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政府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采取扩张性财税政策以来，学界普遍关注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持续攀升。如何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保障财政可持续性，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严峻任务。在经济稳增长、减税降费、改善民生等多重目标下，我国地方政府正面临“减收增支”的发展困境，收支矛盾和财政风险日益积聚。统筹协调好“稳增长”和“防风险”这两个目标，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促进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提高是财税政策提质增效、防范财政风险的重要途径。“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而日益旺盛。由此带来财政风险凸显、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不足等问题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促进政府目标管理制度创新、提升地方财政效率，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探究经济增长目标与地方财政效率的逻辑关系，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于政府财政效率的研究由来已久。从现有文献体系看，一类文献从政府质量、减税降费等宏观政策方面，探究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1][2];另一类文献强调诸如政治晋升和官员激励[3]、地区政府竞争[4]、财政分权和财政压力[5]、政策不连续性[6]等体制因素对地方财政效率具有的影响。分税制改革后支出责任下移、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造成的纵向财政失衡使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效率低下[7]。值得提及的是，在GDP为核心的政治晋升考核激励下，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体系，具有追求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强烈动机[8]。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研究的日臻完善，学者们探讨增长目标的经济绩效[9]。在以GDP增速为目标的管理下，为完成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拉动地区投资引领经济增长[10]。但经济增长目标也会引致偏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出让、降低全要素生产率[11]、抑制产业结构升级[12]、挤出区域技术创新[13]等问题，从而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14]。

纵观这一领域的文献资料，已有研究为理解经济高速增长格局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提供了丰富的思路。遗憾的是，学术界聚焦于经济增长目标与地方财政效率的研究仍然较少，深层次的逻辑机制尚待进一步探析。经济波动导致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对财政支出产生刚性需求。在稳定经济增长和财政失衡矛盾加剧的双重困境下，地方政府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对财政收支进行科学规划。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驱动，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地方政府通过增加生产性支出来稳定经济增长[15]。换言之，面对“稳增长”和“减税降费”的政策组合，受制于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释放财政压力、确保财政可持续性的动力很强。在财政压力加剧、增收减支双向乏力的背景下，着力提升地方财政效率备受政府重视。

有鉴于此，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手工收集整理2003—2018年经济增长目标数据，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目标及“自上而下”的“层层加码”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根据所得的结论，本文提出完善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和财政可持续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潜在贡献在于：其一，以财政效率为切入点，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与地方财政行为的逻辑关系，拓展了我国政府财政效率影响因素及经济增长目标方面的研究；其二，探析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机制，对“稳增长”和“防风险”目标下，地方政府如何完善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制度、防范财政风险具有理论价值；其三，已有文献发现了许多影响政府财政效率的因素，本文工作增加了经济增长模式和财政可持续发展协同的政策性认识，促使我们思考政府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在考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地方财政治理时提供决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现代财政联邦主义和政治晋升制相结合的中国式分权，激励地方政府追求辖区经济增长，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理论基础[16]。公共选择理论在关于政府“经济政治人”假设中提出，政府官员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具有“经济人”特征，同时追求公共福利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7]。中国政治经济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依据经济绩效考核和任免地方官员。这种垂直官员治理模式，赋予地方官员对上负责的政治激励，使其追求政治利益和经济增长[18]。为了获得政治晋升，地方官员围绕GDP增长目标展开竞争，形成了我国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19]。本文以此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与中国式分权密切关联的是，政府之间“标尺竞争”形成了经济增长目标激励模式，各级政府通过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引导辖区经济增长[20]。具体而言，政治晋升激励地方政府参考上级政府的目标来规划本级经济增长目标，以此作为年度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政策取向的依据。不容忽视的是，垂直官员治理制度下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地方政府倾向于制定高于上一级政府的目标，并追求辖区经济粗放式增长[21]。

在实践中，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发展战略，中央往往给予地方政府较大的经济自主权。在中央向地方放权过程中，地方政府掌握着财政、金融等资源配置权，拥有经济发展决策权和财政自主权，具备进行政府投资必需的物质基础，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创造了条件[22]。在“经济政治人”假设下，地方政府关心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借助政府“有形之手”配置财政资源，从而实现以资源错配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这种政府主导型的GDP增长目标管理模式，使政府将有限资源优先分配到能够拉动短期增长的生产性投资，而其他短期成效较小的民生性领域则被忽视。这就容易形成“重生产建设，轻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偏向，必然带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财政效率损失等弊端[23]。与此同时，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通过增长目标管理机制对各级政府传导政治任务和经济激励，经济增长目标沿着管辖层级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屡见不鲜[24][25]。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加重了地方政府自利性投资偏好，从而抑制了地方财政效率提高。

综上分析，在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赶超发展战略下，垂直集中的官员治理模式激励地方官员的自利性投资偏好，中国式分权使地方政府具有“层层加码”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动机，倾向于通过短期快速见效的投资手段完成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最终引致地方财政效率损失。

公共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政府活动范围和经济政策选择，既是政府配置资源、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工具，也是稳定经济增长、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手段。中国政治经济体制逻辑下，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加剧了地方官员的自利性投资偏好，作用于政府投资决策和财政行为。一般情况下，生产性投资和民生性投资是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过程中面临的两种选择。前者的特点是投资周期短、见效快，能够快速拉动经济增长，容易影响地方官员任职期间的政治晋升。相对而言，后者的特点是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短期内经济绩效不显著，地方官员任职期间很难快速得到收益。也就是说，基本建设支出等生产性投资能够吸引生产要素流入并带来短期经济增长，而民生性支出的相应贡献有限。地方官员为实现政治效用最大化，在任期内偏向于短期产生效益的基本建设支出，忽视长期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性支出，在追求经济粗放增长中造成“重生产、轻民生”的自利性投资偏好。基于官员晋升政绩考核和财政分权激励，地方政府自利性财政决策会造成“重基本建设、轻公共服务”的结构扭曲[8]。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抑制了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政府间竞争会强化这种效应[26]。进一步地，公共支出结构扭曲导致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公共服务的停滞，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27]。简言之，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目标，“急功近利”地将财政资金投资于基本建设，相对忽视了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性投资，造成“偏向生产性支出、挤压民生性支出”的支出格局。地方政府通过“有形之手”扭曲财政支出结构，最终引致地方财政效率损失。本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H1:经济增长目标及“层层加码”会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效率。

H2:经济增长目标通过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机制造成地方财政效率损失。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策略

本研究目的是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逻辑，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Yit=α0+β1Etargetit+∑kj=2βjXjit+μi+γt+εit (1)

其中，下标i、t分别表示地级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Yit是地方财政效率，Etargetit表示经济增长目标，本文分别从经济增长的速度目标、层层加码程度、目标压力等三方面予以衡量。由于地方财政效率可能与城市特征变量存在相关性，在计量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集Xjit。μi、γt分别为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估计系数β1表征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效应，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为识别经济增长目标造成地方财政效率损失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莫龙炯和张小鹿(2022)的研究思路[14],构建如下递推回归方程：

Mit=α1+β2Etargetit+∑kj=2βjXjit+μi+γt+εit (2)

Yit=α2+β3Mit+β4Etargetit+∑kj=2βiXjit+μi+γt+εit (3)

式(2)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对中间变量——财政支出结构(Mit)的影响，分别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教育事业支出占比、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占比衡量。式(3)验证经济增长目标和中间变量对地方财政效率的综合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目标在不同情景下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差异化影响，本文构建经济增长目标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模型，具体方程设定如下：

Yit=α3+β5Etargetit+β6Etargetit×Wit+∑kj=2βjXjit+μi+γt+εit (4)

上式中，调节变量(Wit)包括财政自主权、政府间竞争、市场化进程等指标。系数(β6)刻画经济增长目标在不同情景下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异质性影响。本文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测，并采用广义矩估计(GMM)和工具变量法(IV)解决内生性问题。

(二)变量

1.地方财政效率。

财政效率是效率在财政学领域的体现，一般包括政府通过财政税收手段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效率，以及运用合理财税政策改善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效率[6]。对政府财政效率的测度主流有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法(SFA)这两种方法。首先，本文借鉴莫龙炯和尹靖华(2022)的做法[2],采用DEA方法测算地方财政效率1。其次，本文利用SFA方法对地方财政效率进行稳健性再测量。值得强调的是，投入指标选取人均财政支出，公共服务供给产出指标选取7个方面16个二级指标，包括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环保绿化、生活条件、邮电通信、基础设施、教育水平等。具体变量指标见表1。

表1地方财政效率指标构建 导出到EXCEL

2.地方经济增长目标。

通常情况下，各级政府每年都会向同级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当年GDP增长目标，并为达成计划目标制定具体的投资、财税支持政策。本文从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门户网站，手工收集整理各省份及地级市的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目标(Growth),若出现“左右”“不低于”等区间目标，则取平均值表示。对于各地级市的“层层加码”(Coding),本文借鉴余泳泽和潘妍(2019)的思路[12],使用地级市与所在省份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差值度量。同时参考王贤彬等(2021)的做法[21],采用当年经济增长速度目标与上一年实际GDP增长率之比，衡量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

3.其他变量。

由于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管理费用等项目在2007年调整了财政支出目录后不再统计，本文选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城市生产总值比重作为基本建设支出的代替变量。对于财政支出结构指标，使用一般预算支出中用于教育事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比例衡量。参考已有的文献资料，控制变量中加入政府规模、财政供养人口及地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反映地方政府自主财力的人均财政收入、地区人口密度、市辖区城镇化水平等变量。政府规模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表示，财政供养人口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例衡量，以检验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负担的影响。

(三)数据

受制于部分地级市原始数据缺失，并按照惯例，本文剔除新疆、西藏、四个直辖市的全部样本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和变量缺失严重的样本，选取全国279个地级市2003—2018年共计4464个样本。对地方财政效率进行1%缩尾处理，并运用省级GDP平减指数对以货币计量的变量进行调整(以2003年为基期)。经济增长目标来自对政府工作报告、政府网站等的搜集整理，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CEIC数据库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2说明了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表2变量选取和描述性说明 导出到EXCEL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第(1)列不控制其他因素，初步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与地方财政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第(2)列同时纳入控制变量、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为-0.311,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测试，即经济增长目标每增加1个单位，地方财政效率损失0.311个单位。这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效率明显下降。第(3)至(6)列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各组成部分的影响。不难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产生抑制作用，并在1%水平上显著。这充分证实了经济增长目标使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扭曲了财政配置行为，降低了财政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总体上造成地方财政效率损失，从而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在GDP增长目标约束下，地方政府偏向于将财政资金配置于生产性支出，相对忽视了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性支出。虽然“重基本建设、轻公共服务”自利性投资偏好给短期经济增长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造成了财政资源配置扭曲及效率损失。

表3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 

表4报告了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影响地方财政效率的估计结果。由于官员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我国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制定具有“层层加码”现象，加重了地方政府自利性投资偏好。表4第(8)列结果显示，地级市与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差额每增加1个单位，地方财政效率损失0.290个单位，该结果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根据第(9)—(12)列，地级市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现象显著抑制了地方财政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中国式分权逻辑框架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对经济增长目标进行“层层加码”。为了在“GDP锦标赛”中脱颖而出，地方政府官员制定高于上一级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将财政资源集中于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生产性投资，忽视了短期内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民生性投资，最终导致地方财政效率损失。

表4层层加码程度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 

(二)稳健性分析

1.内生性考虑。

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和工具变量法(IV),对内生性干扰进行有效缓解。表5第(13)列的差分GMM估计结果显示，在1%统计的显著水平上，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产生负向影响2。第(14)列的系统GMM估计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每增加1个单位，地方政府财政效率损失0.317个单位，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些估计结果意味着，为了完成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扭曲财政资源配置增加生产性投资，从而造成地方财政效率损失。

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往往以上级经济增长目标为标准，制定更高的本级增长目标。得益于刘淑琳等(2019)的思路[10],本文选择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和省内其他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诚然，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制定受到省级增长目标的影响，而上级政府目标制定受到下级政府财政行为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还可能受到其他同级竞争对手的影响。同级政府数量越多，政治晋升锦标赛越激烈，地方官员为了“脱颖而出”可能制定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扭曲财政资源配置。横向地区竞争使地方政府策略选择性地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当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提高时，本市政府也倾向于制定相对更高的目标[21]。为此，省级经济增长目标、省内其他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均值是较为合理的工具变量。

表5第(16)列呈现以省级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省级经济增长目标系数通过在1%水平的显著性测试，表明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与工具变量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第(15)列为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的系数为-0.393,在5%水平上显著，即经济增长目标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第(17)至(18)列报告了以全省其他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的结果。工具变量回归系数为0.836,说明省内其他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均值与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显著正相关。更重要的是，在5%水平上经济增长目标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值，这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以上结果说明，本文结论在缓解内生性后依然是稳健的。

表5广义矩估计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2.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测试3。其一，改变经济增长目标的测算方式。经济增长目标一经制定，地方政府就有压力实现甚至超额完成本年度经济增长任务。我们测算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方法，是用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值与上一年实际GDP增长率之比。经济增长目标值与上年GDP增长率之比越高，表明本年度地方政府面临越大的增长压力。结果发现，在10%统计水平上，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效应为-0.014,显著为负。为完成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有动力扭曲财政资源配置。

其二，替代被解释变量。为弥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缺陷，本文运用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既定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下最小投入成本与实际投入成本之间的差距，重新测算地方财政效率，放入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5%统计水平上，经济增长目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值，说明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地方财政效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其三，研究样本范围选择。尽管上文已经剔除了直辖市样本，但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在行政层级和体制政策方面与一般地级市存在明显差异。为此，我们删除15个副省级城市来缩小样本范围，降低样本间系统差异过大导致的估计偏误4。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值，这与全样本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其四，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为了排除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我们对2008和2009年样本进行了剔除，并将样本划分为2003—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2010—2018年经济波动的新常态时期。测试结果发现，两个分样本的经济增长目标系数均显著为负。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波动新常态时期估计系数绝对值明显大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说明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损失影响较小，而在经济波动下，为了恢复经济、追求短期增长目标，地方政府更加容易导致财政资源配置扭曲和效率损失。

五、拓展性研究

(一)影响机制检验

接下来，我们细致讨论和分析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作用机制。财政效率一般包括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优配置的经济效率，以及改善社会收入分配、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效率。理论分析表明，基本建设支出是地方政府完成经济增长目标所依赖的重要手段。而民生性支出在短期内难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受限于地方政府行为短视化和财政资金紧缺而容易被忽视。

表6第(19)列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对地级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为0.336,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值，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对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有明显促进作用。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从而较快地完成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第(20)列结果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教育事业支出占比的影响为-0.088,在1%水平上显著。第(21)列的结果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对医疗卫生和社保就业支出比例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会挤出教育事业支出、医疗卫生以及社保和就业支出占比。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目标在短期内使地方政府偏向于固定资产投资，忽视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支持，形成“重生产投资、轻公共服务”的偏向性投资结构5。

进一步地，本文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和中间变量对地方财政效率的综合影响。从表6第(22)列结果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固定资产投资在1%水平上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增长目标通过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而降低了地方财政效率。第(23)列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而教育事业支出占比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152,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经济增长目标通过抑制教育事业支出损害地方财政效率。第(24)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医疗卫生和社保就业支出占比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提高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比重有助于促进地方财政效率的提高。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挤出医疗卫生和社保就业支出，进而减少地方财政效率。在经济增长目标的驱动下，地方政府相对忽视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性支出，更多地向基本建设倾斜，造成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值得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影响系数的绝对值较之基准回归系数绝对值(0.311)显著下降。这就证实经济增长目标通过降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民生性支出占比的财政配置扭曲机制降低了地方财政效率。

综合起来看，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偏向于与经济绩效直接相关生产性支出，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等民生性支出进行挤压，造成“重生产投资、轻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总而言之，经济增长目标通过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作用机制造成了地方财政效率损失。

表6影响机制结果

(二)异质性分析

我们进一步运用交互项模型来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在不同情景下对地方财政效率的差异化影响。

首先，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资源配置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促使辖区经济增长达到既定目标。影响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财政权力配置。关于财政自主权(Lfa)的测算方法，一般采用地级市一般预算收入与财政预算支出之比。表7第(25)列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影响显著为负，而财政自主权对地方财政效率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更为重要的是，财政自主权与经济增长目标的交互项(Etarget*Lfa)系数为2.409,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财政自主权变大，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损失效应越小。背后逻辑可能是，财政自主权越大意味着地方政府支配财政配置权力越大，通过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手段，支持生产性投资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同时尚有余力提供民生性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效率损失。

然后，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为增长目标而展开竞争”,往往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等竞争手段，来实现对生产要素的吸引。竞争环境下，地方政府完成增长目标的意愿更强烈，更偏向于通过“重生产建设、轻公共服务”的自利性投资偏好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晋升锦标赛的原因，地级市官员因同省城市数量越多、获得晋升的机会越小，由此引发的政府间竞争越激烈。因此，对于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强度，使用所在省的地级市数量的自然对数表示。表7第(26)列的估计结果看出，政府间竞争对地方财政效率影响为负；在5%显著水平上，政府间竞争与经济增长目标的交互项(Etarget*Gce)系数为负值。其经济含义是，同一省份的地级市数量越多，政府间的竞争激烈程度就越高，地方官员为了政治晋升在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的竞争压力越大，从而加剧了政府对财政资源配置的扭曲，强化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损失效应。

最后，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环境差异较大，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目标与地方财政效率之间关系。我们选取了王小鲁等(2021)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28],用以衡量市场制度环境，回归结果见表7第(27)列。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负向影响是显著的，而市场化进程对地方财政效率影响显著为正。然而，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目标的交互项(Etarget*Mar)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经济增长目标与财政支出效率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第(28)列是使用东部省市的虚拟变量的结果，经济增长目标与东部地区的交互项(Etarget*East)回归系数也不显著。总体而言，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目标与财政资源配置关系的影响不明显。财政配置权力和地方政府间竞争更能影响政府制定和调整的经济增长目标，进而调节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损失效应。

表7异质性回归结果 导出到EXCEL

六、结论与启示

政策制定者关注的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在更深层次上涉及政府财政效率问题。考虑到政府目标管理制度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经济增长目标如何影响地方财政效率成为亟需探讨的热点问题。本文手工收集整理省市两级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是否会引致地方财政效率损失。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及“自上而下”的“层层加码”明显造成了地方财政效率损失。地方政府为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增加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挤压了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支出，通过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机制降低了地方财政效率。我们还发现，在财政自主权较大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经济增长目标对地方财政效率的损失效应，在政府间竞争激烈的地区更加明显。

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模式与调整策略，而且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财政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含义。在中国式分权的财政支出格局下，不能简单地以财政效率为财政改革目标，而应该深刻解读政治晋升机制背景下的政府目标管理制度。也因此，对政府财政效率决定因素的考察，需要结合我国经济增长目标激励。一方面，政府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的地方财政效率损失引人注目。政府应该对制定经济增长目标进行慎重考虑，完善目标管理激励机制，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避免对财政行为和投资决策产生扭曲和效率损失。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经济增长目标很大程度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关键政绩考核指标。经济增长目标及层层加码会扭曲财政支出结构，对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性支出产生挤压效应。政府间竞争会使地方政府选择见效快的固定资产投资等手段实现既定目标，而缺乏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在动力，压缩了财政治理效率的提升空间。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为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将公共服务纳入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同时考虑辖区经济绩效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引导经济社会多元化发展，防范挤占民生性支出为经济增长目标买单，通过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供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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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102049);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联合项目(2020A1515110418);广东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18WQNCX042);

文章来源:莫龙炯,葛立宇,冯沚贻.经济增长目标与地方财政效率损失[J].财经论丛,2023(09):36-46.DOI:10.13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