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长乏力，年均投资流量仍没有恢复到全球金融危机前水平。2021年全球经济从疫情中逐渐复苏，全球FDI强劲反弹，上升至1.48万亿美元；2022年全球FDI再次下降12%，至1.29万亿美元，下行压力将持续。[1]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预计，2023年全球FDI将继续面临下行压力。这与全球经济贸易显著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数字服务贸易，根据UNCTAD数据显示，2005—2022年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逐年增加，从1.21万亿美元增长至4.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7.61%，远远高于全球FDI年均增长率，仅2009年出现短暂下降，2010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即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全球FDI持续低迷主要是结构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即数字经济的兴起使全球价值链出现新的调整，全球FDI的直接驱动因素发生了趋势性和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在全球价值链和海外投资的数字化、服务化、轻资产化趋势。[2]此外，目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应对不确定性冲击、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中指出，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增长迅速，在统计的47个主要国家中，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56%，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增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3]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同样保持高位增长，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突破50万亿元，数字经济同比增速已经连续十多年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数字经济结构显著优化。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各国数字化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4]

本文将围绕数字经济下全球FDI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探讨，有助于在新形势下为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二、数字经济下全球价值链演变

(一)全球价值链数字化

数字化既有整体又有局部，既有实体向数字转型，又有实体结合数字化升级。数字化本质是使新一代数字技术与企业现有生产供应链和价值链相结合，如5G通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赋能实体企业生产全过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发生全新转变，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具体体现在帮助企业从更广渠道、更深层次发掘市场机会、推动企业开放式创新；既可在生产—消费环节实现开放式资源交流与创新，也可将供应商、生产企业、同行竞争者、大学、研究机构纳入价值链体系中，实现数字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更灵活、更透明的运营方式，衍生出新生产模式，新业态等，显著增强全球竞争力。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数字化是时代发展趋势，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不仅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方式、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也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企业层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数据分析、智能制造、数字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远程工作与协作等关键领域；消费者层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营销、定制化产品和服务、共享经济平台、开放创新平台等关键领域；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数据监管和隐私保护、跨境贸易和电子商务税收、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电子治理和政府服务数字化、跨国数字经济合作和规范等方面。尤其对于数字经济下产业数字化的全球价值链重构表现明显，利用数字技术服务于服务型制造、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数字化赋能下的生产要素管理、生产计划制定、生产流程控制将实现高效率资源配置与智能化生产；基于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AI、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深度创新前沿技术、开发现实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型制造战略，提升社会整体数字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5]

(二)全球价值链服务化

数字经济的竞争变革加速推进了跨国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与相应的组织变革，随着专业化服务需求、市场灵活性和响应速度需求，以及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跨国公司的生产体系开始从股权投资转向外包和契约化安排等外部市场，[6]并成为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新能动因素。全球价值链由许多环节组成，将非核心环节进行剥离，可通过协议生产、协议研发等方式外包给其他公司，这样对于企业高品质、专业化生产是更为有效的选择。服务化升级的企业重视研发与服务，相较于传统跨国企业，其在多方面显示出优势，如：附加价值更高、环境更友好、资源更节约等。

全球价值链服务化的趋势下，企业专注于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如：技术研发与产品设计、数据分析与市场研究、IT支持和软件开发，并将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和客户支持等低附加值生产制造环节外包出去，企业可以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和创新，实现更高效、更灵活和更专业地运营，同时降低成本和风险，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同时，服务提供商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商机和收入来源。

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后，自由贸易协定(FTA)数量激增，截至2022年底,全球范围内已有355个FTA生效,其中服务贸易相关协定数量占比过半。在国际多边或双边贸易会议中，不断涌现与价值链服务化密切关联的议题，讨论不断加深，如：跨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透明度等；2022年12月，中国、美国、欧盟等正式启动《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在世贸组织的生效程序，强调国内外规制的协调，这将进一步惠及众多服务业、降低跨境服务贸易交易成本、助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分析中国的服务贸易现状显示，总体贸易规模不断提升、服务业结构不断改善、价值链地位不断攀升、对外开放合作不断深化，服务贸易日益成为拉动世界贸易增长的主引擎。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基础性价值增值角度看，跨国企业通过离岸服务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如：研发、咨询、品牌营销等服务；从支持性价值增值的角度看，为保证服务型生产制造与国际分工的实现，物流、通信等服务发挥连接与支持的功能。[7]

(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

数字贸易已成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球贸易增长的新推动力，全球价值链投资向数字贸易相关产业领域倾斜。从贸易协定签署的角度看，统一便利的贸易规则是国家间进行良好贸易的基础，但目前从全球范围看尚未形成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其中以数字贸易大国为中心的双边以及区域性的数字贸易协定，担当探索世界数字贸易规则的主要角色，从而将进一步影响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方向发展。[8]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数据，截止至2023年全球签署并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约为420个，其中超100个条款与数字贸易相关。例如《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双边及区域性贸易协定，包含独立的电子商务章节。此外，中国于2021年9月正式申请加入由亚太国家签署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又于同年11月1日正式申请加入新加坡、智利、新西兰三国于2020年6月12日线上签署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些协议均表明中国正以主动姿态全面接轨全球价值链投资区域化的决心。

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国家(地区)的数字技术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全球范围内针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数字服务贸易规则条款、数字技术创新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数字大国间博弈愈发激烈，态势不断升级。从生产的角度看，数字经济大国有着先进的数字技术、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本优势，可带来数字经济新兴部门所特有的规模经济边际收益递增先发优势，这些数字经济大国比较容易获得“赢者通吃”的红利，后来者在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更容易形成以数字大国为中心的区域化局面。[9]未来，数字化程度的高低将成为一国贸易竞争力和全球FDI吸引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具体包括持续的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能力、高度便利化的数字贸易条件等。此外，经济距离越近的国家之间越倾向于签署包含数字条款的贸易协定。因此，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重心将会向区域数字贸易协定方面倾斜。

三、全球FDI的结构性变化与数字服务贸易

数字经济的兴起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演变呈现出数字化、服务化新趋势，全球FDI出现结构性变化，驱动国际投资呈现出了数字化、轻资产化和服务化的新特征。[2][10]

(一)国际投资数字化与轻资产化

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以及线上销售的普及都将降低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绿地投资)强度。在线市场加速发展使得数字化跨国公司与消费者之间可以通过线上销售渠道连接，而不用建立自己的海外销售网络出售产品及服务，数字化企业将实现以轻资产的方式进军国外市场。数字化导致跨国企业更多的资产集中于母国，构成数字经济底层基础构架的数字技术、数据和数字基础设施的质量，将会影响国际投资流动的方向。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愈加突显，数字技术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增强，国际投资呈现数字化新特征。

数字经济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试图抓住数字经济红利，积极布局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并将数字经济视为重大战略机遇。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2021年出台了《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工作指引》，明确指出发展数据经济、布局数字产业的深刻意义，并鼓励企业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将重心放在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轻资产化的投资上。[11]

表1 销售增长率与FDI轻盈化比率

根据表1数据可以发现，2016—2021年五年间，百强数字化跨国公司销售额增长率高达159%，远高于传统百强跨国公司和百强科技型跨国公司；由于近年来跨境电商和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平台和电子商务类的数字化跨国公司销售额增长表现更为突出，五年内增长率分别高达212%和225%。[12]此外，再通过FDI轻盈化比率(外国子公司产生销售额与相应的外国资产之间的比率)对比可以发现，相较2016年，2021年的百强传统跨国公司与百强科技跨国公司，轻盈化比率分别变化2%和-3%，几乎保持不变；而百强数字化跨国公司FDI轻盈化比率增长了15%，国际投资呈现轻资产化新特征。

(二)国际投资服务化

国际投资和全球价值链不断服务化的另一个新特征是，服务业在全球FDI中的比重呈现逐渐提升态势，目前服务业全球直接投资存量超过2/3。由表2数据可知，在2021—2022年已公布的全球绿地项目投资中，服务业投资价值占比近六成，投资项目数量占比超六成。在全球跨境并购项目中服务业FDI占比分别为63.09%和62.52%,[1]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两年服务业投资项目数量占比更是高达3/4。

表2 2021—2022年已公布的全球绿地项目和跨境并购的价值和数量及其服务业FDI占比

跨国企业主要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两种FDI参与全球价值链投资，前者以轻资产、购买既存企业股权的形式获取被收购企业的优质资源及前沿技术；后者多以重资产投资方式进入被投资国，新设企业、开拓新市场等。相较于绿地投资，近年来中国跨国企业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业成为中国FDI与OFDI主要流向领域。中国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并重，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以双向FDI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禀赋与市场空间的高效利用，提升产业核心比较优势，从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13]当前，全球原有的产业链失衡，加速重构，出现数字化、服务化、内链化趋势，大大加剧了世界对“脱链断钩”等“去中国化”行为的担忧。当前中国“稳外资”的核心要义在于增强产业链粘性，价值链投资数字化、服务化成为重要突破口。[14]

从“引进来”战略实施角度看，2014—202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310654亿元增长至688238亿元，十年间增长1.22倍。2014—2023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从167781亿元增长至330815亿元，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连续十年保持在60%以上。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服务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为33527家、占比为87.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15.9亿美元，占比全部FDI的69.6%，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占比超26%，数字技术服务业领域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从“走出去”战略实施角度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到2022年为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7年超过全球总额的10%;2020年全球占比超20%，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FDI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根据《2022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1636.9亿美元，超80%流向服务业，近几年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高技术服务业。

(三)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契机

全球生产与消费方式数字化特征日渐显著，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不断加快推动全球价值链结构性重组进程，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全球各国均希望通过数字技术来赋能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乘上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进而使本国出口产品附加值增加、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15]目前，全球多数数字服务产品需要借助全球的生产与贸易网络实现生产，国家间便会形成复杂多样的数字贸易网络，使得数字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全球化特征。具体从技术溢出角度来看，数字贸易网络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母国数字技术，影响一国全球价值链位置，FDI与O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相比，前者对贸易的作用更加有效直接。发达国家往往通过自身技术积累的领先地位，从而较早掌握数字服务贸易的话语权；远离数字技术前沿与规则制定标准的发展中国家，提升本国数字技术需要各经济体加强与他国关联，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所需技术与人才，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数字化投资与数字贸易网络交流以追赶数字贸易强国。

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呈现数字化、服务化与区域化趋势，对跨国企业的国际投资方式、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相关产业迎来新契机。依靠数字服务贸易需求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同样，数字产业的蓬勃是形成数字产品比较优势的基础，相互促进发展。[16]服务贸易相关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以数字服务贸易为突破口，带动国内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开放发展，依靠数字化赋能实现智能智造，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与现代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现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升级。全球FDI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出现了数字化与服务化的新投资趋势，使得数字服务贸易相关产业的投资日益增加。全球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红利正处于高峰期，各地数字服务贸易相关产业支持政策层出不穷，这对各国建设数字服务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17]此外，技术密集型的数字服务贸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技术赋能数字服务，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着高度的依赖性。数字服务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经济时代，顺应全球FDI的结构性变化趋势，加强培养数字服务产业，提升本国数字服务比较优势，以参与到新一轮以服务为核心的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中。

四、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贸易规模逐年递增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①发展迅速，总体上呈现逐年增长态势，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取得长足进展。近十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额保持稳步增长，2022年增长到3710.78亿美元，为2011年的2.25倍。2012年数字服务出口额为750.07亿美元，2022年增长到2089.14亿美元，增长了1212亿美元，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全球排名均上升到全球第五位。相较于2012年，2022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额增长了761.62亿美元。2015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首次扭亏为盈，2017以后年份顺差常态化，并且呈现逐渐扩大趋势，2021年中国经济率先从全球新冠疫情中复苏，数字服务出口逆势增长，2022年顺差额增长到467.5亿美元，数字服务贸易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根据图1数据显示，2011—2022年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总额和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91%和11.91%，均高于年均GDP和年均货物出口增速。特别是出口增长较快，数字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美国的2.09倍、世界的1.79倍。中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加快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升级，呈现出对美国、德国和英国等数字服务贸易强国的追赶态势。

图1 2011—2022年主要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增长情况

(二)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额各部门均保持逐年递增态势，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大幅提升，数字服务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分析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特征，2022年其他商业服务、ICT服务出口占比分别为48.34%、39.69%，其他商业服务又包括研发服务、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技术和贸易相关服务等，其他商业服务和ICT服务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产业出口附加值提升，服务贸易结构逐步优化。此外，其他商业服务和ICT服务是数字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2012—2022年间，顺差常态化并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202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加速恢复，其他商业服务和ICT服务出口额同比增加24.09%和30.42%。ICT服务出口增长最为迅速，相较于2012年，2022年增长了666.76亿美元，为十年前的5.47倍，ICT服务贸易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8.82%。

(三)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用于测算一国产品出口相对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的相对优势数值，可以很好地反映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大小。根据图2数据显示，2012—2022年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RCA均在0.3—0.45之间波动，总体上竞争力较弱，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同期间，美国数字服务贸易RCA指数始终处于1.6—1.9区间内，国际竞争力较强；除此之外，英国、爱尔兰、卢森堡等数字服务贸易强国RCA指数均在2.5以上，国际竞争力极强。从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各部门的增长趋势上看，除了保险服务外，各部门国际竞争力在逐年提升。数字服务贸易以ICT服务为核心，2022年ICT服务全球占比8.56%，仅次于爱尔兰和印度；知识技术密集型的ICT服务快速增长，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在加速破解“低端锁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迅速攀升。

图2 中国2012—2022年各数字服务贸易总体及部门的RCA指数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UNCTAD数据计算整理所得。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FDI是推动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提升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通过水平和垂直效应促进东道国数字服务产业发展。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FDI发生结构性变化，服务化、轻资产化、数字化等成为投资新趋势，数字化与服务化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和需求、线上消费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在全球FDI持续低迷情况下，数字化跨国企业对数字服务产业的FDI逆势增长。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正处于高峰，本文通过对数字经济下FDI的结构性变化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结论如下：

1. 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已进入高速发展期，2022年进出口总额已位居全球第五位。

相比自身而言，数字服务贸易总体规模增长较快，贸易结构也有所改善，国际竞争力同样显著增强。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目前仍呈现出，数字产业关键技术短板突出，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不强等特点。

2. 数字服务产业关键技术存在短板。

多年以来，我国数字服务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模式创新和技术溢出，而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方面投入相对较少，尤其在基础性关键技术领域的短板突出，与领先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18]根据UNCTAD贸易数据可以了解到，在数字服务贸易六类细分部门中，我国知识产权服务是最大逆差来源部门，并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2021年与2022年逆差额均超过300亿美元；其次是保险服务，2022年逆差163.43亿美元。与同期数字强国美国相比，2022年知识产权服务顺差741.51亿美元，巨额顺差与中国的逆差形成鲜明对比。从具体领域来看，中国仅在5G通信、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有少数中国企业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中，而信息通信技术的全球顶级服务提供商大多来自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国际贸易形势日益复杂，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关键核心技术随时都有受制于人的风险，进而制约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发展。

3. 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不强。

根据前文，2022年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5.13%，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从数字服务贸易细分部门来对比，金融服务出口为美国的3.08%，知识产权服务出口为美国的10.63%，保险服务出口为美国20.05%，个人文娱服务出口为美国的6.53%，除了ICT服务与其他商业服务，数字服务贸易其他四部门，国际市场占有率均低于3%的水平。无论是从数字服务总体规模、出口规模，还是从数字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竞争力衡量指标上看，目前中国数字服务产品出口竞争力较低，在贸易规模和出口竞争力两方面同美国、爱尔兰、德国、英国等国相比，均存在不小差距。

(二)建议

在传统贸易和价值链贸易模式中，贸易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劳动力禀赋、有形基础设施、市场规模等传统决定因素；而基于数字经济背景下涌现出了以数字基建为代表的新决定因素。[19]数字经济时代构建数字服务贸易强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服务产业的重要支撑，正在深刻改变着服务贸易形式，为服务贸易增长赋予新动能。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数字服务企业生产制造的全过程，可实现数字服务贸易产品创新与价值链攀升，[20]也是推动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建议：

1. 更多地引进数字服务相关产业投资。

面对数字经济的兴起以及全球价值链数字化演变，中国吸引外资迎来了新变化。数字服务贸易相关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引进高质量FDI对产业创新发展至关重要。新一轮外商直接投资的着眼点放在引进世界上先进数字跨国公司FDI，可以通过企业上下游关联、同行业竞争与模仿等行为对中国相关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以及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相关行业技术的整体提升。中国要顺应全球FDI结构性调整的新趋势，优先引进数字服务产业投资，同时也要考虑到数字服务贸易关联产业的投资布局，协同推进数字服务贸易产业发展。

2. 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建作为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发展基石、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已经成为我国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而我国各类数字基建数量总体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22年，工信部称中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移动宽带网络，我国5G基站数量增长到231.2万个，全球占比超60%。[21]要牢牢把握住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完善数字基建，为数字与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与发展提供硬件支持，进而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进一步，加快产业数字化，突破数字核心技术，促进数字贸易区域均衡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核心要义。[22]

3. 推动形成区域性数字贸易规则。

近年来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世界主要国家致力于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在国际层面上争取数字贸易领域话语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呈现不同主张。疫情三年间，“数字富国”与“数字穷国”之间的数字鸿沟愈加进一步扩大，目前形势更加迫切需要我们在区域性或双边数字贸易谈判中增加更加务实发展条款以弥补差距。[23]在参与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与提升数字贸易话语权方面遭遇诸多挑战，亟须在自身制度建设和全球规则对接上采取积极行动，例如，以自贸试验区承接难度较高的规则先行先试，引领优势领域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为推动构建开放型数字经济和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24]2021年，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连续两次“入群”举措，恰恰体现中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深度融入新一轮以数字贸易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以及接轨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基本成型及数字贸易博弈格局基本稳定之后，我国再牵头和呼吁推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规则，来维护全球价值链持续健康发展会更具政策意义。

参考文献:

[2]詹晓宁,欧阳永福.数字经济下全球投资的新趋势与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战略[J].管理世界,2018,34(3):78-86.

[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R].2022.

[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R].2023.

[5]费越,张勇,丁仙,等.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理论与证据[J].中国软科学,2021(S1):68-75.

[6]张宇.新科技革命与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原因､趋势与影响[J].国际贸易,2022(6):44-52.

[7]孟夏,张俊东.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地位､服务开放与价值链服务化[J].世界经济研究,2023(7):15-31+134.

[8]周念利,于美月,廖宁.发挥自贸区优势探索对接数字贸易国际规则[J].中国外汇,2022(23):40-43.

[9]许亚云,韩剑.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影响因素及未来路径:基于BITs和TIPs的量化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21(2):33-42.

[10]郭周明,裘莹.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典型事实､理论机制与中国策略[J].改革,2020(10):73-85.

[11]孙黎,常添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7(2):145-158.

[13]苏二豆,薛军.服务业开放､外资管制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J].世界经济研究,2022(3):109-122+136.

[14]王硕,殷凤.集聚效应对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产业维度的再分解与测度[J].世界经济研究,2021(12):103-115+134.

[15]金玉萍,李光勤,刘雪燕.数字产品贸易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基于ICT贸易网络结构的视角[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6):22-40.

[16]孙杰.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贸易:内涵､特征､规则与影响[J].国际经贸探索,2020,36(5):87-98.

[17]李俊,范羽晴.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背景下我国发展数字贸易的战略思考[J].国际贸易,2023(6):14-24.

[18]张春飞,岳云嵩.我国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电子政务,2023(2):96-106.

[19]盛斌,高疆.数字贸易:一个分析框架[J].国际贸易问题,2021(8):1-18.

[20]王绍媛,杨础瑞.借力新基建驱动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J].国际贸易,2022(1):88-96.

[21]李富强,唐绍祥主编.中国新基建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22]姚战琪.5G技术试点建设助力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J].学术探索,2024(2):24-40.

[23]夏融冰,尹政平.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基于亚太地区规则合作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经济合作,2023(1):51-59+93-94.

[24]黄先海,周禄松.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比较､挑战与中国应对策略:基于CPTPP､DEPA与RCEP比较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24(1):44-53.

基金资助:2021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数字经济下国际投资的新趋势与辽宁“引进来”的新战略研究(L21BGJ009);

文章来源:张悦,于涛,林欢欢.数字经济下FDI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J].商业经济,2024,(11):1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