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经济增长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大战略发展区域,旨在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流通业是所有商贸关系的综合,连接着生产至消费的所有环节,在社会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球化及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壮大,提高了流通效率,节约了流通成本,流通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流通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关系到其流通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长江经济带经济是否能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供给侧改革。长江经济带包含了沪、苏、浙、皖、赣、鄂、湘、渝、川、云、贵九省二市,其中更有三大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长三角城市群,占国土面积的21%,包含42.7%的人口,经济总量占全国总量的44.77%,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减小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协调发展带,是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经济模式的对内对外开放带。2018年长江经济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61574.1亿元,是2009年的两倍多,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发展迅速,整体规模不断扩大,新型流通业态也相继产生,形成了新型现代化流通模式。当前,长江经济带发展较沿海地区滞后,其中包含地理及其他原因,长江经济带内部之间流通业发展也存在着区域差异。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通过将经济带沿线地区有效组织起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流通业的发展,构建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格局,有助于实现新常态下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模式,促进经济发展。本文拟实证分析制度环境对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发展的非线性影响,以期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促进要素有序流动,为流通业发展提供良好有序的营商环境,促进流通业高质量发展。

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流通业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物流成本(徐春秀,2015)、信息化建设(张志敏,2015)、城镇化(刘文娟,2016)、城市营商环境(杨守德等,2020)、虚拟经济发展(信路晓,2020)等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许蔓菁,2020),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詹浩勇,2014)和经济发展(李萌昕,2020),能够实现经济红利与环境保护的双赢(黄锐,2020)等。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发展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经济带发展程度较中西部高(钟一鸣,2017;曾庆均等2017;马玺渊2019)。杨洋等(2017)从企业、资本、人员及市场效率,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流通产业的发展现状;马玺渊(2019)通过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人均GDP及货运周转量对流通业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流通业发展体系构建方面:Perrigot&Barros(2008)采用DEA-Tobit两步法对法国零售业技术效率及其决定因素进行测度分析,Akanksha和Sanjiv(2010)使用随机非参数DEA分析法对印度食品零售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李俊阳(2009)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流通业效率进行评价,孙金秀(2014)通过建立GRA-DEA混合模型对我国流通业的综合效率进行测度。整体的制度环境对于流通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流通业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关于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发展的研究,大多进行流通效率评价,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分析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2009-2018年的数据,从制度环境视角,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对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发展的非线性影响,并根据实证结果,为长江经济带流通产业效率的提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从制度环境角度分析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因此,被解释变量为流通业发展评价指标,核心解释变量为制度环境(包括政治、法律及文化信用子环境),并加入其他影响因素: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及对外开放程度,构建如下线性模型:

effit=α+β11envit+β12finit+β13indit+β14urbit+β15trait+εt(1)

其中,eff代表流通业发展评价指标,env表示制度环境总体指标,主要包括政治子环境(gov),法律子环境(law)及文化信用子环境(soc),fin表示金融发展水平,ind表示产业结构,urb表示城镇化水平,tra表示对外开放程度,εt表示误差项。I表示省或市,t表示年份。本文将分别以env、gov、law、soc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线性模型设定为模型1、模型2、模型3及模型4。

为了进一步研究制度环境对流通业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借鉴Hansen(1999)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构建面板门限模型。面板门限模型可以很好地规避加入平方项或者交互项所产生的共线性问题,并很好地解决模型门槛值的判定及检验问题。本文构建面板单一门槛模型如下:

effit=α1t+β11envit·I(qit≤γ)+β12envit·I(qit≥γ)+β13finit+β14indit+β15urbit+β16trait+εit(2)

其中qit为门槛变量,γ为待估计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其他变量含义与(1)式相同。本文将分别以env、gov、law、soc为核心解释变量的门槛模型设定为模型5、模型6、模型7及模型8。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多数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金融发展相关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整理,政府贪污渎职数据来源于各省市检察工作报告及统计局搜集,各变量说明如下。

被解释变量:流通业发展水平。流通业作为生产与消费的中间桥梁,其发展水平的提高能极大地提高要素流动和配置的效率。本文结合已有文献,并参考卢文阳(2020)的研究,将信息化发展水平加入到流通业效率评价指标中,流通业发展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并采用熵值法进行指标核算。

核心控制变量:制度环境。由于我国各地区禀赋及政策法规的不同,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使得各地区的政治、法治及社会信用环境不同,进而导致流通业效率区域差异性大,政府主导性越弱,越能促进市场的充分竞争,法治环境的改善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良好的信用环境能够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因此本文将制度环境分为政治环境、法治环境及文化信用环境等。

政治环境方面,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越小,其对市场的干预度越低,有利于流通业发展,本文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治制度环境的核算指标,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越低,代表政府干预度越低,其值越低,代表政治环境越好。

法治环境方面,执法效率越高,则越有利于社会稳定,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并参考叶晓佳等(2015)的指标设计,采用政府廉政度及社会稳定度来衡量地区社会的执法力度。政府廉政度采用贪污渎职涉案人员总数与总人口的比值衡量,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可能会导致企业家交易成本上升,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社会稳定度采用城镇失业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章元等(2011)的研究显示,失业率与犯罪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由于省级犯罪率数据可得性问题,本文采用失业率作为社会稳定度的衡量指标。将政府廉政度与失业率的算术平均作为法治子环境的衡量指标,其值越低,代表法治环境越好。

文化信用环境方面,借鉴李后建(2013)等的研究,采用企业家精神、个人信用、社会信用等衡量文化信用环境。企业家精神采用私营企业数与总人口的比值衡量,个人信用采用大专以上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社会信用采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将上述三个指标进行算数平均,便可得文化信用子环境的总体指标。

总体环境指标。本文将负向指标正向化,并将所有指标进行无量纲变换,根据算数平均法,计算出总体制度环境指标。无量纲化公式如公式(3)所示,其中αit为t年第i个省市的相关指标。

公式3

控制变量。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文将代表性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金融发展指标采用存贷款余额、保费收入及股票市价总值之和与GDP的比值核算,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进行反映,以进出口额占当地GDP的比重反映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指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进行核算。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stata15.1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包括两个部分,即面板线性模型的回归分析、制度环境对流通业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同质单位根的LLC及异质单位根的IPS检验法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检验结果拒绝单位根假设,即面板数据平稳。

(二)面板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探讨制度环境对流通业效率的影响,本文首先进行了面板线性回归分析。

hausman检验。由于F统计量的P值为0.000,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采用hausman检验对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进行选择,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至模型4的P值均小于0.5,因此模型1至模型4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从面板线性回归结果表5可得,除了fin的系数不显著之外,所有变量的系数均显著。具体分析如下: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制度环境的系数为0.039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总体制度环境越好,越能促进流通业发展。长江经济带沿线大多数地区,尤其是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人才较多,交通网络发达,政府各项政策措施到位,因此能提升流通业各环节效率,降低流通业成本,促进流通业发展。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政治子环境的系数为-0.1025,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政府干预度的降低有利于流通业发展,政府干预度低,能够增加市场活力,促进各项要素流通,进而促进流通业发展。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法律子环境的回归结果为-0.020,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法治环境越好,执法力度越严格,社会越稳定,越能促进流通业发展。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文化子环境的系数为0.045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社会文化信用环境的改善、企业家精神、个人及社会信用的增加,能有效促进流通业发展。另外,模型1至模型4的金融发展系数均为负,但均不显著,表明金融化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不明显,这可能与虚拟经济的过快发展,过多金融资源投入虚拟经济有关。模型1至模型4的产业结构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促进流通业发展,流通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能有效提升流通业效率。模型1至模型4城镇化的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流通业效率的提高。长江经济带沿线大多数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能降低流通成本,同时现代化设施较为完善,有效促进了流通业的发展。模型1至模型4对外开放水平的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对外开放程度有效促进了流通业的发展。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取长补短,有效地进行产业转移,促进了流通业效率的提高。

表1流通业发展评价指标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4hausman检验结果

表5模型1-模型4的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表6模型5-模型8门槛显著性检验及门槛值估计

表7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三)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门槛显著性检验。为了进一步研究制度环境与流通业发展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分别以总体制度环境、政治子环境、法律子环境及文化信用子环境为门槛变量,进行了对模型5、模型6、模型7及模型8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首先对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进行检验,采用stata15.1软件,进行估计得到P值及F统计量,再次进行门槛真实值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得,以总体制度环境为门槛变量时,模型5单一门槛的F值为21.624,在5%的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的F值为7.179,但不显著,因此总体制度环境对流通业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839。模型6单一门槛的F值为5.327,在1%的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的F值为8.620,但不显著,因此政治环境对流通业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266。模型7单一门槛的F值为9.761,在1%的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的F值为4.539,但不显著,因此法治环境对流通业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839。模型8单一门槛的F值和双重门槛均不显著,表明文化信用子环境对流通业发展不存在门槛效应。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分析。在前文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和门槛真实值估计的前提下,对本文设定的面板门槛模型5、6、7进行固定效应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如表7所示,模型5中,当env小于等于0.839,即当总体制度环境指数小于0.839时,env的估计系数为0.1102,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了流通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流通业的发展。而当总体制度环境指数超过0.839时,env的系数为0.0708,但是不显著,表明制度环境过于良好,反而对流通业发展影响不明显,因此总体制度环境对流通业效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有限,良好的制度环境达到一定程度,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不再明显。根据env指标核算结果,2009-2018年只有上海及江苏平均env指数超过0.839,表明长江经济带除了上海及江苏地区之外,其他地区的制度环境对流通业发展仍为促进作用。模型6中,当gov小于等于0.266,即当政治子环境指数小于0.266时,gov的估计系数为-0.127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治子环境促进了流通业效率的提高,促进了流通业的发展。而当政治子环境指数超过0.266时,gov的系数为-0.0166,但是不显著,表明随着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政府对于市场的主导性增强,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不明显,因此,政府需要为流通业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子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流通业发展。模型7中,当law小于等于0.463,即当法律子环境指数小于0.463时,law的估计系数为-0.120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法律子环境促进了流通业效率的提高,促进了流通业的发展。而当法律子环境指数超过0.463时,law的系数为-0.0665,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法律子环境指数的增加,社会执法力度和稳定性减弱后,法律子环境对于流通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弱,因此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提供稳定和有序的营商环境,从而促进流通发展。

由此,可以认为促进长江经济带流通业的发展,需要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政府提供宽松良好的政治环境,增加执法力度,提供拥有良好秩序和信用的制度环境。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营商成本,促进人才聚集,提高创新能力,促进流通业效率提高,进而促进流通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制度环境对流通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

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从制度环境角度出发,探讨了制度总体环境及其子环境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采用熵值法构建了流通业发展指标,采用stata15.1进行了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如下:长江经济带总体制度环境对流通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当总体制度环境指数达到某一特定值之后,总体制度环境的改善便对流通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再明显;良好的政治子环境能够促进流通业效率的提高。但是随着政府在经济中主导作用的增强,对流通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执法力度和社会稳定性的增强可以有效提高流通业效率。总体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营造良好的流通业营商环境,降低流通业成本,促进要素资源的有效流通,促进流通业的效率提高。另外,金融发展水平对流通业发展作用不明显,产业结构的优化、城镇化率的提高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均能促进长江经济带流通业的发展。

(二)建议

首先,营造市场化配置要素资源的政治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由投资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其次,增加执法力度,构建良好的流通业法治环境;再次,完善信用制度体系,构建信用信息平台,降低流通业市场各主体的信用风险,提高要素流动效率,促进流通业快速发展,长江中上游地区应继续促进制度环境优化,提高流通业效率;最后,加快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第一二产业不断向第三产业转移,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的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流通业效率,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程度,加强与国外的经济发展交流,同时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最终促进长江经济带流通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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