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一带一路”下产能合作取得良好进展,同时也为东道国带去经济发展动力。但由于西方国家动作频繁,对我国制约力度越来越大,加之近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一带一路”下的产能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我国更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平台,致力于工业园区建设,调整产业布局,打造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摆脱经济桎梏,创造适合我国发展的国际产能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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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产能输出一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自2013以来,我国开始将产能输出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寻求产能输出的新机遇。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逐渐从“世界工厂”的角色转为“产能输出者”,通过“一带一路”,亚欧国家形成了紧密的合作交流关系,真正实现了经济合作共同体,“一带一路”使参与国家的产能实现了科学合理的分配和利用,成就了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伟大发展成果。
然而目前国际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发达国家打击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信心不足,所以,中国更应该积极寻找“一带一路”合作新路径,积极推动产能合作发展,建立起中国对外友好合作的形象。
1、“一带一路”平台下的机会选择
“一带一路”平台是开放包容、信息共享、共同发展的双赢平台,它的发展主要以我国与其沿线各国产业强互补性为基础,为我国的产能输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产能合作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建立工业园区,“一带一路”恰为我国建立工业园区提供了前提条件。工业园区的建设与发展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有效手段之一,它能够产生产业集群,推动我国产业“走出去”,实现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利益最大化。另外,中国能够通过此平台逐渐深入到对外产能合作的各个环节之中,从参与设计、建设等逐步转为参与运营与管理。
除此之外,对于我国来说,“一带一路”合作对内有利于我国及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对外能够消化过剩产能,我国能将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出去,将国内产业重点放在新兴产业,实现价值链攀升,利用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经济发展。
2、“一带一路”下产能合作的发展进程
2.1 工业园区建设成果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以出口加工业为代表的制造业(例如钢铁、有色、建材、石化等)获得快速发展,处于稳定的国际地位,但同时也面临国内产业结构不均衡、产能过剩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就目前工业园区取得的合作成就来说,泰中罗勇工业园已带动中企累计投资超39亿美元,产值累计超过160亿美元,其主要承接了我国长三角地区的汽车汽配产业的、转移;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主要接纳了我国江苏、浙江的轻工纺织行业,解决当地至少3万多人的就业问题;马中关丹产业园目前为止投资超过200亿元,当地雇员超过70%,引进产业为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等,输出产业大多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等,以达到两国产业优势互补。
2.2 对外投资成就
2020年上半年,对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统计显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合计直接投资571亿元人民币,与上年同期相比,提升了3.2个百分点,期间主要投向的国家为印尼、老挝、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哈萨克斯坦和阿联酋等国家。
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统计显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新签合同2289份,新签合同额4240.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6.3%,同比下降1.7%;完成营业额2501.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总额的58.7%,同比下降4.4%。
根据商务部数据,以下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统计与对外承包工程统计表1、图1。
图1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2.3 产业输出布局
目前,我国剩余产能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其中重工业占比较高,也是我国对外输出产能的重点行业,例如: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等。除了12个重点领域,其他行业也相继加入“一带一路”合作计划,2015年5月1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着力推动装备制造业的产能输出;2016年开始,对外贸易交易频繁,尤其跨境电商发展步伐加快,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奥地利、柬埔寨、巴西、越南等国家均建立了电子商务备忘录;2019年4月25日,我国与“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确定建立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能源领域的发展合作。
另外,“一带一路”在转移盈余产能的同时,能够促进我国内部产业转型升级,有助于我国将精力大量投放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通讯行业、新能源领域,2020年复产复工以后,新基建势头猛增,广东通讯企业订单大幅增长,预计2020年会继续大力投入5G基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建设,完成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一大步,我国接下来会将目光集中在寻找高新技术合作伙伴、携手推动新兴技术发展方面。
3、“一带一路”下产能输出的桎梏因素
3.1 工业园区基础建设条件不足
目前,“一带一路”工业园区只有20个经过商务部考核(来源于商务部统计数据),远达不到产业转移的需求;多数已建工业园区仍以中小规模为主,入园企业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且入园数量多为20—30个左右。
我国工业园区投资所在地多为欠发达地区,整体基础设施落后、配套产业链不完善,市场规模小。巴基斯坦等南亚地区国家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劣势,园区外交通运输不发达,会导致工业园区无论是从当地采购原材料,还是进口出口,都存在高额运输成本,增加园区发展难度。
3.2 产业国际化能力不足
我国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频频遇到阻碍,由于不熟悉东道国商业环境、法律环境,我国与东道国合作项目落实困难;我国国内产业标准与国际产业标准并不相同,国际上更倾向于认同西方国家的产业标准,这对我国电力、交通运输、基础建设等产业的输出造成一定的阻碍;再有,我国缺少专业化国际化团队,在国际上维护自身知识产权、企业合法权益的能力不足。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双方法律法规差异、汇率风险、经济制度等因素都可能阻碍合作,而企业只有拥有完备的熟悉国际市场分析、商务规则、法律法规、投融资管理、项目管理等人才队伍,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中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3.3 双边文化差异明显
中国与东道国文化有共通点也存在巨大差异点,比如东盟地区有明显的宗教信仰特征,印度尼西亚人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缅甸、泰国几乎全民信仰佛教。并且东道国并非通用同一种语言,东盟官方语言就多达7种。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会导致园区工作模式的冲突,例如伊斯兰教人要进行斋月和礼拜,东南亚某些国家的人民工作、生活节奏慢,甚至有一日五餐的习惯,国内输出的人才与本土雇员在工作上沟通不畅,会导致工业园区工作效率不高,阻碍园区的日常运转,也会影响产能输出的整体进程。
3.4 政治环境复杂多变
东道国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与园区稳定建设有着直接关系,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影响工业园的稳定运营。例如泰国在2005年以后,相继发生了2次军事政变,有超过十次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数次政府瘫痪;马来西亚在2018年的总理大选中,当选总理马哈蒂尔表达了对前总统纳吉布吸引外国投资行为的不满;甚至很多国家受西方国家的制约,抵制中国产业,加大双方合作难度。东道国当权者频繁更迭,政治理念相左,加大建设工业园区难度,甚至使园区无法正常运营。
4、“一带一路”下深入产能合作的升级路径
目前“一带一路”部分国家对于我国有抵抗心理,在西方一些国家的煽动下抵制我国产品,例如印度7月份打砸中国产品,抵华情绪强烈;加之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减缓,甚至未来几年都将处于经济恢复期,这是我国面临的产能输出挑战,但同时也是机遇。
我国在疫情期间,大力帮助各国度过危机,展现了我国的经济实力与和平友好的外交理念,使“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信心倍增,增强合作意向。“一带一路”沿线大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不高,资金不足,急需寻找海外投资拉动其本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它既能缓解我国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又能帮助他国重振经济,是服务于国际社会的平台。
4.1 夯实基础:升级园区模式,巩固合作
工业园区下一步应更加注重价值链攀升以及可持续发展计划,在这一阶段主要目标是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促进产业集群建设,注重可持续发展。
首先,除了继续建设基础设施,培养人才以外,还要加强信息互通,建设“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的有关法律、税收等多元化信息咨询服务,加速融入东道国社会环境。
其次,对于园区来说,要确定清晰的盈利重点,有重点的引进企业投资,园区内产业要实现“精英式”发展,避免同类型产业和园区的泛滥。区内企业尽快利用群体效应融入园区产业链,形成企业间协同的同时,更容易获得东道国支持。未来工业园区更倾向于园区与国内产业的协同发展,完善园区内部管理制度,担起企业社会责任,建立可持续的合作机制。
4.2 开放包容:开放市场,重构区域价值链
“一带一路”经济区域已经初步形成了区域价值链,这是贸易互通、设施联通等五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此区域价值链中,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超“一带一路”大部分国家,因此要注意平衡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进出口交易,不能只做“扶助者”。中国可以设置进出口交易中心,与各国签订优惠政策,鼓励国内企业输出能源、化学原料、农产品、进口箱包、服饰等,扩大交易产业于交易市场。
另外,对于我国产业来讲要注意两点:单一产业的嵌入以及产业集群的转移。单一企业跨国投资能够广泛的布置贸易网络、快速建立贸易互通关系;产业集群一般适用于大型深加工产业,例如核电、电网等,单个公司缺乏产业竞争力,难以完成大型合作项目,因此以产业集群的结构能够更快推动产业“走出去”。针对不同领域的产业转移,我国应采取差异化策略,更高效的推动产业价值链形成。
4.3 及锋而试:抓住机遇,促进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普遍处于低生产要素水平,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承接海外成熟产业的前提条件,满足大部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需要。这些国家正逐渐取代中国成了很多发达国家新的合作对象,中国正急需转变加工大国的角色,应抓住“一带一路”合作机遇,以双方更为契合的产业合作条件主动达成合作,用中国的产业优势抢先占据“一带一路”市场,避免发达国家的贸易打压。
目前全球处于经济放缓期,因疫情影响,各国急需寻找契机拉动经济,此时,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使我国极具竞争优势。据税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全国享受优惠的税款比去年同期增长65%,助力股息再投资同比增长35%。未来针对我国需要进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行业领域,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优惠,针对弱势产业或重点合作领域进行不同的税收优惠调整,使我国在贸易政策方面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吸引更多合作。
4.4 内外兼修:促进内部产业升级、布局新兴优势产业
我国西部地区欠发达,除了东部地区带动西部发展以外,也可以利用产能输出与流入,扩大资源的获取渠道,加快西部经济增长,将西部地区作为消化国内外产能的承接地区。今年3月10日,青海省1350吨优质纯碱,借道广西钦州出海,实现“青海—重庆—广西—曼谷”的全程直达,既实现西部产业出口,又带动国内运输业复工复产。下一步要继续大力支持西部参与“一带一路”,鼓励西部引进外资,推动海内外、国内东西双向经济联动。
除此之外,我国的5G建设、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建设等发展速度极快,甚至超越了部分发达国家相同产业发展速度,欧美发达国家针对我国此类技术性产业采取制约政策,英国不惜以未来经济增长缓慢的代价抵制中国,美国将中国部分产品甚至企业列入黑名单,抑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西方国家此举侧面证明我国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之迅速,我国对于此类贸易摩擦较大的产业应积极布局,利用区域价值链、“一带一路”合作平台,转移合作的重点区域,打造一条由“我”主导的贸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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