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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

2020-05-12 15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中国的哲学更多体现为一种政治实践哲学,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实学，因为很多的学团的思想最后都成为政团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思想蕴含很多社会治理的智慧。本文从其形成的地理环境因素、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基础以及自身的本质内涵出发，从家国同构的视域进行分析,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

关键词：
“家国同构”
思想意蕴
政治哲学
政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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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同构”主要是指家庭与国家存在相似的组织结构。《诗经·小雅》曾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对家族长辈的“孝”和对国家的“忠”形成社会价值的同构,而正是如此,经历过上千年岁月洗礼的中华大地,孕育了一大批爱国有志之士,为了实现保家卫国、国泰民安的理想而终生奋斗。在家国情怀下的“家国同构”社会系统中,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政治哲学思想。

一、“家国同构”的地理环境因素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域之间跨度大,这也使得我国拥有丰富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天气气候。整体来说,我国地理环境表现出地域差异显著、独立封闭等特征:从国土面积来看,我国坐拥约960万平方千米的大陆面积,从南边的南海诸岛到最北的漠河地区,总跨度约5500km;从最东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到最西的帕米尔高原,总跨度约5200km。不仅如此,最南到最北纬度相差近50度;而最东到最西,经度则相差至少60度,横跨5个时区,且经历了沿海低洼平原地带、平原向高原过渡地带、高原地带。正是与众不同与多样复杂的地形地貌,我国孕育出丰富的文化,如:山岳文化,其特点是封闭性和排他性;草原文化,其是以畜牧业为主,特点是流动性和外向性,河谷文化,其以农耕为主,特点是内聚力和容纳性;海洋文化,其以生鲜业为主,表现出开放性与冒险性特征。而不同的文化也催生出差异化的生产方式与生活观念。无论从南到北,还是从东到西,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都表现出显著的不同,并进一步孕育出巴蜀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

综上可见,从某种层面而言,地理位置与文化是相辅相成、和谐共生的关系。不同的地理因素与文化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国博大精深、丰富多元的传统文化。虽然地理环境复杂、差异性明显,但是,却离不开一个总体的环境,那就是两河,即是长江与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北抵阴山,南至秦岭,东注渤海。她灌溉了华夏大地,孕育了华夏民族,从西向东总共流经了9个省份。而长江也是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中部,数百条支流辐辏南北,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等8个省或自治区。由于这两条大河的横贯,东西各省、南北各地在地缘上就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环境。两河文明主要衍生出的是农耕文化,水源的充沛,土壤的肥沃是一个地域自然物资充沛的一个前提和基础条件。

如果上游的区域断掉水源,下游的地域也将会出现生存的危机。基于这样相互关联的生存环境,同时又有互助才能互利的农耕生产方式,使得人与人之间、地域和地域之间、地域和国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在复杂多元的地域之间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权加以管理。否则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接续与各个地域之间的相互独立将会形成巨大的矛盾。所以,从中国的地理环境上就形成了“家国同构”的基础。

二、“家国同构”的经济基础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古代中国就出现了两大基本的经济类型,即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其中,农耕文化强调自给自足、风调雨顺,崇尚和平与和谐,整体表现出温和、井然有序的一面,而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特征,主要是与其社会生产方式有关。农耕生产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禀赋,严格恪守自然客观规律,按照二十四节气和季节变化有序地开展农事活动,祈祷风调雨顺,渴望丰收与生活和谐稳定,而这种生产方式也决定与塑造了农耕民族安居乐业、和谐稳定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处在这种环境中的居民,大都表现为一种不尚武力,热爱和平的防守心态。由于农耕民族生活的大河流域地理环境非常优越,他们决不愿意离开适合耕种的优越性的地理环境而向其他地方流动迁徙,不像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草而居,不断争夺水草征服异邦。因此,不尚武力,热爱和平,追求平安稳定的和谐生活,是农耕民族文化性格一个重要特征。

另外,以土为本,热爱家乡、凝聚力与容纳性强也是农耕经济特有的文化特征。一方面土地是农耕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耕生产主要栽种植物庄稼,所以庄稼生长于大地,有土则生,无地则死。农耕居民很早就树立了“以土为本”的人地观,并由此形成对土地的强烈依恋情怀。土地是根,是农耕居民的归宿和希望,这种深厚恋土情结,变现为生于斯死于斯,吃苦耐劳地死守故乡,决不轻易离开父母家庭。叶落归根就是农耕文化热爱家乡、怀念故土的具体体现。土地是农耕活动开展的重要生产资料,而土地的稳定性也决定了农耕生产周期、生产模式和劳动力的稳定性,而这进一步映射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农耕民族不急不躁、循序渐进、不慌不忙的稳定心态。

另一方面,固守一隅依乡恋土,形成了农耕居民浓厚的乡土情怀,这种情怀会随着感情的积累而进一步升华为爱国的民族情感;与此同时,寸土之地所形成的乡土凝聚力也会随之升华为民族凝聚力。这意味着农耕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实质上体现的是农耕居民对土地、对家乡、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表现的是民族拧成一股绳的团结力与凝聚力。由于国家的概念在地理学意义上是指具体的山川河流、边疆界域等土地区域空间,因此,以土为本的农耕文化,最易培养人的热爱土地、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正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本,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最本质的精神体现。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民族的主体文化是农耕文化,而文化所表现出的家国情怀和团结力也使得农耕民族自信自强;与此同时,农耕生产的稳定性与自给自足的特征,也使得农耕民族表现出知足常乐、和谐稳定的一面,它们共同构成了农耕文化的包容性。这种包容体现在农耕文化并不会强力地排斥外来文化,而是表现出极强的吸纳消化能力,它会自行地吸收异质文化的精华,以此实现文化的自我发展与发扬。而产生于游牧经济区的游牧文化,则具有外向流动,开拓进取的特点,游牧生产通常在拥有辽阔草原的高原地区发生发展,其生产方式最主要是逐草而居,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如我国长城以西的青藏高原和长城以北的内蒙古高原,自古以来就是条件极为优越的游牧经济区域,所以游牧文化通常被称为草原文化。

游牧人群和牲口随着季节的变化辗转于各个草地和水源之间,以追求绿色宜居的场所为目标而不断地更换生活与生产空间,这种空间的不稳定性和群体的流动性,使游牧文化表现出外向性与开拓性的特征。不同于农耕文化囿于一方土地,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为了满足生存需求,不断地开辟新空间,征服新土地,并与陌生群体磨合碰撞,而这也塑造与培育出游牧民族开拓创新的精神。不狭隘守旧,视野开阔,勇于冒险。这种开拓创新的文化特性是由游牧生产流动性、外向性的基本生产方式决定的。为了生存,加之草原的生活环境,游牧民族主要是以狩猎为主来获取生产资料,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则形成了该民族崇尚武力、勇猛好胜的性格。为了能够成功猎取到猎物,同时为了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竞争,游牧民族在社会实践中逐步习得了骑马射箭等本领,并发展出强悍勇猛、崇尚武力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内核。游牧民族地域转换频繁,文化缺乏稳定,没有长期固定的生活地域空间,因此它的文化也相对不稳定,容易被其他文化吸收或改造融合。这两种经济类型有对垒和冲突的时候,当然也存在交融共存的情形。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以和亲、迁徙等多种方式交往互动,而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双方的文化也不断渗透、交融、碰撞,并最终在不断地适应与磨合中走向共融。其中,农耕文化凭借着强大的包容性,吸收与汲取游牧文化的精华,不断地延展自身的文化意蕴与内涵,迸发出蓬勃和旺盛的生机,逐步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主体,而且也奠定了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包容性的文化基础,推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续相传。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而盛唐气象的出现,与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融合的完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唐代华夷观念的淡薄,和平等的民族政策均开启了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友好局面,创造了国泰民安、经济繁荣、文化包容的大唐盛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均得益于我国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两大主体经济形式的融合,使得“家国同构”有了多种经济形态包容共生的经济基础,而不是一种经济形式代替另一种经济形式,而是几种经济在相对合理的距离下保持自有的特色,同时形成交流融合的态势。

三、“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基础

一种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除了地理环境、文化融合等因素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经历了多次朝代变迁,然而即便社会结构的外在形式如何更替变换,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却始终如一,亘古存在。在中国延续很长时间,具备完备形态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家国同构”社会系统。值得说明的是,这种社会系统是与我国农耕经济相适应的,表现出同步发展,且共同作用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国的邦国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衍生而来,是血缘关系在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强调血缘关系与国家的和谐统一与同源共生。“家国同构”是用自然亲情血缘来形成社会的层级管理和政治体制。而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特征,主要是因为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建制都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出现的,即是“家天下”。在中国传统文人的政治理想中,“爱国”首先体现为“爱家”,“尽孝”发展为“忠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层次递进,所以“国”与“家”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

在漫漫长河中,中国同源共生的政治制度与基于血缘关系和道德伦理的相互作用、彼此联系、相互交融,共同奠定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基础,并对我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无论是文化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亦或是艺术、民俗等其他表现形式,均可以窥见我国政治制度与宗法制度的联系,均可以找到“家国同构”社会政治结构的印迹。可以说,社会结构的血缘性特征,是我国传统文化伦理型范式形成的基础。在这种伦理范式的影响下,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缔结着紧密的联系,而这也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凝聚力;而且中华儿女无论阶层均具备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孝敬仁义等基本道德观念,都强调个人素质与道德修养,都讲究人情伦理、集体利益、道义,都追求家庭和睦、家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另外,在这种范式的影响下,我国社会更注重人际关系的维系,要求用规范的礼仪和道德准则,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也使得中国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家国同构”的政治形态形成了民族统一和国家利益观念,形成了民族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将宗法领域的孝义和仁义升华为忠君报国。

“忠孝同义”“家国同构”,培养了文人学士的经世致用思想,对权力的获取也是成为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所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宗法制度的形成,在政治哲学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制度上表现为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中国古代用政治伦理弱化法律秩序,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为“下学而上达”、“内圣外王”,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事实上,这种理念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后来经过汉代经学、宋明理学等诸多学派的衍生与完善,以不同的形式发展与延续。从某种层面而言,我国文化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范式,以“内圣外王”等理念作为指导,并以各种经济形式和社会政治结构作为坚实基础。

四、“家国同构”的思想起源及其内涵

忠孝同义是“家国同构”的思想起源。农耕文明是“家国同构”的形成基础,这是在区域局限的地理条件下精耕细作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这种自然形态中,因为每个人的劳动力是有限的,人们必须协同配合,相互帮助方得温饱,而这种生产方式也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把具有血缘关系的人联合起来进行必要的生产生活,是一种最为有效和直接的方式。血缘关系中的长者不断积累生产资料,而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权力体系又反过来决定财富的多寡,这种特殊的所有制形式成为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中国严密而精细的称谓系统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典型的就是五服制,根据亲疏之别来规定在丧礼中所穿的服饰的样式,这是一种因等差之爱的情感而产生的一种礼。

中国古代社会的建构方式是血缘,血缘之间的族亲关系是依靠伦理的法则来规定和遵守的,而西方国家因为工商业文明形成比较早,人们在其居住的地方没有足够的资源维持生活,迫不得已走出家门采用交换而获取生产资源,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是无法在血亲关系中形成宗法的体系和规范的,所以往往是通过法律、契约等来进行社会的治理。中国通过血亲层类的方式使得整个政治权力系统架构有条不紊,首先血缘关系构成了家庭,而存在关联的家庭因上下世袭关系形成了家族;其次,家族权力的强化便会转化为政治关系,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成为了有自然血亲关系而延伸的国家机构。“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治国犹如治家。故而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功夫次第和人生理想。

中国伦理的内核是以血缘关系作为根基的,基于这种关系,建构了世代承袭的组织机构,形成了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宗法传统。不仅如此,伦理关系因为是在自然血亲的天然有序关系中形成的,这跟西方以契约为基础的法治体系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古代政治注重血缘亲情,这种血亲关系在文化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孝,孝文化实际上是对生殖和生命延续的崇拜和理想。《尚书》是目前最早阐述“孝”的典籍。“克谐以孝”(《尚书·尧典》)、“用孝厥养父母”(《尚书·酒诰》)。《尔雅·释训》云:“善事父母为孝。”上述文献记载均阐述了孝的本质与内涵,要求要孝敬与服从父母,要求子女承顺父母之意。宋代思想家朱熹认为:“能事父孝,则事天之理自然明;能事母孝,则事地之理自然察。”由此可见,“孝”是一种天地之理自明的状态,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孝”是血缘关系上的特殊的情感,它是有别于西方法律规范的道德自律性规范,但是这种规范性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有利于血缘关系牢固。另外,忠与孝从本质上而言也具有共同性,孝是建立在与天俱来的上下级血缘关系的基础上,而忠也同样是基于上下关系来构建的社会构成。

总之,“家国同构”的政治方式其实是适合我们中国地理环境和农耕经济生产方式的一种政治上的选择,这种同构,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强。这是我们民族文明和觉悟的集中表现,是一种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为标志的精神,这种精神能够催生令人奋进的动力和志气,有助于增强我们家国一体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人民的爱国热情,提高民族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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