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印尼瓦希德政府取代苏哈托政权,逐步取消歧视华人和禁止华语的政策,印尼华人萌生了重新学习华语的热情。20年来,华语教学逐步被纳入印尼国民教育轨道,走向合法化和规范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国内现有的印尼汉语教学研究总体上是对上世纪末印尼政局变更背景下复兴的汉语教学的研究,即印尼政治发展情境下的汉语教学,而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印尼汉语教学发展的关系尚未得到学界的适当关注和研究。本文就此展开论述。

一、国内印尼汉语教学研究综述

20世纪末复兴的印尼华语教学在时间上大致分成前十年(1998-2007年)和后十年(2008-2017年)两个时段。前十年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创办的印尼华校的华语教学为主,后十年是与之同时的孔子学院、印尼本土大学的汉语教学。

1998-2017年间国内印尼汉语教学研究也大致根据上述两个时段进行。

从研究内容上看,以汉语教学发展的整体综述为主,汉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综述论文有黄昆章《印尼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八桂侨刊》1998.2)、温北炎《印尼华文教育的过去、现状和前景》(《暨南学报》2001.4)、梁英明《从中华学堂到三语学校——论印度尼西亚现代华文学校的发展与演变》(《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3.2)、耿红卫《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沿革与现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7.3)等。其次是师资培训、课堂教学等专题研究,比如,马跃、温北炎《印尼华文教师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从社会问卷调查看印尼华文教育的状况》(《东南亚纵横》2003.9)等。此外,也有一些个案研究。比如,林新年、蔡明宏《基于国别差异视角的华文教育影响力实证调研——以当代印尼华族的汉语习得相关度为个案》(《东方论坛》2015.5)。

从研究对象上看,前十年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印尼华校的华语教学,学生以印尼华人、华侨为主。后10年的研究中增加了印尼孔子学院和本土大学的汉语教学,学生来源逐渐多样化,印尼本土族裔学生人数逐渐增多。

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前十年的研究以介绍印尼华语教学复兴为主,指出华语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师资、资金、校舍和语言教学法等。比如,宗世海、李静《印尼华文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3)等。后十年的研究增加了个案剖析,并融入了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以及汉语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知识传播视角。比如,王爱平《印尼华文教育定位问题的再探讨——从三百余名印尼华裔、非华裔学生语言文化背景的调查谈起》(《华侨大学学报》2005.6)、刘玉红《印尼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与华文教育研究》(《海外华文教育》2016.4)、田伟、宋兴川《战后印尼华文教育发展的潜在动力——论华人文化认同对印尼华文教育的促进》(《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2.6)等。

用词上,前十年的研究几乎全部使用“华语”或“华文”,后十年研究中出现了“汉语”一词,但前者的使用总体仍多于后者1。比如,蔡仁龙《印尼华文教育刍议》(《海外华文教育》2001.2)、辛慧《印度尼西亚汉语教学概观》(《焦作师专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3)等。

整体而言,过去20年国内学者对印尼汉语教学研究保持为印尼政治变动语境下的汉语教学研究,以语言文字教学为主要研究内容,对汉语教学中引介中国文化传播的关注和研究不足,对当代中国发展在印尼汉语教学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尚待加强。

二、印尼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知识教学与当代中国的发展

一直以来,文化课在语言教学中的位置和角色是各国语言教学和研究者探讨的重要问题,但是,大家有一点共识,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表达工具。语言和文化的教学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开的[1]。英国著名语言学家拜拉姆(ByramMichael)提出了外语教学的四个要素:语言教学、语言意识、文化意识和文化体验。国际汉语教学同样面对中国文化传播与文字教学的关系问题,且表现更突出,这是因为与其他字母语言相比,汉字、语法、声调、习惯表达或惯用语等都承载着较多的文化涵义;反之,中国文化的讲解也可以通过这些语言点的教学来完成。德国学者高德飞(GodfreyChisoni)认为,中国的文字和文化关系如此密切,要学会汉语,必须要学中国文化[2]。

海外汉语推广的宗旨是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语言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汉办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支持各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201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孔院举办暑期汉语教师培训班。宣传册就开办培训班的目标写到:汉语教学应整合学生的文化元素学习与语言水平的提高,培养老师们掌握把语言和文化学习在课堂教学中综合起来的教学方法[3]。可见,我们的海外汉语教学事业是把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合二为一的。

国内学者已经关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和语言教学的关系,且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李嘉郁认为,华文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与语言教学是并列而非从属关系,且其所发挥的作用正日趋广泛和重要[4]。刘玉红也认为,中华文化丰富、复杂,汉语教育不能涵盖文化传播(这里的传播包括但不限于课堂上的文化教育),也不能代替文化传播。华文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习、继承与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并由此将华文教育的外延由语言文字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5]。但是,国内学界对印尼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的研究整体欠缺。笔者以为,印尼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教学具有其独特性,这是因为印尼的海外华人最多,这些印尼华人及其后代是当地汉语学习者的主体,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曾经历了华语和华人文化的断层,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仍然多于其他非华裔族群。理论上讲,这个因素本应成为扩展印尼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的优势,但事实上,它却没有引起汉语教学者和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本文以印尼汉语教学单位的教学情况为个案,从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两个方面分析印尼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知识的传授内容和方式,以及其中当代中国发展元素的反映。

1.汉语教学平台

目前印尼的汉语教学大致分布在孔子学院、印尼本土大学中文系和印尼三语学校三类教学平台上。2010年以来,印尼联合中国高校先后成立了雅加达阿拉扎大学孔院、万隆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孔院、泗水国立大学孔院、玛琅国立大学孔院等六所孔院。

印尼本土大学的汉语专业通常与语言、文学、艺术学科置于同一学院。其中有些以培养汉语教师为主要目标,强调听说读写等基本功;另一些以培养精通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注重中国文化相关课程,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较多的文化知识内容。从创办者与学生的族裔和宗教信仰来看,既有当地华人社团领袖创办的以华裔基督徒学生为主的大学,比如,万隆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万隆外国语学校;也有印尼政府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其学生几乎全部来自本地族裔的穆斯林家庭,比如,泗水国立大学、玛琅国立大学、巴加加兰大学、阿拉扎大学。

印尼三语学校(SekolahNasionalTigaBahasa)指的是那些获得印尼教育部学历认证的公立和私立学校2,一般由印尼华侨或华人领袖或基金会创建,学生以华裔子弟为主,本地族裔学生仅占2%-3%。

2.汉语专业课程设置

我们首先以2017年阿拉扎大学和巴加加兰大学的汉语和中国文化专业为个案,了解一下印尼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课程设置情况。阿拉扎大学汉语和中国文化专业共开设48门课,总计125个学分。其中中国文化相关课程有8门,占总课程的16.6%,分别是中国文化概况、中国历史朝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国哲学概论、中国文学概论、穆斯林和中国少数民族、印尼-中国外交关系、华文媒体研究。

巴加加兰大学汉语和中国文化专业共开设48门课,总计144个学分。其中口语、听力和对话等语言课程25门,79个学分,占总学分的55%。因为该大学设置汉语和中国文化专业的目标是发展印尼旅游业,更多地吸引中国游客,因此,剩余45%的专业课多与旅游相关。这样分配下来,中国文化课有“中国历史”和“印尼的中国文化”两门,仅占汉语语言课程的8%。

再以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孔院和玛琅国立大学孔院2013年和2017年学期课程安排为例,来看一下中国文化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孔院的汉语和中国文化专业每周44节课,其中中国文化课11节,占汉语课总周课时的25%。除了中国文学概论之外,其他均属体验课,包括国画、古筝、文轩和茶艺。玛琅国立大学孔院的汉语和中国文化专业每周49节课,其中中国文化课11节,占汉语课总周课时的22.4%,分别是中国历史(6节)和中国电脑(5节)。

印尼国民学校的华语课通常只教学生听说读写,不设单独的文化课。小学每周10节到14节不等,中学六节到八节不等。唐格朗八华学校等规模较大的国民学校给高中班学生增加每周一节的汉字书法和中国节日风俗体验课。

可见,印尼本地大学的中国文化课在汉语语言专业总课程中所占比例相当小,通常在10%以内,阿拉扎大学的文化课程设置相对合理,占到16%。印尼华人的三语学校一般没有开设单独的中国文化课。从内容上看,中国文化课或呈现为中华传统文化项目的欣赏和体验,比如象棋、茶艺、手工、书法等,或是中国文化、历史、文学、哲学的通识课,两者之间缺少理论与应用的适当衔接。相对而言,阿拉扎大学汉语和中国文化专业的课程选择较合理,涵盖历史、哲学、文学和外交关系等多个领域,内容较全面;既考虑到印尼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照顾到中国文化课在汉语学习中的比重,又体现了印尼社会的穆斯林主流文化,呈现了让印尼学生在汉语学习中了解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穆斯林文化的课程安排特点。

3.汉语教材与课堂教学

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克(FriederikeKlipel)认为,在外国语言专业教学的文化知识教学方面,教师自身的文化与学生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挖掘学习者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快速掌握语言学习。因此,教师个人与学生所代表文化的较多融入可以提高教学效果[6]。关于外语教学中的教师与文化知识教学关系的此论点适合应用于印尼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课教学。这是因为目前印尼汉语教学单位各自选择使用教材,当地的教育监管部门短期内还没有计划编制和出版统一的本土教材,现在使用的中国文化知识教材在内容上相对滞后,尚未将当代中国发展的文化元素编辑进去,也谈不上吸收印尼本土文化的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文化课的课堂教学上的设计就显得更重要。

据泗水国立大学孔院的汉语志愿者老师讲,该院使用的《中国文化概论》教材中关于2013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相关内容非常有限。因此,他们在讲课过程中通常临时发挥,给学生介绍今天中国人生活中普遍流行的电子购物和网上支付等讯息知识。

在玛琅国立大学孔院老师的一次阅读课教学观摩中,我们看到老师在学生自由训练阶段结合在该校举办的“一带一路”图片展,给学生讲解“一带一路”的起源和概念,并延展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佐科总统提出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对接,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这类活动。此外,老师还通过课堂小测的形式,给学生们提出一些中国当代社情和文化的问题。

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中文系的汉语教师在座谈中提及,由于中国发展速度快,学生从课本上所学的中国文化知识与中国的当代社会发展现状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尽管两者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化课老师就会做相应的内容上的更新,比如在教学中增加有关中国和印尼近几年来日益加强的民间交流的内容。

据巴加加兰大学的本土汉语教师讲,虽然该校的汉语专业在2016年才开始招生,晚于印尼其他学校。但由于开课目标非常明确,即开发国际旅游业,吸引中国游客。因此,老师在教学中不但注重给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比如武术、京剧、书法等,还增添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知识的教学,比如,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

河北师范大学八华学院的汉语教学在重视讲解《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代中国文化名著的同时,也注意到中国文化教学中历史与现状之间的互动或对话。老师们从报刊和网络搜集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关的最新资料,并将其融入中国文化课的教学中,从而努力将传播古代中国文化与讲述当代中国发展故事结合起来。比如,通过追溯古代丝绸之路,给学生讲解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倡议,使学生了解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文交流的历史,催生其传承丝路精神的意识。

与孔院和本土大学的情况不同,印尼国民学校华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知识内容相对缺失。其影响因素之一是,国民学校的多数汉语教师是印尼华侨、华人及其后裔,他们长期在印尼生活,缺少当代中国发展的亲身经历。随着一些在中国受过汉语教学培训的本土年轻教师的加入,这种局面将逐渐转好。其次,也与此类华校的创办宗旨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印尼华人在本世纪初重开华校和教华语的目的是让印尼的华裔子弟学说华语,传承华族的祖籍国(或故乡)的文化传统3。对这些主要来自中国侨乡的华人及其后代来说,他们心目中的“华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祖籍地的家乡文化”,比如客家人和闽南人的文化。在印尼国民学校的华语教学中,理论上的“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被具有地域、族群特点的华族文化取代,而后者集中体现为传统的中华文化表现形式,诸如,汉字书法、道教、孔庙、春节、中秋节、龙狮会、中药等。这样来看,今天印尼华校里的华语教学和华人文化传播目标与中国的海外汉语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理念稍有地域之差。

可见,中国文化教学在印尼汉语教学中的总体比量不足,各教学单位对中国文化知识教学的界定和内涵的认识有所不同,因此,文化课教学呈现不同的课堂表现形式。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是印尼汉语文化课教学的共性和基调,新一代海外汉语教师日趋将当代中国发展的相关知识和信息引进中国文化课堂教学,作为对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方面的有益补充,此做法正在逐渐呈现为一个教学方法趋向。

三、印尼汉语学习者族裔身份的变化与当代中国的发展

印尼瓦希德政府解除了苏哈托政权30多年的华语学习和中国文化传播之禁,重新唤起印尼华人及其后裔学习汉语的激情。同时,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促使全世界掀起了汉语学习的热潮,印尼自然也在其中。年轻的印尼华人艾利克斯·昝德拉(AlexTjandra)与其妻子安娜·鲁丽(AnnaLuli)表示,作为华裔,他们对祖籍国令人瞩目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骄傲,预测到日益强大的中国将会给海外华人带来很多发展机遇,这就促使他们做出了将来送女儿到中国上小学的计划,他们希望女儿打下坚实的汉语语言基础,以便将来迎合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7]。

显而易见,当代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在推动印尼汉语学习高潮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对印尼本土族裔的汉语学习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可忽视。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印尼东爪哇的南望安(Lamongan),南望安区人口150万,以本土族裔为主。2005年,南望安区的区长马思福(Masfuk)随印尼官员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当他看到摩天大楼、机器作响的厂群和壮观的高速路时,感叹地表示,这些就是南望安发展的前景。2007年,南望安区政府规定该区的所有学校开设汉语课,目的是培养与中国人做生意的语言人才[8]。

显而易见,当代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在推动印尼人,尤其是印尼本土族裔的汉语学习过程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对印尼几所高校中文专业、国民学校和华文补习中心的问卷调查显示,印尼的汉语教学对象正在从印尼华人向印尼本地族群快速扩展。从汉语学习者的人数来看,在收回的291份问卷中,华人学生约占64%,非华裔学生32.3%。需要指出的是,在接受问卷调研的单位中,华人创办的大学、华校的人数基数(211人)大大超出其他非华人学校(80人)。按照被调研者的人数多少排列,居前的几所学校均以华人学生为主,占总人数的71%,而非华人学校的学生仅占总人数的27%。整体看来,印尼本土族裔汉语学习者呈上升比例,而印尼华人汉语学习者呈下降比例。

可以看到,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推动印尼本土族裔青年加入汉语学习者行列,这部分汉语学习者逐渐增多,他们的汉语学习热情日益增高。关于汉语学习动机,上述调研参加者给出两点答案。其一,中国正在朝着世界经济强国方向发展,汉语日益变成重要的国际语言,学会汉语将有助于拓展个人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发展。这表明汉语的实用价值是他们学习汉语的出发点[9]。其二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参加问卷调研的印尼华裔学生人数多于本土族裔学生,但是,有意深入和广泛了解中国文化的印尼本土族裔学生所占的比例却高于华裔学生。

美国伊万艾伦文学院西班牙语教授维姬·盖洛威(VickiGalloway)在阐述外语教学和文化教学之关系时指出,跨文化交流的真正实现要求在外语教学课堂上的“范式转化”,即通过把语言作为工具,达到从语言教学向文化教学的转化[10]。印尼本土族裔汉语学习者以穆斯林为主,他们代表印尼的主流文化。在世界上海外华人最多,且传统华族文化正在复兴的印度尼西亚,本土族裔渴望学习汉语和认识中国文化,这是印尼汉语推广在文化融合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有必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和推广。

国内学者对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融合的研究还处在意识形成阶段[11],对印尼华文教学中的文化认同和融合也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刘玉红从印尼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视角做了相关研究,认为印尼华裔新生代出身于华人家庭,对中华文化应当会有更多的认同感,对华文教育也应当会有更强的能力与更大责任感。但同时,由于这代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接触少,他们与老一代华人的中国文化认知有明显差异[5]。王爱平通过对300名印尼汉语留学生的调研,得出一个论点,印尼华裔学生认为其华人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学习汉语,这是文化认同的表现,即汉语是华人文化,会讲汉语就是华人文化的标志[9,12]。我们看到,上述均为印尼华裔的中国文化认同视角研究。对印尼汉语教学中来自印尼本土族裔的因素,特别是印尼本土族裔的中国文化认同视角,国内学界尚未有关注。而根据印尼学者观点,在本世纪初开始的印尼汉语教学推广工作领域,苏哈托时期打压和禁止印尼华人文化的政策及其对印尼国内政治氛围的消极影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余毒作用[13]。因此,吸引更多的印尼本土族裔穆斯林青年学习汉语,认识中国文化,对于推动两国青年对彼此文化的了解意义重大。

尽管快速发展的中国吸引越来越多的印尼本土族裔青年学习汉语,他们对中国文化也表现出浓厚兴趣,但他们对当代中国发展的认知还相当有限。上述调研显示,印尼华裔和本土族裔汉语学生对今日中国发展情状的认知程度均不高。例如,本土族裔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印尼共建的雅-万高铁工程的了解明显不足,甚至有些居住在万隆和雅加达的学生对这一工程一无所知。

总之,一方面,中国近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多的印尼本土族裔青年看到了学习汉语和认识中国文化之重要,这成为他们学习汉语的动力之一;另一方面,他们对当下中国发展的了解还比较欠缺。此外,学界有必要对印尼汉语教学中的本土文化融入视角做同步研究。

综上所述,印尼汉语教学20年来的发展呈现了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趋向,表现在教学内容、教师队伍、汉语学习者族裔身份等方面。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元素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推动印尼青年学习汉语的动力,也成为印尼汉语教学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重要路径。有鉴于此,中国和印尼双方相关部门可以积极引领印尼汉语教学新趋势,适量增加有关中国当代发展的内容,既可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积极性,又可让印尼青年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今天的社会发展,符合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在新时代相互认识和理解的愿望,并可进一步促使印尼汉语教学平台发挥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作用。

参考文献：

[4]李嘉郁.对华文教育中的文化问题的几点认识[J].海外华文教育.2002(1).

[5]刘玉红.印尼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与华文教育研究[J].海外华文教育.2016(4).

[9]王爱平.印尼华文教育定位问题的再探讨——从三百余名印尼华裔､非华裔学生语言文化背景的调查谈起[J].华侨大学学报,2005(6).

[11]樊荣,彭爽.汉语国际推广中的“文化融合”问题——以新加坡华文教育政策为例[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何美兰.印尼汉语教学中的当代中国发展影响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21(04):106-111.

基金: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印度尼西亚的汉语教育与当代中国发展的研究”(GH18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