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时间”范畴的

（一）自由时间的内涵要义

关于“时间”的范畴，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给出了自己独到的阐述：“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532在此基础上，“自由时间”的内容应该是丰富且有生命力的，马克思深刻表明自由时间囊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2]306。近代美国经济学巨匠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曾经在19世纪末期发出饶有深意的感叹，指出当代的有闲阶级任意挥霍本应珍视的自由时间，把它浪费在诸如炫耀性消费这样不利于精神和物质价值的创造，反而会加重社会文明的负担的活动上。

（二）自由时间的实质理解

自由时间是“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3]790。自由时间就是财富本身，自由时间的增加背后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根源，财富本身和衡量尺度出现变化：真正的财富是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财富的尺度是自由时间的多寡。“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财富的尺度[VII-4]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4]200。自由时间成为财富的尺度，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必然性变化。在此前的历史中，“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4]200。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撰写中提到“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4]203，从物质维度来看“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4]203。在科技革命的汹涌浪潮下，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推动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促使劳动的生产效率急速提高，因此社会节约了大量的劳动时间，劳动作为一种人类实践的活动方式的本真状态也得到确认和体悟，是由被私有制社会异化了的人们谋求生存的手段，恢复成为人类生而为人所拥有的获得高质量生活和全面发展的真正诉求，使人从异化的过度劳动状态中释放出来，促进人的创造性能力的发挥。

（三）自由时间及相关范畴的界定

1.自由时间与闲暇时间

两者概念具有重合之处和内在的一致性，但不能全然等同，否则就容易忽视自由时间的积极维度。从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内容来看，闲暇时间指在剔除人们工作时间和生理活动所消耗时间以外的时间，这部分时间通常会被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娱乐消遣所占有。积极作用是人们在工作时间后得到休息放松，除此之外，它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时间,处于“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之中，实现人的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实现人的个性。当社会整体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处于一种殷实且富足的状态，人们所希望享受的高品质生活得到相对的满足时，社会所要求和自身主观上必须从事劳动的时间就会较少，繁忙的工作会让位于身心的发展，原本的劳动时间变成可供休闲的时间。

2.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

劳动时间是自由时间的基础。通过在劳动时间的付出和耕耘，生产能够满足人类主体所需所用的物质生产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5]531。在此前提下，如果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总量多于人们所需要的，即存在剩余产品的时候，那么一部分剩余时间就从必要劳动时间中游离出来，以便人类用来丰富发展自身的综合能力和涵养优秀的品德。

二、社会“三大形态”理论下的自由时间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围绕人的发展的角度，首次系统论述了“三大形态”理论，揭示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从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开始，历经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形态，最后达到实现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一）“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形态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除了维持温饱水平而必需的之外，根本没有必要从事更高级的复杂劳动，同时，那时的人们劳动力水平也决定了他们没有相应的能力。自然环境的好坏决定人们所能享受到的自由时间的长短和质量。最典型的例子是亚洲群岛东部的居民生活，原始森林中野生西米树的大面积生长，以野生西米作为主食的当地居民接收到来自大自然的源源不断的馈赠。那时候没有阶级的统治，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一切赐予了居民们很多自由时间和休闲享受的机会。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混合在一起，并无明显的界限。人类生存与活动以自然为依靠，人们的时间是以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为主，因此这时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自由时间。

进入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和封建依附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因此社会生产力发展仍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处于附属关系的大部分人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难以拥有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成为少数统治阶级的专享之权，闲暇者以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为生都是一切阶级社会所共有的特征”[6]75-82。古希腊是奴隶所有制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面对物质贫乏的处境，为求生存和发展，利用大量社会必要劳动来创造财富就成为当务之急，也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矛盾之处在于，奴隶在奴隶主的强制下承担了所有必要劳动，因而就没有任何自由时间可供支配，而奴隶主则占有全社会的自由时间，继续履行参与社会管理、统治国家的职能。

（二）“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形态

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工人工作的时长超出身体所能承受的限度，无产阶级尚且处于“自为”的阶段，只能采取罢工、破坏机器和游行示威等“表象”层面的行动。好在以此迫使资产阶级实施限制工作时数制度，某种意义上工人恢复身体机能有了一定的缓冲时间，改善智力状况和缓和道德堕落的危机。资产阶级在推进机器的更新换代方面，具有独到的天然的一种热情，机器化大工业体系下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本应节约出更多的必要劳动时间，但资本家恶意提高劳动强度，使工人无奈再次背负过度的沉重劳动。在限制工作时数制度的“合法化庇护”下，“资本主义生产不知道在占有别人的劳动时间方面有什么界限”[3]603。

资本家毫无底线地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同时更是自由时间的“强盗”。资本家成为自由全面发展主体，充分利用无产阶级生产的剩余产品和宽裕的自由时间去“求上进”，进而在才华、素质、兴趣等方面获得充分发展。与之相反，工人的自身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却走向资本家的“对立面”。

（三）“个人全面发展”为特征的社会形态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第三种社会形态，生产力由社会共同占有，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备健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带来物质资料和精神成果的极大丰富，人们需要劳作的时间变少相应就会广泛地拥有自由时间。马克思对未来生活蓝图进行生活化的形象描绘：“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5]537

“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7]230-231。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劳动，已经历史地成为解放和发展人的手段，劳动不仅是创造人类生存的自然而必要的条件，而且给人们提供全面表现自己体能和智能的机会，因而劳动就成了更深层意义上的快乐。换言之，劳动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乐见其成的生活真谛，平等分配在社会成员之间，社会主体既能够享受物质上的丰硕果实，也能由衷感受到自由时间的美好和恬适。

三、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价值意蕴

（一）自由时间是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蕴含人的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在私有制社会，资本家野蛮剥夺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进而占有整个社会的自由时间，通过从事各项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创造性活动，铺陈了人类在自然必然性之外的发展前景。“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8]927，若然整个社会出现富有盈余的剩余劳动时间，那么每一位社会成员所分配到的自由时间就会相应增加。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状态无法消除，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才能实现工人享有自由时间的美好愿景。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消亡，“所有的人都将有自由时间，都将有可供自己发展的时间”[9]291，自由时间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解放与发展。

（二）自由时间促成人的积极存在和本质回归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劳动带给劳动者的是身体机能的残害和精神世界的压制，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真实细致地讲述了高强度的劳动过程、恶劣肮脏的工作环境、僵化死板的分工格局之下工人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不堪以及由此产生的堕落悲惨处境。在仅有的“剩余时间”里，工人本就对生活失望透顶，只能通过各种不当方式排解内心困顿，也就更加看不见希望的曙光。反观自由时间，人找回自己躯壳和灵魂上的主体性地位，摆脱为商品等身外之物的奴役和牵掣，人完全以自身为着眼点去挖掘“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10]258。一方面人拥有施展本质力量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将人的能量全面注入对象化的现实世界中，实现深刻对接和自我确证；另一方面，人受到自然状态和不同社会文化的熏陶，逐渐养成独特有为的品性，蜕变为不可代替的现实社会存在物。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与其他成员发生信息、心理乃至灵魂上的情感联系，建立起活泼丰富的社会关系，人们可以诚挚地表达内心的想法和流露真实的情感，这恰恰构成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向度。自由时间提升了生活的意义层次，使人的社会关系渐趋丰富化和实质化。

四、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对解答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以创新为驱动发展生产力，推动自由时间的大量生成

新时代的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劳动是作为谋生手段的存在，而不是人们乐于追求的自我锤炼的目标。针对发展不充分与自由时间总体不足的问题，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各领域、各行业的发明创造和营造技术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对旧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做出变革，以此完成传统产业由“制造”向“智造”的转变。重视创新型人才的一体化培育和跟进，健全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另外，在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热潮中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活劳动量消耗占据大比重的传统经济模式，集中精力打造知识密集型经济。

（二）在创造充分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上，注重平等分配和享有

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贫困地区貌似比经济发达地区多出大量自由时间，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只能说是以低质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为代价换来的“闲暇时间”，收入的不同导致人们所分配到的自由时间不尽相同甚至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因此，针对发展不平衡与自由时间的分配不均的问题，必须做到：第一，需要进行多领域的体制改革，让各类资源真正进入发展水平较低、自由时间较少的弱势群体中间。要统筹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缩小发展差距。自由时间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坚持走共享发展之路，将“共享”发展理念贯彻到社会时间领域，借鉴“先富”带动“后富”的做法，为经济落后的地区提供实际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技术有效援助，才能全体社会成员收获普遍增加的自由时间，最终实现自由时间的全民共享。第二，共建原则也是全体社会成员应当遵守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集体的力量，每个人积极有所作为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确保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个体所应当承担的劳动时间量才能达至最小限度。

（三）摈弃自由时间异化，增加积极的自由时间

人们不遗余力地创造自由时间，它本来是人们用来丰富人生阅历、凝练生命价值的时间，避免丧失人文底蕴和科学情感，导致陷入片面的、畸形的和亚健康的状态。但是，社会中的部分人不能有效利用自由时间，却将其浪费在消极的闲暇活动上，比如连刷几个小时的短视频和沉迷于打游戏等，反而出现“时间荒”的可笑顾虑。美好生活的应然世界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构建，不能片面地等同于美好物质生活。为此，政府应把闲暇时间的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立免费的休闲活动中心，倡导在社会领域培养积极的人文情感，引导社会风气的转向，由沉迷虚拟世界转向对真善美等人类美好事物的探求，赋予自由时间更宽广的人文精神内涵和社会关切。应完善基础文化设施，人们在“心理的焦虑”中迷失自我，殊不知从事健康有益的休闲活动才是对心理的救赎和灵魂的丰实。引导人们做好时间的“管家”，探索更深层次的价值世界，重建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以获得精神层面的愉悦和生命本真的感悟，通过这种方式所塑造和培养的是具有综合能力、丰富关系、自由个性的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任劭婷.马克思对自由时间现实化困境的双重批判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0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文章来源：林泽銮.马克思“自由时间”范畴的意蕴探析[J].今古文创,2021(33):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