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这一民族未来兴衰的问题，照彻了印尼华族人的心灵，启迪了一代代华族人的育才观和人生智慧；于是，当华裔幼童带着童趣，睁着好奇的眼睛，准备走进学堂的那一刻起，华族前辈，这个中华文化知识的化身，就和许许多多的华裔学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老一辈华族侨领的辛勤培育下，华族学生吮吸着中华文化知识的甘露，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异国他帮，一个个从稚嫩的幼苗长成参天挺拔的大树，老一代华文教育工作者，用全部精力为印尼华族的下一代建造着光明的灯塔，他固然不仅为知识的授予，尤且着意智慧的启迪。

一、华文的私塾教育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几百年间，可作为印尼华族的“私塾”华文教育阶段。华族人承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素以好学著称，在印尼落地生根的几百年中，移居者多为农工商者，为生活所迫，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然而，他们很难忘情于祖籍国重教遗风，总渴望后代族裔成为读书人。随着印尼华族的繁衍生息和新移民迁徒的到来，印尼华族人口不断增加，对于提高华族后裔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问题，引起了华族社会的重视。

回顾印尼华族走过的历史，华族在印尼的进步发展和繁衍生息是不平衡的。印尼华族人，能够繁衍生息，发展成为其在印尼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人口的素质如何？是否在不断提高？是否承传其优秀的传统文化素质和吸纳其居住国的优秀文化成分？无疑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1690年，华族在印尼开办的明诚书院，被认为是华族在海外兴办华文教育之始。该书院是由荷印当局委任的甲必丹、雷珍兰等华族人领袖倡议，并经过荷印殖民当局批准开办起来的，属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义塾学堂。明诚书院开了印尼华族办华文教育的义学之风气。此后的一二个世纪中，华文私塾义学有很大的发展；到了1899年，仅在爪哇和马都拉地区，就有华文私塾义学217所，拥有华族学生4452人；其他地区也有华文私塾义学152所，华族学生有2170人。许多出生于1880年至1890年的土生华族领袖，都曾经接受过华文私塾义学教育，这也构成了印尼华族华文教育的一大特色。当近代华文学校出现后，还发生了义学私塾与新学之争呢，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没有的。

二十世纪前的几百年中，印尼华族人毕竟从事的是以农业开垦为主，绝大多数华族人从事体力和手工劳动，脑力劳动和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相对有限，华文教育，相对提高华族人口素质的作用，更多地是体现在道德风尚、伦理和人文科学方面。华文教育，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还不是很明显。因此，在这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华族的华文教育内容，主要是情志教育；这个阶段，中国的科举制度，是进于仕途的台阶，是显祖荣宗的唯一途径；精通经书，有获取秀才、举人、进士进入翰林学士的机会，因此而飞黄腾达，进而升官发财。印尼华族子弟则情殊势异，虽有少数华族人精通四书五经，以及博览群书，然无可用之处，尽心苦读，浪费光阴，难以养家糊口，得不偿失。在当时，印尼华族先民何偿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在中国谋得一官半职，以显耀于故土。但移居印尼，是迫于生计，冒险而远渡重洋，即安于异乡，难返故里参加科举。于是，生于斯，学于斯，子子孙孙，繁衍于斯，日夜为生计奔波，难以有就学的机会。

华族人到印尼的目的，不是为读书，或返乡参加科举，只是想生存、立足、发展。一般的华族人后代，想达到生存的目的，无需经读诗书，唯有早日从事农、工、商，籍以增进经验。在异国他乡恶劣的生存条件下，饱学的华族人，反而缺乏谋生的技能。因此，华族社会对华文教育，不是看得很重，都抱着顺其自然观点。但是，虽背井离乡，却始终没有抛弃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并坚持以中华文化为优秀的承传。所以，明知精通经史，也无获取科名的机会，且无利于切身生计问题，然依旧令其后代诵读四书五经，自觉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

在印尼华族社会中，经济发展较好的家庭和较宽裕的华族人，专程从中国聘请私塾教师到印尼训导教育其后代，由一华族家庭聘请私塾教师到印尼，在家里教习华文知识，其他华族子弟也可以被邀请参加就读，以减轻读书费用负担。

由于印尼华族子弟所聘请的私塾教师，所教习的都是孔孟之道，学生所学的都是八股文；无论如何，华族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偏着在情志教育的一边，例如忠、孝、仁、义等的教学要进行六、七年学习教育，还不能读懂浅易的一些华文书籍；以及书写粗浅的汉文字，每天熟读死背四书五经，字虽认识，但不明了其字义，几乎普通的书札都写不完全，无非滥竽充数，根本没有接受到知识的教育。

华族后代，一生下来就要往印尼社会上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是知识，这也是华族人的生存本能。所以，在华族的华文教育相当不发达的几百年中，华族后代，唯有靠父辈所经历的知识和经验的传授，而代代承传。知识和学问，均出自于自已的家庭创造，由个人经验推理而得，和由旁人指导而来，前人所创造的教给后人。在这几百年中，印尼华族的华文教育很有限，华族人的进步发展，华族人口中素质的提高，都是由前人的创造教授给后人，经后人继续开拓，通过华族后代的自觉实践和创造后才得来的。

封建时代的华族人，所学于人的或传授及后人的传统成为经验。科学成了前人的经验积累，谋生凭个人的能力技巧与心思，在华文教育问题上，绝大多数偏于情志的教育，这也是一种好处。中华文化在印尼得以世世代代承传，在印尼几百年的华族社会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情志的教育由内及外，例如赏罚，赏罚是利用知的方面，利用计较的心理，使华族人子弟因赏而为善，因罚而不为恶。华族子弟唯有跟随先辈一意力学，涵养身心，凛中华民族古人思不出位的训戒，自愿接受情志教育。这个阶段的教学形式，主要是家庭教育，教的是“正心、修身”之道，以史为鉴。运用华族人历代积累下来的优良而成功的教子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学识，在这一阶段，为印尼华族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二、华文现代教育的萌芽

从清朝同治末年，到光绪三十四年，称为印尼华族的华文教育“萌芽”阶段。鸦片战争以后，印尼华族人看到祖籍国外患日迫，居住国荷印殖民政府的文化，对华族的日益渗透，海外华族人深受欺凌。当时，还没有设立华族人学校，唯有私塾式书院，也是很简陋，华族的华文书院很强调华族子弟论辩问难。华族社团组织，曾经发动所有居住在印尼的华族人子弟，通过进入私塾学习华文机会，分批分期集中到书院“讲会”，群商学识，取长补短，以推动全印尼华族孩童华文教育的普及。

当时，华文书院“讲会”活动大盛，也成为当时印尼华族人教学的主要组织形式。不同层次、不同学派各讲其说，“讲会”教学并举，提倡百家争鸣，促进了华族子弟的学识交流。许多热心于华文教育的侨领，常常不远千里，从印尼各地云集雅加达，目的在于相互探讨争辩华文教育形式的利弊，以扩大影响华文教育的推广，推动华文教育的普及发展。

雅加达华文书院的“讲会”，大多是师生一起参与，共同探讨华文教育的改良，整个华族社会，对于老一辈华文教育工作者，都十分的尊重，为华族后代树立了楷模；对于年轻有为、虚心好学的华族后代备受鼓励，促其精进。这样的教学形式，成为印尼华文教育的活动中心和参与的范围，从华族人富商子弟到农工商贩子弟都踊跃参与。

其“讲会”的活动内容，以华族百姓的民生日用之道为主，民族自强常识兼之，官场纲常兼教，社会各阶层学之，颇有所得。华文书院的活动，不尚形式，唯求实教，宜省繁文，防止疲惫无效，保证主要精力用于严肃认真地探讨华族子弟的学识教育，不以繁文缛节、空耗神志或浪费精力于非教学活动中；这对于以后开展的华文教育的进步，颇有启发，令人深思。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祖籍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展开了一系列反抗外来侵略、挽救国家危亡的斗争，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以及他们在海外的活动，使民族主义思潮在印尼华族人中广泛传播。一批有识之士痛感华族社会内部轸域隔阂、帮派林立、文化落后，决心组织起来，团结教育华族人民，改革华族社会的不良风气，改善华族人的生存环境。为此，印尼华族人李兴濂、潘景赫、李全福、陈金山、许南昌、许金安等人打破地域、帮派之界，率先在印尼成立“巴城中华会馆”。其宗旨是：在不抵触当地殖民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宣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改良华族社会吸鸦片、赌博等恶习和大办婚丧等陈规陋俗，以办新式华文教育，来提高华族子弟的文化知识水平。同时，反对荷兰殖民政府对华族实行通行证和居住地限制，以及取消华族的专卖承包制，同意印尼其他民族开办学校，而限制华族开办学校等，并对华族受到歧视和控制政策大为不满，决心自办华文学校，教育华裔子女。

中华会馆把创办华文学校作为重要工作，施行了一系列活动，在会馆设立的六个部（组）中，有两个是管理华文教育的，一组是华文学校董事部及一般社会文化组织；二组是英文学校董事部。可见最初的设想是既开办华文学校，又开办英文学校；中华会馆还制定了具体兴办华文教育的规划。按照祖籍国当时已有的学堂制，参考日本学制，创办男子学校，设汉语、算术、历史、地理、修身等课程；女子学校则以学习印尼文和刺绣为主，兼学汉语和一般文化课；从祖籍国聘请懂福建闽南语方言和新式教育者当校长，以“正音”（汉语普通话）为教学用语，自筹经费，不向荷印政府申请补助。

从其组织和规划看，初兴的印尼华文教育体制，具有华族人自己的特点：第一，不仅注重华文教育，同时也重视英语和印尼语的学习；第二，将华族人女子教育列入议事日程；第三，使用汉语普通话，尽可能打破地域隔阂。

1901年3月17日，印尼第一所华文学校——巴城中华会馆的“中华学校”诞生了。最初只有教师2名，学生5名；新加坡著名华族人林文庆，介绍其私人中文教师卢桂舫任第一任校长；为保证华文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华族人又成立了以会馆副总理翁寿昌为首的六人督导委员会，负责每月检查华文教学和经费使用情况。

1901年9月，华族人李登辉创办了一所英语学校——“耶鲁学院”；后来，中华学校的校董与李商量，接管了这所学校，并由李任校长。1904年，又将这所学校归入中华学校管理，但行政与经费独立。

1902年4月，中华学校内附设立女子班，聘请一位华族人女教师任教，主要开设汉语、印尼语、缝纫、刺绣和家政等课程。这样，一个兼具中文、印尼文、英文、女子班的中华学校初具规模，实现了中华会馆董事们最初的办学设想。

在东南亚华文学校中，只有印尼和菲律宾的华文学校开办之初，就开设英语课；因为，华族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英语和当地语言的重要性，尽可能将学习与提高谋生能力相结合。和菲律宾的华文学校相比，印尼的中华学校建校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对华族社会的现状有更清醒的认识，因此，所开办的华文学校，也更具有计划性和针对性。有学者认为，印尼的第一所华文学校，不像传统的华文学校，第一所中华会馆的华文学校，是以日本的华族人开办的华文学校为模式创办的。

1899年，印尼有华族私塾学校300多所，这些华族私塾学校并没有因为现代学校的诞生而停办。一部份思想守旧的华族人，指责中华学校，不符合祖籍国的教育传统，就连荷印政府管理华侨事务的半官方机构“巴城会馆”，也不支持开办中华学校，“巴城会馆”便每个月继续拔300盾（印尼币）经费，支持华族私塾学校办学，以此来和中华学校并存。这样，印尼华族社会，就出现了中华学校与私塾学校之争。

为了使广大的印尼华族人认识到现代华文学校的优越性，中华学校的校董和教师，一方面对华族人提出的种种问题和指责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又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中华学校的教育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提高。1902年，中华会馆举办了中华学校学生和巴城会馆的私塾义学学生会考，结果，中华学校的学生占有绝对的优势，无论是对中文字义的理解还是运用能力，都远远超过私塾义学的学生。

此一会考，使中华学校名声大振，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华族人也纷纷改变看法，原来支持创办中华学校的人更加坚定了信心。“巴城会馆”在事实面前，看到了中华学校的发展前景，遂同意将私塾义学合并到中华学校，原来每月提供给私塾义学的300盾经费，除留75盾作为“金德院”的费用外，其余拨给中华学校作为经费。

中华学校与私塾义学之合，促进了巴城中华学校的发展，也推动了印尼各地华族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地华族纷纷学习巴城中华会馆的经验，相继组织成立中华会馆，并纷纷创办中华现代学校。1901年，巴城八帝贯中华学校诞生了；随后，茂物、文登、丹那望、万隆、双木丹、井里汶、八马垄、三宝垄、波普冷哥、玛琅、岩望、展玉、北加浪岸等地相继办起了中华现代学校。1908年，全印尼的华族现代华文学校已达到了44所；到了1911年，更是达到了100多所。

三、华文现代教育的普及

从1911年到1928年，可以称为印尼华族华文教育“普及”阶段。甲午战争后，华族人亲眼目睹日本的兴盛得益于变法，看到了华族兴学育才的重要性。这个阶段，适逢康有为、梁启超在国内力推维新思想和变法，得到了印尼华族社会有识之士的钦崇，加上中国遭受频繁的外辱，使印尼华族人忧心如焚，急于兴办华族华文学校，依据当时初成立的全印华族商会，华文教育迅速兴起。从1901年的第一所华文学校到1919年，发展到了139所。这个时期的华文教育，提出了对华族人风俗民情的教育改良，从这一点上看，就可知道这一时期华族社会的教化情况。如华族人神色温和性情柔顺，讽谏政治而不直指其事，这也是印尼华文教育的教化结果。“温柔敦厚”的华族华文教育，是寄人蓠下所造成的产物，所以为人处世须小心翼翼，温柔含蕴，点到为止，从而构成了印尼华族自我的道德认知，这就是华文教育的另一种智力教化效果。

这一阶段，华文教育迅速普及有以下原因：一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尽管这种胜利很快被军阀统治所代替，但给祖籍国社会带来的巨大震动，进一步激发了海外华族人的民族主义热情；紧接着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古老而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得以焕发青春，进一步坚定了海外华族人在海外宣传弘扬中华文化的信心。二是这一阶段，印尼又出现了一次移民迁徒高潮，共有60多万中国人迁徒移居印尼，新的华族人移民的到达，使华族社会更加“华族化”。这些新的华族人移民的子女，相当多数无疑都进入华文学校学习，从而大大增加了华族华文学校的生源，促进了华文学校的教育普及。三是祖籍国政府的推动。祖籍国政府先后派出曾楫馨、郑贞文、陈鸿祺、高登鲤、梁家义、黄炎培、林鼎华、熊理等官员，以海外“视学”官员身份，到达印尼视察华族人的华文学校。

这些祖籍国政府的“视学员”的本来身份，就是著名教育家，如黄炎培先生，他们的到来，不仅对华文教育工作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实可行的创办华文学校的建议。熊理先生在任“视学员”期间，曾先后三次到达东爪哇、中爪哇、西爪哇、巴厘、龙目、西里伯斯和西部的苏门答腊实地调查华文学校的办学情况，写出了爪哇华文学校的调查报告，刊登在中国教育部出版的《教育公报》上。“视学员”在印尼全国华族社会中的视学活动，不仅推动了印尼华文教育的不断向前发展，也促进了印尼华族人民对祖籍国的认同；到了1926年，全印尼已有华族人开办的华文学校507所。

印尼中华会馆在办学之初，就注意到，既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也学习当地语言文化，但在华文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却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尽管华文学校开设英语课，但荷语、印尼语却一直未开设，这暴露了华文教育本身的缺陷，不能满足部分华族子女学习当地语言文化进而深造的愿望，这就势必导致华族人在办学问题上发生分化；过分强化民族主义色彩，则必然引起居住国统治者的警觉和当地民族的猜忌。

华文学校的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对华族子女教育的重视和管理控制，引起了荷兰殖民当局的注意，当局担心长此下去，会失去对华族人的控制。早在巴城中华会馆创办学校不久的1905年，荷兰殖民政府就提出，将华文学校纳入其教育轨道，并规定华族人的华文学校，必须按荷印殖民政府的规定进行管理，同时提出为华族开办荷文学校的愿望。

1905年1月29日，荷兰人协会巴城分会，写信给巴城中华会馆，询问如果要建立一所荷文学校，需要多少津贴，表示荷印殖民政府，要帮助中华会馆建立荷华学校。1906年9月27日，荷印殖民政府教育、宗教和工业局长波特，写信给巴城中华会馆总理潘景赫，信中称，荷印殖民政府考虑给华族人私立学校以经费帮助和支持，以扩大华族人的教育范围。

从荷印殖民政府，表示愿意为华族人创办荷华学校时起，华族社会对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分歧。为此，巴城中华会馆召集荷印23个地区的中华会馆代表进行开会讨论，会上多数华族人主张：要求荷印殖民政府，按照给欧洲人办学规定和待遇，接受华族人子女到荷印殖民政府开办的学校学习；另一部分华族人主张：要求荷印殖民政府派教员到中华学校任教即可（主要担任荷文、算术、地理教学）。华族社会坚持要办好自己的华文学校，结果是前一种意见占上风，于是，决定将此意见，作为给荷印殖民政府的回复。

1908年，荷印殖民政府，在巴城设立第一所荷华学校。紧接着，在印尼其他地区和城市，也办起了荷华学校。这些学校用荷兰语教学，不教授中文和中华文化，而且规定，华族人家长的收入在900盾以上者，子女才有资格入学。随之而来的是，荷印殖民政府作出了一系列的限制规定。1908年，荷印殖民政府，允许华族子女到印尼其他民族学校学习；1918年荷印殖民政府又颁布法令，允许华族人开设私立荷华学校；后来又开放欧洲人开办的学校给华族子女入学的条件；并宣布荷华学校毕业生，可以在荷文中学继续深造，也可以进入荷印殖民政府开办的职业学校或荷兰师范学校以及荷兰大学就读。

荷印殖民政府这一系列开放华族人办学的政策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开办教育，不断削弱华族人的中华民族意识。这样一来，荷华学校和中华学校的相继开办和不断发展，形成了针锋相对之势。两种学校处于竞争状态，争夺华族人子女入学就成为了必然。

印尼华裔和新移民华人，对子女教育有着不同的看法，前者倾向于荷华教育。因为中华会馆学校的课程，只适合于在中国的生活方式，不适应于华裔后代在印尼的生活方式。华校学生毕业后，就业受到了局限，这导致了那些热衷于追求白领与专业工作的富裕华裔生，对华校不感兴趣，而新移民华侨华人，则赞成支持开办中华学校。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华会馆及时调整中华学校教育内容和方向，由单一的中文教育改为多元文化教育，这就是明智之举。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致使双方在各自的见解上，为发展华族的教育问题上，不断走向分化。

这个时期，中华学校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两类学校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但学生人数，荷印学校比中华学校增长较快。显然，荷华学校的规模，比中华学校大得多，发展势头似乎也更猛；同是为华族人子弟的教育问题开办的学校，二者在各方面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不可避免地发生竞争和矛盾，终于导致华族人内部矛盾的公开分化。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印尼华族人内部发生了关于华校走向何处的大争论。

一派华族人主张取消中华学校，将中华学校改为荷华学校。这个见解的华族人包括印尼华裔领袖、富商华族人及部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的董事，这一主张，得到了一部分华裔华族人的支持，他们在华裔华族人主办的印尼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些革新主张，并批评中华会馆和中华学校。1927年，三宝垄有过一次华裔华族人知识分子出席的大集会，呼吁荷兰殖民政府开办更多的荷华学校，并提出在荷华学校开设中华语文和中华文化课。

另一派华族人则坚决反对将中华学校改为荷华学校，认为中华学校要坚持以教授中华传统民族文化为主。这一主张，以新移民华族人为主，也包括一部分华裔领袖、中华会馆、中华学校的董事。他们也承认中华学校的种种缺点，但主张积极改进教学内容和方向。荷印华侨学务总会，于1919年、1926年，先后召开过两次华族人教育研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如何改进华族人的教育。特别是1926年的研讨会上，针对当时华校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和方案。

四、巩固发展的华文教育

从1929年到1941年，可以称为“华文教育的巩固发展阶段”。单纯的华文教育，被逐渐转变为兼授英文、荷兰文和印尼常识、中华文化、印尼的一切学术和技艺，所有这些教材，都成为华族人子弟学习的内容。这个阶段，华族人的教育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到了1935年，全印尼华文学校达到了450所，华族子弟普遍都能接受华文教育。这个时候的华族子弟对于西方的认识，已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学术与工艺的学习，其他一切学识的学习内容，均被重视起来。华族子弟到西方、美国、澳州、中国等地留学日益增多。这个时期，逐步改革华族人教育遗留下来的旧的体制，消除一些不符合印尼实际的华文办学弊病，使华族人开办的华文学校的基础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不断发展进步。

随着华族在印尼社会生产分工的进步和华族人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华族人开办的华文学校，更加向严格和整合资源的方向发展。为以后的华族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乎普遍的印尼人都承认，今日的华族人的经济发展地位，得益于这个时期的华文教育的发展进步，尤其是这个时期所进行的儒学教育，受益非浅。印尼华族人的华文教育的普及和巩固发展，默默地渗透到印尼华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日益发挥出其独特的功能。

这一时期的华文教育情况较为复杂。因为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如1929年末到1930年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国家灾难重重，民族危机激发了海外华族人的民族意识的崛起；中国国民党政府控制着印尼华族的教育工作；荷印殖民政府，开始逐步打击华族人开办的华文学校。所有这些，对华族子弟的教育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广大华族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华族人创办的华文学校，还是走出了异国办学的困境，并开始创办了华文中学，这一时期，华族人社会新办了二十几所中学，以及开办了一些初中班。这些学校遍及巴达维亚、泗水、万隆、棉兰、里加锡、坤甸、山口洋、万鸦老、梭罗、直葛、玛琅、先达、巴东、帮加、勿里洞、巨港等城市和地区。

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华文中学，不再像以前的华文小学那样，统称叫中华学校，而是各取校名。如巴达维亚的八华中学、中华中学、泗水的华侨中学、励志中学、新华中学等等。这种情况也开始在华文小学出现，主要是这一时期的印尼华社，各中华会馆普遍存在着疑惑，到底要以哪一种教育模式来办学？据统计，1931年，巴达维亚新移民华人社团的学校有13所；1934年，爪哇地区的201所华侨学校中，有55所是新移民华人开办的，这种情况在印尼其它地区更为普遍。

这一现象，反映了以各地中华会馆为中心的华文教育，已发生了变化，华文学校已逐步脱离中华会馆直接管辖的模式，华族子女接受教育，已开始走向多元化的教育模式。据1936年统计，当时6岁到14岁的华族儿童有20万人，大约有9.8万人在接受教育，其中4.5万人在华文学校就读，2.3万人在公立或接受政府补贴的荷华学校就读，1.35万人在私立荷华学校就读。

华文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就业者占大多数，到国外或中国升学的人数也有一定的比例。据巴城《新报》的不完全统计，在1930年代，每年约有800名华族人学生到中国就读。这些回国的华族人学生，并不是全部回祖籍国升大学，其中有部分是上高中，有的是上初中，有的是上小学。30年代前后，回祖籍国进入大学的华族人子弟人数增多，这些学生除了进暨南大学外，还有的进入了厦门大学、广东中山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深造。

1927年以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加强专制统治和党化教育，在海外，则进一步加紧对华族人教育阵地的控制。1928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统管全国教育、学术的行政机构。大学院特设立华侨教育委员会，专门管理海外华族人的教育事宜，并制定了华侨学校立案条例、华侨小学暂行条例、华侨补习学校暂行条例、驻外华侨劝学员章程、华侨视学员章程等条例，加紧对海外华侨学校的管理和控制。1929年11月，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通过了华侨教育会议宣言和25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加强对海外华侨学校及教育的领导管理和控制”等。

国民党政府对印尼华族人教育的进一步控制，引起了荷印殖民当局的高度重视。1932年10月1日，荷印殖民政府公布了《取缔私立学校条例》，该条例共分四章23条，条例规定“其学校之经费全部或一部分非经当地政府补助或津贴者，概认为私立学校”。这显然是针对国民党政府“华校必须向中国政府立案，向中国政府申请资助，不得向当地政府申请资助”的规定而制定的。

1932年，根据荷印殖民政府的条例规定，教员必须“向所在地的行政长官索取教员资格批准书”，经政府审查监定后确认教师资格。与此同时，荷印当局又对华文学校教科书严加审查，华文学校所用的教科书，大多是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发行商行购入印尼的。荷印政府的条例规定，使华文学校在教材方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本来就比较脆弱且松散的师资队伍，变得更加弱不禁风，华文教科书与课外读物更加残缺不全，这就使得印尼的华文教育更加雪上加霜，华文教育蒙上了一层层的阴影，举步维艰。

尽管华文学校办学环境恶劣，但荷印当局对华族人办华文学校，还没有达到禁止或严禁的程度，而只是附加一些苛刻的条件，还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这也是这一时期华文教育能够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华侨华人子弟的教育工作，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严重影响下，在荷印殖民政府的严厉打压下，并且是在其发展方向的不断分化中遇到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发展的。这一时期的华校小学得到了更加的巩固，华侨中学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创办华校的基础深入到了印尼的穷乡僻壤，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使得更多的华侨华人子女有了更多的接受华文教育的机会。

五、华文教育被破坏—恢复—发展—消亡

从1945年到1966年。这个时期，是印尼华文教育走过被破坏-恢复—发展—消亡的轨迹。日本对南洋群岛的侵略占领，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身处东南亚及南洋群岛各国的华族人更是受尽欺凌和迫害，华族人是日本侵略者重点打击的对象。1942年，日军占领印尼后，为了以其“东亚共荣”取代荷兰殖民统治者，同时取缔所有荷、英类学校，关闭了华语和印尼语学校。华文教育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华族人学校停办后，华族学生失学，华校财产丢失并遭到严重的破坏。

为了笼络华族人民的人心，日本占领当局于1942年8月1日，准许华校和印尼语学校复办，以利于其推行奴化教育。但教科书必须由日方提供，日语列入学校必修课，更为可恶的是：强制师生每周都要向日本天皇朝拜，唱日本国歌，以培养亲日势力。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华侨华人，以不复校，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当然，也有个别华校逼于无奈复课，不过数量极为少数。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印尼的华文教育工作得到了逐步的恢复。这个阶段，在老一辈华文教育工作者和华族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在热心华文教育事业的华族工商企业界人士的大力赞助下，抗战前原有的华文学校逐步恢复开办，并有所发展。据统计，1948年，全印尼的华校就已达到了621所，学生总数为141600人，比抗战前的1941年的502所增加了119所，学生总数增加了一倍以上。1949年，全印尼共有华校908所，其中43所为中学，足见华文教育事业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0年到1957年，是印尼华文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阶段，随着荷兰殖民者的“政权移交”和统一的印尼共和国的建立，华文教育事业在广大华侨华人教育工作者的继续努力下，在抗战后一个阶段恢复的基础上，进入了鼎盛的发展时期。据印尼教育部的统计，1952年到1953年间，向该部注册的华文学校有1371所，学生总数达到了254730人。1957年达到了1800所，学生总数达到了420000人之多。由于当时尚未严格执行不同国籍的华侨华人子女，必须分校就读的政策，所以，大部分华族子女都同在华校就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国与印尼建立帮交关系，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这进一步增强了印尼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也进一步激发印尼华侨华人办华文教育的热情。由于印尼政府，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接管政权，彻底铲除殖民主义残余，对于华族人的经济，虽然采取了某些种族排斥、限制和打击的措施，但对华族人的教育事业，则仍实行比较宽容的政策，只是于1950年7月，印尼教育部取消了前联邦区补助华文学校的经费规定，印尼籍华族人开办的华文学校，仍可得到政府的百分之八十的补助经费，而对中国籍的华侨所办的华文学校，则一律不予补助。1952年，印尼文教部颁布“外侨学校监督条例”，在该部之下设立了“外侨教育监督司”，负责外侨学校的监督管理工作，规定所有的外侨学校，必须向政府办理登记，接受该司的监督，其监督的范围包括学校的秩序、卫生和教学内容等，它还规定外侨教师必须申请教学资格批准书，外侨学校必须将印尼文列为必修课。继而于1966年1月又另行颁布了“外侨私立学校监督条例”，对于上述条例的规定，华族人学校一一照办，因此，并未对华文学校的发展带来多少的影响。

印尼的独立，特别是政权移交后，荷兰人为华侨华人子女开办的“荷华学校”被关闭。印尼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印尼语学校数量有限，并且，华族人对于印尼语学校的教学质量缺乏信心，所以，多数华族人还是把自已的子女送进华文学校就读，这对于促进华文学校的迅速发展和进步起到相应的推动作用。

进入60年代，华文教育事业又得到新的发展。当时，苏加诺政府对华侨华人仍实行比较温和的政策，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在克服了各种干扰后，于六十年代初进一步加强，两国交往比较频繁，在国际事务中，两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因此，印尼政府对华文学校采取了比较宽容的姿态；另一方面，华文学校也模范地遵守印尼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若要取缔华文学校，印尼政府一时还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再者，如果华文学校一旦被取缔，印尼政府亦无法解决几十万华侨华人子女的上学问题，到那个时候，势必导致印尼教育工作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将给印尼国家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这一阶段，印尼政府一方面采取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华文学校的发展动态，不许印尼籍学生就读华文学校，并着手由“华人印尼籍协商会”创办或接管华文学校。1957年该协会开始创建学校，接管了一批新近转为以印尼文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华校。到了1963年，“华人印尼籍协商会”已拥有100多所华文学校，这些学校定名为“国民学校”，它的生源主要来自印尼籍华族人的子女，教学内容与政府办的学校接轨，全部采用印尼语教学，华文被允许作为一种辅助课程教学。这个时侯，印尼出现了三类学校，即国立学校、“华人印尼国籍协会”办的学校和教会办的学校。

为了克服印尼国立大学对招收华裔学生设置的障碍和限制，解决华裔学生中毕业后的升学问题。1958年10月，“华人印尼国籍协商会”所属文化教育基金会，在首都雅加达创办了科技学院，后来发展为“华人印尼国籍协商会”大学（UNIVERSITASBAPERKI，简称UBA),1964年改名为“共和大学”（UNIVERSITASRESPUBLICA，简称URECA），设有工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牙科学院、医学院、法学院、药剂学院等10个学院，其中雅加达有7个学院，泗水有3个学院；以后还在三宝垅、日惹、万隆和棉兰等地设立分院。1965年上半年，仅雅加达和泗水、三宝垅分院就有学生1万多人。“华人印尼国籍协商会”在短短数年内，创办学校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得到了印尼华族社会的好评。

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九·三O”事件，整个政局随之急转直下，华侨华人的教育事业开始面临厄运，华族人创办的“共和大学”首当其冲。10月11日，“共和大学”被印尼高等教育部长塔耶布下令关闭；15日，共和大学的校舍被歹徒纵火焚毁。一个月后，“华人印尼国籍协商会”教育基金会将共和大学移交给高等教育与科学部，易名为“三大原则大学”（UNIVERSITASTRISAKTI），易名后的共和大学经修复后，于11月29日重新开办。在这样极端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华族人开办的学校还坚持苦苦支撑了半年有余。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总统被迫下台，大部分的华族人学校先后被夺取或占用；5月19日，印尼代理总理阿卜杜尔加尼，趁机以内阁的决定，宣布关闭所有在印尼尚存的华族人学校；7月6日，印尼教育部长公布关于“禁止华侨华人办学校”的执行法令。于是，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走过半个世纪辉煌的华族人教育事业，从此画上了句号，所有华族人学校的校舍、教学器材、设备和财物，有的为印尼武装部队接管，有的被“印尼青年学生统一行动组织”占为会所或办公室，有的被改为国民学校校舍。约有20至30万的华族人学校的学生，从此失去了接受华文教育的机会。

华族人融入印尼当地社会，是印尼华族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必须要有个过程，绝非一夜之间可以实现的。华文学校全部被关闭，许多华族人后代仍不愿意放弃华文的学习，便私自聘请家庭教师，为华族人子女补习中文。华族人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尼政府的心病，但华族人的归属已成定局。现在，印尼通过三十多年的强制同化，年轻一代几乎不识华文、不会讲华语，中华民族意识淡薄；大多数华族人已落地生根，归化为印尼籍公民，他们对印尼国家的认同和效忠，也为时间所证明。禁止华文在印尼的传播和应用，这种有悖于国际人权原则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塑造印尼自已的形象。1998年5月，苏哈托政权垮台后，华文教育才开始在印尼走向新的萌芽与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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