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人文社会学科的“空间转向”成就了空间叙事学的兴起。在文学研究的“空间化”视野中，空间叙事学重在考察文学作品中空间书写的文本结构、象征意义、社会属性和文化内涵。文学作品建构的空间类型（如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生存空间、文本空间、精神空间等）多种多样，它们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共同完成对小说主旨的呈现。运用空间叙事学理论分析文学作品中不同空间的建构及其意义，可以为我们理解叙事作品的情节发展、人物形象以及多重主题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

威廉·福克纳一生著作颇丰，其作品绝大多数故事都发生在作家虚构的位于美国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因此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YoknapatawphaSaga）。这些故事通过对当地贵族几代人生活的记录，集中反映了南方各阶层人物一个世纪以来的命运起伏，深刻地揭露了社会变革时期当地人典型的心理状态，真切地再现了一幅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发表于1930年，是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代表作品之一。主人公艾米丽小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格里尔森家，受父亲的严苛管教年近三十仍待字闺中。父亲去世后艾米丽与来自北方的荷默高调恋爱，遭弃后将后者毒杀并与其尸骨共眠40年直至去世。小说中鲜明的人物形象及深刻而复杂的思想内涵历来备受读者瞩目。学界对《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哥特风格和艾米丽的女性形象塑造等进行了诸多探索，但从空间叙事和伦理维度对该作品进行的研究为数不多。本文基于空间叙事和文学伦理学相关理论，从社会空间、地志空间、文本空间三个维度考察并分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独特的历史背景、情节布局、叙事策略以及由此产生的空间叙事效果，挖掘作品空间叙事的美学特质，进而揭示作品蕴含的伦理价值。

一、社会空间：作为呈现作品题旨的空间建构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指出空间是一个能够衍生出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场所，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性的产品，是各种社会关系赖以存在的场所[1]。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必然会有意或无意地将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风貌呈现于文本之中，从而影响作品中社会空间的建构。社会空间在文学空间叙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福克纳生活的时代正值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南方社会经历的重大社会变革时期。作家见证了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南方传统社会受到北方工业文化侵袭后日趋瓦解的过程，他的思想由此被打上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烙印。在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福克纳详尽地记录了美国南方社会不同文化传统相互碰撞带来的文化冲击，展现了南方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凄凉与苦楚，表达了他对南方社会深深的眷恋与怀念。

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小镇、药店、汽车间、马车等不仅仅是作品中人物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和工具，显示出相应的时代气息，更是福克纳表现情感和题旨的重要手段，成为作品中社会空间建构的重要元素。作品开篇的叙述就提到了“倒下的纪念碑”“19世纪70年代的格里尔森老宅”“汽车间和轧棉机”“棉花车和汽油泵”“一排排在南北战争中阵亡的南方和北方的五名军人墓”“黑奴托比”等等，这些意象都带有内战时期美国南方社会文化的烙印，是南方旧传统的象征，带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在空间叙事学的审美视域中，这些意象无一不在昭示着故事所属的社会历史时空。根据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叙事作品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同任何社会一样具有身份和主体性。“社会空间具有建构力量，能够影响、制约社会和人们的行为和存在，是一个无限开放并且充满了各种矛盾的过程，是各种力量形成对抗的场所”[1]85-88。作为内战前美国南方社会中贵族、种植园主的代表，艾米丽深受南方传统道德准则的影响，外表娇小可人，内心桀骜不驯，与世隔绝，渴望爱情和婚姻。荷默则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北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其身上凝聚着北方新兴社会空间的要素，高大黝黑又精明强干，四处游走，向往自由和体验。很明显，南方贵族小姐艾米丽与北方修路工人荷默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南方的旧秩序日趋瓦解，而北方的新制度势不可挡，来自不同社会空间的两个主人公注定不能和谐共处。毒杀荷默与其尸骨同眠，体现出的正是身处南方社会空间、长期以来遭受旧秩序浸染的艾米丽对时代变革后自我身份的抗拒以及试图摆脱束缚的努力；更是凸显出战后南方旧传统与北方新秩序的对抗，暗示了农业社会同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空间冲突”；也进一步体现出战后以杰斐逊镇为代表的美国南方社会空间中社会关系的重组以及道德体系的重建过程。

社会空间不仅是作品情节存在的物理维度，也是特定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福克纳成功地将自己身处的社会空间融入到了对《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社会空间建构当中，换句话说，福克纳将《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社会空间扩展到了作品之外，与现实的社会空间相呼应，构成了一种互文，揭示出该作品的内在题旨和深刻寓意。活着的时候，艾米丽是“一个传统的化身，一个义务的象征”，她因曾享有免税的特权而拒绝纳税、拒绝钉门牌号、拒绝设邮件箱，谋杀荷默以拒绝后者对她的背叛，甚至以隐遁的方式拒绝时间的流逝……然而，她最终还是作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从社会空间的视角来看，南方传统的行将消逝是历史的必然。艾米丽的去世正是南方传统社会空间日益坍塌的现实隐喻。作品对两种不同社会空间的构建与对照揭示了历史大潮中两个不同时代、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是“生”与“死”的对话、“过去”与“现在”的交锋、传统与变革的张力、南方社会空间与北方社会空间对抗的象征，而这恰恰是艾米丽与荷默的爱情悲剧的根源，更是以艾米丽为代表的南方人悲剧的根源。总之，《献给艾米丽的玫瑰》通过对杰斐逊小镇和格里尔森老宅的“空间特质”和“空间冲突”的呈现，塑造了蕴涵不同价值和文化观念的人物形象，向读者提供了了解该作品创作背景、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情的窗口，同时也展示了身份、历史、文化等要素重要的空间建构作用，不仅呈现出作品题旨，还成为读者理解和思考作品特定文化背景与社会特征的重要途径。

二、地志空间：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空间建构

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空间叙事理论》（TowardsaTheoryofSpaceinNarrative）提出了“地志空间”的概念[2]。地志空间是静态的实体空间，既指一系列对立的空间概念，又可以指人或物所存在的物质空间。文学作品的地志空间叙事不仅指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构造，也是对空间现象的理解和阐述。

文学创作与地理是相互交融的。如同哈代的“威塞克斯”，“约克纳帕塔法”也是源于福克纳个人的地志空间体验，其中蕴含着特定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福克纳生于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庄园主后代的家庭，不久后迁居到不远处的奥克斯福德镇。除了偶有短期出访经历外，福克纳一生基本都在奥克斯福德镇度过。与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其他作品一样，《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故事背景被置于美国密西西比州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这是福克纳以家乡为原型虚构的一个自然地志空间。在这个特定的地志空间中，福克纳记录了内战后南方贵族世家的荣辱兴衰，展现了战后美国南方社会近百年来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和演变历程。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约克纳帕塔法县作为自然地志空间首先成为了一种历史与时间的标识。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不是一面单独的透镜或镜子折射或反射外部世界”[3]，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地点绝非仅仅是对现实物理空间的单纯描写和再现，同时也是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杰斐逊镇”是《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故事情节发生的特定场地，也是凝聚着战后南方人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特定场域。因此，作品对杰斐逊镇这一自然地志空间的设置同时也意味着实现了对人文地志空间的建构，而这一人文地志空间反映了生活在杰斐逊镇的南方贵族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命运起伏和精神彷徨，艾米丽小姐为其中典型代表。

在《空间诗学》中，巴什拉探讨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对大到房屋以及小到抽屉、窝巢、角落等空间作出了具体的描述，指出家宅是叙事作品中最为重要的空间意象[4]。巴什拉的观点表明，地志空间作为人物的生活环境是由人物的空间意识所决定，为人物的形象刻画和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除杰斐逊镇这一相对开放的地志空间之外，《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典型的封闭性地志空间———格里尔森家的老宅更需要引起读者的关注，这是主人公艾米丽最主要的生活场所。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5]75-76毫无疑问，这座老宅是小说中最为典型的地志空间，福克纳对老宅及其周边地理环境的描写，反映出格里尔森家族昔日的地位和荣耀，同时也表明因时代的变更，这座老宅由高高在上到格格不入的转变过程。“装模作样，丑中之丑”的老宅如同以艾米丽为代表的南方贵族阶级，注定成为“过去”，却拒绝接受变革，对昔日的荣耀和传统念念不忘。老宅内部“一股尘封的气味扑鼻而来，空气阴湿又不透气……里面摆设的笨重家具全都包着已经裂开的皮套子……壁炉前已经失去光泽的画架上面放着艾米丽父亲的碳笔画像……”[5]77-78作品对老宅的内外描写均显示出其老旧和衰败的气象，格里尔森的碳笔画像更暗示出老宅所承载的父权传统。老宅与周边环境的对照，揭示了艾米丽与小镇居民的紧张关系，也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可以说，艾米丽就是老宅这一封闭地志空间的人格化身。不同于传统贵族府邸内部空间的繁荣景象，格里尔森老宅内的这些空间意象带给读者的无疑是阴郁、萧条、压抑甚至是恐怖的感受。艾米丽将自己“囚禁”其中，以此来坚守自己心中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和即将消逝的贵族传统，试图逃离内战后早已物是人非的人文地志空间。老宅的氛围与主人的特定气质是分不开的。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福克纳从未就艾米丽的内心活动作过任何说明，但作为封闭地志空间的格里尔森老宅承载着作品的故事情节，弱化了时间的存在，呈现出整个叙事的空间既视感，也揭示出艾米丽的精神空间和性格特征，恰到好处地映照了艾米丽挣扎的生存状态和矛盾的心理现实。她固执、任性，深陷过去的时空和记忆无法自拔，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将自己塑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他者”。因此，“地志空间确实是人物性格生成的具体场所及其人物形象的最佳表征”[6]。这种空间形式的建构，打破了传统叙事作品只是把空间作为故事发生地点和叙事场景的单调写法，封闭性地志空间与开放性地志空间的相互配合成就了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折射出艾米丽的性格特征与精神空间，推动了作品情节的发展，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作品文本对空间叙事策略的展现。

三、文本空间：作为展现叙事策略的空间建构

文本空间，即文本的叙述空间，这也是空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瑟夫·弗兰克指出，“成功的空间形式的小说必须从写作技巧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来”[7]。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空间叙事理论》中提到文本空间指文本所表现的空间，语言的选择、文本的线性选择时序以及视角结构是对文本空间有重要影响的三个方面，这些因素的确会造成不同的空间重现效果[2]。叙事作品中各种空间的建构，都离不开作品文本叙事策略的运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文本空间，不仅强化了社会空间和地志空间的建构，更彰显出文本叙事的美学特质。

首先，与传统小说不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远非愉悦的审美享受，而是形式的支离破碎和情节的纷乱拼贴。大卫·米克尔森在《叙事中的空间结构类型》（TypesofSpatialStructureinNarrative）中指出：并置的情节线索、回溯和闪回的叙事手法以及反复出现的意象等都是中断和破坏时间顺序、取得叙事结构空间性的手段[8]。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福克纳正是通过巧妙的叙事策略呈现出文本独特的空间性。作品全文共分为5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的叙述分别以艾米丽的去世和葬礼为切入点，首尾呼应。而中间部分则通过回溯和闪回的叙事手法讲述了艾米丽生前的种种经历，多个情节线索并置，使得文本结构呈现出了一个类似“封套式的结构”（envelopestructure)[9]，读者会跟随叙述者“我们”进入文本阅读，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参与文本空间的建构。在叙事作品中，叙事时间至关重要。叙事时间是由外部时间和内部时间两个维度构成。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情节叙述在外部时间和内部时间两个维度上出现了先后顺序的不一致，详见表1。

表1两种时间维度中情节叙述的不同顺序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情节的发展并未遵循传统叙事作品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时间流程，故事情节发展的正常顺序被打乱，看似颠倒交错的时间序列却成就了文本的回忆式空间，使读者聚焦于艾米丽与荷默的故事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悬念和价值冲突，不但顺畅表达出了小说主旨，而且取得了令人震撼的空间叙事效果。时间线索的模糊化处理凸显了文本的空间特质。佐伦指出，“文本的视点会影响叙事中空间的重构……不同的聚焦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效果”[2]。通过打破故事的线性演进，福克纳建构了《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文本的多重叙事层次和叙事空间。批评家布鲁克斯曾说，“虽然福克纳的世界观从本质上说是传统保守的，虽然他往往只把自己看成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在形式与技巧上的创新都是令人兴奋的……他是一个有独创性的人”[10]。福克纳本人也曾谈到，“我抛开时间的限制，随意调度书中的人物，结果非常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效果极好”[11]。

其次，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叙述者“我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叙述者，而是体现为有着不同的年龄、身份和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理解能力以及审美经验的杰斐逊小镇居民。这种多元多角度叙事策略是福克纳最为重要的叙事技巧之一，它成功地助推了作品多维文本空间的建构，并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也使得读者能够充分感知作品多维叙事所构筑的文本空间。传统叙事作品通常采用全知视角进行文本叙事，叙述者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叙述者“我们”只是处于故事的边缘进行观察、追忆过往、发表并不统一的评论。福克纳通过“我们”进行多角度叙事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像传统叙事文本那样展现清楚的情节脉络，而是为了展示不同视角下相互矛盾的叙述内容、叙述方式和价值判断。这种叙述方式建构的文本空间中，时间序列不再具有权威意义，不同叙述声音“同声齐唱”，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场景，构成文本开放的空间组合形式。

此外，文本叙述中出现的“玫瑰”“鲜花”“玫瑰色的窗帘”“玫瑰色的灯罩”[5]94等意象也成功地参与了作品文本空间的建构。它们承载着浓厚的情感内涵和深刻的历史记忆，也揭示出身处美国南方社会的福克纳充满激烈矛盾的内心世界：对于日趋衰落的南方传统，福克纳有批判，也有同情。福克纳不遗余力地建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文本空间，描写杰斐逊镇的风土人情，不仅仅是记录南方贵族的兴衰荣辱、艾米丽的徒劳抗争，更是在抒写一曲挽歌，以此来哀悼那行将消逝的南方社会传统文化。因此，文本空间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深化作品主题的复调叙事效果。

由此可以看出，《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文本空间的建构主要是通过意象的使用、文本情节时序的特殊处理以及多角度叙事来实现的，这些因素的合力形成了作品文本空间在最高层次上的统一性和深刻性，同时也是作品中社会空间、地志空间得以成功建构的基础。作品文本空间的建构不仅展现了福克纳高超的空间叙事技艺，更进一步丰富了作品宏大的意蕴体系，让读者感受到了《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在空间叙事维度的美学特质。不可否认，福克纳对《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空间叙事策略的匠心运用是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空间、地志空间与文本空间的暗合互映，体现出《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空间叙事的审美价值，也彰显了其中丰富的伦理内涵。

四、伦理内涵：作品空间叙事的教诲功能

“空间叙事不仅是一种形式技巧，还具有伦理意义”[12]。黑格尔指出：“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观的形象，艺术要把这两方面调和成为一种自由的、统一的整体。”[13]江守义也指出，“任何叙事形式中都包含着道德因素，换句话说，任何叙事最终都指向某种伦理诉求”[14]。因此，上文论证的三重叙事空间作为《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叙事的外在表征必然含有其深刻的伦理意蕴。

福克纳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成功地将叙事形式与伦理内涵有机结合，以高超的空间叙事艺术和多条伦理线的匠心并置凸显了小说核心人物艾米丽及其叙事功能，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爱情、家庭和社会等主题的伦理思考。正是独特的空间叙事形式和深刻的伦理内涵的有机统一成就了该作品，因而对《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空间叙事和伦理内涵的观照是挖掘这部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要渠道。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南方传统社会家庭伦理观念，体现出福克纳对美国南方贵族父权制传统的有力批判。福克纳刻画的杰斐逊小镇位于清教思想浓厚的美国南方，长期以来当地人们遵循传统，崇尚骑士精神和淑女风范，以种植园主为代表的贵族阶级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南北战争爆发后，尽管受到北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当地人们依旧秉持旧日道德传统和价值体系。“伦理身份是构成文学文本中最基本的伦理因素，人的身份，不论是社会身份，还是家庭身份，都是伦理身份……由于身份同道德规范密切联系，因此，身份的改变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15]257-265。南方人尤其贵族阶级不能适应社会的变革，新的伦理环境导致其身份的改变，进而造成伦理混乱，引起种种冲突。主人公艾米丽即是其中典型代表。艾米丽小姐是一位让人又憎又怜的女子，她出生于门第显赫的格里尔森家，曾在杰斐逊小镇上享有无限荣耀和贵族特权，是“人们关注的对象”。然而，对艾米丽来说，格里尔森家却是缺少关爱、充满束缚的。父亲作为格里尔森家族的最后一位族长，有着严重的父权倾向和门第观念，为了维护所谓的家族荣耀和尊严，赶走了所有追求艾米丽的年轻男子，缺少作为父亲对女儿应有的责任与热情，这便是艾米丽身处的家庭伦理环境。这一家庭伦理环境的形成与当时美国南方社会的伦理环境是密切相关的。根据小说中叙述者的描述：“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作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艾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5]82“马鞭”无疑是老格里尔森用来“保护”女儿的武器，更是艾米丽维护自己作为格里尔森家族成员的伦理身份与追求爱情自由的伦理选择之间的一道屏障。即便父亲去世后，艾米丽始终未能摆脱父亲的“阴影”，这也成为艾米丽伦理悲剧的重要原因。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看，老格里尔森伦理身份的缺失注定祸及女儿的终身幸福。在这样的家庭伦理关系中，艾米丽的伦理身份无疑是老格里尔森伦理意志的附庸者，她没有自己的主动权，无法恰适地作出自己的伦理选择，这也为读者理解后文艾米丽毒杀荷默的伦理动机奠定了基础。小说中“叙述者对叙述过程中的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和判断很难逃出一定的伦理立场”[16]。叙述者“我们”在作品中提到，“父亲死后，传说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就是那座房子；人们倒也有点感到高兴。到头来，他们可以对艾米丽表示怜悯之情了”[5]82。由此可以看出福克纳同情艾米丽在家庭伦理环境中的遭遇，表现出福克纳对美国南方贵族父权制传统的强烈不满和有力批判。

艾米丽和荷默的爱情悲剧折射出了福克纳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意欲表达的婚恋伦理观念。事实上，福克纳给予艾米丽同情与怜悯的原因并不仅仅基于她的家庭伦理境遇，更来自她在爱情伦理关系建立中的挫败。作品以回忆为情节叙事的重要契机，通过倒叙的方式重构艾米丽爱情故事的伦理线，让读者跟随“我们”的讲述逐渐消解文本悬念，以此揭示与荷默的伦理关系中艾米丽的伦理身份、伦理境遇及其伦理选择的动机，表达了福克纳本人对南方传统门第婚姻伦理的反思，揭示出他对自由、平等、和谐婚恋伦理关系的倡导。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父亲格里尔森去世后，艾米丽试图反抗南方社会传统观念和伦理准则以及长期以来禁锢自己心灵的父权制，与来自北方的修路工人荷默乘坐马车高调出行，引来小镇居民的诽议和干涉，被视为青年人的坏榜样。众所周知，和谐伦理关系的建立是一个需要主体历经各种道德选择的过程，因而作为伦理主体必然会经历各种与自我及他人之间的矛盾。小说中艾米丽与荷默的婚恋伦理关系面临着与自我、小镇居民以及来自北方的荷默之间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南方的贵族传统和道德观念以及父亲的专制深植在艾米丽内心深处，虽然身处变化了的社会伦理环境，她却拒绝告别过去。当意识到自己与荷默的伦理关系出现危机时，艾米丽选择以毒杀荷默的方式抗拒伦理身份的变化，也因此以囚禁自己的方式祭奠爱人，用余生守护爱情。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合而成的斯芬克斯因子通过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反映人类伦理选择的价值[15]49。《献给艾米丽的玫瑰》通过对艾米丽与荷默爱情伦理关系的解构，揭示出艾米丽身上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相互较量与作用的此消彼长。与荷默大胆恋爱，表现出艾米丽反抗传统束缚的尝试，体现了艾米丽的理性意志和伦理自觉；然而遭弃后毒杀荷默的伦理选择却是非理性且不道德的，表明艾米丽面对伦理冲突时伦理选择的惨败。作品中艾米丽毒杀荷默是作品的核心情节，按照传统的道德逻辑，她的罪行不可饶恕，理应受到唾弃和惩罚，然而杰斐逊小镇上的人们并不曾对她的谋杀罪行进行批判，“我们”虽然对艾米丽种种违反传统伦理观念的行为投去了些许鄙夷的目光，却也给予了同情的眼神，就连作者福克纳也以悲悯的姿态献上了“给艾米丽的玫瑰”。

“教诲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正是借助教诲功能发挥作用，实现文学的伦理价值”[17]。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艾米丽追寻幸福的伦理选择与传统道德观念发生了冲突，但福克纳并未对艾米丽的伦理选择作道德评判，只是以其独特的伦理书写方式展现人物经历，剖析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对于个人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伦理价值书写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是非和善恶判断，而是从人性的伦理维度出发，以回归艾米丽特定伦理环境的方式，揭示艾米丽所面对的伦理冲突，挖掘艾米丽伦理选择的动机，从而对其伦理悲剧进行深刻反思。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代社会女性树立正确的爱情婚姻观，从而作出正确的婚恋伦理选择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以多维的空间叙事展现了作品丰富的思想寓意和深刻的伦理内涵。福克纳剖析的不仅仅是美国南方社会，更是同样充满人生悖论的现代社会。《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并非仅仅是艾米丽个人的故事，也体现出人们面对价值困境和伦理困境时的苦苦求索，更是一位具有人道情怀的美国作家献给全世界读者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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