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所展现出的“国际资源+国内市场”的发展特征受到了广泛关注,大量文献探讨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影响,并肯定了扩大进口的积极意义(Amiti&Konings,2007;魏浩等,2019)。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环境污染借助国际贸易、技术转移、跨国投资等形式变成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进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正逐渐被学界重视。既有研究发现进口贸易可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方面对环境造成冲击作用,但这些效应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结构效应指进口贸易会直接导致一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改变,进而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重污染行业占国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轻污染行业的比例,最终在总体上降低环境污染,此时进口贸易的结构效应是有利于环境改善的。技术效应指进口贸易不仅会导致贸易参与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且会带动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收入水平的增加会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要,由此对更加环保的技术需求也会增加,技术效应同样有利于环境改善。

近年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迅速发展,学界对国际贸易的关注点逐渐由数量转向质量,特别是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研究已成为热点话题,其中技术复杂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既有文献围绕技术复杂度进行了丰富的探讨,但大多侧重于出口复杂度的变动及影响效应,仅有少量文献关注进口复杂度及其影响效应。例如,宣烨和陈启斐(2017)发现生产性服务品进口复杂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进口国高科技产业技术创新;丁一兵和刘威(2018)基于1998-2014年全球贸易数据,发现进口复杂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中低技术行业中更为显著;李娜娜和杨仁发(2020)指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虽然围绕进口复杂度的文献较少,但大多肯定了其对进口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杜运苏和彭冬冬,2019;刘威和丁一兵,2019),并且逐渐受到学界关注。

既有研究虽然针对进口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展开了诸多探讨,但鲜有文献关注进口贸易对于雾霾污染的作用效应,以及相关的传导路径。国外学者对于进口问题的研究兴趣客观上并不突出,针对进口贸易的研究文献相较于出口方面的文献要少得多,而这些研究中更多的是针对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般性问题的改进或延展。此外,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研究向微观层面聚焦的显著趋势,国内外学者针对进口贸易问题的讨论也呈现出明显的微观视角特征,数据导向的研究特点比较突出。鉴于以上典型事实,本文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进口复杂度是否对雾霾污染造成显著冲击?二是这种冲击通过哪些渠道进行传导?

围绕研究主题,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丰富了有关雾霾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针对雾霾污染及减排措施的研究较多,但鲜有文献分析进口复杂度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本文从一个新视角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二是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引入了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中介变量,且区分了高污染和低污染行业,探讨了进口复杂度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等渠道对雾霾污染的影响途径;三是基于主要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这对于“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制定相互有机联系的进口措施和环境政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文献综述

从理论上看,通过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进口贸易有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是经济体之间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重要途径。积极主动扩大技术产品的进口以辅助国内企业发展,有利于促进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经济增长,特别是扩大对先进技术的进口,有利于促进资源进口的多元化,将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徐光耀,2007)。正向的作用机制突出表现在,企业可以选择更多的绿色型投入替代高污染、高能耗型投入,或因强化竞争而提高生产效率并进而降低能耗及污染量。但同时也要注意到进口贸易可能形成的负向影响,如“污染天堂”现象一直是经济学讨论的焦点,而进口投入品成本下降对企业竞争压力的缓解,也有可能弱化效率提升的激励。

从传导机制上来看,进口贸易能够通过直接转移效应对雾霾污染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其中又以“污染天堂”假说最具代表性。“污染天堂”假说指出居民随着收入水平增加会提高对生活环境的关注,因而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水平将比发展中国家更为严苛,导致发达国家会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向外转移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承接高污染与高能耗产业,即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进口污染程度较高的产品减少本国污染的排放,从而出现“肮脏产业迁移”和“污染避风港”现象(彭水军和刘安平,2010)。从环境成本转移的角度来看,进口国通过进口贸易来满足对高污染和高能耗制造产品的需求,以公平、合理交易的方式将环境成本或环境污染物留在出口国,进而完成转移环境成本的目的,从而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一直接转移效应在“南-北”贸易模式中尤为明显(Kelly&Vollebergh,2012)。

从间接效应来看,进口贸易能够通过技术模仿效应和进口竞争效应对一国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造成显著冲击,从而对雾霾污染产生间接影响效应。在技术模仿效应方面,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进口贸易可以通过技术外溢等形成技术的跨国传递,进口国通过进口贸易渠道分享世界先进的技术研发成果,促进自身技术水平进步,进口贸易甚至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明显(Zhu&Jeon,2007),并且进口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有利于改善环境现状(Cole&Elliott,2003)。同时,进口贸易能够带来技术创新和资金引进,对进口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为改善环境提供资金支持,进口规模的扩大和进口结构的完善是有利于环境改善的(Selden&Song,1994)。在竞争效应方面,既有文献指出进口贸易能够通过竞争效应等对进口国治污技术产生正的外部性。根据垄断优势理论,由于高技术知识受到较多的保护和限制,其他同行从业者在学习和吸收高复杂度的新知识时将面临较高门槛,国内企业在引进外资技术过程中容易陷入“低端锁定”状态。同时,进口高复杂度能源产品,往往是由于国内资源短缺或者是能源加工、提炼能力不足,产品的技术标准和话语权都不在国内,在大量进口高技术复杂度的机器设备和中间品时,国内原有的部分重型装备工业可能会失去市场(刘志彪和张杰,2009)。扩大进口导致的市场竞争加剧可迫使进口国效率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而幸存的企业将面临市场份额降低,扩大进口因强化竞争而提高生产效率并进而降低了能耗及污染量(丁一兵和刘威,2018)。

综合来看,由于进口贸易能够通过生产转移等方式对雾霾污染产生直接效应,既有文献通过“污染天堂”“污染光环”等假说对其进行了丰富的探讨,也有文献关注了进口贸易通过技术模仿、市场竞争等间接途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但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两个缺失:一是既有研究大多关注于进口规模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未针对进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进行细致分析,而进口复杂度可用来衡量产品、行业或一国的技术含量水平,为分析一国的贸易结构、国际竞争力、全球生产布局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二是虽然近年来微观数据导向的研究特点比较突出,但既有关注进口贸易和环境污染的文献大多仍然基于宏观数据并得出相关结论,未有微观数据的相关证据支持。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从微观产品层面上测算各国的进口复杂度,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进口复杂度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以及其中的传导路径。

三、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1.进口复杂度测算

技术复杂度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能够衡量一国贸易篮子生产率水平的指数,为分析贸易结构、全球竞争力等内容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受到了广泛关注(Lalletal.,2006)。本文借鉴Xu(2010)的相关研究,通过三步法获得各个国家的进口复杂度。第一步,定义相对价格指数Q来衡量不同产品的质量,如等式(1)所示。其中,Qi,k为相对价格指数,用以衡量i国进口的货物k的质量,Pi,k表示i国进口的货物k的单位价格,Pn,k表示n国进口的货物k的单位价格。μi,k表示n国进口的货物k在全球进口额中所占的比重,由此可知等式(1)的分母表示货物k的加权平均价格。根据这一定义,可知当Qi,k>1时,表示i国进口货物k的质量高于平均值,反之则反。

（公式）

第二步,根据等式(2)计算进口产品k的技术复杂度。其中,prodyk表示产品k的生产效率,xi,k表示i国进口产品k的进口总额,Gi是i国的人均GDP。为进一步考虑不同行业产品质量的差异,本文引入Qi,k来进行调整,并将参数θ设置为0.2。

（公式）

第三步,结合等式(1)和(2)获得i国的进口复杂度。在计算进口复杂度的过程中,数据主要来源于CEPII的BACI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5000多种贸易产品的出口国、进口国、进口商品6位HS编码、进口商品价格和进口商品数量等信息,充分满足进口复杂度的计算需求。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文首先将6位HS编码商品划分至相应行业,且仅保留了制造业的数据,以其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公式）

2.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为检验进口复杂度是否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等途径对雾霾污染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形式如下的中介效应模型:

hazei,t=α1+α2impyi,t+α3Zi,t+ε1(4)

Mi,t=β1+β2impyi,t+β3Zi,t+ε2(5)

hazei,t=γ1+γ2Xi,t+γ3Mi,t+γ4Zi,t+ε3(6)

其中,haze为因变量,本文从卫星遥感数据中提取世界各国的PM2.5浓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impy为上文基于BACI数据库测算的进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是本文关注的自变量。M为中介变量,包含产业结构(ins)以及技术创新(inv)等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在产业结构方面,由于学界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尚未得出公认的定量测算方式,本文借鉴既有测度方法,基于第一产业(first)、第二产业(second)以及第三产业(third)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测度产业结构指数为:insi,t=firsti,t+2×secondi,t+3×thirdi,t,ins的数值介于区间[100,300],其数值越大意味着产业结构越优化。在技术创新方面,本文采用各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进行衡量。

Z为控制变量,主要包含:国民生产总值(gdp),学界关于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影响效应的研究由来已久,并发现雾霾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呈“U”“N”和倒“N”等多种关系,即使是认可度较高的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其存在性同样受到了质疑(邵帅,2016),但大部分文献均认可了经济增长会对雾霾污染造成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既有文献在关注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效应时,认为FDI可对东道国雾霾污染造成显著影响,并表现为“污染天堂”或者“污染光环”效应(Cole&Elliott,2003;邵帅等,2016),甚至两种效应兼而有之(施震凯等,2017);城市化水平,城市作为雾霾的主要聚集区,虽然一些文献指出城市化并不必然会导致环境污染(Satterwaite,2009),但为数众多的文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仅会导致环境污染,且可呈现出线性或非线性相关关系(陈园园,2019),本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的城市化水平。以上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由此,本文的回归样本为202个国家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

表1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1.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4)未控制固定效应,模型(5)-(8)控制了地区效应1和时间效应,可以发现两者的结果并未存在显著差异。模型(5)-(7)主要用于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进口复杂度是否对雾霾污染产生影响作用;二是检验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产业结构升级或者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首先观察第(5)列,impy的系数显著为负值,意味着进口复杂度提升有助于进口国治理雾霾污染,且前者对后者存在着显著的直接作用,即主效应存在,具备中介效应的检验条件。模型(6)考察了impy对ins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进口复杂度提升对进口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结合现实来看,进口贸易作为推动一国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进口复杂度提升有利于进口国优化产业结构。模型(7)考察了impy对inv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进口复杂度提升对进口国的技术创新发挥了推动作用,结合现实来看,高技术产品凝结了国外先进技术,进口贸易不仅可以通过技术外溢等形式形成技术的跨国传递,也可以通过“鲶鱼效应”和“熊彼特效应”对技术创新造成影响。由于模型(6)和模型(7)中自变量impy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意味着存在着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可继续通过模型(8)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模型(8)的结果显示,impy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小于模型(5)。同时,in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值,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雾霾减排,这一结果与程中华等(2019)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应协调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inv同样显著为负值,表明技术创新对于雾霾减排具有推动作用,特别是那些环境友好型、髙研发强度的生产活动能产生正的外部性(周杰琦等,2019),但其影响作用弱于产业结构升级渠道。

表2基准回归结果

进一步观察模型(8)中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lngdp项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GDP的增长与雾霾减排之间存在着两难困境,这一结果与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唯GDP的增长模式缺乏对环境保护的足够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fdi项对因变量haze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污染光环”假说指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对于雾霾减排具有积极意义(盛斌和吕越,2012)。urb项对haze造成了负向影响,虽然既有关于城市化对于环境污染影响的文献观点不一致,但部分研究指出,提高城市化率既能直接有助于降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陆铭和冯皓,2014),也能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张腾飞等,2016),最终降低环境污染水平。

2.行业异质性

鉴于不同产品生产过程对环境污染的程度不同,而本文样本包含了超过5000种进口产品,可进一步细分为高污染行业和低污染行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雾霾污染,故在划分高污染行业时并未涉及那些废水污染或固体污染排放较高的行业,本文高污染行业包括石油加工、金属冶炼等2。在区分行业后,继续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展开检验,表3报告了相关结果。

表3中模型(1)-(4)是高污染行业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impy的回归系数在各模型中均显著为正,意味着高污染行业进口复杂度提升虽然显著推动了进口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但未能改善雾霾污染,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进口高污染行业高技术产品是为了生产更多的高污染产品,从而增加了雾霾污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被“锁定”在低端环节,被迫从事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生产,即使其从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仍不能有效降低雾霾污染。但值得肯定的是,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对雾霾减排存在积极作用,仍然值得鼓励各国通过进口高技术产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创新。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除lngdp项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外,fdi项和urb项对haze造成了负向影响,意味着GDP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雾霾污染,而外商直接投资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推动雾霾减排,根据控制变量所得结论与表2中的相关结论一致。

表3行业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表3中模型(5)-(8)报告了低污染行业进口复杂度对进口国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但在以下两点与高污染行业存在不同。第一,虽然impy对ins和inv产生了积极影响,即低污染行业进口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同样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但仅在产业结构渠道对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第二,与高污染行业进口复杂度提升增加雾霾污染有所不同,低污染行业进口复杂度提升对haze造成了负向影响,即其有助于雾霾减排。综合来看,低污染行业进口复杂度提升能够显著改善雾霾污染,且推动了进口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但通过技术创新传导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

3.稳健性检验

前文基于因果逐步法估计了中介效应模型,除了该方法外,自举法(Bootstrap)同样可以检验中介效应模型,且可从另一个侧面提供实证依据。此外,与其他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相比,Bootstrap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是公认的可以直接检验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系数乘积的方法,当置信区间不包含0时意味着存在中介效应。为验证核心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该方法重新估计模型,表4报告了进行5000次循环、设置95%的置信区间计算后获得的结果。

表4Bootstrap检验置信区间结果

观察表4可以发现,impy在各模型中对haze影响作用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即前者对后者存在着显著的直接效应,并且在高污染行业中系数为正,在低污染行业中为负。虽然高、低污染行业进口复杂度提升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方向不一致,但值得肯定的是总样本的impy为负,即提升进口复杂度总体上有助于改善雾霾污染。从传导的中介路径来看,各置信区间在ins和inv中均不包含0,存在着中介效应。综合来看,进口复杂度对雾霾污染具有直接效应,但高污染行业和低污染行业进口复杂度所导致的结果存在差异性,且提升进口复杂度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等中介路径对改善雾霾污染发挥了积极效应。以上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表明在采用自举法重新检验模型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5000多种6位HS编码产品的微观数据测算了202个国家2000-2016年的进口复杂度,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进口复杂度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提升进口复杂度对雾霾减排的综合效应是积极的,并提供了前者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渠道对后者传导的经验证据,进而为治霾政策的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此外,本文进一步将样本细分为高污染和低污染行业分别进行探讨,研究发现虽然高污染行业进口复杂度提升未能改善雾霾污染,但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渠道造成积极影响。在低污染行业中,虽然进口复杂度提升能够显著改善雾霾污染,但仅在产业结构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以上结论在更换检验方法后依然稳健。

基于本文主要结论,所得政策建议也是明确的。首先,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进口限制,鼓励扩大进口,由稳出口向扩大进口、进出口平衡的增长模式转变,这一转变也有助于改善国内环境污染状况,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其次,鼓励高技术产品进口,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扩大进口能够通过进口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促进雾霾减排,在进口过程中优先支持高技术产品进口。最后,深入调整国际分工及贸易模式,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遏制新兴国家崛起,对高科技产品施以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新兴经济体高端设备与关键零部件的“卡脖子”问题日益凸显,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应避免成为“污染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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