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先发展农村的农业，努力完成建设农业强国和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在农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五大振兴中，产业振兴则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和关键所在。Runzhe H U(2021）认为，数字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转型，使其更加智能化和精细化。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衍生出农村电商等新产业和新模式，实现了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并进一步促进乡村农业的企业结构转型与现代化。Zeng、Zhao(2019）认为，数字经济的基础是建设农业全产业链的大数据中心，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生产、经营和管理一体化，保证产品质量，跟踪商品流向，追溯信息，促进产业链的现代化。刘佳、毕鑫（2023）通过新的数字技术传播工具来宣传中国传统习俗，把农村古建筑展现在大众视野中，丰富乡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如通过直播、电视等。据相关学者研究表明，农业科技园向游客展示智慧农业的应用方式，通过数字化应用向游客展示乡村历史、传统习俗等，其为弘扬乡村文明优秀乡村文化做出贡献。高京霞等（2023）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公开透明的平台，提高了民主性，让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建立起网络政府的形式，村民可以及时获取村务信息，自觉参与村级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其促进了村务信息透明、行为主体多元、村务管理公平。张少侠（2023）认为，数字经济在农村产业中的融合与渗透给农村居民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电商直播这一新型经济形态吸引着众多青年大学生与农民工返乡创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Lv C.(2021）指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信息共享，帮助创业者可以了解企业准确的市场动态，为其提供活动数据支持等，拓展了信息获取途径。Wang A.(2021）认为，广泛运用数字技术能够加快产业结构优化与现代化进程，以淘汰陈旧行业培育新兴产业，新的商业模式的形成和大量生产要素的释放，给企业创业带来资源和支持。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消费者获得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推动大规模创业机会、奠定创业活动基础、营造市场环境、助力创业激情与活动培育。王鹏和张路阳（2023）认为，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载体，为创业者提供便利的学习平台，让创业者在网络平台上寻找到所需的创业学习与训练，提升创业者专业水平，并极大地减少创业需要的时间成本与物质成本。刘欢（2023）认为数字化经济为城乡居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学习环境，使他们能够享受到丰富的教育资源，提高知识储备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人力资本的水平，以及提高劳动力素质等学习条件。陈诗曼（2023）认为在数字经济繁荣发展背景下，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水平普遍提高，在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这一提高会有效提高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学者认为返乡创业者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既能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为村庄营造较好自然环境，又能持续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增强农民幸福感。袁琪等（2023）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引领，乡村不仅实现了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振兴，而且还实现了经济复苏、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目标。

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产量较低，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发展智能和技术先进的农业，这有助于农村地区的振兴和发展。Zhang S.(2021）认为，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引领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加快推进城市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赋能乡村振兴战略。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二产业、高技术和高就业产业就业人口的影响比较小，但有效推动了就业结构朝着高技术的方向转变，为高技能和制造化向乡村振兴数字化建设的转型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人力资本、技术和政策相互作用，影响着数字经济发展。李丹和王珩（2023）认为，宽带互联网的开通，增加了农村劳动者获取就业信息的机会，可以为农民带来更多的创业和非农就业机会，也可以吸引人才回流农村，从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释放农村巨大的就业潜力，为农村振兴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周宸（2023）认为，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的关键在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政策环境方面。人才是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带动经济增长、促进数字经济、技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才是劳动力重视劳动力投入势在必行。罗正业（2023）得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与人力资本积累关联度较高，人力资本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赵凯等（2023）指出，数字经济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取决于人力资本结构不断优化的结果。

综上所述，有关学者多是从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中某一个维度上的作用进行研究，同时注意到其空间溢出效应。但以往研究并未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空间溢出效应特性，且缺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基于此，本文通过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并将人力资本作为中介效应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我国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16-202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等，通过线性插值法填补部分省份的缺失数据。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以减少样本异方差的影响。

（二）指标选取

1.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DED）。本文借鉴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了指标评价体系，并根据数字经济特征从数字经济的数字金融、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四个维度选取指标对其进行衡量，具体如表1所示。

2.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RL）。参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关于乡村振兴的指标评价体系，筛选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级规则，提炼出了15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具体如表2所示。

3.中介变量。人力资本（HC）。人力资本就是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其包括教育和文化等，而最主要的就是由教育所提升出来的人力资本。教育能够促进劳动力工作技能、文化水平以及其他综合素质的提升。据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的质量与能力对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受过较多教育和训练的劳动者，能够较好的推动乡村发展。因此，本文以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均值作为人力资本计量指标，以此来考察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促进乡村振兴这一路径。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表2 乡村振兴评价体系  

4.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UL）：用各省城镇人口在各省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来表示。科技创新（TL）：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在充分考虑数据代表性问题的基础上，选取科技创新为衡量指标，并使用国内专利申请数量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农村创业（RE）：本文参考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了农村创业这一创业测度指标，来衡量村庄个体就业人数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总和在村庄总人口中的占比。这一比例越高，农村创业活跃度越高。经济发展水平（EDL）：以地区人均GDP指标进行衡量。财政支农力度（FSF）：参照有关学者的作法，以区域内农林和水事务开支占财政一般预算开支的比例作为量度。教育支出水平（EEL）：参照有关学者的作法，以地方教育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例作为度量指标。

（三）模型设计

1.基准回归模型。本文利用样本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在此模型中，RL代表乡村振兴，α0代表常数项，DED代表数字经济（滞后一期以减弱反向因果），W代表所有控制变量，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φ是衡量控制变量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2.空间计量模型。为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构建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具体如下：

在此模型中，β0为常数项，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j代表不包含i省在内的其他省份，W代表解释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XW代表所有变量的外生交互效应，XRL代表被解释变量的内生交互效应，ο代表解释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的估数值，κ代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空间交互项的待估参数，ϖ代表空间自相关系数。

3.中介效应模型。本文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在此模型中，HC代表人力资本，γ1是测度数字经济发展下人力资本效应，ω1是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影响，ω2是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影响，σ、ψ代表控制变量的估计数值，在γ1显著情况下，如果ω2经过显著性检验，且ω1的估计系数或显著性水平较基准回归降低，说明传导机制已经建立。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如表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DED）系数估计值达到0.115，显著水平明显为正，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有关部门要持续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乡村创建工作，以保障数字经济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新动力。控制变量方面，城镇化水平（UL）系数估计值为0.960，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值，表明城镇化水平高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亦较高，城镇化将给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增长动力。科技创新（TL）系数估计值是0.032，但是不显著，表明当前科技创新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振兴发展，但是收效甚微。经济发展水平（EDL）系数估计值是-0.048，在5%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表现为一定区域内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越大，区域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难度越大，回归结果符合现实情况，城市居民收入显著高于农村居民时，将吸引农村劳动力与人才在城市集聚乃至在城市落户，这将使乡村对劳动者没有吸引力，乡村建设将缺少相应的人才与技术，进而可能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产生阻碍。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如表4所示，本文借助Elhorst空间计量检验法识别数字经济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其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最为合适，由第（1）列可知，数字经济发展的估计系数为0.015，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明显为正。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带动地区内和地区外的乡村振兴，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利用部分划分解释变量变化，即将总效应划分为直接与间接效应。第（3）列、第（5）列显示，在数字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总效应下乡村振兴效果显著，其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乡村振兴有显著正向直接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其他区域乡村振兴则存在显著空间溢出影响，总体影响一致。从整体上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地区内和地区外的乡村振兴，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三）中介效应结果

如表5所示，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中介作用这一途径，进行了验证。第（2）列为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效应的结果，数字经济发展系数估计值是0.025，并且在1%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阐述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具有显著吸引力，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吸引劳动力，使其接受更多的教育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与职业技能，使其能跻身于高新技术行业。第（3）列是增加了人力资本这一中介变量后对其进行检验，中介变量系数估计值是0.115，并且在5%显著水平上显著，其表明加入人力资本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的知识储备与职业技能要求很高，这将促使劳动力接受更多的教育培训，以提高学历水平与技能储备，而优质的人力资本则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因此可以看出中介效应是存在的，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人力资本促进乡村振兴。

（四）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样本分为东、中、西三个主要地区以检验异质性。从表6第（1）列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估计系数是正值，但是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在乡村振兴中没有显著作用，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乡村与中部、西部相比，乡村数字化程度本来就比较高，因此没有显著影响。第（2）列可见，数字经济发展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值，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推动中部地区乡村振兴。第（3）列中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西部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总体上看，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效果更强，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均促进了乡村振兴，其边际效应逐渐增强。

表4 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表5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为了验证数字经发展济在乡村振兴中的稳健性，本文精选了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作为稳健性检验对象。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系数估计值达到了0.106，并且处于显著水平，接近以上模型结果，表明以上模型较为稳健。

四、对策建议

健全乡村数据信息基础设施。改善乡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开拓乡村信息技术应用。如今我国面临着生产成本逐渐上升，资本要素将是比劳动力要素具有更重要的作用，而新基建这一良好机遇能够通过推动各个行业的信息化转变提高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保障乡村网络全覆盖广大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宽带网络和移动互联网覆盖区域作为农村产业数字化的基础显得格外重要。全面调查农村居民的人数和需求，对周围环境进行严格勘查之后，再在适当位置设置基础设施，以确保移动通信基站数量能覆盖到整个信号。应该提供完善的后续服务来保证每个基站都能继续正常运行，并通过在乡镇周边设立长期性乡村网络服务站，来筹备未来软硬件设施的进一步升级，以及农村居民对日常咨询、安装、维护等方面的需求。受乡村总体收入水平限制，数字设备使用成本应该予以考虑，表现为免费还是降费机制健全，应该以农村居民为目标，以产业生产者及其他用户特征和个性化需求特点为依据，发展更人性化费用模式。政府应该对一些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的乡村地区，给予持续性政策优惠，来吸引有关社会力量进入，带动地方数字化建设，与科研院所、大学及相关龙头企业共同加快针对廉价且更加容易操控的装备开发，从而推动数字技术和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重点实施乡村数字化人才培养。在乡村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进程中，主体各不相同，地方政府在强化数字化人才培养的同时，也应根据不同主体的基础条件和目标需求分类制定人才培养实施计划。对负责乡村数字建设工作的驻村第一书记和大学生村官及其他负责人，以数字化管理培训课程为主，对数字管理平台建设重点内容、突发问题解决办法等进行深入学习。对各龙头企业、当地大型耕地和牲畜农场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重点是关键的数字农业技术及其推广和应用、数字治理技能和与数字农村空间有关的政策文件。为一般小型乡村产业从业者、乡村回流劳动力和留守妇女，提供网络直播技巧和电子商务技能以及普惠金融基础知识等课程，并针对一些乡村中老年群体，应重点进行智能手机使用和电脑使用技能方面的训练。对乡村小学、中学和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而言，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高速发展背景下，数字化技能发展和提升越来越迫切，所以有必要先以相对优厚的条件引进一批数字专业教师来改良换代一般现有的电脑课，并将其纳入到计算机编程、数字技能培养等课程之中，减少乡村和城市未来一代人之间数字化上的差距。

加大政府重视力度，完善扶持政策。数字经济要想有效地发展，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而要切合实地的发展农村数字经济，就必须从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层面上积极地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农村数字化发展关注力度，积极激励部分企业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同时，为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在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政府部门可通过组建数字乡村建设工作小组来构建统筹推进机制，建立专门工作机构、专业化队伍等，来实现农业农村资源整合，凸显农业农村特色优势，开发适合当地农村的发展模式，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加快平台建设和生产效率。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各部门相协调的“数字乡村”信息化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建立集供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业务管理平台，实现“企业加农户，供应商加采购商”的格局，放大农村业务数据价值与功能，以数据启动，引领城乡之间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人才流循环流动，实现信息共享，破除信息壁垒，彻底解决农产品产销中“卡脖子”现象，大力推动农业农村高效生产，为乡村振兴全方赋能，创建农村特色数字经济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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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2020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项目)“‘互联网+职业教育’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OBE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编号:GXGZJG2020A040);2019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一般项目A类)“‘互联网+’时代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实践研究”(编号:2019JGA424);2022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桂北少数民族农村特色产业优化路径研究”(编号:2022KY1190);

文章来源:杨元利,蒙芹.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以人力资本为中介的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23(20):110-114.