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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土壤”说与胃癌的发生、发展

2024-05-13 1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种子-土壤”说的核心观点为癌症发生具有三个要素：基因、环境和癌，可分别形象地认识为种子、土壤和癌肿(毒草)。在中医理论中，就有“土爰稼穑”的概念，并且脾胃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就以“土”性居后天之本的重要位置。同时，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医体质与人体致病、治疗与预后密切相关。中医辨证论治可通过对“土壤”偏性及偏颇体质的整体调整，杜绝“种子”的生长发育，从本质上干预胃癌的发生。将中医辨证论治与“种子-土壤”说原理相结合，通过改变“土壤”环境，以辨证论治为法，以扶正祛邪为治则，以阴阳平衡为目标，可达到纠正“土壤”偏性、祛除病理产物的效果。

关键词：
“种子-土壤”说
中医体质;
异质性
胃府
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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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我国胃癌的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约占全球的四至五成[1],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我国分列恶性肿瘤的第4位和第3位[2],严重危害我国居民的生命健康。胃癌在我国不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且具有跨地理区域大量变异的异质性[3,4]。其治疗仍以多学科的综合治疗为主。而中西医结合防治胃癌，是我国医治胃癌的优点和特色。本文通过以癌症“种子土壤说”结合中医理论，阐释胃府及体质与胃癌的相关性，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胃癌提供依据。

1、胃癌之“种子-土壤”说

“种子-土壤”学说最先被Paget于1989年针对肿瘤转移而提出[5]。王玉洁等[6]在此基础上提出“种子土壤说”,认为其在某种意义上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原理类似，将原位癌基因的存在及被激活的内环境，以及分化增殖需要的靶向器官的内环境概括为三要素：基因、环境和癌，并形象地以种子、土壤和癌肿喻之。

胃癌是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其胃癌新发病例率超过70%,其中一半集中于亚洲东部，以中国为主[7]。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患病率和当地流行的基因型高度致癌性在中国具有特别的病原学意义，并与地域差异有关[8,9]。EB病毒感染是胃癌发生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与部分胃癌的发生呈高度相关性，其在肿瘤发生之前就已建立，并在肿瘤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得到维持，EBV感染者胃癌发病率约为非感染者的4倍[10,11]。其他环境因素如生活方式、饮食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在胃癌的发生中同样发挥了作用[12]。

根据胃癌发生发展的症状和特点，可将其归属于中医学的“噎膈”“积聚”“胃脘痛”等范畴。中医古籍虽无“胃癌”病名的记载，但中医学对其症状、病因病机有着悠久且深刻的认识和研究。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对本病的论述，《素问·通评虚实论》曰：“隔塞闭绝，上下不通。”《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曰：“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对“胃反”亦有描述：“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食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这也与胃癌症状相似。胃癌的中医辨证分型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肿瘤中医诊疗指南》[13]将胃癌分为肝气犯胃证、胃热伤阴证、气滞血瘀证、痰湿凝结证、脾胃虚寒证、气血亏虚证六个证型。在此基础上，张玉等[14]通过整理文献，将众多医家对胃癌中医证型的分型进行总结分析，认为胃癌以脾胃虚寒型、肝胃不和型、瘀毒内阻型、气血双亏型、胃热伤阴型、痰湿凝结型、脾肾阳虚型、气阴两虚型八型常见。基本病机可概括为“正虚邪盛”,以脾胃之气、血、阴、阳为正虚，以气滞、血瘀、痰湿为邪盛，以上诸因素共同作用，引起内环境失调，诱发细胞癌变，促进癌细胞的生长[15,16]。

2、胃癌土壤与胃府

胃癌的产生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胃府失职导致“内环境”失衡，进而导致“偏态”环境产生；另一方面是由于胃府失职进而产生的病理因素如痰浊、邪毒、瘀滞而化生肿瘤。此二者互为因果，使胃癌最终产生。

2.1 土壤之偏性

情志、饮食习惯对胃府的影响最为关键。情志之于胃的影响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九痛叙论》对胃痛的论述：“若五脏内动，汨以七情，则其气痞结，聚于中脘，气与血搏，发为疼痛。”可见异常情志刺激可引起胃府气机痞结，气血相搏，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张素香等[17]的研究也表明，负性情绪会提高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感染幽门螺杆菌又会增加原发性胃癌发生的风险，促进原发性胃癌患者体内癌细胞的增殖。饮食之于胃的影响如《灵枢·小针解》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胃肠。”长期偏食、嗜食等不良的饮食习惯损伤脾胃气、血、阴、阳，使疾病发于胃肠。众多研究表明，长期高盐饮食会导致患胃癌的风险显著增加[18,19,20]。

在以上因素的长期作用下，终致胃府失其职，胃府的失职进而导致土壤“内环境”偏性的产生。《脾胃总论》记载：“六腑为阳，而司阴气以主升，而气必得水而后生，故欲生六腑之气，以胃中津液为本；胃无液，则六腑之源绝，而不能生气。”对中医而言，“偏性”环境为“气”“液”的失衡，“气”为阳，“液”为阴，正所谓“阳化气，阴成形”。阳不足而阴无以化生，脏腑不得气血荣养，日久胃府气衰，失于气的推动、温煦，则引起寒凝、痰浊、瘀血等有形之邪的产生。失于气的防御固护，毒邪侵入则引起胃中菌群失调，继而发生感染[21]。如幽门螺杆菌感染后，由于炎症的持续存在及黏膜损伤，此时胃内环境有利于多种细菌的定植，加速病变的进展，增加胃癌的患病风险[22,23]。而幽门螺杆菌感染后引起的腺体萎缩，会引起胃酸分泌减少和胃pH的变化，影响无机离子吸收而导致铁的缺乏。内在因素的丧失会影响维生素B12的吸收性和缺铁性贫血的发展[24,25,26],而铁的缺陷进一步选择了主要是CGAA阳性和/或VACA-阳性菌株的群体，创造了肿瘤产生的原生态环境[27]。

2.2 土壤之邪毒

《医经原旨》言：“夫阴清而阳浊，浊者有清，清者有浊。气之大别，清者上注于肺，浊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气上出于口，肺之浊气下注于经，内积于海。”胃府失职则清阳不升、浊阴不下。孙涛等[28]提出，浊阴可影响微循环。脾气亏虚，胃阴不足，加之饮食肥甘、过度劳累等诱因进而造成水液停滞，水液阻滞日久，郁而化热，炼液成痰，化生痰浊。痰浊黏腻厚重，污染胃部组织，改变正常微血管和淋巴管的走向，导致胃黏膜局部内环境的紊乱而出现CAG、IM、DIS的改变，为肿瘤的生长与扩散建立了有利条件。

3、胃癌种子与体质

种子指的是癌症的致病基因，或者是正常的基因产生突变而成的致病基因[6]。西医针对血清肿瘤标志物的不断研究，对于胃癌遗传基因的准确定位有着巨大的优势。中医并无基因之类的微观概念，但如张景岳言：“当识因人因证之辨。盖人者也，证者，标也。证随人见，成效所由，故当以人为先，因证次之。”体质是由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体特质，不同的体质一定程度上影响所患疾病的性质。吴成亚等[29]提出，筛选胃癌特定人群是提高中医药防治胃癌疗效水平的重要前提。胃癌特定人群的筛选则依靠两个原则：一是体质偏颇是胃癌患者的基本特征，二是体质与胃癌证型具有相关性。正如《灵枢·五变》言：“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于人乎!”以木喻人，形象地说明体质因素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

胃癌的发生是一种体质性的变化过程，也就是“种子”的“成长过程”。多项中医体质类型与胃癌前病变、胃癌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相较于平和质，偏颇体质者更易患病[30,31]。王俊丽等[32]认为，偏颇体质可直接或间接引起胃癌前病变的发生。《丹溪治法心要》提出“肥人湿多，瘦人火多”,说明偏颇体质易于形成“土壤”的偏态环境，如此可为“种子”的成长创造适宜的环境。张向农等[33]在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胃癌患者体质以气虚、阳虚、气郁为基本特征，在此三者偏颇体质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痰湿、血瘀、阴虚的复合体质。郭秋均[34]在对85例Ⅲ期胃肠癌术后患者中西医结合治疗及预后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医体质与肿瘤组织病理发展、复发、生存等紧密相关。综上，偏颇体质类型的不同会影响与之相关的中医证候类型的变化，在“种子”成长过程中生成与体质作用相关的病理产物。

4、“种子-土壤”说指导胃癌的防治

近年来，胃癌的易发群体呈现年轻化的趋势[35],对于易发群体的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是胃癌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种子-土壤”说与中医的有机结合将发挥其独特优势。

4.1 “种子-土壤”说在胃癌预防中的应用

所有癌症都重在预防，胃癌也是如此。胃癌“种子”并不一定使人体罹患本病，更多是提高人体的易感性。例如，与无胃癌家族史的个体相比，有家族史的个体更易感染幽门螺杆菌，而既有家族史又感染幽门螺杆菌则会增加个体患胃癌的风险。有胃癌“种子”的加持，“土壤”环境的改变才是导致患病的主要因素，个体的饮食不节、长期不良情绪刺激以及与致癌理化生物因素的直接接触都会导致人体内环境的改变，使“种子”终成“毒草”(癌种)[36]。西医在识别胃癌“种子”方面有着长足的优势，通过对基因的检测、危险因素的评估，可甄别出胃癌的高危人群[37]。结合中医的“四诊”和“辨证”,可了解“土壤”状态的改变，即人体环境是否利于胃癌致病基因的“着床”和胃癌的发生发展，再通过辨证论治及时对“土壤”进行调理，以达到“阴平阳秘”“邪不可干”的状态。

4.2 “种子-土壤”说在胃癌治疗中的应用

目前，胃癌的确诊主要通过西医的影像学诊断和病理学诊断；中医则是运用“四诊”收集信息，再通过“辨证”对人体当下的状态作出判断。西医通过基因检测、肿瘤标志物检测发现胃癌“种子”,通过影像学定位“毒草”,中医则具备诊断“土壤”环境的独特优势[6]。西医长于消除形态学上的癌种，中医擅长纠正滋生癌种的偏性“土壤”。针对达到手术标准且具备手术条件的胃癌患者，首选治疗方式通常为手术及放疗、化疗，术后配合中医整体调理可以改善“土壤”环境，降低放疗、化疗后的不良反应，以及从本质上降低胃癌复发、转移的概率。针对尚未形成癌肿实体，但肿瘤标志物升高以及良性肿瘤有恶化趋势的患者，中医辨证论治可通过对“土壤”偏性及偏颇体质的整体调整，杜绝“种子”的生长发展，从本质上干预胃癌的发生。中医的辨证论治与“种子-土壤说”原理相结合，通过改变“土壤”环境，以辨证论治为法，以扶正祛邪为治则，以“阴阳平衡”为目标，达到纠正“土壤”偏性、祛除病理产物的效果。

胃癌是以正虚为本的本虚标实之病，就土壤偏性及体质偏颇而言，治疗上本虚则需“扶正”,标实则需“祛邪”,两者相辅相成[38]。对于胃癌前病变，本虚为脾胃虚弱，标实为气滞、痰湿、血瘀，治疗上中医多以健脾益气、滋阴养液和活血化瘀等法施治[39]。对于中晚期胃癌，正气虚损更甚，病理产物的发展进一步损耗正气，进入恶性循环，治疗上需要扶正与祛邪同治，以扶正为主，注重整体调治，多选用益气养阴、清解癌毒及化瘀消滞之品，本阶段的治疗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突出优势[40]。柳春等[41]利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软件等软件系统，对药物使用情况、使用频次及配伍等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胃癌治疗用药多选用白术、茯苓、甘草、党参、陈皮、半夏等，六君子汤为核心处方用药，症状中以体虚乏力、食少、腹胀最常见，表明胃癌的核心病机以脾虚为主，脾虚贯穿胃癌发生发展的全过程[42],符合古代及现代医家“正气虚损为胃癌发生主要病机”的观点。而对于胃癌形成的痰浊、血瘀、气血阴阳亏虚、宿食、癌毒，则以化痰祛浊、活血化瘀、调和阴阳、补益气血、消食导滞、祛邪解毒类药物兼以治疗。胃癌治疗用药整体须符合《脾胃论》中所言“戊湿，其本气平，其兼气，温凉寒热，在人以胃应之”。

5、结语

癌症的“种子-土壤”说体现了西医和中医在癌症认识上的融合趋势[43]。其理论对于胃癌而言，更加体现了中医“援物比类”“审因求证”的思维特色。也可以看出，跨学科思维对于医学思维模式的建立有着突破性的指导意义。中医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不仅需要对经典深思和挖掘，同时还需要与时俱进，如此才能在面临现代重大疾病的挑战下，不断发挥中医独特的优势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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