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华侨1819年在槟城[1]建立的最早的私塾———五福书院算起,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此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波折和起落浮沉。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源头和基石,华小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其命运和前途备受华社的关注。

一、华小的历史沿革

清朝中晚期,中国东南沿海闽粤等省的华人由于生活所迫大量移民到马来亚[2]当劳工。为了教育子女就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其它简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义学或学堂,以方言为媒介语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古籍以及书法、珠算等。这些私塾成为马来西亚华文初等教育的滥觞。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当时马来亚华文教育还属于祖先认同的乡土教育。

1898年,清政府采纳维新派的主张进行教育改革,建立新式学堂,影响波及马来亚。1903年在东马沙巴出现了最早新式华校:古达乐育小学,1904年在西马也出现了第一所现代华校:中华义学。新式学堂教授的课程包括修身、读经、国文、外语、历史、地理、算术、物理学、体操等。此后各地私塾竞相效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马来亚华侨由于受到中国革命思潮的鼓舞,兴学之风更盛,华文小学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华校教学媒介语开始由方言开始改为普通话。到了20世纪30年代,马来亚华校已经星罗棋布,“只要有小市集,必有华侨学校”。由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马来亚的华人身份是中国侨民,所以这个阶段的华文教育属于侨民教育,其学制、媒介语、教学法与教学目标等皆直接受到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当地华人认同中国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1957年马来亚独立以后,华文小学被纳入到国家教育体系,成为政府学校的一部分。此时马来亚华人大多加入当地国籍,成为所在国的公民,政治认同也由认同中国转向认同马来亚。华文教育开始由华侨教育转变为华人教育(民族语文教育)。

独立前后,华小生源在绝对数量上一直压过英小,但渐呈消退之势,与此同时,英文源流的小学的跨族群生源却明显增长。然而,1967年国会通过《国语法案》(NationalLanguageAct),确立马来语为唯一国家语言及官方语言的地位,独尊马来语,同时打压其它语言的使用。受此法案影响,1968年起,教育部规定英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逐步以马来文取代英文为教学媒介语。到了1976年,国民型中学也开始逐步改为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教育领域“去英语化”的过程最终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完成。政府当年及时消灭英校的举措,客观上为华小和独中在20世纪70年代的复兴创造了难得的契机。否则,该国的华教体系恐怕早就如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英校一样,无声无息地夭亡,而非浴火重生。尽管众所周知,这并非出于当时执政者的本意,但事实上造成了对华文教育有利的客观结果。对于华文教育而言,这无疑是一种不幸中的万幸。历史的偶然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留下了宝贵的种子,这使得其日后可以绝处逢生、再结硕果。

华小的生死存亡岁月,基本上在20世纪80年代已宣告暂停。目前华小已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数据显示,当前适龄华族学童入读华小的比例,大致总能维持在接近九成左右;越来越多的友族家长把孩子送进华小读书;政府屡次企图变质华小却徒劳无功。

二、华小的发展困境

截至2016年,马来西亚全国共有1298所华文小学,65万名学生。[3]由于近些年全球兴起的“华语热”使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不再局限于华人圈内,而扩展到其它族群。现在越来越多的非华族家长把孩子送进华文小学。据马来西亚教育部的官方统计资料,2016年在华文小学就读的马来族学生有77000多人,印度族学生13000多人,其他族群的学生8000多人,非华族学生人数接近10万人,大约占学生总数的15%。[4]在北马的玻璃市、吉打和槟城,东马的沙巴和沙捞越,一些规模较小的华小非华族学生人数甚至已超过了华族学生。[5]然而由于政府长期推行单元化教育政策,导致各种不利于华小生存与发展的法令、规定层出不穷。从独立建国至今,华小所面对的诸如教学语的困扰、增建困难、拨款不公等难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一)媒介语的困扰

长期以来,华小都深受各种企图通过改变媒介语来变质华小的困扰。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3M新课程事件”、“吉隆坡华小集会用语事件”、“综合学校计划”、“华小高职事件”等一连串事件,都涉及改变华小性质的问题。其中,影响程度最大、影响时间最久的当属本世纪初政府推行的“数理英化”政策。

1.数理英化政策

2002年5月10日,时任总理[6]马哈蒂尔(MahathirBinMohamad)在主持巫统最高理事会议后宣布自次年起,各源流小学从一年级开始以英文教授数学和科学,让学生从小学就接触英文数理名词,加强学生对数理科的掌握,同时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政策刚一宣布,舆论哗然,众多华社纷纷表达忧虑和不满,认为此举明显违反教育原理,将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效果;大幅减少学生母语学习时间将最终导致华小变质。除了华社大力反对之外,许多马来团体和印裔团体也明确表示抵制。各族群团体多次向政府表达抗议,要求取消此项计划。遗憾的是,政府罔顾民意,一意孤行,最后结果是在国小和淡小[7]全面落实数理英化教学;华小则在国阵最高理事会的政治协议下达成妥协,采取“2—4—3”方案[8],以双语(华语和英语)来教授数理。

“2—4—3”方案推出后,董教总密切关注其实际效果,很快发现以英语教数理科不仅弱化了母语教育,还带来了如双语师资缺乏、上课时间加长、小六评估考试媒介语等实际问题。董教总认为,“2—4—3”方案实质上已将华小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最后防线”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此引起的负面影响将如缺堤洪水般冲击华小。严峻的现实促使国内主要华团在2005年3月7日联合提呈《国内主要华团第九大马计划建议书》,提出恢复华小数理科以母语教学和考试的要求。[9]同年3月26日至28日,在马来人教育及发展联盟主办的“第二届马来人教育大会”上,马来学者也提出政府必须重新评估数理英化的政策,因为此项措施不仅造成大部分的马来小学生因无法掌握英语而面临辍学的危机,同时也严重威胁了马来语作为国家语文的地位。在母语教育的危亡时刻,各族群反对情绪日益高涨,这直接促成了2005年12月10日由董教总召开的“反对数理英化大会”。这项大会获得超过600个华团与非政府组织代表约3000名各族人士给予支持,一致通过4项提案:[10]

(1)呼吁政府依据语文教学原理,认真贯彻英文科的教学,提升国人的英文程度;

(2)呼吁政府检讨以英文教授数理对各源流小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3)呼吁政府恢复各源流小学继续以母语文作为数理科的教学和考试媒介语;

(4)呼吁各党团站稳母语教育的立场、公平支持各源流小学的生存与发展,确保各族群的母语教育与文化得以共存共荣。

“反对数理英化大会”虽获得各族群的普遍支持,但当局充耳不闻。更令华社焦虑的是,华小第二阶段的数理科英文教学迟迟未有解决方案。2006年新学年开学的前一个星期,教育部长希山慕丁方才匆忙宣布华小第一阶段继续采用“2—4—3”方案,第二阶段采用“6—2—3—2”[11]方案。在此方案下,华小四年级学生每周上课时间从原来的48节增至50节。

为具体掌握华小在落实“2—4—3”和“6—2—3—2”方案过程中面对的问题,教总分别于2005和2006年在多地华小展开调查。结果发现,数理英化带来很多实际问题,主要有:学生上课时间和考试增加,学生的负担和压力加重;许多学生由于英语欠佳而影响了数理科的学习进度;华文教学时间减少导致学生的华文水平普遍下降;课时数增加导致教师备课时间增加、教学负担过重,同时也加剧华小双语师资不足的问题。

数理英化推行4年之后,教育部为了调查学生的学习状况,也于2006年7月在各源流小学抽样进行全国统一的英文数理测试。据报道,参与测试的华小四年级学生成绩普遍不理想,数学科的及格率平均只有40%至50%,科学则只有30%。[12]

2007年,教育部决定自当年新学年开始在小学一年级推行“初期英语识字计划”来加强学生的英语能力。但是由于效果不彰导致各个族群继续通过各种渠道来表达对数理英化的不满。

2008年,政策推行进入第6年,在国小和淡小,已经完成了一轮实验周期,即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完全都是以英语教数理,而华小的数理科则是以双语进行教学,即第一阶段以“2—4—3”方案来学习数理科,第二阶段以“6—2—3—2”方案来进行教学。具体课程时间安排见表1。

此时,政策的负面影响愈加显现,尤其是乡村的小学生在学习上面对诸多问题。因此反对声浪越来越大,原本就激烈反对的华社继续抗争,马来社会和印度社会的反对立场也愈加鲜明。当年5月3日,在新山举行的马来人团结大会上,多个马来文教团体的代表和学者都强烈呼吁政府废除此政策。此后不久,全国马来文作家联盟也表示,若政府继续一意孤行,该组织将在捍卫马来文教育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2009年7月8日,教育部宣布废除数理英化政策,从2012年起分阶段让各源流小学恢复母语教授数理科。

表1过渡时期华小课程时间表

数理英化政策反映了马来西亚在教育领域严重的中央集权以及政治化倾向,这导致在教育领域长官的政治意志常常会凌驾于专业精神之上。强制学生使用不熟悉或一知半解的媒介语无异于拔苗助长,这样的冒进做法很容易造成学生学习困难并因此产生心理和精神问题,如丧失自信心、厌学甚至忧郁症等问题。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卡明斯(Cummins,J)与考利尔(Collier)曾指出,“学习应建立在语言即母语的基础之上,第一语文(母语)掌握得越好,智力发展则越高。反之,如果没掌握好第一语文(母语),或受转换媒介语的干扰,智力发展则会受到阻碍。”[13]

2.双语课程计划

数理英化政策失败之后,教育部在2012年制定了“巩固国语、加强英语”(MBMMBI)政策并颁布《2013~2025马来西亚教育发展教育蓝图》。为了落实此项政策与计划,2016年马来西亚教育部开始在全国300所国小一年级和四年级以及国中初一年级推行“双语课程计划”(DLP)。在这项计划下,有关的国小和国中将同时使用马来语和英语来教授数学、科学、信息与通讯技术以及设计与工艺四个科目。对此,华教界普遍认为这其实与之前的英语教数理政策一脉相承。

根据教育部的计划,2017年此方案将扩大到华小和淡小。如果华小一旦参加“双语课程计划”,那么无论是第一阶段(一、二、三年级)还是第二阶段(四、五、六年级),华小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上课时间将大幅度减少。这不但违反了母语教学的原理,更是破坏了华小的本质特点。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以董教总为代表的七个华人社团在2016年6月12日召开联席会议,会上达成共识,展开全国华小签名运动,坚决反对在华小推行“双语课程计划”。截至2016年11月7日,1036所(79.88%)华小已参与签名。其中,玻璃市、吉打、槟城、马六甲、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华小全部参与签名,详见表2。在华社的强烈反对之下,2017新学年接受双语课程计划的841所学校中没有一所华小。[14]此结果虽令人欣慰,但亦不免让华社担忧类似事件未来再次上演。

表2各州华小签名反对双语教学统计[15](截至2016年11月7日)

(二)迁建新校不易

根据2012年教育部的统计资料,在当时全国1294所华小当中,只有510所位于城市地区,其余784所华小则坐落于乡村,占总数的60.59%。随着近五年城市化和人口迁移的加速,城市地区和华人住宅区迫切需要增建华小以容纳更多的学生。事实上,政府规定每个新住宅区都必须预留一些地段作为学校用地,但是通常这些保留地往往只用来兴建国小和国中,一般不允许兴建华小。因此,虽然教育法令未予禁止,但实际上华社要求新建华小的申请都很难获批。这造成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新建的华小数量极少。即便在不断争取和要求下,国民政府根据政治需要在大选前宣布搬迁和增建个别华小,华社仍需自筹经费购地,自力更生建校。这种政治糖果并不是解决华小短缺的有效方案,并没有从制度上修正不公平不合理的做法。另一方面,偏僻地区的华小则因缺少生源而面临关闭的危险。教育部的统计显示,约有290所华小人数少于90人,其中大约40所学生人数少于10人,面临随时关闭的危机。

对于这些微型华小而言,关键的问题并非“没人读”,而是没有“按需分配”。换言之,就是华小的分布和华裔人口的分布不相适应。政府发布的《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中建议将微型华小合并,但引起了华社对华小数量减少的忧虑,因为政府只会坐视华小自然死亡,却不给予自然生长的机会。面对这种无奈的窘况,华社只能被迫守着那些因生源短缺而奄奄一息的华小,尽量不让其消亡,因为华小一旦“死了”就很难再生。由于形势所逼,马来西亚近年微型华小问题日益突出,“学生人数逐年减少、“新学年零新生”、“华小零华族生,须靠友族学生延续华校生命”、“一个人的华小”,甚至“家协提供奖励,力保有学生就读”的尴尬境况屡屡出现。[16]

例如,如霹雳州玲珑县拉挽启民国民型华文小学即是一所典型的微型学校,近些年随着人口外流,华族学生大量减少,马来族家长则把孩子送进华校就读,导致该校马来学生人数比华族学生多。该校2015年共有8位华族老师,34名学生,其中,华族学生仅有6人而已。[17]

再如,东马沙巴州的古达育华小学也是一所典型的微型华小,目前全校31名学生,仅有1名华人学生,最小班级3名学生,最大班级9名学生。办学艰辛,但校长仍在坚守;古达大有圣心华小,90余名学生,非华族学生比例约为60%。古达培德华小,199名学生,38%为非华族。古达乐育华小是基督教小学,与一所国小相邻办学。该校158名学生,非华族约占30%。蓝瑙培文华文小学已有68年历史,是当地方圆100公里内唯一的一所华文小学。该校共有390名学生,其中华族学生27人,仅占6.9%,非华族学生361人,占93.1%;教师共有27人,其中17人是华人。根地咬政民小学有198名学生(含幼儿园),其中非华裔占85%。峇都古劳日莱培华小学是一所已有80年历史的华小,因为该区域年轻华族居民大多已迁往市区,造成该校这几年全是马来族学生。2016年,该校共有31名学生,其中30名马来族,1名泰族。[18]

一些华小的非华族生源比例越来越高,跟传统的华校概念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反映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已开始外族化并且低龄化。近十年华小非华族学生人数变化详见表3。

表31992年至2012年华小非华族学生人数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在1968年全国共有1332所华小,而在2001年则减少至1285所,共减少了47所。但是华小的学生人数却从当时的434914增加至617102,共增加了182188人。反观国小在此期间,学校数目却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了2695所。若根据国小每增加578位学生即新建一所学校来计算(1559047÷2695=578.5),那么华小就应该增建315所(182188÷578=315.2),但是实际上华小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7所。因此,若从数字上来看,华小共减少了362所(315+47=362)。[19]

(三)经费严重不足

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华小已成为政府津贴的国民型小学,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原则上不论校地归属如何,都可以获得政府拨款,但是长期以来,华文小学都没有获得真正的国民学校待遇,经费不足严重制约华小发展。[20]如在第7个大马计划(1996~2000)下华小所获得的拨款只占政府小学全部拨款的2.44%,只有2597万元,而当时华小学生数却占全国小学总人数的21%。[21]具体信息可见表4。

教育经费的公平合理分配,是教育公平的外在表现,马来西亚政府对不同语文源流学校经费分配失衡,违背了其所标榜的“教育公平”原则,[22]对社会公平与正义造成极大伤害。马来西亚政府在教育经费上不公暴露了其思维的局限,反映出其至今未能甩掉历史包袱,未能摆脱狭隘的种族主义视角。

表4马来西亚政府最近20年给予各源流小学的拨款[23]

三、华小的前途之思

(一)华小走向多元化是华文教育的一大趋势

华小一向被马来西亚华社视为华文教育的命脉。若没有了华小,华文教育必将没落。从目前形势来看,华小日益受到非华族家长的青睐,[24]反映了华文教育的价值在不断提升。华小非华族学生日渐增加,族群比率差异逐渐缩小,意味着华小需身兼数职,既要以母语的形式进行华文教育,也要向非华族以二语的形式进行华语教学。因此,一方面,华小需与时俱进,改变一贯的传统教学理念,走向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但另一方面,面对乡区华小来自其他族群的学生占比越来越大的事实,华文教育还能否保证“原汁原味”?那些完全靠友族子弟支撑起来的微型华小究竟还是不是华文教育?这些问题不由令华教界深思。笔者认为,在华族人口不断减少的趋势下[25]若坚持认为华文教育只为华人而办的理念,未来恐怕很多华小会因生源问题而无法延续。因此,华教界应采取措施鼓励更多的友族学生接受华文教育,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另外,未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会不可避免地朝对象更广、范围更大的华文教学方向发展。

(二)华小的发展期待公平、合理、开明的教育环境

马来西亚近30年来现代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加上教育普及,造成城市地区的人口和学生激增,人民对各源流学校的教育需求也相应增加。长期以来,政府在各个“大马计划”都根据发展需求大量地增建国小,然而却没有根据发展需求及时地增建足够的华小。在马来西亚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长期面对华小不足的问题,进而引发其它问题的发生,造成民怨和不满。基于学校是社区的基本设施,人民的基本需求,政府理应实行一个增建各源流学校的社区学校制度,制度化地拨款拨地增建各源流学校,确保学生都能在社区学校就近上学,从而促进社会的团结、稳定、和谐;国家的文明、进步、发展,避免使问题和纠纷产生恶性循环而加重国家的政治代价与经济成本。

(三)华小要树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办学宗旨

由于华文教育价值的提升造成了受教育对象越来越多元化,即从华族为主转变成族群参杂,作为基础教育的小学阶段尤其显著。未来的马来西亚华文小学非华族生应该会越来越多。这预示着华语将不必然是“华人的特征”,而华小也不仅仅是“华族学生就读的学校”,未来的华小也可能是“全民各族皆会选读的学校”。这就像“英语”早已不仅仅是“英美人的母语”,而是一种国际语言;“英校”也不必然是“英语母语者就读的学校。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出现的新变化要求华社更新观念,在办学思想上要跳出血缘和族群意识的束缚,不能只局限于华族本族群的范围内,而应该把眼光更多转向该国的社会现实,即华文教育不能仅为华人社会服务,更应该为全社会各族群服务。只有走开放与包容、适应与融合的道路,才能促进族群相互理解与信任,消除政府的误解和偏见,化解族群矛盾和怨恨,从而根本上解决华文教育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如生源、经费和政策等问题。

参考文献：

[1]郭素芬､洪丽芬:《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小学多元化现象》,《八桂侨刊》,2017年第1期.

[2]宦佳:《马来西亚华小期纾解困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月11日第6版.

钱伟.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可持续性发展的考察与分析[J].海外华文教育,2018(01):95-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