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生产性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显现。从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历程来看,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如美国2000年GDP的77.4%来自于第三产业,这一数值于2015年达到81.6%;英国2016年GDP的94.7%是由第三产业贡献的。(1)值得强调的是,第三产业之所以能够主导发达国家的经济,是因为富含高级生产要素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了约60%,而其服务业只增长了大概25%。(2)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幅是服务业的2.4倍,这主要受益于美国的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与通信领域的重大突破。

从我国的三次产业发展情况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具体而言,第三产业于2012年取代第二产业成为GDP的最大贡献者。截至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升到346149.7亿元,占据GDP的“半壁江山”。2019年的数据表明,第三产业增加值高达534233.1亿元,构成了同期GDP的54.04%。(3)自2004年至今,服务业增加值的55%左右是由生产性服务业创造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从1/5附近上升到接近1/3。(4)而且,生产性服务业因具有较强的整合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能力,其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率排在第二产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之前(李平等,2017)。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2007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强调,“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同时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降低资源能耗,提高产品的附加值”。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农业、工业等多个环节,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显著等特点”,“引导企业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以上政策阐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依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制造业的非核心业务分离,既能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又能促使制造业的核心业务能力提升,进而加速产业价值链向高端迈进。一方面,产业价值链的提升让国内企业有机会参与“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环节的分工(如研发、品牌设计和营销等),学习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将使得国内企业获得先进的技术及价值链管理经验,从而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参与价值链分工的企业将掌握的先进技术应用于国内生产,本地产品的质量水平与国际竞争力进而得到上升。本质上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推动的产业价值链攀升是新时期条件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将出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增长动力的转换。这表明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将更加重视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更加强调生产效率与经营效益等方面。毫无疑问,我国经济中上述积极变化的顺利实现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发展。

尽管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了考察,但是鲜有文献致力于全面地阐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影响。鉴于此,本文的目标是系统地梳理现有文献,进而廓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经济影响,从而为我国制定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提供有益的启示。具体而言,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影响总结为五点:提高地区生产率、促进产业价值链攀升、推动产业协同融合、助力产品出口以及推进城市化。之所以选择上述五个方面的影响,因为这五个方面不管是从现实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而言都更加重要,文献也相对更多。第二,本文重点着眼于不同文献提出的不同作用机制,因为作用机制相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而言更能体现文献的实质性内容。第三,为了直观地理解生产性服务业的经济影响,本文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支撑,且大部分数据都经过了深度处理。比如,本文在归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出口的影响时使用了产品出口质量指标,而这一指标必须经过复杂的数据筛选与处理才能得到。第四,本文整理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五大经济影响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又好又快发展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多重动力,这无疑为探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指明了方向。

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生产率提高

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生产率的关系研究还没有达成共识,目前存在“促进论”“抑制论”和“不确定论”三种观点。持有“促进论”观点的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式发展改善了地区发展环境,通过人才流入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了区域整体的生产效率(Eswaran和Kotwal,2002),而且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式发展也有利于区域内生产率提高(Fernandes和Paunov,2012)。但需要强调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对生产率的促进需要以人力资本充分积累为前提(项松林,2020)。与“促进论”相反的是,部分学者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并不会促进生产率上升,反而会在相当程度上压低生产率(Andersson,2004)。还有一小部分学者提出了“不确定论”,惠炜和韩先锋(2016)就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在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时展现出门槛特征。换言之,生产性服务业在自身集聚水平较低时能最大程度地促进生产率提升,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达到其阈值之后,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之间的正向联系可能会达到最低点。整体而言,“促进论”在以上三种观点中占据主流地位,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地区生产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制造业非核心业务的剥离势必增加了生产性服务方面的需求,这显然刺激了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咨询和科学技术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够为制造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自然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程度不断得到改善(唐晓华等,2018),经济体的生产效率也会相应提高。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程度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猛,进而能够高效地为制造业提供各类生产性服务,实现经济体快速发展。

我们需要注意到,地区生产效率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通过市场规模的限制、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制造业生产效率产生正的外部性(余泳泽等,2016)。具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智力密集型特性决定其市场规模远不及制造业规模,生产性服务业有聚集在城市之中从而远距离地服务制造业的现实可能性;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服务效率大幅度上升,发包方与接包方都能够低成本地获得对自身有价值的信息;便利的交通带来沟通成本的降低及出行方式的多样化,人们面对面交流的地域限制得以打破,服务信息的失真程度能够降至最低水平。但是,这种外溢效应往往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财政分权制度的实施造成了区域市场分割的出现,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出台地方保护政策,使得本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少对另一区域制造业企业提供服务。可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生产率提升存在地理上的边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生产率提升好处,有必要加强区际交流与合作,改变GDP至上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

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价值链攀升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以服务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但是,自我国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以来,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而未能顺利攀升到价值链高端环节。因此,如何实现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纵观发达国家的价值链治理经验,可以说产业价值链高端化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高级生产要素的集聚(刘奕等,2017)。

倘若一国幻想依靠进口生产性服务来推动产业升级,那么它很有可能被锁定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短期来看,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承担一个生产环节能够获得可观的利润,但是这种单一工序的生产模式具有极大的外部依赖性,一旦经济波动造成订单数量大幅度减少,企业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杨玲,2016)。另外,一旦地区之间因缺乏互动性而彼此处于被孤立的状态,更广范围内的规模经济效应就发挥不出来,这一损失也是巨大的。比如,长三角地区先前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就过度依赖西方国家的外包业务,各区域相继进行单一的零部件生产而极少进行交流,虽然在相当长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也错过了构建区域产业链进行持续盈利的最佳时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制造业自然只能转向进口生产性服务来寻求自身升级,结果便使得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系中断,进而使得制造业升级进度为发达国家所掌控。事实上,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行了布置,但是却出现了生产性服务业越发展反而制造业升级越困难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悖论”(杨玲,2017)。回顾我国工业化发展历程就可以发现,新中国亟需改变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国家的工作重心自然就转到重化工业建设上来,长期的要素价格扭曲政策造成了工业优先发展而农业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林毅夫等,1994)。直到今天为止,生产性服务业行业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而是采用负面清单的举措逐步地对外开放。以上海自贸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进程为例,上海市先后出台了五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对限制和禁止外资进入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进行了明文规定。从表1可以看出,外商在上海自贸区内投资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自由度呈上升态势,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在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行业内部竞争日益激烈以及知识溢出不断增加,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而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发展将为本国制造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江小涓,2008)。

表1外商投资上海自贸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受限条目数

国内价值链升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生产性服务业不断从制造业中剥离开来,制造业只需从外部购买服务来完成产品的制造过程,即制造业更加聚焦于其核心业务发展。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贸易本身可以看作知识要素的传播媒介(王爽,2016),制造业企业通过对进口的生产性服务的消化和吸收,可以提高本企业在职员工的技术水平,进而缩短人力资本存量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时间。人力资本的质变降低了本土企业进入产品研发、品牌设计以及营销物流等领域的门槛,这为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创造了有利条件。总之,从制造业中游离出来的金融、科学研究和信息传输等生产性服务具有知识要素含量高的特点,制造业因享受到高度专业化发展的生产性服务而获得生产效率提升(Francois,1990),进而有能力突破价值链攀升的障碍并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产业协同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当于国民经济的两只“翅膀”,双翼协同发力方能带动经济腾飞。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层级分工特性,(5)制造业则倾向于走出大城市并向中小城市均匀分布,表2展示了这一规律。其中,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大多布局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等超大或特大城市;而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属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范畴,倾向于集聚在合肥、芜湖和舟山等级别较低的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之所以布局在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能为其供给充沛的高端人才,且大城市有足够的市场来稀释高端服务业的运营成本。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交易频繁的特点,其布局在中小城市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节约交易时间。

表22017年长三角26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集聚度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融合,这有助于地区生产率的进步、技术的突破和充分就业(苏立君,2016)。制造业企业使用生产性服务进行生产时会产生服务成本,但是这一成本大大低于制造业自我服务时产生的费用。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与迂回生产引致生产效率上升,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的规模报酬不递减的属性使得成本变得可控(Markusen,1989)。而且,制造业分工的细化与深化产生了大量生产性服务需求,服务市场借机扩大并提供了可观的专业化就业岗位,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程度进一步得到了加强(Park,1989)。

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出口促进

虽然我国制造业生产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制造业全球竞争力还不是最强的。①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借助于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优势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参与全球化分工与生产。但是,伴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以及资源能源约束趋紧,大量低端制造业企业相继撤离我国,转向越南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高端制造业企业也陆续向母国回流。②由此可见,我国制造业粗放型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实现制造业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已经刻不容缓。

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表明,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可以显著地增加制造业出口竞争力(Nordas,2010),这主要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和资本密集度较高,能够高质量地服务于整个制造业生产过程,带来降低中间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效果(Lodefalk,2014)。实际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通过提高产品的出口质量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③表3列出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及产品出口质量的计算结果,显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产品出口质量也相对较高,且同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上升往往也伴随着产品出口质量提升。

表3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产品出口质量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引致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结构较先前有所优化,在初级阶段具有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的特点,而在高级阶段则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为主。不难发现,产品出口结构呈现出上述特征的根源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较低时,制造业因得到的支撑力量不足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只能借助本土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等要素来参与全球化生产,其产品自然也就缺乏竞争力。当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到较高程度时,本土制造业企业能够得到技术、智力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支撑(Arnold等,2007),这些高级生产要素内化于产品内部就会表现出过硬的产品质量与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另外,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发展使得制造业企业可以专心于服务之外的产品生产业务,产品合格率与优良率也相应会上升。

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推进

前文已经指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2004年至2017年,这一比值从20%左右增至30%上下,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正处于加速发展期。同时,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均实现了大幅度增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同步性证明,两者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顾乃华,2011)。

以长三角26座城市为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其城市化率一般也较高;除了常州、南通、盐城、扬州、泰州、绍兴、台州、合肥和滁州这9座城市之外,其余17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均呈上升态势,且其城市化率基本上都有所提高,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需要注意的是,截至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中仅有安庆的城市化率低于50%,余下25座城市的城市化率均远高于这一数值。(6)可以认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进程正从外延式扩张阶段全面迈入内涵式提升阶段。

值得强调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生产性服务业多采用空间集聚的方式进行发展,企业间合作与交流的便利程度因此而提高,“集体学习”的正外部性得以产生(Keeble和Wilkinson,1999)。为了高效地获取这种正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在空间上集聚发展,继而推动城市经济部门不断向前发展(陈建军等,2009)。而且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式发展,这一点已为杨仁发和包佳敏(2020)所证实。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投资环境的改善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厂商合作将会变得频繁。比如,交通运输业发展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提高了资源输送效率;金融服务业兴起为企业搭建了良好的投融资平台,促成了投资供给方与融资需求方的有效结合,消除了信用体系不健全产生的低效率资金搜寻现象;仓储物流行业发展使企业的零库存成为现实,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企业仓储成本。伴随着生产环境的改善,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必然上升。生产性服务业也会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进而带动高素质人才自发地在区域内部集聚。

表4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与城市化率

七、结语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毋庸置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助于地区生产率提高,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够实现其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二者协同融合将推动国内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了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了产品出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我国经济增长迈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新一轮增长急切需要新动能。作为知识、技术与人才要素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如何保证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研究课题。我国服务业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且发展时间较短,各方面还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如果一味追求生产性服务业的数量型发展,结果很有可能会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缺乏竞争力。比如,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产品创新不足、金融支持存在企业所有制歧视、金融危机应对能力较弱等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关系到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稳定与否。这表明,我国金融业仍需要继续探索适合其健康发展的路径。再比如,我国科技服务业还需要继续向高端化和智能化发展,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是要强调数量型发展,而是要注重质量型发展,通过质量型发展发挥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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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江苏省第五期“333工程”科研资助项目“体制性产能过剩的机制､测度和对策研究”(编号:BRA2019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