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与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卫生治理合作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源于防范公共卫生风险，保障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为了改善沿线国家的人民健康福祉，共建联通民心的“健康丝绸之路”；三是希望能够分享各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功经验，实现卫生产业领域的广泛合作[1]。事实上，“一带一路”卫生合作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沿线国家之间。目前的全球卫生治理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南北国家间的卫生差距依然十分巨大，国际社会对于转变卫生治理模式的呼声不断。在转变卫生治理模式的过程中，中国应当将“一带一路”的卫生治理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级，融入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整体战略框架中。以“一带一路”的卫生合作为支点，推动中国的卫生外交，扩大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一、转变的必要性：“安全化”跨国卫生治理模式的式微

卫生问题是一个传统的全球性问题。早在1851-1897年欧美等主要国家便就传染病的防控问题召开了10次国际卫生会议，并在1903年达成了《国际公共卫生条例》[2]。二战结束后，卫生治理所关注的问题进一步增多，除早期的疾病防控外，还涉及到卫生援助、卫生贸易和国际卫生组织改革等多方面问题。除此之外，关于应当如何看待全球卫生治理，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1978年签订的《阿拉木图宣言》更加重视从人权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卫生治理，强调发展初级卫生保健对于增进世界人民健康的重要意义。20世纪80-90年代，也曾出现卫生问题到底是全球性问题还是主权国家内部问题的争论。进入21世纪后，“安全化”则成为了西方国家理解全球卫生治理的主导性思维。

全球卫生议题的“安全化”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一是艾滋病、疟疾、结核病等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非典型性肺炎、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新冠肺炎病毒等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频繁出现，使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这些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个人、国家、乃至全人类安全的重要威胁。二是卫生问题被提升到国际安全议程。有学者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历次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设定”在卫生问题被纳入安全议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也有学者指出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卫生谈判中扮演了议程设定者的角色，将疾病的防控议题设置在安全议程中[4]。总之，卫生问题更多地是以安全议题的“形象”在国际谈判中出现。三是伴随着卫生问题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安全化”的共识，相应的国际规范也发生了变化，卫生问题可能产生的安全威胁成为考量修改和确立卫生规范的一个重要变量。

“安全化”的思维逻辑对于全球卫生治理可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将卫生问题由国际关系的“低级政治”拉入到“高级政治”的范畴之内，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对卫生治理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它加深了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的利己主义“情绪”，引发了治理过程中的失灵现象。安全涉及主权国家的核心利益，卫生问题的“安全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主权国家在参与卫生治理的过程中会以更加“自私”的态度来考量自身的政策。首先，卫生援助的目的并不是针对受援国的实际需要，而是更多地关照援助方的实际需求。对发达国家而言，艾滋病的传播是国家面临的主要疾病威胁。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疟疾、结核病、被忽视的热带病、营养缺乏以及落后的卫生医疗条件才是导致死亡的最重要因素。在美国2018年提供的全部卫生发展援助中，关于艾滋病防治的援助约占援助总金额的57%，而对于传染病防控、基本营养供给、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等基础卫生事业的援助仅占总额的23%[5]。其次，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发生后，主权国家更加重视强化自身的藩篱，而非从源头解决问题。重商主义与民族主义思维贯穿于医药技术的贸易中，对经济利益的关注替代了对人类福祉的关注。最后，“安全化”的思维逻辑加大了卫生治理过程中多边协调的困难。卫生治理上升到安全议程，使主权国家在该领域的利益很难分割，利益协调的空间被大大缩小。主权国家更加倾向将资源投放到自身，以独立的方式来解决卫生治理问题，从而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领导能力和协调能力日渐式微。

卫生治理“安全化”所产生的利己主义“情绪”，与“一带一路”建设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赢”治理理念相背离。“一带一路”建设的目的在于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共同增长和社会的共同发展。提高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民健康水平和增进沿线人民的健康福祉是“一带一路”卫生治理所有实现的主要目的。在此前提下，“一带一路”的卫生治理需要以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区域内的卫生议题，需要转变新的卫生治理模式，选择创新性的治理推进路径。

二、转变的重要条件：跨国卫生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尽管“安全化”在议程设置的前移、规范变迁、国际社会的普遍聚焦以及资源投入的持续加大方面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6]。然而，面对“安全化”的卫生治理思维所产生的多种负面效应，国际社会正不断出现“去安全化”的呼声。注重发展理念，新兴国家的广泛参与，地区性合作的不断增多，以及多层治理模式的产生成为全球卫生治理转变的重要方向。

第一，发展理念在卫生治理中的话语地位得到提升。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安全化”思维，发展中国家更加认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卫生治理中的价值，但发达国家对这种主张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尽管在2011-2018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卫生发展援助大体维持在每年210亿美元左右的较高水平，但实际用于基础卫生事业建设的份额只占43%左右[5]。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的这种认知偏差造成南北国家间的卫生发展落差长期未能得到改观。在全球化时代下，人类面对全球性疾病可谓一损俱损，疾病防控的实际效果往往取决于医疗卫生能力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落后的社会发展水平和脆弱的卫生环境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暴发全球卫生危机的源头。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卫生问题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框架内。除目标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所包含的有关减少孕妇与儿童死亡率、传染病防控、防止药物滥用、普及基本药品与疫苗的使用、提高卫生融资等13个具体目标外，减贫、消除饥饿、性别平等、水和环境卫生等多个目标领域都包括了与提高基础卫生保健相关的内容[7]。与此相呼应，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初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蓝本发布了的年度数据报告，并在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框架下提出了世界卫生组织6点行动方向：（1）监测与卫生问题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2）强化卫生医疗体系的覆盖率，（3）促进卫生公平，（4）实现可持续的卫生融资，（5）提高医疗创新的研发效率与普及程度，（6）实现卫生与其它议题间的共同治理[8]。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些倡议将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改善全球卫生状况的关键，为实现“去安全化”的治理转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

第二，新兴国家广泛参与卫生治理。伴随着实力地位的不断上升，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参与卫生治理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从2011年开始，“金砖国家”已经召开7次卫生部长级会议，除讨论各国所共同面对的医疗卫生问题外，还更加关注各国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的政策协调。甚至有学者认为，“金砖国家”对卫生治理的积极参与不但会为治理增添新的力量，还会转变全球卫生治理的范式，彻底改变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治理模式[9]。尽管这种观点过于乐观，但它仍是源于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中出现的一些客观事实。首先，新兴国家以提高卫生发展水平作为参与卫生治理的目标，重视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尽管每届部长级会议会有不同的主题，但历次会议都会围绕着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些卫生难题而展开。包括如何进一步完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卫生设施，如何实现医疗研究的合作，保证必要药品的获得，以及如何改变卫生贸易领域中的歧视性规则等等。其次，新兴国家在参与卫生治理的过程中展现了不断增长的治理能力。伴随着国家科技实力的提升，一些新兴国家正逐步向医药产业大国迈进。巴西、印度等国成为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等关键药品的生产大国，而且是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平行进口”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中国与非洲的卫生合作同样彰显了新兴国家的能力。仅在2000-2012年，中国共向非洲提供了255个与医疗有关的项目计划，涉及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传染病防控等多个领域，累计援助数额达到30亿美元[10]。

第三，地区性的卫生治理合作不断增多。受特定自然条件、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卫生问题的出现往往具有地区性的特点。加之区域经济合作在其他议题间产生的外溢效应，地区性的卫生治理合作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2007年欧盟委员会出台了名为《“携手为健康”2008-2013欧盟卫生战略》，对卫生治理所遵循的原则、战略目标和国际义务做出了细致的谋划[11]。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也以区域合作组织为机构平台开展了卫生交流与合作。除区域内的卫生合作之外，区域间的卫生合作平台也相继产生，并有常态化的趋势。例如，中国在近些年相继与非洲、东南亚国家、阿拉伯国家、中东欧国家多次开展了卫生合作论坛，协商共同应对地区性的卫生挑战。

全球卫生治理发生的理念、结构和参与形式的变化，为中国实现卫生治理模式的转变创造了可能性。发展理念在卫生治理中的话语提升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卫生治理过程中理念设定、目标设定提供了前提。新兴国家的广泛参与超越了“中心—外围”的传统治理结构，为中国扩大在全球卫生议程中的影响力提供了契机。中国与各区域之间建立的卫生交流平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区域卫生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卫生治理出现的多元化、多层级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卫生治理中构建中央与地方相结合、政府与民间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参照。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转变卫生治理模式的现实考量与路径选择

作为新兴国家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中国应当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引领性的作用。几次重大的全球性卫生危机过后，中国也意识到防范卫生风险与构建稳定的卫生安全环境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和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伴随着中国国家总体实力的不断上升，以及国际责任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国也愿意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带一路”建设方案的提出与建设项目的推进，既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卫生治理责任，也为中国转变卫生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中国转变卫生治理模式的主要考量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转变卫生治理模式的考量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其一，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卫生难题。防止传染性疾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大规模暴发和传播，提高沿线国家的卫生医疗水平是中国组织和协调“一带一路”卫生治理的现实考量。其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转变卫生治理模式具备一定的宏观条件。“安全化”治理模式在应对全球卫生安全、卫生发展和卫生科技研发与产品供给议题中所展现的种种弊端，明确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卫生治理中另辟蹊径的必要性。全球卫生治理出现的新趋势则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机会窗口”和可供参照的选择。中国与金砖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在卫生合作领域所取得的创新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其三，中国需要在转变治理模式的过程中转变治理的心态。立足于“一带一路”建设，面向更长远的目标。

首先，转变自我对身份的设定。自1963年中国首次派出援外医疗队，中国已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援助者，中国已经向近70个国家派驻了医疗队，并向非洲、中东和拉美地区的受援国提供了大量的医疗设施项目、医疗设备和药品物资，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作为合作者，中国与非洲、东盟、金砖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了常态化的卫生合作机制，与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组织构建了跨区域的合作平台。然而，作为由中国发起的区域合作战略，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卫生治理中一是要继承过去所取得的经验，二是要完成身份的转型。以引导者的身份选定卫生治理所奉行的基本理念，深化卫生合作的主题，增进沿线国家的认同。以建设者的身份协调卫生治理机制的建设，逐步形成“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集政府间政策协调、机构间技术交流和卫生产业协同发展为一体的卫生合作机制。以供给者的身份推动医药科研与医药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发挥中国在医药领域的相对优势，弥补沿线国家在医药科研、人才培养和关键药物普及等领域的缺陷。

其次，对卫生治理的战略目标有更加长远的设定。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提升中国治理模式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囊括了中东欧和亚洲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加之中国在中非卫生合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代表着中国的卫生治理模式将惠及世界约70%的发展中国家。若中国的卫生治理模式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良好的效果，那么该模式也会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展现出较高的示范效应。二是“一带一路”建设所出现的卫生问题既为中国带来了风险也创造了机遇。一方面，卫生援助、卫生项目建设和卫生人才的培养有助于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对卫生治理平台的建设可以提升中国的议程设置能力，为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与机制提供经验。除此之外，面对发达国家在医药贸易领域所设置的障碍，中国应当适时填补沿线国家在医药技术领域的供给缺位，推动中国的健康产业与传统医药产业“走出去”。

（二）中国转变卫生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卫生合作被列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的重点领域。2015年3月，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性卫生事件的能力”，和“开展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的务实合作”列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重点。在同年出台的《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作三年实施方案（2015-2017）》（以下简称“2015实施方案”）中，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对2015-2017年中国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卫生合作做出了战略谋划。3年间，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卫生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卫生治理模式已初具形态。尽管如此，中国对“一带一路”卫生治理模式的转型建设仍然存在很大的完善空间。在未来，中国可以通过理念设定、机制平台建设、推动医药产业合作、统筹中央与地方多部门参与等路径实现治理模式的创新。

第一，中国应当进一步明确“一带一路”卫生合作中的治理理念。理念的设定对治理模式的转型的推进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治理理念既可以增进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又能够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区别于全球卫生治理中所盛行的“安全化”逻辑，中国在战略文件的表述上更加关注发展议题。“2015实施方案”奉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将“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人民健康水平”和“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作为治理的主线。进一步结合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可以选择“共命运”“共分享”和“共协商”的卫生治理理念。“共命运”的理念旨在转变“安全化”的思维逻辑。中国能够理解沿线国家在卫生领域中所遭受的困境。这些困境不但阻碍了区域的经济增长，而且事关的沿线人民的共同命运。作为“一带一路”的建设者，中国不会选择“独善其身”，而是倡导携手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共分享”理念的内涵在于倡导中国会与沿线国家公平地分享中国在疾病防控、医学研究、人才培养、医药产业发展和卫生体制建设等领域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优秀成果。主张沿线各国秉持“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围绕最新的科学发现、先进的医药技术以及相关的疾病信息和疾病样本开展交流与合作。逐渐降低因知识产权保护和疾病信息保护而人为产生的治理成本。“共协商”主要是指在遭遇卫生紧急事件或讨论卫生合作项目的落实、疾病监控机制的建设、医学研究信息的分享等较为敏感的卫生议题时，沿线国家应当采取集思广益和友好协商的方式来共同寻求问题的解决路径，化解彼此的利益分歧。

第二，完善“一带一路”卫生治理的机制平台建设。合作机制建设被“2015实施方案”列为重点合作领域，并将强化卫生领域的高层互访，推动卫生合作协议的签署，以及卫生合作论坛的建设作为推动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步骤。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机制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与部分沿线国家建立了传染病信息沟通机制和跨境联防联控机制。如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建立了地区疫情通报制度和卫生应急协调机制。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建立了区域传染病监测机制和针对艾滋病、疟疾、鼠疫、血吸虫病等疾病的治疗与控制项目。二是中国与沿线国家构建了地区性的政策交流机制，如2015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召开的“中阿卫生合作论坛”，2016年召开的“中国—东盟卫生论坛”，以及2015-2016年连续两届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部长论坛”。在这些论坛中，中国同与会国家就传染病的防控和医药产业合作等领域进行了政策沟通，并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尽管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机制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难以满足卫生治理的现实需要。因此，“一带一路”卫生治理的机制建设可以围绕两个建设方向。其一，构建程序性的政策协调机制。现有的卫生论坛机制固然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但无法满足共同决策和集体行动的需要。面对各国拥有重大利益关切的卫生问题，中国与沿线国家缺乏统一的决策机制，无法利用程序化的卫生机制来进行政策对话和利益协调，并通过科学的决策程序形成具有约束性的行动方案。在未来，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卫生合作论坛所奠定的组织基础。以自身为中心，将中国与各地区国家建立的卫生合作论坛联结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卫生合作交流机制。并以此为召集形式，制定规范议题设置、政策协商、共同决策和集体行动的实体性规则，使“一带一路”的卫生治理机制由非正式化向固定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其二，强化卫生治理的项目决策机制。“一带一路”卫生治理的实质在于把沿线各国的资源集中起来，解决单个或部分国家所无法应对的卫生难题。卫生治理机制除实现利益协调、共同决策、规则制定等程序性任务外，还应充分整合沿线国家的物质资源，采取共同行动，完成卫生领域的项目建设。目前，“一带一路”卫生治理的项目机制建设主要围绕传染病防控领域。从效果上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传染病监督与评估机制的确深化了各国对问题的共同认识。然而，在医学研究、医疗设施建设、疾病治疗、医药产业合作等领域的项目机制仍然有待进一步发展。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具备了良好的项目机制平台。借鉴世界银行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职能拓展到卫生领域，发挥亚投行在卫生筹资方面的功能。组建由沿线各国医学专家组成的专业委员会。将专业委员会、政策协调机制和亚投行的功能联结为一体，规范卫生筹资、项目审批、项目监管等程序步骤，使区域卫生资源的分配有了平台的依托。

第三，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医药产业合作。“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平台的建立和沿线国家在医药技术领域的供给缺位为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2015实施方案”将推动传统医药和健康产业“走出去”作为卫生合作的重点项目。2016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的《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中医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作为发展目标。尽管中国对扩大医药产业合作和提高关键药品的普及率有着强烈的愿望，但中国医药产业的优势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2019年，中国药品出口额为55.9亿美元。然而，同样作为沿线国家的印度在2015年的药品出口额度却超过151.5亿美元[12]。中国药品出口额度较小与中国产品缺乏必要的国际认证有着直接联系。截至2017年7月，世界共有524件针对艾滋病、肺结核、疟疾和生殖保健的药品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制剂预认证，中国只占20件，印度却占354件。此外，中国有42件药品通过了原料药品认证，印度则有62件。全球共有44个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中国占1个，印度占4个，泰国和越南各占2个[13]。

面对医药产业出现的激烈竞争，中国除加大对医药企业的政治与经济扶植政策外，还要将促进医药合作贯穿到“一带一路”的卫生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国在卫生合作中已取得的成果。一是充分利用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的卫生政策协调机制，以此为平台建立中国药品企业、世界卫生组织、沿线国家地区性组织和沿线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对话交流机制。明确沿线各国的医药政策导向、市场准入条件和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等信息，推动中国产品在当地进行注册。在未来，通过长期性的政策协调与沟通，形成“一带一路”区域内医药产品统一的标准化认证体系和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二是将中国在沿线国家开展的医疗设施建设扩大到医药领域。通过医药卫生产品的援助提高沿线人民对中国产品的认同。以中资医院为基点，建立中国医药产品的推广网络。推动医学研究与医药生产相结合，支持中国在沿线国家建立医药研发中心，并以研发成果为基础进行投资建厂。三是将医药产业合作与地区性疾病的防控相结合。以中国与沿线国家构建的疾病防控网络为基础，将中国医药产品引入地区性疾病的治疗体系。除针对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等常规传染病外，结合不同沿线国家出现的地区性疾病（如被忽视的热带病）进行特定药品的研发和生产，使中国医药产业“走出去”战略与沿线国家的卫生需要相对应。四是将对沿线国家医学人才的培养与中国医药产业的品牌效应相衔接。利用中国同沿线国家合作开展的医学教育、培训和交流项目，提高沿线国家医学专业人群对中国医药技术的了解和认同，从而为中国医药品牌在沿线国家的传播提供本土化的支撑。

第四，推进地方政府、企业和医学领域相关部门等多元主体融入到“一带一路”的卫生治理中。“2015实施方案”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和“政府与地方相结合”明确为推动“一带一路”卫生合作的重要原则。在该方案实施的近3年中，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和相关社会部门积极参与到卫生治理活动中，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如在卫生援助领域，中国相继有20余个省份向沿线国家派出了医疗队；在合作平台建设领域，广西、宁夏等地方政府协助召开了地区性的卫生合作论坛；在医药技术领域，以中国医药集团为首的大型医药企业纷纷与沿线国家开展医药合作项目，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有近百个中国高等院校参与到对沿线国家的医学人才教育。

伴随“一带一路”卫生治理的深层次推进，中国需要进一步调动国内各项能力。一是应当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相统筹。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发挥自主性，贯彻中央层面在卫生治理领域所提出的战略规划或实施方案，利用地方优势与沿线国家开展卫生合作项目。除派出援外医疗队和援建卫生设施外，中国的各省级政府还可以与相应的沿线国家开展卫生领域的对口合作。如动员地方企业向对应沿线国家进行医药领域的投资，支持卫生领域的相关部门与对口国家的相应卫生机构建立对话合作机制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实现协同参与。“一带一路”的沿线省份可以利用地理优势为其他省份与沿线国家的卫生合作搭建平台，而其它省份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为沿线省份提供能力上的补充。二是企业要立足于“一带一路”卫生合作的战略目标。首先，中国的医药企业要注重自身的能力建设。除提高常规的科研与生产能力外，还要拥有国际品牌意识和国际规范意识。一方面，企业要把握医药产品的质量，保证“中国制造”品牌形象。另一方面，企业要掌握沿线国家的市场准入条件和国际权威认证的基本规范，使中国的医药产品更多地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其次，中国医药企业还要担当卫生治理的战略使命。结合沿线国家的卫生实际需要，适当地调整企业的产品方案、投资规划和贸易对象，积极配合国家的卫生合作战略。三是建立中国与沿线国家卫生相关部门的合作机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的医院和公共卫生机构合作网络是该领域合作的代表。在未来，中国可以将这种合作形式进一步推进。一方面，巩固中国与沿线国家卫生管理部门间的政策沟通机制，鼓励地方卫生管理部门参与对话，传播中国的卫生发展理念，分享中国在卫生体制和政策领域的经验。另一方面，支持医院、医学研究机构和医学教育机构等卫生领域的业务部门走出国门。将中国在卫生管理、临床治疗、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领域所取得的经验以实体项目的形式落实到沿线国家，从而使“一带一路”的卫生治理形成全方位、网络化的格局。

四、结语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为了实现沿线地区经济的共同增长，而且重在提高沿线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增进沿线人民的福祉。面对沿线国家在卫生事业领域的现实需要，中国将卫生治理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领域。旨在化解各国共同面临的卫生安全风险，强化沿线地区卫生系统的能力建设，以及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卫生领域的科研与产业合作。

中国同广大沿线国家构建新型的卫生合作关系不仅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而且是全球卫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和推动大国卫生外交的重要途径。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各项卫生事业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卫生领域中的治理能力也在不断得到提升，卫生治理的“中国模式”日渐成型。在未来，中国可以将“一带一路”的卫生合作作为中国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基础，通过不断对“中国模式”进行优化，使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文章来源：刘长君.“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卫生合作：引导卫生治理模式的转变[J].中国卫生法制,2021,29(05):5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