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具体战略部署。然而，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性改革和调整，往往会带来一段时期内以牺牲一定增长速度而换取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的转型阵痛。正是基于上述逻辑，理论和实践部门目前存在的一个普遍担忧是:在出口贸易仍然是驱动经济增长一支重要力量的基本共识下，过快放弃传统比较优势以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可能同样会面临着出口增速下滑的巨大压力。

由此，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在出口贸易面临进一步下滑进而亟待“稳出口”的现实背景下，“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究竟是有助于促进出口增长，从而具有“稳出口”的作用机制，还是会加剧“转型之痛”，从而对“稳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和冲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是摆在理论和实践部门的重要课题。

我们认为，贸易的基础是分工，因此，包括贸易增速等问题毫无疑问与国际分工演进密切相关。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全球贸易呈现的高速增长态势，正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演进背景下实现的，这一点基本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Feenstra(1998)在针对二战以来全球贸易高速增长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只能解释贸易增长的2/5，剩余的3/5部分难以从上述因素中得到解释，必须从价值链分工演进的特征事实中需求答案。全球价值链分工何以能够带来贸易高速增长?对此，吴福象、刘志彪(2009)从微观企业即跨国公司对其制造工序、环节的垂直外包角度给予较为深刻的理论分析和严谨的实证检验，正确地指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间产品多次跨境流动是导致贸易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现有研究虽然从价值链分工角度对贸易增速问题作出了十分有益的探讨，并取得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但是却缺乏对价值链分工地位与贸易增速关系的专门讨论。

鉴于此，本文尝试探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力图回答攀升全球价值链是否有助于“稳出口”。相较于前人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目前应该是首篇从攀升全球价值链角度，探讨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文献;第二，在理论层面上，突破了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而具有更高附加值创造能力，对出口贸易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传统观点，还从全球价值链转移难易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价值链中高端部分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往往具有技术和知识等专用要素密集型特征。由于在要素匹配和制度环境质量要求等方面相对较高，此类特征实现国际梯度转移更为困难，对稳定出口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尝试将测算制造业行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传统指标，拓展至企业微观层面，从而利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本文的理论假说进行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

二、理论分析及假说

一般而言，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虽然价值链分工是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全球分解，但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仍然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差异，而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往往意味着具有不同的附加值创造能力。二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虽然表现为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全球配置，但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实现跨国转移的难易程度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正是因为存在上述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我们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越是处于价值链中高端，外贸发展的稳定性越强。

就全球价值链分工第一个方面的特征而言。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微笑曲线理论已经给予了充分说明，即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通常是高附加值创造阶段，位于微笑曲线底端通常是低附加值创造阶段。而不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又确实处于不同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对此，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文献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倪红福，2016)。进一步从国别角度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由于发达国家通常是技术和资本等要素丰裕度较高的国家，从事的正是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创造环节和阶段，而发展中国家通常依托劳动力禀赋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往往从事的是微笑曲线底端的低附加值创造环节和阶段(罗长远、张军，2014)。近年来，针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文献，基本证实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附加值创造能力不同，进而在贸易利益获取能力方面的不同(彭水军等，2017)。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附加值创造的多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出口能力的大小，更确切地说，价值链分工条件下附加值创造能力越高，其出口能力往往也就越强，反之则反是。当然，在实践中我们却经常观察到诸如中国等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国家，却能实现出口贸易的更高速增长，甚至比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增速更高，其原因何在?对此，正如有些学者研究指出，这是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仍然采用总值核算法带来的统计幻象(潘文卿、李跟强，2018)，即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虽然表现出更高的增速很更大的规模，主要是因为内含了来自发达国家中间品和零部件的进口(韩中，2020)，而非完全自己创造的附加值。这一点犹如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含量从整机产品角度观察似乎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一样，当剔除国外技术含量而仅考察国内技术含量时，中国制成品出口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姚洋、张晔，2008)。总之，从真实出口能力角度看，越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其出口能力会越强。

就全球价值链分工第二个方面的特征而言，从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实践现象基本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规律主要表现为，首先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然后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拓展。跨国公司实施的这种转移策略固然与其经营战略有关，比如为了尽可能保持技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和竞争优势，企业不会轻易将核心技术环节和关键生产阶段进行转移(戴翔、金碚，2014)，但是这种策略主要适合于对外包行为的解释，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跨国公司通过FDI方式推动价值链不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我们认为，更为可能的原因在于，越是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实现跨国转移的难度会越大。有研究指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演进，从要素功能演化角度看，会呈现向两个方面的极化发展，即诸如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的产品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越来越具有一般化特征，其替代性和通用性都比较强;与之相比，技术和知识等要素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的产品生产，所需要素的专业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资产的专用性特征会越来越明显(方勇等，2012)。专用性越来越强的生产要素以及由此所进行的特定生产环节和阶段，一方面意味着前期可能需要更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从而进行区位转移会面临更高的成本;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专用性越强，意味着不同生产要素之间要实现参数和技术等方面的匹配难度会越高，因而在跨区域转移过程中要想实现与本土生产要素之间的顺利磨合，难度会越大。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生产要素的质量匹配状况是决定要素作用发挥程度的重要条件(戴翔、刘梦，2018)。

与中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相比，低端生产环节和阶段由于并不存在上述问题，或者说上述问题的影响和作用要弱得多，因此，在实现跨区域转移时面临的成本和难度就会更小。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技术、需求、制度质量、地理位置等影响价值链环节配置的因素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价值链布局的区位调整也是正常现象。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特征，许多学者研究认为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产业经济具有浮萍效应特点(陈劲等，2007;丁一兵、宋畅，2019;张二震、戴翔，2018)，很难实现产业扎根。只不过，基于上述理论逻辑可以看出，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浮萍效应”显著不同，中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漂移”难度相对较高，外贸发展的产业之“根”相对稳定，而低端生产环节和阶段“漂移”难度相对较低，外贸发展的产业之“根”相对更加不稳。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了待检验理论假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越是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和阶段，由于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创造能力，以及由于跨国转移的难度越高，或者说外贸发展的产业根基更加稳定，更有助于出口贸易的稳定发展。

三、研究设计

前述分析虽然从理论逻辑层面阐释了全球价值链攀升对“稳出口”的积极作用，但仍然缺乏来自实践经验的证据支撑，尤其是在中国亟待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以及亟待稳外贸的大背景下，更加需要来自中国经验数据的验证。为此，本节及以下部分将利用中国经验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对前文理论假说进行逻辑一致性检验。

(一)被解释变量选择及测度

本文拟利用微观层面的企业出口数据，探讨全球价值链攀升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采用两种测度指标。一是利用企业出口交货值这一绝对量(Exp1)，作为企业出口贸易的表征变量;二是利用企业出口交货值与企业总产出之比这一相对量(Exp2)，作为企业出口贸易的表征变量。应该说，上述两个指标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出口贸易发展状况。在后文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采用前一个指标作为基准分析，而采用后一个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

(二)解释变量的选取及测度

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本文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就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目前，学术界虽然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上，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截至目前，尚未形成统一和普遍认可的测度方法。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包括产业上游度、出口上游度、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等测度方法，在测度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运用上，各有优劣(倪红福，2019;Wangetal.,2017)。在各种不同的测度方法中，Koopmanetal.(2014)提出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在学术研究中被普遍借鉴，作为测度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指数。虽然该测度指标主要表征的价值链分工中的物理位置，即所处上游度或者下游度的位置问题，但是如果不求苛刻，价值链物理环节往往与分工地位有一定关系，比如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反映的正是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与分工地位之间的对应关系。Koopmanetal.(2014)提出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具体测度公式如下:

（公式）

式(1)中的IVir代表的是一国出口增加值，主要是指i国r产业出口到另外一个国家后，由另外一个国家加工后又复出口到第三国的增加值部分;FVir代表的是一国进口增加值，主要是指i国r产业出口的最终产品中所含国外附加值部分，即本国出口最终产品中使用了多少国外进口中间产品价值。Eir表示i国r产业出口总额。显然，GVC指数值越大，意味着该产业出口总内含的国内增加部分越多，而所含国外增加值部分就越少，或者说国内增加值贡献大而国外增加值贡献下，从而说明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相对高端环节和阶段。需要指出的是，Koopmanetal.(2014)提出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虽然被广泛用于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表征指标，但这一指标的测度只能在国家或者产业层面。而本文开展的计量研究将利用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为此，我们借鉴上述指标的测度思想，构建能够反映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具体如式(2):

（公式）

其中，i表示企业，其他符号如IV和FV与式(1)中的含义相同。然而将式(1)用于产业层面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拓展至企业层面后，会涉及到两个关键的二级指标测度，即企业层面的IV和FV。制造业企业层面的IV具体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记为DV)，二是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被进口国加工后复出口到第三国的部分，假设这一部分占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比例为a，那么这一部分即为a*DV。现有研究已经给出了企业层面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度方法，但是囿于数据可获性，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被进口国加工后复出口到第三国部分的数据却无法获得，因而对这一部分的无法进行直接测算。为此，我们将产业层面的测度方法与企业层面的测度方法结合，进行间接估算。具体而言，我们首先测算制造业企业i所在行业r层面的IVir/Eir，即行业层面的出口增加值被进口国加工后复出口到第三国的部分IVir，与行业总出口Eir之比。然后将这一比值运用到企业层面，即假设企业层面与产业层面在这一方面具有一致性。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内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与WIOD数据库对产业细分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为此，本文以WIOD分类为基础，对制造业行业进行匹配，具体的分类匹配情况见表1。

关于制造业企业i最终产品中所含国外附加值部分FV，我们借鉴张杰等(2013)提出的测度方法，用制造业企业生产所使用的国内原材料中包含的国外进口部分(记为DF)以及实际的中间产品进口额(IMP)之和，即:

（公式）

表1:产业分类匹配情况

据此，我们采用式(4)以测算制造业企业i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

（公式）

(三)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

影响企业出口的因素众多的，除了本文最为关系的核心解释变量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外，综合现有文献研究发现，本文还在计量模型中纳入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以尽可能避免因为变量遗漏而带来的不良影响。所纳入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制造业企业年龄(Age)，本文采用企业成立的具体年限表示;制造业企业资本密集度(Cap)，本文采用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企业平均员工数之比表示;制造业企业规模(Size)，本文采用制造业企业员工数加以表示;制造业企业出口目的地(Dest)，由于同一制造业企业可能同时具有多元出口目的地，而现有的研究指出，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干中学”等效应可能不同，因而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形成和提升可能不尽相同，为此，我们采用制造业企业出口总额中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的占比表示;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Tpro)，本文采用制造业企业的营业利润表示。上述变量都是表征企业自身特征的变量，并对企业出口能力可能产生影响的关键变量。

(四)模型设定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设定计量模型(5)，据此分析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

（公式）

其中，EXP为微观层面测算的制造业企业出口，下标i表示企业，下标t表示年份，ηi、ηt、ηh、ηd分别表示企业层面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此外，考虑到不同变量数据测度结果在绝对值维度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在系数回归结果的显示上表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同时为了降低数据的波动性并且不影响估计结果，我们对部分变量采用了取自然对数的方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五)数据来源及处理

测算企业微观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本文使用两套微观数据和一套全球投入产出表数据。其中，微观数据库主要包括两套，一套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另外一套是中国海关数据库;还有一套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即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通过匹配上述三套数据库，不仅能够在企业微观层面上测算出口国内增加值以及内含的进口国外增加值，而且其中的两套微观数据库同时也提供了上述计量模型中所纳入的体现企业自身特征的其他变量数据，使用的数据期间年份为2006年至2013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控中的企业代码，其体系设定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对两套数据库进行匹配时无法使用企业代码进行变量匹配。对此，我们借鉴田巍、余淼杰(2013)的做法，对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控进行数据匹配。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列出了基于OLS估计法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在回归估计过程中，为了避免由于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等问题从而对估计结果带来不良影响，我们在计量回归过程中，采取了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2第(1)列报告的回归结果，是在计量模型中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仅考虑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时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GVC的系数估计值为0.2795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统计检验。说制造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出口贸易的确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更确切地说，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这一结果也就意味着攀升全球价值链，对于制造业企业“稳出口”具有积极作用。表2第(2)列至第(6)列报告的回归估计结果，是在本文最为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即GVC基础之上，逐步纳入其他控制变量时进行回归估计所得。从中不难发现，在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制造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系数估计值，无论是从其对出口贸易影响的方向性上看，还是从影响的显著性上看，均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也就是说，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依然表现出对出口贸易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前文的理论假说得到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

表2:基准模型的OLS回归估计结果

(二)TSLS估计结果

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出口贸易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前者不仅对后者产生影响，后者反过来可能对前者也会产生影响，即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反过来影响价值链分工地位。这是因为，出口贸易的干中学效应已经被大量文献所证实，如果说这种效应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其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影响。因此，采用使用OLS方法进行的上述基准模型估计，所得估计结果可能会出现有偏和非一致性等问题。基于上述原因和考虑，我们再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再估计。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需要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对此，我们采用计量研究中较为普遍的做法，即利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据此所得估计结果汇报于表3。表3后几行一并给出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工具变量有效性的不足识别检验、弱识别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均表明，所选工具变量是有效和合适的。

根据表3给出的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就本文最为关心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这一核心解释变量而言，在未纳入其他控制变量时，其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在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其系数回归估计结果依然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各列的回归估计结果之间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据此可见，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所得估计结果，依然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企业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将表3的计量检验结果与表1的计量检验结果进行对比的话，容易看出，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所得估计果，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估计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初步说明所得估计结果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计量检验方法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企业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前文的理论假说再次得到了计量检验结果的证实。

表3:TSLS回归估计结果

(三)系统GMM回归估计结果

通常而言，经济活动和行为往往具有惯性力，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和行为的上一期状况，往往会对本期产生滞后作用。从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发展状况角度看，同样如此。实际上，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发展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就是说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发展，往往会受到之前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基于对经济行为及其影响的这种惯性作用考虑，在前述计量模型(5)的基础之上，我们将滞后一期的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发展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其中，据此得到动态面板数据模型(6)。

（公式）

针对动态短面板的系估计方法，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可以提高估计效率。据此，我们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上述计量模型(6)进行回归估计。在实际回归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地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Stata命令中加入了其他选项(options)的endogenous命令，所得回归估计结果具体见表4。与此同时，我们还在表4的最后几行，一并给出了模型的有效性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Sargan检验的P值较大，基本可认为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AR(1)、AR(2)的检验结果显示扰动项显著拒绝了二阶自相关的假设，表明序列间不存在相关性问题;Wald检验结果显示均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解释变量系数同时为零的原假设。可见，针对系统GMM的过度识别检验及自相关检验的总体结果显示，模型设定是有效的。

表4:系统GMM回归估计结果

根据表4各列报告的计量检验结果，我们基本可以得到如下两个方面的简要结论:第一，就制造业企业出口变量的滞后一期而言，无论是在未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前，还是在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其系数估计值都显著为正，说明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确实存在着惯性作用，也就是说，上一期的出口贸易发展状况对本期出口有着显著影响。第二，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表4各列报告的计量检验结果中同样都显著为正，说明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其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攀升全球价值链对于促进出口增长或者说“稳出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之，基于系统GMM回归估计方法所得实证结果显示，就本文最为关心的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这一核心解释变量而言，与前文基于OLS以及TSLS估计方法下所得结果相比，并无本质差异，再次说明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企业出口表现出的积极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靠性，前文的理论假说也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五、稳健性检验

前述各种检验虽然初步证实了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出口影响的积极作用，但计量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仍然可能会因为变量值的测算以及样本极端值的存在等而受到影响。为此，我们再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基于指标重新测算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基于极端值剔除的稳健性检验。

(一)被解释变量重新测度下的稳健性检验

如前所述，表征企业出口发展状况的指标变量，除了企业出口交货值之外，还可以利用企业出口交货值与企业总产出之比这一相对量(Exp2)表示。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计量检验，所得计量回归结果见表5。

从表5给出的估计结果看，在未纳入其他控制变量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0.2984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这一结果意味着当我们替换企业出口贸易的测算指标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依然呈现显著的积极影响特征。进一步地，当我们将其他控制变量逐步纳入模型后，所得估计结果如表5第(2)列至第(4)列，从中不难发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这一核心解释变量，无论是系数估计值的大小还是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即回归估计结果表现出较高的逻辑一致性和稳定性。

(二)去头和去尾子样本回归结果

除了采取替代指标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外，为消除可能的异常值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还采用去头和去尾子样本方法，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将总样本企业按照被解释变量进行排序，然后分别剔除处于前10%的企业样本和处于后10%的企业样本，如此形成了去头和去尾子样本。据此，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分别汇报于表6和表7。

表5:基于变量替换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基于表6报告的回归估计结果表明，基于去头子样本从而消除可能的极端值影响后，本文最为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即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前述各表相比，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前述所得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也再次证明了前文理论假说的正确性。

类似地，基于表7报告的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去尾方式剔除可能存在的极端值和异常值后，作为关键和核心解释变量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依旧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对此，本文不再赘述。

表6:基于去头子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

六、结论及启示

按照十九大报告的战略部署，努力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然而，当前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得我国出口贸易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因此，具有结构性调整和变化的“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会不会导致出口贸易结构性减速进一步加剧出口贸易增速下滑的风险和压力，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部门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的理论分析认为，攀升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有助于出口贸易稳定发展，进一步利用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说，即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具有“稳出口”的重要作用。上述研究发现和结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条件下，以及采取各种稳健性检验条件下依然成立。

表7:去尾子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

本文研究结论意味着，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与稳出口并不矛盾，相反，前者对后者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本质，是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位配置，而这种配置并非是一成不变，往往会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等决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因素变化而变化。从这一意义上看，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产业发展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浮萍经济”特征，可能会因为区位转移而对出口贸易带来冲击。但是，不同生产环节的迁移特性是存在显著差异的，更确切地说，越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其进行区位转移的难度越大，价值链扎根本土的可能性就越大，出口贸易发展的产业之基就更牢固。因此，中国开放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战略意义，不仅仅在于改善分工地位、提高开放效益、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对于缓冲当前出口贸易面临增速下滑的压力和挑战，稳固我国在全球进出口贸易中的战略地位，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在明晰了攀升全球价值链对稳出口的关键作用和意义后，接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从而有助于稳出口?当然，针对努力实现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对策举措问题，现有文献已经从大力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曾楚宏、王钊，2020)、继续走高质量“引进来”的发展道路(刘胜、申明浩，2018)、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黄先海、张胜利，2019)、注重完善营商环境等制度型开放(戴翔，2020)等不同角度进行广泛探讨，并取得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进一步的探讨已经超出了本文研究范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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