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对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肺部感染的预测及预后评估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收治的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并接受手术治疗的82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其术后是否发生肺部感染分为52例感染组及30例对照组(未感染患者),采集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及术前、术后2d、术后3d的静脉血样本,检测其PCT及WBC水平。结果:感染组住院时间及预后死亡人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感染组术后3dPCT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感染组好转患者术后2d、术后3d的PCT水平与死亡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监测血清PCT水平对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预测及预后判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动脉夹层是主动脉疾病中最常见的致命性疾病[1]。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较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相比,具有手术时间更长、创伤更大,因此术后发生感染尤其是肺部感染的概率更高[2]。目前临床评估术后感染严重程度的常用炎性指标有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百分率、红细胞沉降率和C-反应蛋白,但因受个体差异、剧烈运动、血压、自身免疫等多种因素影响,其诊断灵敏度及特异度较差[3]。常规微生物学检测时间长,影像学检查检测成本高,操作复杂,且存在辐射等不良影响,无法大规模应用[4]。因此,寻找更准确、操作简单的血清标记物,对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的早期诊断且防止其进展为重症感染具有重要意义。血清降钙素原(PCT)作为反映早期感染的灵敏指标,已逐渐在临床应用,分析其在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病程中的表达变化,筛选有价值的炎症标记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5]。本研究主要以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肺部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术后患者血清PCT水平变化对预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预后评估的价值,为临床诊疗提供一定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诊断为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并接受手术治疗的82例患者,依据术后是否发生肺部感染将其分为感染组(n=52)及对照组(未感染患者,n=30)。感染组依据患者出院结局分为好转和死亡。肺部感染的诊断符合原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6]。纳入标准:(1)年龄≥18岁,非创伤性血管成像技术(CTA)确诊为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2)发病时间≤14d;(3)积极治疗的患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糖尿病、恶性肿瘤等疾病者;(2)近期有感染者;(3)近3个月服用过糖皮质激素、非甾体类抗炎药物者;(4)拒绝积极治疗的主动脉夹层患者。纳入患者或其直系亲属均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
1.2方法
采集患者年龄、性别、影像学诊断、微生物培养及药敏结果、手术类型等资料。患者术前、术后2d、术后3d无菌操作下采集患者的静脉血样本。PCT采用德国罗氏E602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进行检测,试剂及定标品均购自罗氏公司;血液WBC采用日本SYSMEXXN30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试剂为其配套试剂。检测样本时保证所有检测系统平稳无故障且待测项目室内质控均为在控状态。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表示,方差齐则采用t检验,方差不齐则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VOA);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指标对感染预测及预后评估的作用。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感染组住院时间及预后死亡人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2.2感染组病原菌构成比
感染组患者共检出66株病原菌,革兰阳性菌10株(15.2%),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4株(6.1%);革兰阴性菌43株(65.2%),其中肺炎克雷伯菌20株(30.3%)、鲍曼不动杆菌13株(19.7%);真菌13株(19.7%)。此外,13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包含1株多重耐药菌。
2.3两组各时间点WBC及PCT水平比较
感染组术前、术后2d、术后3dWBC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感染组术后3dPCT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两组各时间点WBC及PCT水平比较
2.4WBC及PCT水平对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预测价值以患者术后3d的WBC及PCT水平作为其肺部感染的预测指标,感染组为阳性样本,对照组为阴性样本,绘制ROC曲线。术后3dPCT水平对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有较高的预测价值,而术后3dWBC水平对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无预测价值,PCT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42,理论阈值为2.56ng/mL,灵敏度为86.5%,特异度为96.7%,见图1。
2.5感染组死亡及好转患者各时间点WBC及PCT水平比较
感染组死亡患者术前、术后2d、术后3dWBC水平与好转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感染组好转患者术后2d、术后3dPCT水平与死亡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图1PCT及WBC水平对患者术后肺部感染诊断的ROC曲线分析
表3感染组死亡及好转患者各时间点WBC及PCT水平比较
2.6患者术后PCT及WBC水平对感染组患者预后评估的价值
以感染组患者术后3dWBC及PCT水平作为其预后评估指标,死亡患者为阳性样本,好转患者为阴性样本绘制ROC曲线。患者术后3d的PCT水平对感染组患者死亡结局有较高的预后评估价值,而术后3d的WBC水平对感染组患者死亡结局无预后评估价值,PCT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46,理论阈值为9.41ng/mL,灵敏度为88.9%,特异度为73.5%,见图2。
图2患者术后3dPCT及WBC水平对感染组患者预后评估的ROC曲线分析
3、讨论
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通常需要急诊手术治疗,由于术前准备仓促,术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较高[7,8]。本研究得出主动脉夹层手术后肺部感染革兰阴性菌是主要的致病菌,其中以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分别占30.3%、19.7%。检出鲍曼不动杆菌中包含1株多重耐药菌,一旦细菌对很多抗菌药物耐药,意味着感染无法控制,院内病死率增加。
有研究表明血清PCT水平随系统炎性反应水平升高而升高,其水平持续升高预示患者预后不良,PCT水平下降则提示感染得到有效控制[9,10]。本研究结果显示,感染组患者术前、术后2d、术后3d血清PCT水平逐渐升高,术后3dPCT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术后患者发生肺部感染时细菌的内毒素和外毒素及炎症因子会释放PCT,促使血清PCT水平升高[11]。本研究结果显示,监测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血清PCT水平不仅能有效预测肺部感染的发生且对患者预后评估具有一定的价值。本研究感染组中死亡患者PCT水平在术后2d、术后3d明显高于好转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一致[12,13]。
本研究结果提示,血清PCT对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预测及预后判断具有一定意义,但是血清PCT水平易受到年龄、机体抵抗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另外本研究未对感染严重程度及监测治疗中PCT及WBC的变化进行探讨,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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