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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智能化、在线交易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

  2024-09-11    6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流通智能化可增强居民生活福祉、缓解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促进社会经济稳定运行。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流通智能化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并考察在线交易水平的中介机制。研究表明:流通智能化不仅能直接缓解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还能通过提升在线交易水平间接抑制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因此,建议加快流通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各区域流通智能化水平整体跃升,引导在线交易规范有序发展,以缓解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和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 关键词:
  • 在线交易水平
  • 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
  • 数字化转型升级
  • 流通智能化
  • 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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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品质实现整体跃升。据2023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见图1),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6796元,实际增长9.0%,恩格尔系数为29.8%,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恢复至2017年水平。但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我国居民消费总量和规模持续扩大,但长期存在的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依旧严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关涉社会经济稳定运行和居民生活福祉,亟待高度关注和积极破解(张海洋和韩晓,2022)。流通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点产业,在刺激需求、拉动消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数字经济浪潮对流通业的渗透不断加强,流通智能化成为流通业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的重点方向,为优化居民消费体验、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助力“双循环”目标实现提供了新动能(李铮和孟昊芸,202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提出:加快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商贸流通业态融合创新,完善集约高效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因此,深入探讨流通智能化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对加快流通智能化步伐和缓解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图1 2023年全国、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实际增速


一、问题的提出


Cutler和Katz最早于1992年在研究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时揭示了消费不平等现象,其发现即使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消费不平等问题也仍旧存在。既有研究主要围绕消费不平等的水平测度和影响因素两个议题展开讨论。水平测度方面,主要采取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分位数之比等指标对消费不平等进行测度,发现近年来中国家庭消费不平等呈先升后降之势,主要由收入组间和城乡间消费差距引起(范晶和高艳云,2023)。更多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层面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进行解析。宏观因素方面,早期研究主要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人口密度、房价等角度探讨城乡消费差异化的原因,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移动支付等在弥合城乡居民数字鸿沟、破解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方面成效显著(徐蕾,2021),因而成为学界关注重点;中观层面,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度加快,商品质量逐步改善,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可有效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李铮和孟昊芸,2023);微观层面,金融素养、消费结构、年龄结构、收入水平等因素也与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存在关联,如年龄越小,收入不平等越小,其对应的消费不平等越小(刘欢和刘静,2020)。

流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与纽带,是破解消费不平等问题的有效策略。传统流通业是实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活动的媒介,起到刺激消费市场和为居民提供消费物质基础的作用。伴随产业数字化浪潮的兴起,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生物识别等新兴技术在流通领域有着更广泛的应用,推动流通业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其对消费的影响也在逐渐深化。一方面,流通智能化取消了生产与消费间的多层营销体系,利于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促进消费规模整体扩大,起到缓解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作用(陈林,2023);另一方面,基于数字技术的场景化、智能化转型,有利于改善流通行业经营效率,提升消费体验,进而起到提升居民消费水平、重构消费场景、缓解城乡居民消费质量差距的作用(祁蔚茹和江永洪,2022)。然而,上述影响机理基本停留在理论阐述层面,既有研究主要就流通智能化进行趋势解读(李超凡,2021)和水平测度(孙磊等,2021),流通智能化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缓解效应是否存在?其机制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仍缺乏数据和经验支撑。为此,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拟采取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讨二者的关联效应及其内在机制,旨在为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提供政策建议。


二、理论与假设


流通智能化指在流通领域中引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对流通过程进行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处理,实现流通效率提升、流通成本降低以及流通质量提高的过程(Rapanos等,2020)。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常指城乡居民在消费及享受社会资源方面存在的差距(李铮和孟昊芸,2023)。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影响,城乡居民在消费的物质基础、资源水平、消费能力等方面存在天然差距,而伴随流通智能化趋势的出现,其能从以下方面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起缓解作用:

首先,流通智能化可减少生产资源浪费,激发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具体而言,流通智能化促进流通领域技术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节约城乡居民消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进而刺激城乡居民消费同步增长;其次,流通智能化能增加城乡消费便捷度。借助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新基建,流通业在供应链管理、仓储、物流配送等重要环节的基础设施得以升级、迭代、优化。同时,数字新基建增强了传统流通业智能化服务能力,便于区域间贸易往来,提升了居民整体消费效率和消费服务便捷度(蔡慧和吴怀军,2020);最后,流通智能化拓展和延伸了流通消费新场景和新业态,推动智慧物流、智慧商店等新商业模式快速崛起,带动机器人餐厅、智能家居、无人零售等新消费场景不断涌现,利于流通企业向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等“下沉市场”布局和延伸,进一步释放广大农村地区消费潜能,缩小与城镇居民的消费差距。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流通智能化能有效缓解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

与流通智能化相伴随,数字技术和产品逐渐走向成熟,且与流通领域呈现深度融合态势,促使流通产业“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发展,云消费、无感支付等虚实一体的新兴在线交易模式快速成长起来,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畅通循环提供了重要助力,也间接起到缓解城乡消费不平等的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近年来流通智能化的一大重要体现即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其在拓宽居民消费选择、提升城乡居民消费体验、刺激其消费积极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随着以直播选品、一键下单、订单跟踪等为代表的在线交易方式的普及和推广,广大农村地区农产品电子商务获得迅猛发展,不仅有效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为农村居民消费奠定物质基础,还显著赋能居民购买便捷度、安全性和体验感提升,刺激农村居民消费积极性提升和农村地区消费增长,缩小了城乡间消费差距;另一方面,流通领域数字化支付手段的普及,通过减少居民交易成本(如时间、搜寻、支付等成本)和心理损失(如支付疼痛感),有效提升了在线交易水平,而消费者在线交易能力和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又能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和欲望(刘欢和刘静,2020)。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2:在线交易水平能有效缓解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H3:流通智能化通过提升在线交易水平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起到缓解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完整性,以2007-2020年我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官方统计数据,部分残缺数据参考CSMAR数据库补齐。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Xbp)。文献回顾发现,既有研究主要采用基尼系数、Theil指数、Atkinson指数、Kakwani指数、Bonferroni指数等指标测度,鉴于本文主要探讨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因此借鉴张海洋和韩晓(2022)的测度方法,综合考虑城乡人口与消费水平等因素,采用Theil指数衡量。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Rt代表t年份某省份人口总数,R1t、R2t分别表示t年份某省份的城镇及农村人口数,Mt代表t年份某省份消费总量,M1t、M2t分别表示t年份某省份的城镇及农村消费量。

解释变量:流通智能化(Lts)。当前学界尚无专门针对流通智能化水平的测度体系,参照孙磊等(2021)等对物流产业智慧化的测算方法,结合流通智能化概念和现状特征,选取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智能流通服务水平、智能流通经济效益、智能流通环境效益4个维度指标,运用全局熵值法进行Lts的测算,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中介变量:在线交易水平(Web)。上述分析表明,流通智能化通过提升在线交易水平能有效缓解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借鉴李铮和孟昊芸(2023)的研究,将在线交易水平作为中介机制变量,以地区快递总量表征在线交易水平。

控制变量:参考张海洋和韩晓(2022)的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Jfz):以各省人均GDP来衡量;物价水平(Cpi):以各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产业结构(Cyj):以各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生产总值衡量;城镇化水平(Czh):以各省份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衡量;政策支持力度(Gzl):以年度地方财政一般支出/GDP衡量;对外开放水平(Dwk):以各地每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GDP衡量。

(三)模型选择

根据上述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和面板数据特征,首先构建用以验证流通智能化水平(Lts)和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Xbp)关系的固定效应模型:

式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Col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Pes、∑Tim、θit分别代表个体、时间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扰动项。

为进一步验证在线交易水平(Web)的中介效应,本文在式(2)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克服模型伪回归问题,依次使用LLC、IPS两种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进行核心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发现在进行一阶差分后,序列D-Lts、D-Web、D-Xbp均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代表以上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进一步对模型参数进行豪斯曼检验,以确定最优回归模型。检验结果的统计量为48.35,且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变量组内自相关、截面自相关和组间异方差的统计量依次为64.328、15.841和13.069,且分别在0.001、0.01、0.05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代表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检验本文数据。

本文依次构建混合回归(Mod1)、个体固定效应(Mod2)、时间固定效应(Mod3)及双向固定效应模型(Mod4)4个模型以检验流通智能化(Lts)和在线交易水平(Web)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Xbp)的影响,接着对个体、时间效应进行固定基准回归,以尽量避免自相关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Mod1和Mod3中,Lts的估计系数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Mod1、Mod3、Mod4中,Web的估计系数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Lts与Web的提高有利于缓解Xbp。进一步采用修正的Mod5和Mod6对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Lts、Web对Xbp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均在0.001的水平显著,R2在0.968以上,意味着在报告期内,流通智能化和在线交易水平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起到有效缓解作用,假设H1、H2成立。

(二)中介效应分析

进一步通过公式(3)(4)验证在线交易水平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Mod7中,Lts对Xbp的影响系数为-0.023,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流通智能化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产生显著负向抑制作用;在Mod8中,Lts对Web的影响系数为0.039,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代表在流通智能化的作用下,在线交易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把Lts、Web同时代入Mod9中进行检验发现,Lts对Xbp的影响系数为-0.025,Web对Xbp的影响系数为-0.008,且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线交易水平在流通智能化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3成立。可能的解释是,伴随流通智能化趋势,更多居民习惯运用便捷的在线支付手段实现线上交易,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消费效率,释放了居民消费潜能。

表1 流通智能化测算指标体系

表2 基准回归检验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提升模型检验结论的科学性,进一步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等3种方式检验结论稳健性水平,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替换Theil指数,结果表明Lts仍显著负向影响Xbp,假设H1得证;其次,剔除可能受特殊政策照顾的直辖市样本,回归结果表明Lts仍显著负向影响Xbp,假设H1再次得证;最后,剔除可能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的2020年样本数据,上述结论仍然显著,再次显示了结论的稳健性。因此,综合来看,流通智能化能够有效缓解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流通智能化与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关联性及其机制。结论如下:基准估计发现,报告期内流通智能化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流通智能化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估计系数为-0.025,在线交易水平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估计系数为-0.008,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为正,代表在线交易水平在流通智能化对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可能与线上交易水平提升加速了居民消费效率、增加了居民收入等因素有关。正如冯玉龙等(2023)提出农村电商可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和增加农民收入,进而释放农村消费潜能。最后,经过替换被解释变量等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验证发现,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一是顺应流通智能化、数字化趋势,促进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政府应继续加大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新基建的投入力度,为流通智能化奠定良好基础。可通过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出台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鼓励流通企业引入智能技术、培养数字化人才,不断推进数字化技术应用和创新,推动行业整体实现流通智慧化转型。

表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二是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助力各区域流通智能化水平的协调发展。受限于经济基础、城镇化等固有因素影响,流通智能化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仍较突出,为此需一方面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予农村地区财税、金融政策方面的重点扶持,引导流通企业进驻二三线城市以及广大农村等“下沉市场”,提升其智慧流通水平;另一方面,需持续巩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成果,加快中西部地区交通、物流、零售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激发各地消费新动能。

三是引导在线交易规范有序发展。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推动在线交易标准化进程,如出台在线交易规范和指导意见、推出在线购物售后服务法律援助办法等;此外,针对社交电商、短视频电商、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等新场景新业态,需及时更新完善电商管理法律法规,引导其合规有序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海洋,韩晓.数字金融能缓和社会主要矛盾吗?——消费不平等的视角[J].经济科学,2022(2)

2.李铮,孟昊芸.流通业智能化对城乡消费不平等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23(10)

3.范晶,高艳云.中国家庭消费不平等:程度测度、形成机制及政策启示[J].消费经济,2023(1)

4.徐蕾.数字经济发展对消费不平等的破解效应与作用路径[J].商业经济研究,2021(15)

5.刘欢,刘静.出生队列、收入来源与消费不平等——兼论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J].消费经济,2020(6)

6.陈林.流通数字化建设与居民消费动态关系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23(18)

7.祁蔚茹,江永洪.流通业数字化对城乡居民消费质量差距的影响——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J].商业经济研究,2022(22)

8.李超凡.产业互联网背景下的农产品流通数字化变革:理论与对策[J].中国流通经济,2021(10)

9.孙磊,张树山,郭坤.中国物流产业智慧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J].中国流通经济,2021(10)

10.张楠,韩秀兰.基于辛格指数的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测度及分解研究[J].经济问题,2020(4)

11.冯玉龙,王宪芳,杜慧敏等.农村电商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基于山东省实证分析[J].时代经贸,2023(1)


文章来源:李泽伟.流通智能化、在线交易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J].商业经济研究,2024,(17):1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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