们更重视还未得到满足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具体结果见下表7。

五、结论和建议

社会保险在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当把如何增进民生福祉作为社会保障体系设计的新目标,以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文章运用CGSS2015调查数据,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作为代表性研究对象,来评估社会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加社会保险的确能够显著提升国民幸福感,但从边际效应来看,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社会保险以及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在城乡居民,东、中、西部地区以及收入之间存在差异。

上述结论对于我国制定以幸福感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首先,

国家应该提升社会保险在全体国民中的覆盖率,尤其是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切实发挥社会保险在国民生活中的保障作用,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制定差异化的参保率和缴费金额,财政支出也可在社会保障方面加大投入,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国民幸福感;其次,针对城乡居民、不同收入等级、不同地区居民制定不同的社会保险计划,让所有国民尤其是弱势群体也能享受经济发展的结果,为国民创造有保障的幸福生活,从而从整体上提升国民幸福感;最后,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项目,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使社会保障项目满足国民生活中多元化的需求。

表6社会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东、中、西部分组

表7社会保险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收入分组

参考文献：

[2]官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J].南开经济研究,2010(5):56-70.

[5]汤凤林,甘行琼.中国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24):87-90.

[7]张再生,达娃.宗教信仰､社会支持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J].世界宗教文化,2018(3):83-87.

[8]李涛,史宇鹏,陈斌开.住房与幸福: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J].经济研究,2011(9):69-82+160.

[9]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2(8):55-67.

[11]胡洪曙,鲁元平.收入不平等､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2(11):41-56.

[12]郑功成.中国民生的两大主题:社会保障与促进就业[J].理论探讨,2004(5):47-49.

[16]孙计领.收入不平等､分配公平感与幸福[J].经济学家,2016(1):42-49.

[17]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J].金融研究,2016(8):34-50.

[18]刘瑜.社会保障制度的幸福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15(6):92-94.

[19]杨秀丽,谢文娜.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分析[J].世界农业,2018(10):94-101+123.

[20]张子豪､谭燕芝.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感[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8(3):116-128.

[21]杜欣荣.购买保险能提高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分析[J].南方金融,2016(4):73-80.

[22]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公共管理学报,2010(1):100-107+127-128.

[23]冯诗杰､李宪､袁正.医疗保险与城镇老年人幸福感[J].消费经济,2014(2):84-89.

展凯,谭常梅.社会保险和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20,29(08):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