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2010-2021年我国地级市数据,实证研究了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对内外贸一体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建立可以推动试点城市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并对欠发达城市、重视科研投入的地区具有更加显著的效果。进一步研究显示,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是通过创新效应、外资进入效应和规模扩大效应助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加大科研投入、实行协同创新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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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是我国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进行先行先试的城市区域。其目标在于探索和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支付、物流、通关、退税、结汇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协同发展,试图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难题。同时,试验区还致力于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逐步建立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自2015年将杭州设立为我国第一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至今,我国已经有165个城市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覆盖了31个省份。
虽然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建立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机和平台,但真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要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内外贸一体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有利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有利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外贸一体化的建设可以帮助我国更好地顺应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现更快速的发展。因此,本文基于我国288个地级市的数据,试图研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建立能否推动我国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现有关于内外贸一体化的研究并不多,以及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对内外贸一体化的研究则更少。因此,本文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对内外贸一体化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二,现有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研究,多是仅针对出口层面、外贸层面,本文通过构建内外贸一体化的指标,试图从内贸和外贸两个角度对该试点政策进行研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内外贸一体化
本文认为内外贸一体化的核心思想是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视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的扩大化和企业的竞争力提升。
在内外贸易一体化的理念下,城市可以整合内外贸易资源,优化城市环境和政策支持,使得城市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通过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可以帮助城市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市场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内外贸一体化有助于推动国内外市场的互动与交流,促进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与内外贸一体化
技术创新效应。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从企业层面来讲,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建立,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技术人员的水平和质量,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戴艳娟、沈伟鹏,2023)。此外,跨境电商的改革还增加了企业利润、推动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融合,增加了试点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史亚茹、于津平,2023)。从城市层面来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可以作为城市创新驱动的新引擎,通过加强城市的科技创新投入、设立创新创业激励制度,来推动城市创新(张晖等,2023)。并且,在出口层面,跨境电商综试区起到了出口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其中调整产业结构和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间接推动作用起到了关键作用(徐元国、刘歆,2023)。而技术创新则是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技术创新是影响内贸、外贸发展的核心要素,不仅可以提升内外贸企业的技术水平、弥补技术差距,还可以使内外贸企业之间的产品标准尽量达到一个水平线(赵春明、褚婷婷,2023)。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通过推动城市创新来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外商投资效应。推动外资平稳发展对城市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建立,可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这样不仅能够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还可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并且,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为我国内外贸企业输送了内外贸专业人才,提高了我国的人力资本(景国文、汪达,2023)。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进一步缓解了企业的融资压力,减轻了推动内外贸转化的成本压力(赵春明、褚婷婷,2023),并且可以帮助我国加快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内外贸一体化人才(贾康,2023),从而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规模扩大效应。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建立可以扩大内外贸贸易规模,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推动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首先,对于出口贸易来说,试验区的建立不仅扩大了出口贸易规模,而且改善了出口贸易方式和水平(贾孝魁,2023)。同样有学者研究表示该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常虹,2023)。而对于内贸来说,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可以帮助试点城市扩大贸易市场和销售规模。企业在该政策的扶持下,可以实现吸纳就业、扩大市场以及推动跨境贸易的作用(何传添等,2023)。以试点城市之一的广州为例,试验区的建立帮助其扩大了内外贸贸易规模,即促进了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艾忠、闫彩霞,2023)。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需要进出口规模的扩大,以加强内外贸产业间的联系与纽带,利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提供的平台和联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赵春明、褚婷婷,2023)。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通过增加进出口贸易总额来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表1基准回归结果
二、实证设计
(一)模型构建
DFTi,t=a0+a1DIDi,t+a2consi,t+∑year+Σcity+εi,t(1)其中,DFT表示城市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程度,DID表示是否为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试点城市,cons为控制变量合集,∑year表示时间固定效应,∑city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εi,t表示残差项。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程度(DFT)。本文参考赵春明和褚婷婷学者(2023)对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程度的测量,通过耦合协同理论强调不同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内贸和外贸作为贸易的两个重要组成系统,也不例外。它们在基础设施、贸易平台等方面实现共享,同时在产业链上存在广泛的重合。这包括生产技术基础、产业基础等方面的共同点,导致产品标准、技术质量、贸易渠道等方面相互影响。因此,可以通过以下模型来量化和评估不同样本的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了解它们之间的耦合协同程度。这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促进内外贸的协同发展,实现更好的优势互补和共同提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DFT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DT为内贸发展水平,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代表;FT为外贸发展水平,选择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来代表;OHD为内贸、外贸发展的耦合程度。
解释变量。本文解释变量为DID,DID表示是否已经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是则为1,不是则为0。POST表示是否为试点城市,是则标1,不是则标为0;TREAT表示当年是否成为试点城市,是则标1,不是则标为0。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列(1)表示不加入控制变量时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列(2)表示加入控制变量不固定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3)表示加入控制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由表1可知,所有系数均显著为正,因此可以得出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的建立能促进试点城市的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并且由列(3)可知,在政策实行后的一年里,试点城市的内外贸一体化程度要比非试点城市多了61.0%。
(二)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在政策实行前,城市内外贸一体化程度并没有明显变化,趋于平稳;而在试点实施后,内外贸一体化程度明显上升,并在政策实行后的第四期到达巅峰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2稳健性检验:删除直辖市样本
表3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
表4培根分解系数
(三)稳健性检验
更换样本量。由于直辖市经济条件相对来说较好,因此本文删除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四个直辖市的样本,再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见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谢莉娟和王诗桪学者对内外贸一体化的测量,通过某一地区的国内贸易活动与国际贸易活动在全国总体的国内贸易或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相对占比之差,来描述国内外贸易联动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DT为内贸发展水平,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代表;FT为外贸发展水平,选择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来代表,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列(1)显示系数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因此在更换被解释变量计算方法后,回归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培根分解。本文按照Goodman-Bancon(2021)提出的方法进行了Bacon分解,将多时间点双重差分模型的系数分解为2×2的DD框架,并计算分解模块在多时间点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中的权重。该测试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计算总体加权估计系数,分析加权估计系数与预分解估计系数之间是否存在估计偏差;二是检查哪些分解模块主要影响交错DiD模型的估计系数,以及它们是否与研究的逻辑假设一致。培根做了三种类型的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早期实验组和后期实验组,后期实验组和早期实验组,结果表明该分解过程通过了Bacon分解试验。
培根分解的结果如表4和图2所示,表明大多数(超过90%)的影响来自第三组从未接受过试点政策的组别作为对照组,这表明与非试点城市相比,政策性试点城市对内外贸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总体试点效果的系数为0.594,与基线回归系数略有不同。这种差异的产生是因为分解方法将政策的初始年份视为实验组的变量,而基线回归则将试点的特定年份视为处理变量,结果显示平均政策效果低于基准回归,但是回归系数的符号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准确性。
图1平行趋势检验
安慰剂检验。为了检验上述结果是否受到其他政策的干扰抑或是其他遗漏变量、随机因素的影响,本文参考表1列(3)进行回归,将该过程回归500次,增强安慰剂检验的可靠性,安慰剂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汇报的估计系数分布图可以看出,虚假双重差分项系数均分布在0附近,表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
表5中介效应检验:基于城市创新效应
表6中介效应检验:基于外商直接投资
(四)中介效应检验
创新效应。本文选取地级市一年专利授权数作为城市创新指数的测量方式,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试点城市创新指数的发展,相比于非试点城市,试点城市一年的专利授权数比非试点城市多1.003倍。
外商投资效应。本文选取当年地级市实际使用的外商投资总额(单位:亿美元)作为测量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方式,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建立可以吸引外商对试点城市的投资额,比非试点城市多了5.41倍。
进出口贸易规模。本文选取当地进出口贸易总额(单位:千亿美元)作为衡量当地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指标,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相比于非试点城市,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的贸易规模更大。
(五)异质性分析
本文参考JeanFourastié基于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占比来划分一个城市是否为发达城市,其认为一个城市的第三产业占比必须达到70%以上才可以称作是发达城市。因此,本文据此进行进一步的基于城市是否发达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试点政策对欠发达城市内外贸一体化促进效果十分显著,但是对发达城市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本文推测是由于发达城市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并且内外贸规模已经足够庞大,因此政策的支持效果可能并不明显。
图2培根分解结果图
图3安慰剂检验结果图
此外,本文通过各个城市科研经费的投入来判断各个城市对科研的重视程度,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可知,科研投入少的地区,试点政策并没有推进该城市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而科研投入多的地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明显推动了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
四、政策建议
第一,鉴于科研对试点政策效果的显著影响,建议城市加强对科研的支持。这包括增加研发投资、促进学术界与产业的合作,以及设立激励措施,鼓励企业从事创新实践。通过这样的方式,城市可以最大化试点政策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方面的正面效应。第二,既然试点政策在欠发达城市对内外贸一体化的推进上有更为明显的影响,建议量身定制政策以满足这些地区的特定需求。这可能包括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激励措施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刺激贸易活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促进整体经济增长。政策制定确保了利益更加有效和公平地分配到不同城市。第三,为了加速内外贸一体化的进程,城市应优先考虑促进合作与信息共享的举措。通过建立平台,让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分享知识、经验和最佳实践,进而创造协同效应。这种合作方式可以帮助城市相互学习,找到成功的经验,并共同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内外贸一体化的进程。
表8异质性分析:基于城市发达程度
表9异质性分析:基于科研经费投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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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亚茹,于津平.跨境电商改革与企业创新—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国际贸易问题,2023(4)
4.张晖,庄嘉鑫,吴伟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设立促进了城市创新创业吗?[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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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景国文,汪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当代经济管理,202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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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传添,高峰,谭娜.跨境电商能促进企业内部共同富裕吗?—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1)
12.艾忠,闫彩霞.广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研究[J].对外经贸实务,2023(12)
文章来源:赵浩兴,章一帆,张元杰.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对内外贸一体化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5,(03):15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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