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间生产：后现代图书馆学意识精神的诉求

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理论的阐述，是针对资本经济所有制的批判而开始的。批判性已经成为了空间理论阐释的重要特征，而其特征所表现的精神理念是空间实践所映证的意识形态的表达。由此，空间进而转向了社会精神领域的反思与批判。后现代图书馆学通过理念方式的革新、边缘结构的重组和审美的反思，逐渐给空间理论贯入了新的意义。马克思主义阐释空间理论，就是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阐述实践运行的本体性。而对后现代哲学概念进行界定，并不意味着后现代哲学是一个有着统一理论基础和理论形态的思潮，相反，以后现代哲学概念所指称的那些理论流派却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彼此十分矛盾的观点、思想、见解和方法等等。[1]随着工业大生产的出现，建立在物质和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图书馆学成为了驾驭传统理性精神的表现形式，也由此进入了空间理论的“二元对立”时代。启蒙理性的传播，促使现代图书馆学普及精神价值观，而其内部存在的二元对立也产生了相异的职业道德观，这带来了以空间为主导的、新的空间区隔的产生。可以说，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生产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文化空间已经导致了审美情趣的分野和不平衡，我们需要解构并重构现代图书馆学整体化空间的不平衡关系。

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生产的目的不仅在于进行主体的对象化运行，还在于以符号化的叙事文本来描述主体的社会关系。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权力话语、空间实践体验都参与进了日常运转的各个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一方面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生产来源于主体实践，空间生产助推了主体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以反思与批判的话语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组成部分。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促使后现代图书馆学成为了一门具有话语差异的有效学科，其中，欧美新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拓展了类特性的文化空间批判话语，创建了具有辩证思维的历史文化革命论。后现代图书馆学以此进行了文化性质的反思，来实现空间民主正义的精神诉求，并通过重构进一步定性了空间形象的乌托邦想象。后现代图书馆学参照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观点，将空间生产、时空压缩进行了价值观的判断。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伦理精神已经改变着全球同质性并已经深入到主体日常的运行场域中。千奇百怪的精神面貌、审美文化的空间权力以及碎片化的历史断裂等，都是后现代图书馆学在非理性价值观思维中弥散的结果。为此，后现代图书馆学对空间正义的认同和对阶级空间的批判成为贯穿整个空间理论的主线。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理论的生成、发展是伴随着自由价值、乌托邦想象而进行的，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理论也以学科相互参与接纳了人文地理学、文化学、文学以及美学的知识经验之中，成为推进空间正义和社会话语批判的重要理论。

后现代图书馆学进行空间批判、审视空间正义，应有不同的驾驭策略。第一，要运用空间的微观批判论。应把批判落定在主体的日常运作和理念的增值过程中，借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批判实施后现代图书馆学主体空间批判。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表述是主体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概念性陈述，空间生产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平衡情况，这恰恰是碎微空间主体之间协作的特征表现，也正是将“空间中的生产”转化成“空间本身的生产”的具体含义。在理念价值增值和工业文明进展的过程中，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异质性空间样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进而促进了空间信息的流通和效果的明显增强。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异质空间推崇主体的独立性、自由性和开放性，并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具有个体身份的主体活力。由此，后现代图书馆学造成了空间的异质性和同质性的对抗，两种属性围绕主体的日常运作展开竞争和对抗。列斐伏尔认为异质性空间易于形成边缘的微观批判视角，这种相似于“波西米亚”的异质化空间助推了后现代图书馆学主体空间话语的批判，形成了在碎微空间内斗争霸权的微观形式，异质性空间已经成为后现代图书馆学表征意义的基础特征。第二，要运用人文地理学上的空间批判论。大卫·哈维借鉴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进行了后现代的空间批判。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促使工业大生产和经济资本积累被新的价值观所取代，全球化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后现代发展状况对后现代图书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信息流动和运作不断变革，时间和空间的生产出现了压缩态势，也产生了主体对空间感觉的精神体验。在后现代语境中，图书馆学在空间控制上会出现高度压缩的境况，为此其空间和时间的本体论描述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而独立性、多元性、权威性也随着时空压缩而逐步展现出来。由此，后现代图书馆学主体的空间区隔体验和批判话语危机相应地产生了。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后现代图书馆学要进一步拓展话语权力与时空压缩之间的联系，形成以地理空间批判为主导、社会文化构建的多元化理论格局。后现代图书馆学内在的各种矛盾随着地理空间的变迁而凸显，在此间，后现代图书馆学的人文地理空间表现为一种场景的无休止的起舞。第三，要运用意识形态创造维度上的空间批判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我们要重新构建后现代图书馆学主体历史反思和唯物辩证的能力，创造反对整体划一的权力精神的空间“民间化”的谱系。图书馆学因其后现代性，其空间是有个体性的，异质性、多元化是其空间理论的表现特征。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运作是在构建真实的“乌托邦”场景，这里面蕴含着丰富的权力话语，并总是在与整体性进行着针锋相对地对抗。福柯的空间权力论带动了后现代图书馆学实施更为新式的空间话语批判，如认知图绘批判、流动空间批判，这些都以空间意识形态为核心，在所有后现代图书馆学碎微空间场景中保持着对权力认知的清醒审视。

二、空间公共性：后现代图书馆学话语批判的“异托邦”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将社会主体的实践状态纳入到空间批判的精神视阈中，造就了社会文化领域内的空间话语理论。空间问题表现出了社会文化精神的理论指涉，其价值实质可以归置为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变迁。面对空间霸权、空间区隔、空间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后现代图书馆学以其后现代性的超级化理论界定，将空间的价值观反思上升为话语批判和话语革命。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理论生产、空间话语体验、空间文化符号流动，这些都是构成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理论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将微观论、地理学、意识形态作为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理论批判的契合点，但是需要解决的是碎微空间对后现代图书馆学主体所产生的话语权力和文本符号描述的精神旨归。实际上，空间理论的危机主要是主体体验所引发的，并迫使主体在差异性的空间中对生存的意义进行评判，这样审美情趣的文化意境才能得以凸显。对于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批判，我们完全可以以主体审美和美学观察来完成空间意识形态的诉求，“图式提供了一种事实的阐释，而拼贴则为多种意义提供了可能，因为读者可以使多个意向组合并存，从而不断改变拼贴的意义”[2]，这也是后现代图书馆学创造并走出的一条从意识表达到审美诉求的理论之路。在后现代语境中，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生产和批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性和时尚性已经重新塑造了主体的运行样态，空间虚拟和空间内爆也重新捋顺了数字化赛博空间。它们以碎片空间将主体的想象语涵其中，呈现出后现代图书馆学创新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与此同时，空间文化意志和审美情趣也助推了空间正义的理论向度，它们以空间感性对抗空间霸权的方式，建立异质的、审美性的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意志形态。在一定特殊的状态中，后现代图书馆学宛如“游逛者”：一方面以审美的想象力实现了对政治的虚化；另一方面通过空间的审美，抛弃了线性的美学观，开启了空间美学批判的先例。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城市游逛者”形象，产生了空间想象的多元化，将异质、流动等后现代概念合法化。由此，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理念空间中出现的“波西米亚”情趣则是空间审美批判的突出表现。

面对现代文化空间的进一步压缩和全球化范围内的空间失衡，后现代图书馆学通过空间审美批判建立了另类空间“异托邦”，成为了力主当代空间建设的新形式。其实，在统一的意识形态空间之外，存在着诸多异质的和碎微的空间，它们引导出后现代图书馆学主体审美体验的“异托邦”体现形式。与此同时，后现代性也促使图书馆学各种碎微空间进行了整合，并参照政治制度和审美情趣促进空间理念的延展。就像查尔斯·泰勒所说的那样：“后现代性指向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融合，包括全新的实践和各种制度形成、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新的烦恼形式的形成。”[3]这种公共空间的建构是随着后现代性的实施而被确定的，后现代图书馆学认知的公共空间是建立在主体空间之上的，公共空间是在承认异质空间、另类空间、碎微空间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交往的，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主体审美体验的自由性。这种公共空间的存在意义仍然是来自社会主体的不同空间场域的实践，对于后现代图书馆学来说，公共空间是多样化的异质空间流动交流整合而形成的。

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内部空间结构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流动还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和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4]网络游戏的虚拟场景重构和身份确证以及审美艺术的超文本显示等，都成为了后现代图书馆学公共空间流动和交往的基本素材。一种动态的空间实践正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中进行着，这是后现代图书馆学在流动空间的重构中不断将断裂处的异质性凸显出来的结果。新技术创造出来的新的公共空间已经实现了赛博模式的空间平衡，将线上的虚拟仿真与线下的现实生活相融合，诸如时空艺术、装饰艺术等行为艺术形式，它们往往可以将后现代图书馆学碎微空间的主体境况隐喻到文本符号描述之中，将空间的形象设计转换为空间的话语批判，并进一步实现审美话语在空间中的开放性。像流行在西方城市井巷之中的“涂鸦运动”其实就是一种另类空间的营造。在涂鸦的过程中，激进者完成了个性化情感的彻底宣泄。这种公共空间包含着自由个体的审美情趣表达，也在城市空间流动中完成了另类意义的符号话语对抗。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公共空间存在着对异质性的整合问题，公共空间也是实践文化表征和释放审美话语的多元化场域，后现代图书馆学最终会显现出空间的主体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本质来的。

三、空间美学：后现代图书馆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释放

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理论以及空间场景的展现，都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而获得社会认同的。它的存在是以空间生产的实践过程为基础，将空间正义贯穿其中，同时，主体的流动性和互动性也促使公共空间的形成，并以叙事文本符号的特征表现了个体的自由精神。由此，审美领域的批判成为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批判的主要形式。后现代图书馆学与主体的认知实践和符号表达密切相关，而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作为主体实践的场域，也成为了解本质对象化的结果。将体现空间特征的体验、经验、流动等归入到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话语批判中去，将会达到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价值的凸显和文本描述的增强。后现代图书馆学自身要超越本体论，进而实施主体空间的批判话语，关注空间的理论流动，展现审美精神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这一点不仅能够深入到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理论的分析与阐释中，更能进一步关注空间设计、交流、传媒等文化运作，以微观化、诗性化来重塑后现代图书馆学审美精神面貌。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主要表现，批判性也赋予了美学以特质的社会精神属性。从马克思主义本质观到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都能够赋予后现代图书馆学以空间正义的启迪。后现代图书馆学要关注社会民众的精神再现，并且要将审美叙事文本的符号表达纳入到意志精神对抗的话语模式中，使后现代图书馆学完全凸显出空间理念的批判性和独立性。随之，空间理论的批判性又由新马克思主义推动，把对空间的反思纳入到美学批判的范畴内，则能够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理念空间内滋生出理论的生长点，诸如空间理念的符号化表征、空间的文化乡愁等，都已经成为了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美学的特质性反思。所以说，空间已经成为后现代图书馆学审美活动和意识精神之间的联系桥梁，将空间作为文化审美的一个显性因素，这也从非理性层面促进了后现代图书馆学审美功能和审美话语的释放。

从美学价值观而言，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审美的“微观革命论”被认为是价值观承担载体。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不仅包涵异质空间隐喻，更重要的是为空间审美的对抗提供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坚持以动态的空间批判来破除线性统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创造出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异托邦。主体空间体验必须与审美的自由性和批判性相结合，才能构建起像后现代图书馆学这样的人文学科，才能获取属于自己独立承载的体验。这样的微观革命论在空间对抗的表达上则表现为审美差异性、文本碎片化和话语诗性化。例如梦幻艺术的虚拟空间，其缥缈的虚化空间表现了空间审美差异性的话语言说。而后现代图书馆学所表现出来的意识流文本则将私化空间和公共空间并行融合，显现出个体化主体的真切体验。后现代图书馆学展现的超文本链接将若干个碎微空间进行粘贴，以此来挑战蒙太奇手法和消解叙事文本描述的权威，这样完全可以通过主体的知觉感应来触及空间的核心要素。由此，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话语推动异质空间的话语体验，呈现出后现代图书馆学审美话语到审美批判的理论谱系。

从审美的形式而言，空间审美的“文化诗学”风格体现了后现代图书馆学主体的审美自由和话语重构。随着后现代主义延异状态的发展，美学主体的认同也从现代本体论过渡到当代重构论。在此后现代语境中，图书馆学主体面临着被消解的危机，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都显现出图书馆学主体不断迷离的精神状态。然而后现代性空间的交融性、流动性，使得图书馆学以诗性表达的方式实施空间主体的重构。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空间运作被符号性、图像性的信息所包围，通过链接和重组，表现出一种被主体认同的全新空间样态。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审美情趣的营造，引发了超级空间的无限延伸，缔造的精神产品完成了新的符号意义的解码。德勒兹在《千高原》中阐释了“游牧美学”的意境，这契合了当下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审美的施展。“众多理论及时间的观念能够对游牧艺术及后继形式作出界定。首先是一种切近的目光，有别于遥远的目光；其次是触觉的，或者准确地说是接触性空间。”[5]我们可以想象，后现代图书馆学主体对空间的体验，不仅要实施具有审美情趣的叙事文本描述，还要联结主体与政治、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合时地在社会和空间层面发现及投射一种全球性的认知测绘，并以此为我们的文化政治使命。”[6]这种认知图绘的使用，实际上就是一种主体的重构，通过对后现代图书馆学主体实施的审美意识的重构，再次在空间内确认了诗性文化的审美效果。在诗性文化的意境中，以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游牧图绘为蓝本，实施并完成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的自由精神超越。

从空间审美的批判性到空间意蕴的诗性化，后现代图书馆学对空间的体验一直持续深入在历史文明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作为现代哲学精神的阐释，实现了对空间结构的批判与重构，在此过程中也对时空压缩、空间异质、空间失衡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后现代图书馆学也通过审美批判，完成了空间意识形态的重构。在当下后现代图书馆学空间边缘化的境遇中，空间理论的创新发展给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审美批判带来了新的信息资源，在实现审美话语释放的过程中，美学批判的阐释力和解决力被充分地体现。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因为图书馆学的后现代性，空间主体将会成为新形势下的审美精神表达、感性感知愉悦的核心立足点。“后现代美学理论要在流动和变化的漩涡中寻找出使永恒不变的真理能够传达出来的各种法则。”[7]以明显的后现代图书馆学为例，主体试图通过一种空间表达形式来传达后现代性价值观。其实，包括后现代图书馆学者在内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认为需要这样做的。

参考文献：

[1]周伟明.后现代主义哲学述略[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1(6):20-25.

[2]赵宏维.托马斯·品钦与后现代主义[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2);44-46.

[3](加)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M].许纪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3.

[4](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05.

[5](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析第二卷[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2010:710.

[6](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M].张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515.

[7](英)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57.

文章来源：马占军.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视阈下的后现代图书馆学叙事话语反思[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1,23(04):164-16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