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话语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以艺术想象方式做绘画、影视、文学创作,同时又对所创造的作品予以艺术理论或文化社会学的解读;与其相伴随的另一种方式是理论预见,它通过对后人类社会现象的把握预测其走向和未来。然而,无论艺术想象方式还是理论预见方式,都为人类向后人类演进的进程所激励:后人类的真正标志是生产与消费,其直接推动力量是环境和技术。并且,唯有当环境和技术沦为不可逆的异己力量时,后人类进程才真正敞开。本文在《后人类进程中的伦理与政治》1、《技术化存在的后人类社会取向》2和《后世界风险社会共生存在文明建构论》3基础上,尝试考察环境和技术何以可能合谋开启了不可逆的后人类风险和危机。

一、人类向后人类进发的生物工艺学方向

1.生物技术的两种基本形态

技术始终是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也是最高的意识形态。当代技术之所以掌控着人类巨变的潜在方式和进程,是因为它经历“始技术(1000～1750)→煤和铁的古技术(1750～1900)→电和合金的新技术(1900～)”4三阶段的悄然整合,开启了对人类来讲前途未卜的生物工艺学时代。

人类正进化到达尔文未曾预想到的新阶段。遗传重组的潜势或许正在推进我们超越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说而进入人工进化的大胆的领域。人类社会不久将向生物工艺学走去,生物工艺学将使得我们可以为使人类向更高层次进化作直接的选择。

人有权利决定重新构造自己的肉体这一新观念已经很快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些无法得出结论的问题,例如关于人工流产权利。对此问题的激烈争论,实际上是对如何看待即将降世的“自然”生命的限制的争论。除了争论人工流产权问题,还有对安乐死和选择自杀权利等等问题。这些仅仅是一个大规模社会论战的开始,即关于人是否有自由的权利去使用新的生物工艺学,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肉体使其生命过程更具价值的问题。5

人类向后人类进发,就是走向生物工艺学。所谓生物工艺学,既指一种技术方式,也指一种科学方式。就前者言,生物工艺学有两个层面含义,首先是指破译生物世界的生物密码,为人类掌控生物世界和进行自由的跨界运动提供路径和方法;其次是指“完全控制人类自己的肉体”重构人的生物本性、生物结构、生物功能的社会方式。并且,对自然界生物的研究是为对生物人类的研究奠定基础,准备条件。对生物世界生物密码破译方法和对生物人类密码破译方法的有机整合就构成完整的生物学技术方式。仅后者论,生物工艺学是特指探讨人如何完全控制自己的肉体、重构自己的生物本性、生物结构、生物功能的规律、原理、方法、手段的学问,亦可曰生物技术学。对认知科学、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理论探讨,就是对生物工艺学的核心内容的探讨;将认知科学、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会聚起来予以整合研究,亦属于生物技术学,这种整合研究所形成的会聚技术(NBIC),就是生物技术方法。生物技术方法和生物技术方式的核心内容是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

生物工程是以生物细胞和生物基因为研究对象,通过改变生物细胞或生物基因来改变或创造生物物种或生物物种方式的生物技术及方法体系,它展开为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以自然生物学(即生物世界)的生物为对象的研究,包括农作物的转基因研究、动物基因研究、生物细菌以及病毒培养等;二是以人种生物学意义的人体为对象的研究。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后者而相对忽视前者,因为它涉及人类是否继续以生物方式存在的未来命运;但这种只过度关注人种生物学意义的生物工程的态度和取向,恰恰遮蔽了自然生物学意义的生物工程研究所潜伏的巨大风险——自然生物学意义的生物工程的自由研发,将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与人种生物学意义的生物工程相对应的人工智能,往往被看成计算机科学的分支科学,因为人们肤浅地认为人工智能不过是“分析人类使用的知识和判断力并用之于电脑上的技术”6。其实并非如此。人工智能所指涉的对象是人脑,是滋生意识、发动思维、产生认知、形成推理、生成思想、构筑知识的肉身化的生物器官。所以,它是以人的生物脑为研究对象,借助计算机基本理论、以计算机为运算工具来模拟、延伸、扩展人脑工作原理的技术方式和方法系统。

综上,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构成两种生物技术方式,首先是以自然生物和生物人的生物器官为研究对象,但在狭窄的(人种生物学)意义上,生物工程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物细胞和生物基因;人工智能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物大脑。其次是克服或消灭人的生物性局限、完善人的存在的同一目的。生物工程是从细胞和基因入手来克服人的生物性局限,即通过改变人的细胞组织或生物基因来改善人的生物本性、生物功能,实现人对自身的超越或自我完美;人工智能是以计算机为工具,通过会聚技术来模拟、延伸、扩展人的大脑工作原理,以期改变、提升人的大脑能力、身体能力和生命能力,从根本上克服人的生物本性、生物结构、生物功能等方面的局限。

2.生物工艺学诉求的根本人性之因

人类选择后人类的生物工艺学方向,首先源于人的再度觉醒。从发生学讲,人的觉醒是相对于存在的自然世界而言,人类物种在遵从丛林法则而展开的进化之旅中,偶然获得人质意识而睁开眼睛,萌生最初的分离观念和对象性意识,本能性区分出人的世界与自然世界。后来,人类将这最初的认知觉醒予以神性化,形成上帝创世纪和人来源于神的永恒观念定格。其次是人对自己和世界的重新发现。人类从动物走向人,文化不仅是人诞生的标志,也开启了人的道路。7在这条道路上,人类经历岁月的沐浴而进入近代世界,不仅发现了自然的新大陆,也发现了人这个自我,并以此为双重动力开启了征服自然、改造环境并与上帝分离的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是一种效率文明,它以效率方式极大地激活人类心智和认知,将人类推向不断开启心智空间和不断提升认知能力的方向,当这种努力达向工业文明的临界点时,社会的结构形态和人的心智—认知方式必然发生根本性逆转,前一种逆转展开为人类向后人类进发,后一种逆转推动人对自我认识的不断升级:一是对人的生物外貌和生物性格的重新认识;二是对心理主义的生存模式的升级认识;三是对人的生物历史和生物密码的再探索。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认知升级,人进一步发现自己的根本局限:一是在生理方面,发现身体不能满足意志的要求性,具体表现为身体能力的有限性、身体器官的衰退、个体生命的死亡;二是在精神方面,发现大脑不能满足意志的要求性,突出表现在脑的功能开发非常有限,人的大脑潜能将近90%处于休眠状态。

人对自己这两个方面局限的不断意识,必然产生探求克服的方法,发掘身体和生命潜力以超越当前的自己。而长足进展的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不断证明,将生物人变成技术人,完全可以从人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人的身体既是生物性质的,也是物理性质的,生物人向技术人方向演绎的必为方式,就是通过技术作用于人的身体,使其变成一种技术性或技术化的身体,前者如赛博格,后者如基因编辑婴儿、芯片置入、心脏或大脑移置、记忆的精准删除等。其次,人的生命既是身体性质的,更是心灵、情感、精神性质的。生物人向技术人方向演绎,就是通过技术模拟人脑、开发人脑,实现对人的心智的重建,其起步是人脑意识能力的模拟、延伸和扩展,根本目标是重建人的情感、人的心灵,包括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生命激情,其中最核心的是人的存在信仰。

二、人类向后人类进发的环境动力

人类的生物工艺学努力,展示人类与后人类的根本区别。人类的主观努力指向存在世界,改造存在世界以使之适应自己,实现更好的存在、更好的生活。为此而改造世界的重心是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使人类克服自己的局限,成为世界的主人。后人类的主观努力指向人自己,改造人的身体和生命,以克服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生物性局限,实现对身体的技术武装,使其存在方式和生存行为完全满足意志的要求,即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人类如此雄心勃勃的原动力是环境压力。孔子曾深刻地揭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8的两面性:天赋相近的人性在其生存展开中却大异,但“习相远”的人性变化及所形成的巨大差异性,均来自于人实际生存的利或不利。导致人(或群体、社会)的生存利或不利境况的根本性因素,除了天赋于人的自利冲动外,更为根本的因素是环境,环境是驱动人性趋“近”或“习远”的根本力量。

这里所讲的环境,是指人类赖以存在于其中的存在世界,即自然。从根本论,人作为自然的动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是其宿命。已有文字记载表明,人这一物种在漫长的自然流浪中因各种偶然因素的整合激励,获得了人质化觉醒,从盲目地被迫顺应自然而存在,到意识到自然的恩惠而自觉拜自然为师,向自然学习,向事物学习。9人类这种意愿性努力的生存方式,的确是在有意识地走出自然;但很不幸的是,这一决意按照自己的志愿走出自然的生存方式,却踏上了反自然的道路。因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10。但要否定自然,需要通过使自然服从人类的安排为前提。这两个方面激发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持久热情。人类无限释放这一持久热情的动力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无限想象,并将这种无限想象的激情转换成强有力的实践方式,其中最有力的实践方式就是工具开发和空间拓展。由此,农业文明生存方式无法挽回地朝工业文明方向转移,进入全面开发工具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工具开发的重心是向空间拓展。向空间拓展的努力使人发现自然世界成为人类自由地进行生存空间拓展的障碍,扫除这个障碍的首要任务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其结果却使自然沦为贫困。日趋贫困的自然,成为人类灾难和危机的来源。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根本上消除自然造成的灾难和危机,但又要满足人类既有的意志和欲望,这就需要尝试重新走出自然,以求一劳永逸地克服人自己的生物缺陷。

由于人是自然的造物,所以人在本质上也是自然。“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马克思揭示人的双栖性正在于人同时存在于两个自然之中,第一个自然是容纳我们并使我们自由地存在于其中的地球;第二个自然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当第一个自然被人类征服和改造而沦为贫困时,第二个自然必然受到加倍的关注而成为开发的对象。并且,人成为生命的存在物的一切欲望和梦想、局限和桎梏,既源于自然的激励,更源于自然的限制。在自然构成对人的激励和桎梏的所有因素中,最根本的阻碍是生物本身,包括自然界的生物和人的身体这个自然物。

首先,人要继续更安全存在和更好生活,其前提是摆脱“自然的贫困”。通过生物工程,人类发现,“自然的贫困”仅相对于不可再生的物质资源而言,在可再生的生物学意义上,自然始终是富饶的,因为生物世界才是根本的自然,才是可生且生生不息的资源场。生物工艺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生物世界作为资源财富大门的钥匙。发现并掌握获得无阻碍的跨界活动能力和跨界生产能力,既可如黄帝驱使“熊罴虎豹”那样自由驱使生物世界的生物为其服务,更可像生产物质产品那样驱使生物世界的生物变成工厂流水线,源源不断地为人类生产财富,比如水稻可以杂交,果木可以嫁接,生物世界的生物同样可以通过嫁接和杂交的基因技术而使之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

其次,如马克思所说,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以生产劳动改造环境的方式追求自我解放,实现“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2。但人类最终发现,大自然完全可以通过改造、征服,使其满足人的意志需要,真正阻碍人向自然世界做深度进军的却是人的身体。所以人类必须向自己的身体要自由。因为人类越来越意识到:解决了身体问题、身体局限,让身体以技术的方式实现了意志的自由,不仅一切环境问题可得到解决,而且所有的人的问题和全部的社会问题亦将得到解决。所以,以生物工艺学方式将肉体变成技术体、将生物人变成技术人,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可能是人类向后人类进发的根本动力。

三、人类向后人类进发的生物工艺学风险

生物工艺学的基本努力,是将生物主义的“旧人类”改造成技术主义的后人类:因为“旧人类的法则与知识将完全被抛弃,不再有任何价值与意义”13;更因为“生命不是被设想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确定的禀赋。生理不再是命运。生命力现在被理解为……可描述的技术关系……在原理上能够被‘重新设计’”14;还因为“我们人类生命力的很多方面已经成为技术的,可以在手术室、诊所、教室、军队和日常生活中被操控、被改变”15。尽管如此,这种将生物人的肉体生命予以生物工艺学改造,使之成为被制造的技术性生命,必然生发出诸多根本性的生物学风险,这些风险无一例外地蕴含在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这两种生物技术方式之中。

1.生物工艺学的基因工程风险

生物工艺学中的基因工程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生物细菌培养;二是生物基因编辑。

生物基因编辑早已在自然生物学和人种生物学两个领域展开。自然生物学意义的基因编辑,针对自然界生物物种进行基因编辑,使之跨物种交流。这种跨物种的基因编辑带来的风险往往以两种形式呈现,首先是人为地推动物种突破本身的疆界,造成生物世界大变异,可能带来生物世界大动荡、大战争,地球生态或将因此沦为沉寂或死亡,人类存在根基将彻底丧失。其次是生物世界物种因为无边界的基因编辑而造成生物大变异,激发沉睡的生物世界以整体行动反抗人类跨界,导致人类面临自毁性危险。

有机论哲学家怀特海曾说:“环绕我们的世界是复杂的,由细节组成的存在。”16自然世界的神性和魅力在于它的复杂性,但自然世界复杂性的根源却是生物,生物得以共生存在地建立起生生不息的生命世界,在于不能跨越的“细节”界限,这个“细节”界限就是由生物细胞、细菌、基因三者组成的防线。人类的跨界行动一旦突破这一由“细节”构成的生物防线,所有的用生命场域、秩序、神性、魅力构成的“复杂性”则统统解构,唯一剩下的就是生物世界以极端无序并暴虐的方式实施的反抗跨界运动,它的表现形式就是生物细菌变成病毒而进行跨物种传播,当人的机体不能适应这种“传播”时,就将其视为灾难。如果这类生物病毒跨界传播只限于有限的场域内,人类机体的不适应只是局域性和短时间的;如果这种跨物种传播生物病毒世界大流行,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史。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因环境压力推动而开发生物工程,尤其是进行生物基因编辑(包括自然生物学的病毒培养)无异于玩火自焚。我们必须谨记的是: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疾病史,“疾病或传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更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打击他们的心灵”17。

在生物工程中,基因编辑的第二个领域就是进行人种生物学基因编辑。对人种生物基因编辑所带来的风险可能主要来源于体细胞基因编辑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前者是在探求并构建一种基因疗法,所存在的风险更多地来源于许多未知的或难以为当下所把握的因素,所以只能靠临床实验来修正和排除,但这种风险是非人种学和非遗传学的。与此不同,后者意在改变生殖细胞基因,其所编辑的基因最终要传递给后代。所以,编辑生殖细胞不仅存在着个体风险,更存在着人种学和遗传学风险。哈佛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格林·科恩(GlennCohen)认为,生殖细胞编辑风险主要有两种:一是安全性风险,主要指生殖细胞编辑所潜伏的人种学、遗传学风险以及在传递过程中的基因变异风险。目前看来,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存在两种风险:第一种风险是生物学性质的,一种情况是“脱靶”,即当你意欲为改变X而努力,结果却改变了Y,甚至导致了一系列其他基因的改变。另一种情况是遗传,即人类基因组被人为地改变后,当时没有问题,但却在其后的遗传过程中裂变出各种问题来。18第二种风险是社会学性质的,即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被成功运用将引发各种政治的、伦理的或经济的问题,比如,以什么为准则来分配这项技术?谁有权享有这项技术?分配这项技术如何解决普遍平等的问题?如果不能惠及所有需要这项技术的人,那么,社会是否有责任给这些人较多的医疗支持?

人种生物学的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的如上风险,引发生物学理解和物种学认知的两种社会担忧。前者从信仰出发,认为生命是上帝的杰作,创造生命的基因自然是神圣之物,惟有上帝才有修正更改的权能,人一旦窃取上帝的权能篡改基因,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人种学和生物学灾难。后者却从理性出发,认为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将人类生命的自然繁衍变成了人类制造,其行为体现反自然主义。比较观之,前一种担忧源于对信仰的守护,后一种担忧源于对平等自由的关怀;所以前者的担忧是理想的,后者的担忧是现实的,但二者却相互支撑,因为理想的消解、信仰的丧失,自然使现实迷失方向,平等和自由会失去依据和最终来源。反之,当现实泯灭,平等和自由不复存在,理想和信仰则丧失现实生活的土壤和得以发挥功能的舞台。相对而言,理想和信仰虽然根本,但现实的平等和自由更为重要,对它的守护更加迫切。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J.Sandel)认为:好父母不应该试图将孩子塑造成自己想象的模板,应该接受孩子本来的样子。那些希望通过基因编辑来提升孩子智商或情商以达到增强孩子能力的父母,实际上体现了极强的控制欲。在这种控制欲支配下的基因编辑,取消了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不过是将孩子当成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基因编辑所蕴含的风险,恰恰是这种源于个体的控制欲一旦膨胀为群体性、商业性、政治性的控制野心,就会通过精英控制、生命制造来实现对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的控制,实现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统治世界。从这个角度看,基因编辑的根本风险,不是其技术风险,而是它的社会风险。不仅如此,基因编辑也将催生新的社会特权、扩大社会不平等。

2.生物工艺学的人工智能风险

优生学因为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而名声不佳,但通过生物工程尤其是基因工程的翻版更让人忧心忡忡,因为基因工程技术可以将优生学推向极端,更有可能形成对人类社会平等和自由的深度破坏。与此遥相呼应的人工智能,对它的全面研发,不仅可能制造出更为严酷的不平等,甚至有可能将人类推向自我终结。

首先,从当前全球性人工智能研发大竞赛的动机、取向和态势看,人工智能已悄然成为战争的根源,并正在从两个方面加剧战争风险。第一,人工智能升级研发不遗余力地赋予人工智能机以深度学习能力,加速了人工智能机的迭代升级进化,使人工智能的设计目标与人工智能机的进化目标之间出现了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预示了人工智能的自身可能性或终极目标的不可预测性。比如,AlphaGo通过深度学习能力而迅速获得自主迭代升级的能力,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它战败人类围棋冠军的事实,既表明人工智能机不仅具有逻辑(概念、判断、推理)能力,更具备抽象(分析、归纳、综合)能力,而且在智能和学习两个方面,人类已无可企及。机器人索菲亚自主提出身份要求并向人类提出“你们对我好,我也会对你们好”的平等条件,或许表明具备自主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机,已经成为拥有自己逻辑的新物种。一旦人类的逻辑与人工智能机的逻辑相悖时,人类未来将陷入无解的绝境。2017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武器公约会议上发布的那段只有蜜蜂大小的隐形杀手机器人视频,或许本身就是某种预示:这一只有蜜蜂大小的智能无人机,其处理器比人类快100倍,可以躲避人类各种追踪,完成各种暴力任务的精准率可达到99.99%。如此高智能水准的杀人武器,自然更具备深度学习的迭代升级能力,一旦它通过自我学习而进化到自己设置自己、自己指令自己的水平时,人类还有能力掌控人工智能机吗?第二,人工智能研发的成果将可能被少数利益集团垄断或政治寡头控制,或为了利益而统治市场,或为了野心而预设控制社会、统治人类或服务战争的目的。这种可能性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开发将逐渐变成现实。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市场投入,将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更广泛、更深度的贫富差距。自近代以来,经济是否发展,或经济以何种方式和速度发展,取决于两个根本因素:一是市场的完善契约和法治机制;二是技术的发展。前者是经济发展的平台因素,一旦建立起来,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自持的不变性;后者是动力因素,始终处于变化与革新之中。衡量市场的状况、程度、方向,主要取决于技术的变动力量,技术越发展,市场越有活力,经济越发展。但技术发展与社会贫富之间存在变动关系,人们一般认为,技术越发展,市场越繁荣,社会越富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第一,技术的自身本质决定了它具有制造贫富差距的潜在可能性,这是因为技术首先是一种权力,其次是一种资本,再次是一种分配机制。人类社会公正的难题,更在于权力构成技术的本质,资本构成技术的价值,分配机制构成技术的方法。第二,社会的富裕并不能消灭贫富差距,因为社会贫富差距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制度,包括权利—权力分配制度和劳动分配制度。相对地讲,权利和权力分配制度越平等,劳动分配制度就越平等,社会越富裕,贫富差距越小;反之,社会越富裕,贫富差距越大。二是技术普及的大众化程度以及技术体制对技术普及的大众化取向,决定着社会富裕的过程是拉大贫富差距还是缩小贫富差距。一般地讲,技术体制越市场化,技术越具有可普及性并且越是去垄断的大众化,就越促进社会贫富差距缩小;反之,则技术越推动社会富裕,贫富差距越大。人工智能技术产生于人口和环境造成的对经济、市场的巨大压力,因而它本身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以及企业市场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自然成为富裕国家服务于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国家扶持企业垄断市场的根本方式。就前者言,富裕国家通过大幅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大量投入运作资本,为本国的技术市场和经济市场带来全新的活力,从而使高新技术、市场、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日益陷入新一轮贫困。仅后者论,几乎每个有能力展开人工智能研发竞争的国家,都不遗余力地将政策、资本、技术及人才投入到高新企业集团和科研机构,由此形成对人工智能的垄断性开发,各方面的资源自然就汇聚于少数高新企业集团和科研机构,技术市场和经济市场也正在以重新分割的方式加速推动少数企业集团的垄断,资源、人才、财富等等的再分配必然造成新一轮富者更富,贫者更贫。

四、人类向后人类进发的三维社会危机

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各种可能性风险,正在各个领域全面发酵,并可能从技术、人口、环境三个方面以井喷爆发方式立体涌现。

首先,生物工艺学发展将造成巨大的地球人口危机。生物工艺学的核心技术是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其根本任务是对生物人性的人予以工艺学改造,帮助人之个体和人类整体克服其生物学局限,予以能力增强或能力结构的整体突破和能力的深度更新。

基因工程的人种生物学开发,主要是人种基因拼接技术和DNA重组技术,重点是解决不孕不育和优生优育。基因工程对人类这两个生育繁衍问题的不断解决,将产生意想不到的人口学效果。首先,基因工程使不孕不育的人群实现了生育,自然增加了人口。其次,基因工程不断提升优生优育水平,普遍延长了人的寿命,也推动了人口的增加。其三,基因工程对不孕不育问题的解决和对优生优育水平的提升,在使遗传性疾病减少的同时,减少了人口死亡率,促进了人口增长。

人工智能对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雄心勃勃地要将人力所能干的所有事情都设计生产出机器来代劳,由此大大减少人的劳动强度和人的劳动时间,人的闲暇更多,自然会促进寿命延长;人的寿命越长,越促进人口增长。二是人工智能直接作用于人,美化身体,更换器官、肢体,芯片置入、大脑更新等从不同方面促进人的健康,提升人的长寿能力,减少死亡率,推动人口持续不断高增长。人口持续增长,必然造成人口压力。可以预言,在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不断获得突破性发展的未来,地球人口压力将更为严峻。

其次,生物工艺学发展将加剧全球性环境危机。历史地看,人口与环境之间存在着永不可消解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最初表现是数量稀少的人口远远不能适应恶劣的环境状况。其后,随着人的生存能力不断增强,加之生育繁衍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形成人口数量与地球生态之间的矛盾,首先表现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9。其次体现为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必然要突破地球生态容量极限。地球生态容量极限主要由三方面内容构成:一是地球承载力是有限的;二是地球为人类提供的物理资源是有限的;三是地球所能为人类提供的淡水资源绝对有限。这三个方面决定了人类数量的无限度增长,必然造成地球生态容量极限的突破,导致环境崩溃。因为,基因工程的全面发展,不断地改变着地球生物体系;人工智能的全球性竞争,以新的方式带动了对地面、地下、海洋和太空的深度开发,大气破坏、环境污染、地球死境化将全面加速。

其三,生物工艺学发展将加剧人类存在危机。技术虽属中性,一旦被人开发应用,就成为非中性之物,它既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更可能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和危机,尤其可能推动人类倒退。仅就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而言,就给社会大众带来两个方面的冲击:第一,过去所学到的东西、所拥有的知识、所具备的技能,将几乎无用。它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我们能做何事”的存在困境之中,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具备了做何事的认知、方式、方法、能力?”第二,即使我们具备能做某事或某类工作的能力,但却又陷入“我们有何事可做”的困境之中,即我们即使具备了做许多事的能力,也仅仅获得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还需要劳动领域和就业岗位。所以,对“我们能做何事”的追问,还心存希望;但面对“我们有何事可做”的困境,更体现一种存在的绝望。以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为主导技术形态的后人类进程,将人引向“无能力做事”和“无事可做”的绝望性困境。这种绝望性困境所造成的危机既是最根本的社会危机,更是最根本的人类危机。

以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为主导方式的后人类进程给越来越多的人带来的这种“无能力做事”和“无事可做”的危机,是正在不断发酵和扩散的存在事实。比如,据报道,高盛在华尔街的交易员原来有600多名,现在只保留了两名,其工作职责是给智能机做辅助。美国斯坦福大学卡普兰教授做了一项统计:在美国注册的720个职业中有47%将被人工智能取代。他预测,在中国,这720种职业消失的比例可能会超过70%。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指出:“我们正在被一种新型疾病所折磨,一种某些读者甚至没有听说过名字的疾病,也是他们将在未来不断听到的疾病,那就是技术性失业。”20技术性失业,这是近代以来工业社会的基本现象,经济每次发展,市场每次繁荣,都以技术为动力机制;而以技术为动力的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都要以“技术性失业”为代价。所不同的是,在以机械工艺技术体系为主导的工业时代,其技术革新所导致的技术性失业的领域相对有限。但以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联袂掀起的新硬件技术革命所制造出来的技术性失业,却是立体的和全覆盖的20,不仅涉及几乎所有传统职业领域,也涉及诸如仓储、物流、电商、快递等新技术职业领域,更对在过去看来优裕无忧的白领阶层所从事的大多数职业领域形成巨大的冲击21,即使白领职业领域里的高端职业,比如法官、律师、会计、医师、大学教授、科学研究者、技术专家等,同样面临技术性失业危机。

五、作为更新开始的结语:我们在何处

人类向后人类迈进的生物工艺学方向,主观上是通过技术对人类存在空间的拓展、生存条件的改善和对人的身体的增强以及对智商、情商甚至包括对心商运作机制的发现、模拟、掌握和运用,以求真正克服生物人的局限,以使自己获得上帝之能,实现完全的自由。然而,按照上帝创世纪所设置的“没有白吃的午餐”的基本准则,人类运用技术实现上帝之能的代价,却是技术自成为上帝。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步是生物人渴望成为技术人的狂欢;第二步是享受普遍化的技术性失业之痛:第三步是聪明的人类按照自己的大脑和心智创造出来的机器,不可逆转地成为奴役人类的主人,由此完成了人类成为上帝之梦的所有环节。人类重新回到创世纪的起点——耶和华在为人类创造了整个存在世界之后,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并祝福和告诫他:伊甸园里除那智慧树之外,其他树上的果实都可以吃,如果吃了这智慧树之果,必死。人类始祖一直谨遵耶和华的训诫,但后来却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蛇的引诱,偷吃了智慧树上的善恶果,由此,必死成为人类的命运。

当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联袂运作取得真正成功之时,就是生物的人类实现技术的人类之时,其必死之后还有无新生?或者,必死之后尚有新生,其新生何由开启?或许,这应不应该成为当今人们翘首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之余所需要偶尔去思索的问题?

注释：

1唐代兴:《后人类进程中的伦理与政治》,《深圳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2唐代兴:《技术化存在的后人类社会取向》,《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

3唐代兴:《后世界风险社会共生存在文明建构论》,《深圳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4参见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5杰弗里·戴奇:《后人类》,许明清译,《美术世界》1994年第3期。

6《关于人工智能的定义和发展》,《软科学》1989年第3期。

7唐代兴:《传统的误读与再造》,《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2期。

8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1页。

10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2页。

13林建光、李育霖:《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华艺学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14尼古拉斯·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尹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17叶金:《人类瘟疫报告:非常时刻的人类生存之战》,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8梁普平、黄军就:《推开人类胚胎基因研究的神秘大门》,《生命科学》2016年第4期。

19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页。

20(21)杰瑞·卡普兰:《人工智能时代》,李盼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126、126～127页。

21(22)张耀铭、张路曦:《人工智能:人类命运的天使抑或魔鬼——兼论新技术与青年发展》,《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唐代兴.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人类向后人类演进的不可逆风险与危机[J].江海学刊,2020(03):1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