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驱动发展,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国家创新体系。[1]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决定论”,认为创新效应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在制度。[2]由此可见,从制度层面研究创新效应提升,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这一问题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从知识产权、研发投入、产学研合作等不同制度视角对创新效应的影响进行了有益探讨。[3]这些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好理论基础,但其局限在于都是孤立地研究某项制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这些多元制度间是否存在关联,且在不同关联关系的作用下是否对整体创新绩效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呢?本研究尝试从理论层面为这一问题的解答寻求理论支撑并给予实践检验,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索多元制度情景下创新效应提升路径。

一、多元制度创新效应的理论分析

(一)制度逻辑与制度多元性研究

Alford和Friedland最早将“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logic)引入社会学研究。[4]此后,更多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为制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用制度逻辑及其衍生的制度多元化进行制度环境界定与分析。制度逻辑理论认为,要基于个体和组织所处的制度情境来分析他们的行为,而制度情境往往呈多元化状态,多元化制度形式上长期共存但相互分离,但这种差异使制度在互动中产生冲突和张力,从而促进制度变迁。[5]制度多元性(institutionalpluralism)衍生于制度逻辑理论,其意味着,在制度层面通常多制度并存并共同影响组织行为,而组织对多元制度的差异化选择会导致多样化的组织行为,从而产生不同的组织绩效。[6]新制度理论对制度多元性的这一认知,迥异于传统新制度理论所强调的单一主导性制度逻辑的观点。[7]

多元制度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如果仅强调制度间的竞争与冲突关系,制度场域最终还是向单一主导性制度逻辑所演化。[8]但其实Friedland和Alford早在1991年就指出,组织因受到场域中多元制度的影响而使不同制度间具有了相互依赖性。[9]2002年Seo和Creed提出“嵌入性主体”概念,认为作为嵌入性主体的组织既受到多元制度的影响同时又具有主体意识,其通过对多元制度差异性的识别与分析以实现多元制度在微观组织中的并存与发展。[10]近年来,国内学者将制度多元性理论应用于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突发事件联防联控等领域的研究。[11]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探讨多元制度如何共处与合作是聚集的问题。

(二)创新体系多元制度研究

创新效应的实现,受到制度环境中多元制度而非某单一制度作用影响。此认知从对创新内涵的形成和发展上可以进一步确认。从“技术推动”到“企业间互动推动”再到“系统推动”,三代创新理论的发展说明了对创新效应认识的复杂演变过程,也为本研究所关注的多元制度环境下创新效应实现提供了理论根基(表1)。

创新效应的实现,依赖于创新体系要素间的动态合作。Freeman明确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要素(图1)。[12]可以看出,创新体系是一个复合多种要素的组织系统,这些要素处于各自独立域而各个域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互动作用,共同实现创新效应。Nelson指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由大学和企业组成的研发体系与国家技术政策间的相互作用。[13]OECD也将国家创新体系视为多重要素相互作用的集合。[14]这些理论尽管从不同研究侧重分析体系的差异化要素构成,但均认可整体创新效应实现依赖于不同要素间的互动作用。这也为本研究进行多元制度环境下创新效应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合作的理论基础。

图1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要素

本研究采用Freeman对国家创新体系要素构成界定。这是因为相较于其它界定,Freeman的界定涵盖要素最为丰富,也更利于体现组成国家创新体系各要素域制度的多元化。从Freeman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要素构成可以看出,每一个独立域,如公共研究机构、大学、政府、金融机构等要有基于策略互动而形成的均衡策略组合的稳定制度规范,而这也为多个域的制度间——知识产权制度、产学研制度、人才制度、金融制度等多重关联建立了前提条件。这些制度彼此依赖、互动合作,产生稳固持续的整体创新效应。但是很显然,每个域任务指向清晰而明确,目标具有较强的单一方向性。这一方面使每个任务域中个体决策更专业、具体,但另一方面囿于个体决策空间或认知的限度,跨域间制度协调受限。这也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内多元制度间互动关系建立的前提。

表1创新理论发展脉络

(三)多元制度创新效应的理论框架

从上述关于多元制度及创新体系多元制度的理论分析可知,创新体系由相互独立并共同作用的多元制度所构成,制度间互动合作共同实现创新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在知识产权发挥基础制度作用的前提下,形成多元制度间互动合作的关联结构,从而生成最大化创新效应(图2)。

图2多元制度创新效应的理论框架

其一,知识产权创新基础作用发挥。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制度。基于知识的内在价值特性与外在公共域特性,为了免于知识陷入公地悲剧价值耗散的恶果,通过产权制度的确立,明确知识的私有权、财产权及可交易权,以维护知识拥有者的权益,尊重其创造性劳动投入,保障其持续的创造力,加强知识生产力转化。所以,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体系的基础。基于多元制度间互动合作是创新效应提升的理论前提,本研究提出,创新效应生成是以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通过人才培养制度、研究开发制度、产学合作制度及金融制度等多元制度之间的互动合作来实现。

其二,多元制度之间互动合作形成。在知识产权保护下,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由此形成的正向激励效应促使着主体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R&D,创新系统中的要素更加丰富。同时,不同企业间、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间形成研发合作关系,在拓宽创新领域、分担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知识产权尊重了人的智力成果,会促使更多的创新主体投入创新活动,由此产生了对更高的创新知识、技能素养的需求。为了满足R&D的需求,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强化教育和培训。通过产权的激励,R&D持续进行,人才培养常态化,创新向更高级复杂的形式发展,多元创新主体构成的创新合作网络成为提高创新能力的有效制度形式得到更广泛的实施。

其三,多元制度之间创新网络构建。一方面实现了知识、资源和信息等的分享,优势互补,异质主体间的网络沟通、相互作用使创新要素重组进而为新技术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条件,同时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发展链条连接,更有利于知识创新与生产力转化。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各主体从事创新活动的风险。产权基础下的研究开发制度、人才培养制度与产学研合作制度互动合作效应会提升创新绩效,显现出优于单个制度下的创新优势效应,而金融资本投资出于对利润的追求,会以更强的意愿参与到这个创新系统中,投资于更强的未来创新体系。同时,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满足了创新活动开展的资金需求,形成互动合作的制度机制。

二、多元制度创新效应的案例分析

本部分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选取联想和华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案例,以实证检验前文理论框架,探索两家企业多元化创新制度结构是否形成互动合作,多元制度间互动合作关系的差异是否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不同影响,以期对理论框架做出回应。

(一)案例介绍与对比

联想和华为都是中国杰出的民族企业,成长之初在经营方式、发展路径及领导人特性等方面具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在企业进入成长期后,两家企业依据发展目标都采用了多样化的发展制度,如知识产权制度、人才培养制度、产学研制度、研发制度等。但是这些多元化制度对企业的发展是否产生了同样的制度绩效、取得同样的经济效应呢?本研究就先从对比经济利润指标入手,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究造成经济利润差异的制度因素。联想年报从前一年到当年3月31号为一个财年,而华为年报是始于当年1月1日到12月31日,虽然时间跨度有所差别,但也大体可以反应两者发展情况。华为公司公布详细财务数据始于2005年,所以本研究分析时间起始选择也考虑数据可得性。

在企业初创期,通过销售数据可以看出联想的经营情况远优于华为。如1995年,联想、华为销售规模分别为67亿元和15亿元,前者为后者的4.5倍。这是因为成立初期联想依托中科院的技术、人才等优势,而这是华为远不可企及的自然禀赋条件。

企业进入成长期后,两家企业采用的创新发展制度各有侧重。联想的“贸工技”发展战略与华为的“技工贸”发展战略出现了明显差异,而两者经济效益也和初创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反转(图3)。由此看出,采用同样的多元发展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制度绩效。依据前文对多元制度创新效应所作分析,下文深入探究两家企业各自所采用的多元制度间互动合作关系是否存在差异。

华为通过专利申请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致力于丰富自身的知识产权积累,掌握未来技术的制高点。截至2019年底,华为在全球共持有有效授权专利85000多件,是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企业之一,较2011年增长了约13.8倍。同时,华为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与很多世界企业达成了专利交叉许可,每年支付近亿美元专利许可费,以获得业界其他公司专利技术的合法使用权。联想成立之初也非常注重知识产权发展,不断创新,其初创期发展得益于组织内良好的知识产权体系,但随着企业发展路径的转换,对知识产权重视程度有所下降,但知识产权仍是其企业发展的重要制度。由此可以看出,两家企业在发展中都既重视自身知识产权发展又尊重别国知识产权权益,因而从中不断受益。

从研发制度上来看,2002年华为销售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在外部形势极端严峻的情况下,将发展路径转变为研发型,加强与高校合作,并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向研发。随后,华为建立了全球研发体系,充分利用全球人才与技术资源平台。2009年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外部环境下,华为对研发的投入力度有增无减,投入资金同比增加27.4%。而同时期的联想将“并购”发展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走多元化发展道路,重心已不在科技研发。2009-2019年两家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比重差距很大,并且呈日渐加大趋势(图4)。

图3联想、华为净利润率比较(2005-2019年)

从产学研制度上看,华为经历了前期无技术依托条件下以贸易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后,逐渐将重心转向技术研发,遵循“开放合作”战略,打造产学研合作共赢的产业生态链,积极与产业组织、大学、研究机构等构建共赢的生态圈,在诸多前沿领域多学科联合创新,并依托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发展与商业成功。联想初创期有中科院计算所支撑,具有产学研相结合的独特优势,所以在1987-1995年间,联想的科技创新成果十分显著。1996年后,当华为坚持自主创新,发展内生核心技术时,联想选择了外延式的成长路径,以并购扩大市场占有率。

从人才培养制度上看,华为大学为提升员工个人能力,提升管理者和员工的职业化、国际化水平,从教师选择到课程配备都作了量身安排;加快全球干部培养和激励制度优化以在全球范围培养、提拔一大批有使命感与战略思维、善经营并有干劲的干部,推动企业持续创新发展。在最重要的“人”的问题上,联想前期注重内部人才选拔与培养,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才培养机制。随着业务发展仅靠内部选择的人才机制局限性日益凸显,联想将视野转向国际,积极善用全球资源和人才,为其走上国际化发展道路筑实人才根基。

从金融资本制度上看,在全球范围内,华为建立起包括投融资伙伴在内的生态伙伴体系,结成广泛的利益伙伴关系,开展资源全球范围的有效配置,并持续与世界顶尖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同时,制订系统的融资业务政策和项目审批流程,严控资金风险。而联想因为对未来的展望战略缺乏,对互联网信息时代中各种关联关系的掌控能力较弱,所以无法为金融资本带来价值,这就造成了其逃离。

(二)案例分析与启示

图4联想、华为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比较(2009-2019年)

由案例介绍与对比得出,在制度的选择与使用上,两家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多元化创新发展制度,但是诸制度的维护与发展情况却相差甚远。华为创新绩效的实现得益于其不但创设了多元制度,而且保持多元制度间的稳定合作与协调均衡发展,实现产权与研发、人才培养、产学研等制度协同并进、互动影响,制度间耦合产生了“1+1>2”的经济绩效。反观联想,因为发展战略的转变使对创新系统构成制度的重视程度也发生了变化,比较显著的就是对研发的忽视,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以下,虽然2014年以后受重视程度有所提升,保持在3%左右,但较之华为的14%以上仍差距很大(图4)。低水平的研发制度影响了知识产权制度及其他制度绩效,多元制度间未形成稳定均衡的结构,从而造成了整体创新效应“1+1<2”的经济绩效。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可以获得如下启示:第一,对多元制度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不同的创新绩效,因而要依据创新环境做出最优化制度逻辑选择;第二,依据创新效应的实现特点,形成以基础制度主导下的多元制度并存的创新网络结构,并通过多元制度间共同协作实现创新;第三,这些多元制度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域,但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依赖的,任何一项制度如果不能跨越所在域与其它制度域达成协调,势必会影响多元制度合作关系构建进而影响整体创新体系绩效实现。

三、多元制度创新效应的保障原则与实现路径

前文理论和案例分析表明,创新体系中多元制度间差异化的合作关系会产生异质性的创新效应,而只有在多元制度间处于均衡稳定的互动合作关系下才能生成最大化创新绩效。因此,以何种原则与路径构建起稳定均衡的多元制度互动合作关系,是本研究以下重点解决的问题。

构建稳定均衡的多元制度创新效应,应至少坚持如下三个原则:一是重点制度突出与多元制度兼顾原则。创新效应依赖于多元制度间的互动合作,但并不意味着各制度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一视同仁与厚此薄彼都非多元创新制度的最佳态度原则。在创新效应的实现过程中,产权的激励作用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对创新绩效的最大化实现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影响着其它制度的作用效果。因而,在突出基础性制度的前提下兼顾多元制度的共存与合作。二是多元制度客观并存与协同作用原则。创新体系中多元制度的静态客观存在与动态协同互动相统一。静态客观存在是动态协同作用的物质前提,依据系统性创新体系创设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为制度间互动合作创设前提条件。动态协同作用又为更高层面的多元制度共存创造条件,脱离了制度间的互动合作,创新效应就会因此丧失生成动力,创新体系维持在原有层面并将向更低层面的系统结构演化,直至系统解构。三是个体制度调整与其它制度协调原则。建立在多元制度间互动合作基础上的创新体系稳定结构并非永固不变。随着系统发展,个体制度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进行调整,相应地,建立在当期稳定结构基础上的其它制度也应与之互动协调,使诸制度间在新的层面上达到稳定均衡的互动合作,以此实现长期制度间协整发展,创新体系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制度均衡。

在坚持以上三大原则前提下,构建稳定均衡的多元制度创新效应的具体路径如下:

(一)筑实知识产权地位,保障创新实现基础

知识产权是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因而,其地位的稳固必然对创新制度绩效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提高意识,完善知识产权管理。通过营造尊重与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调动主体持续创新的积极性,树立对创新成果产权保护的意识;根据行业产业发展,适时调整知识产权保护的“长”“宽”“高”各维度,打破知识产权固守不变的意识;加大侵犯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维护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与经济利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遵守世界产权规则,既参与国际技术竞争也吸收利用国外先进的科研技术成果,树立知识产权国际化意识。其次,增加竞争,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对极具产业竞争力和国家创新能力的重点科技领域和重要国民经济领域,将掌握核心技术及其知识产权作为首要目标;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领先科技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成果;重视基础研究,并努力推动基础研究向产业发展转化,形成具有竞争性的生产力。再次,着力应用,克服制度发展瓶颈。要完善知识产权市场化交易机制,依托信息技术网络平台免费开放交易数据,并严厉打击不良竞争、安全欺诈等行为;培育社会科技中介组织,完善关于知识产权的信息咨询、价值评估担保等服务事项,使技术转移、转让更专业化,更便捷高效。

(二)促进多元制度供给,丰富创新制度构建

一方面,要优化创新要素供给。首先,明确各类要素职能,但职能间要互补协同。既要避免职能间相互叠加造成资源浪费,也要防止职能主体间各自为域。基础研究是创新能力的基础和国家竞争力的源泉,在对基础研究激励的过程中,要整合各要素职能,协同发力。在研发投入上调整投入比例,形成支持基础研究的稳定投入和渐进增长机制,同时人才培养也向基础研究倾斜,加大对基础研究从业人员的激励。产学研合作制度绩效评估摈弃单一以研究成果和商业应用为标准的评价方法,重视并量化基础研究人员的贡献,给予充分认可。金融资本投资要避免追逐“短”“平”“快”的回报机制,将视野与格局投向整个创新宏观环境,优化资本投向基础研究,在时间纵轴上收获商业回报。其次,增加创新资源供给,但资源间要协同优化。资源投入数量与创新绩效呈非线性正向相关,供给数量增加带来的管理成本激增,供给比例失调抑制制度整体创新绩效实现,所以基于多元制度互动合作关系,要考虑在资源互补条件下创新资源增量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平衡关系。对各类资源供给比例应建立动态的周期性的绩效评估制度,确立权威评估主体,采纳科学评估方法。同时强化政府对创新资源的宏观调控职能,利用信息优势、资源整合优势对各主体供给比重、供给方向做出策略性优化调整。

另一方面,要开放国内外多元环境。首先,立足市场,促进各类要素加速融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多元创新主体的交流与互动需要面向市场进行,应当加快技术市场建设,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制度;产学研合作制度中,在基础研究阶段就树立市场开发意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形成产学研正向循环创新结构。其次,放眼国际,推动多元主体参与世界交流。多元主体交流要以大国际格局参与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参与国际资源交换与利用。坚持“引进来,走出去”,支持企业走向国际,开发海外市场,培养国际化人才,设立海外研究机构和产业基地,鼓励研究机构参与国际创新项目。支持海外金融资本投入中国创新领域,但要规避金融风险及可能会引发的国际纷争。这样既弥补国内创新资金短缺的问题,也是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方面。愈丰富创新资源的汇入愈有利于形成创新要素的新组合,愈容易激发出国家创新能力新的增长点。

(三)推动多元制度协调,形成创新效应合力

多元制度间互动合作机制既要保持内部常态稳固又不间断外部持续互动,而这就需要各要素间在静态组织形式上形成一种相互依赖、共存互联的网络,在动态合作方式上尽可能拓宽合作通道,冲破合作局限,积极主动搭建合作平台,并对合作加以规范引导。首先,跨域合作,丰富创新网络实现方式。要加强多元创新主体间的相互协作、学习与互动关系,通过部门间跨学科、跨技术领域的融合,地域间跨区域、跨国家的联合,形成有效支持创新的网络。在合作中优势互补、求同存异。其次,发展科技中介,搭建创新网络实现桥梁。大力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机构,为多元参与主体提供精准、规范化的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创业中心、企业孵化器、知识产权机构、信息服务机构等科技中介将成为创新主体间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助推产学研间的合作与成果转化,快速实现知识的生产力转化,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同时,加大对科技中介人才培训,使业务更专业化,服务更有保障;培育适合科技中介行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和规模,在社会中形成利用科技中介服务的氛围,并塑造出具备高质量服务能力的行业品牌。再次,规范引导,提供创新网络实现保障。在制度建设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政策等途径调整制度结构,影响并引导创新主体的策略选择,防止创新系统网络运转失灵。对在互动制度关系建构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关键的知识产权、R&D、产学研合作等领域,做到扶弱补差、及时纠偏,以最大化创新网络绩效。同时,保障创新网络的实现还要立足本国制度环境,从中国最大化的实际出发,既不片面追求国外先进的创新制度也不盲目否定中国现行的制度,而是以保障建立起能够形成互动合作绩效的制度关系为目标,探索适于中国创新发展的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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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政府创新治理研究”(18AGL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