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是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面临的重大风险。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时爆发畜禽疫情，并且疫情呈现出由局部向全球范围蔓延的趋势，若不及时有效管控，将会引发食品安全、市场供求失衡、社会恐慌等一系列社会问题[1]。我国因畜禽疫情引发的公共危机也时有发生[2]，对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8年8月，我国发生首例ASF（非洲猪瘟）疫情，截至2019年7月3日，全国共有25个省（区）发生143起ASF疫情，累计扑杀生猪116万余头，导致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引起社会公众对畜禽疫情防控问题的极大关注。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我国每年因疫病造成畜禽死亡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38亿元，因人畜共患病而死亡的人数居于各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的首位[3]，畜禽疫情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基于这一现实关切，本文试图通过文献梳理全面掌握国内外畜禽养殖疫情发展现状及相关研究进展，找出该领域可以继续深化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可兹借鉴的研究经验，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1、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1.1疫情引致的损失

重大畜禽疫情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影响，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畜禽养殖疫情的危害进行研究。从社会政治学角度看，疫情带来的大规模破坏主要包括：生命的损失，社会秩序、服从精神以及所共同拥有的价值、信念的瓦解[4]；从心理学角度看，组织内部个人因组织危机而引发个人危机会使个人心理遭受精神创伤，进一步引起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怀疑甚至最终导致精神崩溃[5]；从社会公共卫生角度看，疫情在造成大量畜禽死亡的同时，还会将疫病传播给人类，威胁人类生命安全[6]；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畜禽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失主要划分为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其中直接经济损失主要包括疫情监控、染病禽畜扑杀销毁等带来的损失，间接经济损失主要包括对其他肉类市场价格以及如旅游、餐饮等其他相关产业产生的影响[7]。畜禽疫情引致的直接损失是巨大的，有研究指出，1999年意大利发生的H7N1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1600万只鸟类被扑杀，直接损失达1.12亿欧元[8];2003年在荷兰爆发的H7N7禽流感疫情导致3000万只家禽被扑杀，数量约为该国家禽总数的1/3,241家农场总直接损失达2.7亿欧元[9];2005—2006年，土耳其爆发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给肉鸡生产商造成2800万欧元的损失[10];2011年，孟加拉国禽流感给畜禽业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7.46亿美元[11];2013年，PEDV（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在美国爆发，导致至少700万新生仔猪死亡[12]。间接经济损失方面，养殖疫情会通过相关产品价格传导波及更多领域。以韩国发生的口蹄疫疫情为例，研究发现口蹄疫疫情导致牛肉消费下降37.2%，牛肉零售价格同比下降4.7%，但鸡肉市场各环节价格上涨了34%，零售价格上涨了10%[13]。除了对相关肉类市场产生影响外，重大畜禽疫情还会对其他产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畜禽疫情爆发后，游客会对疫情的高死亡率、传染性产生恐惧，进而改变原本的旅游计划，对发生疫情国家的旅游业产生影响[14]，如2014年印度爆发禽流感，导致游客锐减，当地回水船经营者的损失达2280美元/船[15]。疫情引起的恐慌还会通过国际贸易对相关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2014—2015年美国禽流感爆发期间，44个进口国将贸易限制区域扩大到州、县一级[16]，导致美国饲料和畜牧业损失高达22亿美元，严重影响进出口贸易。畜禽疫情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带来了巨大损失。但是疫情对相关肉类产品的价格影响究竟是长期还是短期尚不明确，仍需进一步研究。

1.2疫情风险评估

疫情风险评估是解决畜禽疫情必不可少的手段，决策者如果采用合理方法加强对全球疾病传播动态的了解，对疫情风险做出及时、准确的分析，可以为构建有效的防控体系打下牢固的基础，进而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17]。但是在现实情况中，对畜禽疫情风险做出科学有效评估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个人具有过度预防的行为倾向[18]，养殖者会依据对疫情的认知与了解对疫情进行主观评估，做出有利于自身选择的评估结果，导致评估结果缺乏准确性[19]。因此，科学评估疫情风险仍是当前以及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虽然科学评估疫情的难度较大，但国外学者通过不同方法建立起的疫情评估体系，对我国预防和应对畜禽疫情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例如，德国在FMD防治中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疫情危害进行评估，发现建立环状免疫带措施从长期看更为经济，能够减少经济损失[20]；荷兰在FMD爆发后，通过控制变量的手段对疫情进行经济评估，指出应该在饲养密度较大的地区采用环状免疫方式，在饲养密度较小的地区采用环状扑杀方式[21]。通过建立经济指标对疫情风险评估也是较为普遍的做法，安大略地区通过采用BCR、MRR等经济指标进行疫情分析发现，将监测到的受感染禽畜消灭是最适当的策略[22]。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仅靠经济指标进行风险评估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畜禽疫情发生的强度，由于数据的有效性和及时性较差，需要在经济指标的基础上加入食品恐慌指数[23]、信息索引变量[24]等对疫情状况进行多维度评估。此外，由于信息对疫情评估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许多学者认为应从疫情信息的监测、疫情的空间分布特征、疫情信息模拟和疫情划定决策等角度进行研究[25]。因此，仅凭单一手段无法实现对疫情的合理评估，必须建立一种平衡、有效和社会可接受的评估手段和控制措施才能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26]。

1.3政府疫情防控措施

政府加强疫情防控是现阶段应对畜禽疫情最常见的对策，但国外学者对政府防控措施的有效性持不同观点。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参与疫情防控可以鼓励农场主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告疫情，并增强其疫情防控参与意愿，有效防止疫病传播扩散[27]。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虽然政府实施的补偿政策有利于早期疫情上报，但由于疫情防控代价高且不易监测，难以提高农户的疫情防控力度，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的存在，农户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倾向于减少预防和控制[28]，仅凭单一的补偿机制难以有效做到事前疫情防控和事后主动上报。还有学者指出，要想通过政策实施将人畜共患病传播的发生率降至最低，必须明晰动物健康、环境因素和人体宿主免疫系统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否则难以有效实施政策[29]。

虽然政府防控是否有效仍然存在争议，但从目前国际疫情防控现状来看，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确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FMD等疾病的爆发严重影响国际贸易，但是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及时扑杀遏制疫情，可以较快地恢复正常贸易，使得“无需接种疫苗就能解决FMD”的口号成为可能[30]。美国政府在监控和预防疫情爆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常规进出境动物检验检疫管理外，还制定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疫病监控和紧急应对措施，长期对全国的动物疫病状况进行严密监控，并通过疾病监控、突发性疾病紧急应对和定期技术培训等方式，调动全国兽医力量，实现对畜禽疫病和动物健康状况的有效监控。在严格执行相关措施的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企业等相关单位职责明确，彼此之间建立了协同监督机制，保证了计划措施的有效实施。此外，督促媒体等相关机构及时向公众传播疫情相关信息，提振公众克服疫情的信心也是政府对疫情管控的重要途径[31]，但是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2、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2.1疫情的主要危害

畜禽疫情是指由病毒或细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导致畜禽大批死亡的情形[32]，主要包括禽流感、猪瘟、口蹄疫等，具有危害性大、传播速度快、危害方式多等特点，在给养殖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还会危及社会公众生命健康，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33]。国内学者也将畜禽疫情引致的损失分为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其中直接经济损失主要指疫情爆发时畜禽被扑杀的成本，而间接经济损失主要包括因生产中断、产品滞留、紧急免疫、市场价格波动以及对相关产业冲击造成的损失[34]。

直接损失方面，2016年至今，我国共发生8起H7N9疫情，发病致死家禽约11万只，扑杀家禽约17万只[35];2018年，全球爆发非洲猪瘟疫情，截至2018年7月，报告非洲猪瘟疫情的国家累计易感家猪407703头，发病病例32668头，死亡8606头，扑杀和处置126212头[36]。间接损失方面，通过对2013年3月的周度数据分析发现，禽流感疫情使鸡肉价格跌至15.23元/kg，与同年2月相比下降17.94元/kg[37]。当疫情发生时，由于公众存在避险心理，会对相关地区旅游、餐饮、住宿、交通，以及畜肉、蛋类产品、羽毛羽绒制品出口等产生严重影响[38]。除了对国内经济产生影响外，疫情还会影响国际间的贸易[39]，相关实证研究指出，禽流感给我国禽产品出口造成损失至少2亿美元，导致蛋雏价格下降8%，肉雏价格下降6%[40]。此外，人类健康与动物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通过分析畜禽与人类的疫情史发现，人畜共患病导致的死亡率在30%以上，部分地区发生的疯牛病甚至导致人类死亡率高达100%[41]。总体而言，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畜禽疫情导致的经济影响，关于疫情对其他领域影响的研究略显不足，难以全面、有效衡量畜禽疫情的危害。

2.2养殖户疫情防控行为

作为畜禽养殖的主体，养殖户的防控行为对于有效防止疫情发生和扩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养殖户基本特征、养殖规模以及对疫情、政策、风险的认知等会显著影响其疫情防控行为[42,43]。以养殖户风险认知为例，有研究指出，教育年限和养殖规模对养殖户的风险感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44]。但也有学者认为，在现行条件下，生产条件和医疗卫生知识普及程度仍然较低，养殖户难以充分认识到疫情防控的重要性[45]。养殖户还会基于自身利益做出对疫情防控不利的行为，相关研究发现，若将养殖户疫病防控分为事前预防阶段和事后控制阶段，养殖户在制定防疫决策时会同时考虑事后控制阶段政策规制带来的成本、收益和风险[46]，而在疫情发生后，在信息不对称、利己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养殖户难以准确了解市场状况，因此会在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隐瞒甚至阻碍他人报告疫情[47]，导致疾病传染人体的风险增大，威胁人身安全。此外，防疫宣传不足也是农户选择隐瞒疫情的重要原因之一[48]。

若要实现“重养轻伤和轻防重治”的畜禽防疫目标，一方面必须改变养殖户传统的养殖理念，调动养殖户参与防疫工作的积极性[49]，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畜禽疫情不当处理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用法律手段增强养殖户对合规行为的依从度，打消其冒险违规的念头[50]。但是，养殖户违规行为如何有效监测、惩罚措施如何制定等仍待进一步研究。

2.3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

物质条件方面。疫苗出现质量低劣、型号不当、作用失效等情况，导致疫情防控目标难以有效实现[51]。以2005年10月我国部分省份发生的禽流感疫情为例，调查发现，此次疫病防控政策目标落空与疫苗规格单一、假疫苗有着直接关系[52]。由于免疫治疗、死亡赔偿等费用难以足额落实到位，许多防疫员不愿意甚至不敢足剂量免疫[53]。此外，由于疫苗大多是活性苗或弱毒苗，打开后必须在较短时间内使用，否则容易造成疫苗失效，但是我国基层乡镇的相关基础设施差、冷链体系不完善、医疗设备器械陈旧老化，难以确保疫苗有效存放，从而使得免疫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54]。

组织建设方面。在农村地区，畜禽疫情工作主要靠政府推动，但由于村级防疫人员少、经费不足等，常年防疫的长效运行机制难以落实[55]，基层畜牧兽医站普遍处于“人员无工资、防疫无设备、工作无经费”的“三无”状态[56]。基层相关公务人员工资待遇偏低、对防疫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防疫经费投入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使得畜禽疫病防控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57]。也有学者认为，部分管理层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导致乡村两级防疫队伍建设被忽视是导致畜禽疫情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58]，而且现行法律对涉及病死畜禽及其产品的监管职责交错、界定模糊，不能形成监管合力，甚至制约监管工作[59]。

防控体制方面。我国畜禽疫情防控政策效率较低的根本原因在于畜禽防疫体系薄弱，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新要求[60]。尽管与以往相比，政府对畜禽疫情的经费投入大幅度增加，但经费投入长效机制仍未建立，尤其在疫情监测、卫生管理、兽药监督等常规工作的经费投入方面仍然不足[61]。虽然我国不断更新、完善防疫体系，但就我国畜禽疫情防控现状而言，完善的畜禽疫病防疫体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4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对于外部性比较弱的畜禽疫病，对养殖户实施内部激励能有效控制疫情的发生与传播，但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疫病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仅靠内部激励，养殖户的防疫投入是不足的[62]，此时政府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政府目前应对疫情最主要的方法是“扑杀+补偿”，通过“扑杀”遏制疫情的传播，通过补偿促进养殖户生产恢复。但是，我国应急处置机制体系建立较晚，扑杀补偿价格不能与市场经济有效衔接[63]，且补偿政策多为行政法规，规制力度较弱[64]，补偿范围偏小、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程序复杂，缺少补偿监督机制，导致养殖户产生不安全销售行为[65]，难以有效遏制疫情的发生与传播。

政府在疫情防控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畜禽疫情损失要全部由政府承担。有学者分析指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养殖户应该共同分担补偿成本，在五种补偿政策分担模式（政府全部承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同比例分担、中央政府+个人不同比例分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个人不同比例分担、个人全部承担）中，最佳的补偿政策分担模式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个人不同比例分担。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较大、养殖主体配合意愿不高等原因，以“中央政府+个人不同比例的分担模式”反而成为最容易实现的补偿政策分担模式[66]。还有学者指出，建立畜禽疫情补偿政策长效机制应该引入农业保险，这样资本构成高的养殖主体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67]。

未来我国应构建以“国家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为核心的畜禽扑杀补偿机制，在加大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他补偿主体尤其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补偿中的作用[68]；及时开展疫病防控总结、深入研究畜禽疫情发生规律、预测危机危害时间与程度，以便采取有效应对措施[69]；政府在实施隔离扑杀工作时，应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公开发布，保障养殖主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保障疫区农户的切身利益[70]。

3、研究述评及展望

纵观既有研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畜禽疫情的危害、补偿政策评价以及疫情防控现状等进行了详细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但是已有研究也存在如下几点不足：

1）国外学者对畜禽疫情防控行为的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缺乏实证数据支持，而国内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中存在较大差异，所得结论甚至相左，其中关于畜禽疫情对经济以外领域冲击的研究不足。未来应继续加强畜禽疫情风险评估体系研究，综合考虑疫情的经济影响和非经济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疫情区内影响和疫情区外影响，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畜禽疫情风险评估体系，为相关政策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2）国外学者主要侧重对畜禽疫情防控的研究，有关政府在防疫和补偿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而国内学者主要聚焦于畜禽疫情扑杀和政府补偿2个方面，对畜禽疫情防控的关注不足。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侧重点恰恰相反，今后相关研究应兼收并蓄，综合考虑国内外研究重点，加强对畜禽疫情防控和政府补偿的研究，尤其是防控措施的研究，深入探究惩罚标准规范的建立、政府角色的界定以及介入边界的划定等。

3）从养殖主体角度制定的疫情补偿政策更贴近实际需求，但是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从政府宏观层面探究疫情补偿政策制定，缺乏基于微观养殖主体视角的研究。而且关于补偿政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补偿标准的讨论，忽视了补偿政策的其他属性特质。未来相关研究应综合考虑补偿的范围、时间、方式等，确保补偿对象、补偿形式、补偿时限的合理性，建立完善的疫情补偿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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