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价值链重构也迫在眉睫(余振等，2018)。但是作为全球价值链“链主”的美国却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维持其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位，而中国作为其地位的最有力竞争者，就成为美国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主要对象(杨翠红等，2020)。面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陈文玲，2020)。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要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刘志彪，202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简称RCEP，下同)的签署正是对这一战略的最好诠释。2020年11月15日，在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结束后，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了RCEP，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毫无疑问，RCEP对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

更重要的是，RCEP为打破美国霸权、重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自然而然就成为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不二之选(裴长洪和刘洪愧，2020)。问题是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RCEP所提供的这一历史性机遇实现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呢?黄先海和余骁(2017)就指出全球价值链重构首先需要从区域价值链切入。区域价值链是一种介于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生产分工体系，其既有利于减少中国制造业对于现行全球价值链的过度依赖(魏龙和王磊，2016)，又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实现生产和市场的区域化转型(葛阳琴和谢建国，2017)，因此对于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和竞争力(熊彬和范亚亚，2020)，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孟祺，2016)。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学者系统分析过RCEP对中国区域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本文在对此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区域价值链重构路径和对策，从而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RCEP对中国区域价值链重构的积极影响

RCEP以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等为目标，因此必然会对中国区域价值链重构产生积极影响。

(一)生产网络“三足鼎立”格局初步形成，为区域价值链重构提供了供给侧基础

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带来了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流，直接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以“美国——欧洲——RCEP”为核心的三大生产网络，“三足鼎立”的格局初步成型。与此直接相关的是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的提高，根据WTO所提供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中间品贸易已经占据全球贸易份额的60%，其中又有超过80%的比重是来自欧洲、美国和RCEP三大生产网络。虽然目前欧洲生产网络中间品贸易规模最大，但是其发展潜力却远小于RCEP。这是因为作为RCEP核心成员国的中国尤其是东盟，仍然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其国内人力成本、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等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从RCEP各国家中间产品贸易的追踪来看，其流向高度集中于RCEP区域内部。以日本为例，截至2019年末，日本中间产品贸易的65%都流向了RCEP区域内部，说明日本生产网络高度集中于RCEP区域。而从其未来发展来看，中日韩之间已经在高端制造业合作方面达成了共识，东盟生产网络也已经深深嵌入东亚价值链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更是能够从RCEP尤其是中澳贸易中获得直接收益。因此，生产网络“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从而为区域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重构奠定了供给侧基础。

(二)市场体系内向化发展趋势明显，为区域价值链重构提供了需求侧基础

随着生产网络“三足鼎立”格局的初步形成，全球统一的市场体系也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生产网络向不同区域的集中提高了跨区域交通运输成本，从而不利于各区域之间的经贸往来；另一方面，区域内部不仅交通运输成本低，而且还会通过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协定形式来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区域内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因此，可以预期，随着RCEP目标的不断实现，其市场体系内向化趋势必定会越来越明显。截至2019年底，RCEP内部各国制造业增加值中超过70%均来自亚洲，其余只有不到30%是来自于欧洲和美洲等国家和地区。说明RCEP成员国制造业发展高度依赖于其自身发展，市场体系内向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网络的集中和市场体系的内向化，RCEP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也进一步加强，区域价值链合作共识已经初步形成。尤其是对于RCEP的核心组织——东盟来说，其为了脱离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状态，必然会积极参与区域价值链重构中。而RCEP协议的签订和区域价值链的重构不仅可以帮助成员国规避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更可以摆脱美元世界霸权地位的控制，提高本国货币国际化程度，这一点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市场体系内向化趋势的发展就为区域价值链重构提供了需求侧基础。

(三)区域依赖关系的不平衡发展，为中国主导区域价值链重构提供了物质基础

虽然生产网络的不断集中和市场体系的内向化发展使得RCEP成员国之间的依赖关系持续加强，但是这种依赖关系发展是不平衡的，从而导致中国在RCEP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具体来说，一方面，RCEP各成员国中间产品流向正在由美国和日本转向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也逐渐成为RCEP成员国最终产品的主要流向市场。以韩国为例，2000年韩国的中间产品中有超过23%的比例分别流向美国和日本，但是到2019年，这一比例却下降到10%以下；相反，中国吸收的韩国最终产品份额则由2000年的不到9%增加到2019年的接近30%。说明美国和日本在RCEP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力则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更加依赖日本”的传统关系正随着中日贸易占中国份额的下降和占日本份额的上升而逆转为“日本更加依赖中国”。更重要的是，不仅是中国和韩国，东盟十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RCEP中的传统强国—日本的依赖关系正在不断下降，使得日本在RCEP中的主导权逐渐被中国所取代。而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提升，RCEP也逐渐由“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迈进，从而为中国主导区域价值链重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综上，RCEP不仅使得全球范围内生产网络“三足鼎立”的格局初步形成，而且还导致市场体系内向化发展趋势与区域依赖关系的不平衡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而为区域价值链重构提供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基础，并为中国在区域价值链重构中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RCEP对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消极影响

尽管RCEP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一步，但是从其长期曲折的谈判过程来看，其内部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因此会对区域价值链重构产生一定消极影响。

(一)RCEP内部产业发展的潜在结构性冲突不利于区域价值链有效整合

价值链的有效整合依赖于区域内不同主体在产业发展方面的互补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网络方面的协调性。虽然从目前产业结构来说，澳大利亚、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异性，澳大利亚主要集中于农业和矿产业，东盟十国主要集中于低端产业，中国主要集中于中高端制造业，而日韩则集中于高端产业，但是由于不同产业在价值链中所处的分工地位和利益分配的不同，RCEP各成员国在未来产业发展方面仍然存在很大潜在结构性冲突。一方面，中国与东盟之间在某些中低端制造业领域，比如纺织业、橡胶与塑料业以及金属和其他非金属制造业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内部之间在某些低端制造业领域，比如饮料业、食品业和烟草业等领域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冲突。更重要的是，中国与韩国尤其是日本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发展方面存在一定冲突。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就把高端产业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尤其是在光电设备和机械制造业方面，这与日本和韩国现行优势产业正好重合，因此，中国这些产业的发展势必会对日本和韩国产生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从而不利于区域价值链的有效整合和重构，这也是为什么韩国尤其是日本在RCEP谈判过程中屡次设置限制中国发展条款的根源所在。

(二)中国发展外部依赖性的不断增强限制了区域价值链整合成效

虽然上文分析表明RCEP内部的相互依赖性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其成员国对于中国的依赖性呈现出明显不对称增长趋势，但是也恰恰是这种相互依赖的不对称增长使得中国对于RCEP外部性的依赖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光电设备、交通运输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等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末，在这些中高端制造业领域，其国外增加值中有超过70%来自于RCEP外部，比如德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与此同时，RCEP区域外市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中国最终产品流向RCEP的份额正在逐年减少，而流向欧美地区的最终产品却在逐年增加。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生产网络还是在市场体系方面，中国对于欧美的依赖性正在不断增强。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次RCEP协定签署过程中，中国台湾地区并未参与其中，而台湾地区对于中国光电设备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中国每年有超过20%的光电设备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流向中国台湾地区，因此中国要想从RCEP区域价值链整合中获得足够收益，可能还会面临一个较为痛苦的转型阶段。同时这也可能意味着RCEP目前还无法满足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而后者无疑会极大限制中国依托于RCEP进行区域价值链整合的成效，从而构成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潜在风险。

(三)区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构成了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潜在威胁

RCEP能够在2020年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对于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有力回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部不确定因素会因此消失。相反，RCEP的正式运行可能会刺激西方某些国家的神经，从而使其进一步采取相应干预措施，并对区域价值链重构形成潜在威胁。其中威胁最大的就是于2018年12月30日全面生效的CPTPP(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的前身就是TPP(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虽然美国目前并未参与CPTPP中，但是随着RCEP协议的正式签署，尤其是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不断提高，美国势必会参与甚至会重新主导CPTPP进程以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也是“攀升国”与“守成国”之间博弈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目前CPTPP成员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高度重合，RCEP中的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越南、文莱、马来西亚七国同时又属于CPTPP成员国。而在中国未加入CPTPP的情况下，日本就成为CPTPP的核心国家。因此，一旦中国的崛起威胁到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利益，其势必会利用CPTPP联合其他成员国对中国进行制约。而后期如果美国也加入CPTPP，其不确定性因素会进一步增加，从而给区域价值链重构带来严重威胁，甚至会导致其功亏一篑，对此中国必须要未雨绸缪。

总之，虽然RCEP对于区域价值链重构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其内部产业发展的潜在结构性冲突、中国对外部依赖性的不断增强以及区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则限制了区域价值链整合的成效，甚至会对区域价值链重构产生严重威胁。

RCEP背景下中国区域价值链整合对策

面对RCEP给区域价值链重构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中国应该从“供给、需求和制度”三个层面采取相应对策。

(一)供给层面：以高规格创新推动区域价值链重构，提升自身在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中日韩作为RCEP的核心成员国，在区域价值链重构中将发挥主导作用，而中国要想在区域价值链重构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在供给侧加强技术创新，一方面通过切实实施科技研发突破“卡脖子技术”，摆脱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技术限制，向“微笑曲线”两端迈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自身在5G、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和新能源领域的领先优势，通过技术革命方式实现产业更新换代，一举占据价值链顶端位置，引领区域价值链重构。需要注意的是，创新并非一蹴而就，其不仅会耗费较长时间，而且还具有较大风险，因此政府要尽量避免直接介入技术研发过程中，而是把技术研发自主权交给企业。政府只需要为企业研发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将更多资金投入基础研发和高端人才培养与引进过程当中。与此同时，在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赶超的过程中，政府还必须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还可以更好与国际规则接轨，从而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研发资金流入国内，增强国内研发实力。此外，为了更好利用已有技术，政府还应该采取切实措施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设厂，以更好利用国外的技术设备和高端人才。

(二)需求层面：以大容量市场推动区域价值链整合，为品牌创造提供需求保证

创新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供给侧的研发投入，还取决于需求侧的市场开发，而大容量市场无疑是推动创新的最有效动力。这是因为足够的市场容量可以为创新者提供丰厚收益，从而激励其增加创新投入，而中国对于RCEP成员国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国内潜在的庞大市场规模。事实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采取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发达国家对于自身技术保密程度的加强，“以市场换技术”已经难以再有效发挥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来促进国内企业技术创新。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国内消费者购买创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必要时可以以政府采购方式来帮助创新企业回收研发投入，提高创新收益；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来进一步扩大需求侧的市场容量，同时也可以推进国内企业品牌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的高规格创新主要侧重于向“微笑曲线”左侧攀升，而需求侧的大容量市场则主要侧重于向“微笑曲线”右侧攀升，因此在此过程中，企业必须要充分利用大容量市场所提供的机会加强自身品牌建设，提高品牌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这无疑可以大大提升区域价值链重构成效。

(三)制度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区域价值链重构的制度话语权

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通过RCEP重构区域价值链会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尤其是随着中国制造业产业向高端化的迈进，必然会损害部分发达国家利益，因此如何通过制度的力量来化解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并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就成为区域价值链重构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具有很强借鉴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过程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因此，中国可以与韩国、日本在高端产业发展方面达成共赢发展协议，即分别在不同细分产业领域进行深度发展与合作，中国可以为日本和韩国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日本和韩国也需要为中国在相关技术研发领域提供必要帮助和支持。此外，随着中国产业向高端化发展，中国也需要将部分低端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并向其开放国内市场，这样就可以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和共同发展，同时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义利观”的最好诠释。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区域价值链重构中的制度话语权，尤其是要积极参与相关规则制定和标准化认证体系建设，这无疑可以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并通过区域价值链重构逐渐重塑全球价值链，从而在更广泛范围内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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