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整体性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面临的元问题，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问题。为此，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整体性首先体现在对该问题回答的整体性上。

在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问题中所彰显出来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由一系列基本观点、方法、原理、范畴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就其内容而言，利益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的综合体，利益问题是在这一综合体中产生并表征为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纠纷等多方面的集合体。同时，由于“世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1]“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所以利益与利益问题同世界上诸多的客观事物始终保持着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的关系，因而作为反映它的理论势必也是一种囊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多学科的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人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问题上，虽未有给出直接的定义，但是有大量关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世界共同利益、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等方面的论述，且各部分论述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其中，人民利益是根本，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是核心，世界共同利益是追求，物质利益是基础架构，精神利益是顶层架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生态利益、社会利益是具体表征，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勾勒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整体轮廓。

在回答“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问题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以“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一脉相承”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普遍真理和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坚守;“与时俱进”指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同时也要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达到两者相互促进的效果。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论述，更多聚焦于阐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看到其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态度。毛泽东形象地指出，要从结合论的视角出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矢”来射中国革命的“的”。[3]邓小平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当是以认真学习两者的基本理论、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创新发展两者的内容为要旨。1之后，江泽民、胡锦涛等人亦都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者之间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此，习近平总结道，“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4]，即在“学精悟透用好”[5]25马克思主义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代中国实践”[5]27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中国”的整体性

如果说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整体性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发的，那么这里“中国”的整体性则是从实践层面进行阐发的。所谓“中国”的整体性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国情的全面把握。中国国情的不同实践形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中国”的整体性呈现为“三个起来”的递进式飞跃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形态。

在“三个起来”的递进式飞跃中彰显“中国”的整体性。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6]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中国”递进式飞跃的高度概括与凝练，分别对应的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从纵向上体现了各阶段发展的贯通性与统一性。具体来说，毛泽东利益观为近代落后的东方大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以“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7]的方式赢得了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8]的工人与农民的支持与拥戴，进而促使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改变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带领中华民族站了起来;邓小平利益观、江泽民利益观、胡锦涛利益观均以高度重视物质利益与生产力的发展，重视物质利益与“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相结合，重视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相协调的方式[9]，一改贫穷就要挨饿的窘况，引导中华民族富了起来;习近平利益观立足于新时代，以捍卫人民利益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构建全人类的利益共同体为追求，逐步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致力于解决失语就要挨骂的境况，引导中华民族走在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之中。

在“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彰显“中国”的整体性。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论断，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利益观与涵括邓小平利益观、江泽民利益观、胡锦涛利益观、习近平利益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益观，两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完备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事实上，“两次历史性飞跃”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对中国所处的两个不同时代(即革命与战争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与所处的四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国情的全面把握与精准提炼，它们之间具有时间上的继承性与空间上的发展性。

三、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化”的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不是“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10]222，“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0]250。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的“化”就是这一过程的有力明证，它包含了对“为何‘化’—何以‘化’—谁来‘化’—为谁‘化’—‘化’什么—怎么‘化’—‘化’成何”等基本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即“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主体力量、价值立场、具体对象、实践路径、理论成果等，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共同表征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化”的整体性。

为何“化”的问题明确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化”的必要性。一方面，解决中国现实利益问题的需要。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劳动分离和二重化的社会形式还存在、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还不成熟不完善、劳动者素质和劳动能力还存在差别等，致使中国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差别必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此外，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不断由客观方面向主观方面转移，由物质方面向精神方面转移，由经济方面向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转移，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又构成了新的利益关系，形成了新的利益问题。再者，由于人的认识带有非理性的成分，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一般群众，对利益的认识往往不够全面、不够系统，导致思想上与行为上对利益的追求出现了相违背的现象。类似利益问题的解决均需要科学的利益观来指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轫于资本主义制度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与私人的个体利益呈现出的是对抗的关系。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已然剥离了私有制这一根源，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必然也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作出相对应的阐释。就此而言，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是非对抗的关系，其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11]上的矛盾，具有可调和性。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发展史上有诸多依据时代条件不断发展了的论断，其不仅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与中国语境之间的“间距”，即回答了发源于西方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如何作用于中国具体实践的问题，同时也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

何以“化”的问题揭示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化”的可能性。一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支撑。从秦汉而下、经由隋唐、直到明清，历代的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积淀了许多重义轻利、舍生取义、义利相生以及义利为民的思想财富，形成了别具风格的中华传统义利观，其内蕴的“以义为先、义利并举”[12]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对于矫正社会与人民的利益行为、处理近代以来的国际利益冲突等利益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来是有一支品质优良、德才兼备的中国共产党队伍的支撑。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内在所具备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使命情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宽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丰硕的社会实践经验、敏锐的创新意识等优秀品质，促使他们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来解决中国的利益问题具有独特的见地，即他们不仅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基于时代语境与实际条件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也能够以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态度减少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利益、制度、思想等障碍。

谁来“化”的问题明晰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化”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实现，需要有众多“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3]，即其是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主体之一: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理论形态的阐发者，也是其实践形态的领导者。作为“阐发者”，他们从解释学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发生发展、本质属性、基本要义等作出了系列符合时代需要的阐发，同时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经验习俗、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作出了系列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纳与信服的理论阐释;作为“领导者”，他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关切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从“思辨哲学”走向时代、走进现实，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拨正现实航线的主要推动者，同时也是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针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主体之二:理论工作者与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从政策理念转化为大众话语，进而“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主要研究者与传播者。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视域介入，以不同的研究范式为抓手，深入梳理与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利益及利益问题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喜闻乐见与通俗易懂的话语范式，为广大人民群众对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做出全景式的复原与解读。主体之三:广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践行者，是这一过程最重要的主体。毛泽东指出，任何杰出人物关于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不论是原料亦或是半成品均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14]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发展的动力亦是源自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其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参与和实践中才能获致理论前行的动力，获晓理论前进的方向。

为谁“化”的问题阐明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化”的价值立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鲜明价值立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并以此为依据，团结起来，为之奋斗。[15]同时，他还指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16]。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利益为准绳。[17]江泽民指明，要在处理各种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18]胡锦涛以“群众利益无小事”[19]的论断言明了人民利益在我国治国理政之中的重要地位。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亲自部署、调研、督查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大事要事，以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脱贫攻坚战的胜利等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兑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20]无疑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最真实的写照，也成为其始终奉行的圭臬。由此可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一条主线与基本经验，是社会主义利益观与资本主义利益观的本质区别，是社会主义利益观相对于资本主义利益观的最大优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1]

“化”什么的问题道明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化”的具体对象。所谓的“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其中，主要涵盖两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化”中国，即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这种指导体现在理念与实践两个层面。理念层面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内含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22]的价值理念与价值追求、内在揭示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即“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23]、内蕴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10]256等内容均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用以破译现实利益问题的基本遵循;实践层面聚焦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来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现实利益矛盾、破译特定时代语境利益主体从事利益实践活动所面临的利益困境，进而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与制度体系。而政策制度的制定正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从理念层面转化为实践层面，继而成为人民群众个体利益行为发生所要遵守的准则，成为理论发挥指导实践作用的一个最直接的桥梁。[24]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即将五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建党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注入到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之中，使其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打上中国烙印。这一过程中最为明显的当属价值的重塑。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内在的价值取向，对接与糅合中国传统义利观价值体系，继而进行价值调适与价值重塑的过程。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利益为理论基底，接续中国传统文化“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25]的价值追求，立足世界各国价值日益多元化与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坚持用“正确义利观”[26]来处理国际关系，在谋求价值共识的征途中构建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实现了世界价值的重塑。

怎么“化”的问题探寻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化”的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有三条显而易见的路径:一是坚持“文本的追寻”与“问题的聚焦”并重。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文本的追寻”避免了极端倡导“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在当代”，忽视经典文本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以致于陷入唯中国实际是崇的泥潭。坚持“问题的聚焦”实际上是避免过度强调“回到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出现“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现象，以致于落入唯经典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举的教条主义窠臼。欲使“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在当代”的前提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回到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目的是让“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在当代”。二是坚持“学术性阐释”与“大众化阐发”并重。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够彻底，就能说服人[27]，而这种彻底来源于理论工作者与知识分子的深入研究与阐释。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建党百年的历程中就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利益目标、利益观念、利益机制等基础性理论与利益关系、利益协调、利益分配、利益矛盾等应用性理论做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在一定意义上说纠正了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人利益观的误解与偏差。理论构建与阐发的尽善尽美并不是最终旨归，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与运用才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归宿。中国共产党人善于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28]等通俗易懂的民间用语来言明其要实现的人民利益为何内容，以及运用《诫子书》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29]等人所共知的古汉语来教导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类似的论述对于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是坚持“本土性视域”与“世界性视域”并重。“本土性视域”是从历时性时态切入，挖掘中国特殊时境中传统与现代利益观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探究其内在的演进轨迹与演进规律。“世界性视域”是从共时性时态介入，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放置于世界这一宏大背景的叙述之下加以审视，探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苏俄化、朝鲜化、越南化等之间的差异性与共同性。同时，在梳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解决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利益纠纷、利益争端的相关论述中，科学凝练具有普遍性的适合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可行性实践策略与方案，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化”成何的问题道明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化”的理论成果。正确理解该思想的意义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第一，该思想依循“一般—个别—一般”的跃进方式，依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运思范式，走出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只具备普遍性或者只具备特殊性的争论，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真理性与科学性。第二，该思想以“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形式更新了中华传统文化义利观的存在语境，让传统文化接受时代的关照，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凭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走向“文化自强”，增进文化自信。第三，该思想在平等协商、真诚沟通、和而不同、悬置争议的过程中谋求世界各国的利益共识与价值共识，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制度与两条道路之间的紧张对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推动了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与相互发展。第四，该思想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摸着石头过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极具实践理性精神的创新性方法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饱含中国韵味的实践经验，升华凝练为理性认识，继而丰富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已有形态与科学内涵。

四、“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三者的整体性

纵览建党百年历程，不难明辨，对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这一过程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背离现象。以断章取义解读、蓄意制造内部对立(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注重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物质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精神利益等)的方式肢解这一过程的有之，以歪曲与误读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相关概念与原理(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等同等)的方式曲解这一过程的也有之，以怀疑论与质疑论(质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阶级立场，怀疑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思疑脱贫攻坚的成就等)的方式消解这一过程的亦有之。出现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部分人未能够从整体性的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整体性不是外加的，而是作为一种内在的规定性与基本要求而存在的，其不仅表征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三者内部的整体性，同时还体现在三者之间关系的整体性上。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理论来源。它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提供了根本立场，即这一过程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的，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它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譬如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辩证法的基础上，强调在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关系时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它提供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方向指引，确保了这一过程是服务于实现中国梦与强国梦、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的。

第二，“中国”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根本遵循。一种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30]。这里的“现实”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它包含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发展状况，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等在内的历史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等四大要素。这些要素限制与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方向、内容、意蕴。

第三，“化”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动力机制。“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与“中国”二者均是从静态层面诠释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中国化，而“化”则是从动态层面探寻这一发展过程中各要素之间运行的内在机理，即各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一个有机整体。诚如毛泽东所言，这一过程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31]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中“化”是时间(彻头彻尾)与空间(彻里彻外)双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

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关键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核心在“中国”，重心在“化”。把握“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整体性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在思想上认识不清、认识不全、认识不深的问题;把握“中国”的整体性揭示的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把握“化”的整体性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内在的运行机制为何的问题。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共同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整体性样态。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强调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整体性把握，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关于它的专题性研究束之高阁、拒之门外。恰恰相反，作为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活动的一种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本身所涵盖的问题众多、所覆盖的领域宽广，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整体性研究与专题性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专题化研究越向纵深发展，越有益于整体化研究的全面开展;整体化研究越向横向拓展，越有益于专题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两者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中国化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两者结合愈加紧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发展则愈加倾向于系统化与科学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指导实践的作用愈加明显。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三者内在的整体性与三者之间的整体性共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实践基础、动力机制，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之所以能够不断推进，形成的理论之所以能够用以指导中国实践，并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整体性的思维来解读、运用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而某些时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之所以未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我们背离了整体性这一科学的方法论。故而，只有我们牢牢抓住“整体性”这一法宝，将其视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中国化发展的基本准则与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根本方法，我们才能够有效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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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丙泉,常旭冉,王超.合作博弈视角下我国城市群大气环境效率评价研究[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4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