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uACR)预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发生急性肾损伤(AKI)及短期治疗结局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2月—2019年5月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的心脏停跳条件下全身麻醉行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82例患者。根据术后7d内是否发生AKI,分为AKI组30例和非AKI组52例。比较两组患者入重症监护病房(ICU)当日uACR、血清肌酐(Scr)、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估Ⅱ(APACHEⅡ)评分和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uACR预测AKI、重症AKI及术后28d死亡的效能。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发生AKI的危险因素。结果:AKI组入ICU时APACHEⅡ评分、Scr及uACR高于非AKI组(P<0.05),而eGFR值低于非AKI组(P<0.05)。经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年龄[=1.078(95%CI:1.002,1.315)]、高血压[=2.184(95%CI:1.294,5.165)]、糖尿病[=1.297(95%CI:1.046,1.485)]、体外循环时间[=3.882(95%CI:2.127,5.089)]、主动脉阻断时间[=1.406(95%CI:1.079,2.178)]及入ICU时uACR[=1.914(95%CI:1.453,3.162)]是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AKI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经ROC曲线分析,入ICU时uACR预测AKI、重症AKI、术后28d内死亡的ROC曲线下的面积分别为0.784(95%CI:0.691,0.835)、0.550(95%CI:0.507,0.615)及0.716(95%CI:0.680,0.782)。结论:uACR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肾脏早期损伤程度,有望成为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发生AKI的早期预警和预后判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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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肾损伤是重症监护病房危重症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患者死亡率较高。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统计,心脏手术后不同程度的AKI发生率可达20%~40%,而且约1%~5%严重AKI患者需要接受透析治疗[1]。目前,由于缺乏防治AKI的有效手段,早期筛查高危患者并及时给予合理干预,对降低死亡率尤为关键。根据李卫卫等[2]的综述,术前贫血、β2-微球蛋白升高、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体外循环时间、平均动脉压及术后血清肌酐水平等都属于心脏手术相关AKI发生的重要独立影响因素。另外,除了Scr、尿素氮及尿量等临床常用指标外,肾损伤分子-1、白细胞介素-6、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及抑胱素C等都是近些年新发现的可为心脏手术后AKI预警和早期诊断提供一定帮助的血清生物学标志物[3]。但是很多指标由于存在特异性较低、敏感性不高、时效性不强或作用机制不明等原因,尚未普遍用于临床,因此寻找检测技术成熟、作用确定且敏感、快速、便捷的早期诊断指标一直是AKI研究领域追求的目标。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是临床上常用的造影剂肾病[4,4]和糖尿病性肾病[5]的早期诊断指标,但是用来预警心脏手术后AKI的发生很少有学者关注。既往有学者提出,尿微量白蛋白的变化趋势与心脏手术后AKI的发生密切相关[6],但是笔者基于多年临床经验,考虑单纯检测尿微量白蛋白绝对值容易受到很多外界因素干扰,例如尿量采集偏差等,准确性较低,而uACR可以更好地反映尿微量白蛋白的排泄情况。因此,本研究拟在观察uACR在早期预警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发生AKI的临床效能,以及与AKI患者预后的关系。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2月—2019年5月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的心脏停跳条件下全身麻醉行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82例患者。其中,男性49例,女性33例;年龄21~78岁,平均(56.37±13.54)岁。纳入标准:①术前经体格检查、超声心动图、心电图及胸片等综合检查确诊,符合心脏手术指征;②需要体外循环条件下行心脏手术,包括急诊和择期手术;③所有患者手术前未发生AKI;④临床资料完整,患者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术前有慢性肾脏疾病、肾动脉损伤及肾移植手术史或肾脏替代治疗史;②术前长期服用肾脏毒性药物;③术中死亡或者术后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careunit,ICU)<24h死亡。本项研究严格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术后AKI诊断
所有患者术后入住ICU后,每天检测Scr并记录每小时尿量,Scr的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根据2012年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idneyDiseaseImprovingGlobalOutcomes,KDIGO)关于AKI的诊断标准[7],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即可诊断为AKI:①术后48h内Scr上升≥26.5μmol/L(以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前末次Scr值为基线值);②术后7d内Scr上升≥1.5倍基线值。手术7d后Scr升高的影响因素较多,不作为诊断标准。另外按照KDIGO分期标准(由于尿量采集误差,本研究并未采取尿量标准):①Scr上升1.5~<2倍基线值或≥26.5μmol/L为AKI1期;②Scr上升2~<3倍基线值为AKI2期;③Scr上升≥3倍基线值或≥353.6μmol/L为AKI3期。其中,AKI1期为轻症AKI,而AKI2期和AKI3期为重症AKI。
1.3研究方法
1.3.1临床资料收集
收集患者人口学资料、基础疾病史、术前Scr和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基线值、术中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入住ICU时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估Ⅱ(APACHEⅡ)评分。
1.3.2血液标本采集
患者入住ICU后,每天相同时间段(上午6:00~8:00)采取肘静脉血4ml置于EDTA抗凝采血管(美国BD公司)中,另外每小时留取新鲜尿液,静置3000r/min离心20min取上清液。
1.3.3生物化学指标检测
采用DXC8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美国Beckman公司)检测血清Scr、BUN、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尿微量白蛋白及尿肌酐等,并根据肾脏病饮食改良简化公式(MDRD)估算eGFR。根据Scr判断患者7d内是否出现AKI,uACR=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若7d内发生AKI,则血液标本采集至确诊当日;若患者未发生AKI,则连续采集7d静脉血,保存备用。选择脓毒症AKI患者确诊前1d、确诊当日的血液标本及未发生AKI患者入院后第3天血液标本进行后续实验。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用χ2检验;绘制ROC曲线,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AKI发生情况和临床结局
AKI组患者术后28d死亡率为23.33%(7/30),非AKI组患者医院内死亡率为3.85%(2/52),经χ2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34,P=0.019),AKI组高于非AKI组。
2.2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性别比例、高脂血症、手术方式(瓣膜手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及主动脉手术)、术前肾功能指标(ALT、AST、BUN、Scr、eGFR及uACR)、术中输血量及深低温停循环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年龄、高血压、糖尿病、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及入ICU时指标(APACHEⅡ评分、Scr、eGFR及uACR)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KI组入ICU时APACHEⅡ评分、Scr、uACR高于非AKI组,而eGFR低于非AKI组。见表1。
表1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2.3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发生AKI的危险因素
选取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以AKI作为因变量(AKI赋值为1,非AKI赋值为0),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得出年龄、高血压、糖尿病、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及入ICU时uACR是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AKI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2。
2.4入ICU时uACR与AKI严重程度及28d预后的关系
入ICU时,重症AKI组与轻症AKI组uACR分别为(70.49±12.35)和(57.84±9.21)mg/g,经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11,P=0.004)。7例术后28d内死亡的患者与75例未死亡患者的uACR分别为(75.86±9.72)和(48.93±25.48)mg/g,经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64,P=0.007)。
2.5uACR对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AKI、重症AKI及术后28d治疗结局的预测价值
以AKI患者术后入ICU时uACR65.78mg/g作为检测指标,预测AKI、重症AKI及术后28d内死亡患者的ROC曲线下面积(AUC)。见表3和图1。
表2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AKI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参数
表3uACR对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AKI、重症AKI及术后28d内死亡的预测价值
图1uACR预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术后发生AKI、重症AKI及术后28d内死亡的ROC曲线
3、讨论
根据2016年中国心脏外科手术与体外循环数据白皮书统计,我国体外循环手术约占心脏总手术数量的70%以上,是目前大多数心脏直视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之一[8],但是术后AKI高发生率一直是困扰临床的难题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全身麻醉患者行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时体内各器官处于缺血再灌注状态,尤其以肾脏最易受累,从而导致含氮和非含氮代谢产物在肾脏大量蓄积,可以在短时间内(术后几小时至数天)内引起AKI[9]。本研究共纳入82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其中30例患者发生术后AKI,发生率36.58%,这与国外NATANOV等[10]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既往关于AKI的定义一直未达成共识,近些年随着对其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AKI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肾衰竭,很多轻症AKI也是威胁患者生命的重要因素。2012年KDIGO指南[7]重新更新了AKI的诊断标准,将Scr变化趋势和尿量作为最主要的诊断指标,从而大大提前了AKI干预的窗口期。但是有研究发现,很多患者即使出现Scr轻微升高,最终也会发生医院内死亡[11]。而且KDIGO标准中并未考虑尿路梗阻、术前液体复苏等情况,因此很多学者对KDIGO关于AKI的诊断标准也一直存有争议,希望寻找更敏感、更有时效性和临床应用价值的指标以提高AKI的诊断效率,进而降低ICU的死亡率。
Scr和尿量变化敏感性较低的原因是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例如年龄、性别、基础疾病、饮食中外源性肌酐摄入、肌肉指数、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肢端肥大症及药物因素等影响[12]。因此Scr对于AKI的诊断特异性较低,而且时效性有限,很多患者往往在发生肾损伤48~72h时才出现Scr升高,这主要是由于肾脏本身有很大的储备功能,多数患者当eGFR下降至正常值的1/3,Scr才会表现出异常升高[13]。另外,尿量检测误差较大,很多患者使用了利尿剂,导致尿量增多,或对液体管理缺乏经验。因此在本研究中,由于样本入组时间跨度较大,笔者并未选择尿量作为AKI诊断依据。所以目前临床只是将Scr和尿量变化作为AKI诊断指标,并不能作为预警指标。
GRAMS等[14]收集11200例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资料进行一项大型前瞻性、横断面研究,发现随着uACR升高,患者发生AKI的风险逐渐增加。尿微量白蛋白可以反映肾脏对蛋白质的渗漏状态,并且与肾小球基底膜的损伤程度呈正比,是肾组织损伤的早期病理性变化[15]。尿微量白蛋白和尿肌酐都与机体代谢平衡密切相关,但是影响因素较多,单纯检测某一项指标的绝对值并不完全可靠。而影响两者的因素基本一致,因此uACR在个体中维持相对恒定状态,更能够准确地反映肾功能损伤状态。本研究中,AKI组和非AKI组术前uACR基线值比较无差异,但是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入住ICU时,AKI组患者uACR明显高于非AKI组,而且AKI病情越严重,uACR越高。一方面反映肾小球基底膜通透性升高;另一方面也说明肾小管重吸收发生障碍,两者交替作用导致肾小球滤过的低分子量白蛋白增多,而肾小管重吸收的白蛋白量减少,是肾损伤早期病变机制之一。为了验证uACR是否可作为AKI的预测指标,笔者分别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和ROC曲线分析,证实uACR是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发生AKI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且其预测AKI及术后28d短期预后的临床效能较高。
综上所述,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对肾脏易造成缺血再灌注损伤,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手段,目前临床仍以早诊断、早干预作为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而uACR作为一种相对稳定且检测方便的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肾脏早期损伤程度,有望成为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发生AKI的早期预警分子和预后判断分子。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未分析uACR在整个AKI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因此uACR是否可作为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发生AKI的预警分子仍需要后续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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